(辽宁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一、文明向度：绿色发展植根于社会主义文明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西方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最早实现了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同时也最早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习近平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1]因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单向度地注重经济发展，却没有考虑到这种单向度发展所要付出的环境代价，他们是以违背自然环境发展规律、破坏人类社会永续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历史，这在本质上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从18 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在资本的驱动下技术得到不断地催生与创新，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随之大致经历了蒸汽时期、电气时期、信息化时期三大发展时期。技术进步必然会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但这种技术进步主要是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此时技术创新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人类社会与自然更好地共生，而是帮助人类社会如何更快速更高效地征服自然，征服地球。因此，技术和资本携起手来共同宰制自然界。伴随科技革命而来的除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之外，还有能源的转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能源资源的消耗也发生了从煤炭到石油以及各类稀缺资源的重大改变。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煤炭钢铁、石油化工被广泛发掘和使用，导致在这一时期大量的轮船、汽车和铁路由于资本的需要被创造出来，机械化、工业化生产盛行。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处于“黑色”粗放型发展阶段。这种“黑色”经济的发展方式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同时，对资源能源的耗损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这使得资本主义文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更加趋于紧张。

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对资源能源的消耗，这种粗放型野蛮式的发展方式的确使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增长，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这种“黑色”经济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严峻的生态问题，例如，过度开采和消耗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导致许多可再生资源锐减，变为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殆尽，子孙后代的环境资源被严重透支等等。资本主义文明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手段追求经济与财富积累的方式，必然会遭到自然无情地报复。

总之，资本主义这种“黑色”经济是建立在不断侵蚀和削弱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之上才不断得到发展的，这不仅仅是对生态环境的人为占用，更是对生态环境的强制改变。为了适应急剧增长的资本的生产力需求，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也迅速膨胀，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都市化的特点。迅速发展的都市化必然会引发前所未有的城市病的出现，城市住房严重短缺，城居环境恶化，空气污染、水污染、生活垃圾污染问题严重。急剧膨胀的人口聚居到城市，但是相协调的城市环境系统和公共事业管理却得不到配套建设和发展，这样就导致了人口密度过高，通风环境恶劣，空气流动性差，再加上城市热岛效应相互作用，城市居民尤其是工人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污秽不堪，因此，导致了城市的环境污染事件频发，进而影响到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对此，习近平指出：“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先后导致近千人死亡、75%以上市民患上红眼病。”[2]因而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而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完全不相容的，注定不能建立真正的绿色经济。我们知道，生态环境是一个具有多重联系的整体性、系统性的多元生态圈，任何一个环节受到资本的冲击都会对整个生态体系产生严重性的后果。单纯追求资本积累的“黑色”发展无暇顾及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这必然会形成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耗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破坏生态体系的完整性。

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文明决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一样选择走以牺牲环境生态为代价发展经济的老路。实际上生态文明建设是必须植根于社会主义文明的，戴维·佩珀指出：“生态改善必须很明确地与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相关。”[3]而这个非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独有的资本化、利润化特点的工业文明相比，社会主义文明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它不是以无限制地获取剩余价值为生产的目标，而是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美好生活为生产的目的，因为资本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社会主义文明及其制度为从根本上保护环境提供了制度基础，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生态环境的改善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我国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坚定原则，为了实现这一点，我国建立了一系列的生态制度予以保障。可见，社会主义文明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协调统一，实现绿色发展。

维系人同自然之间协调共生的和谐关系是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如何借鉴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实现经济建设的同时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将“后发劣势”转变为“后发优势”，始终是我们党和政府所要面临和探索的重大课题。自党的十八以来，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发展的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严抓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战略，其中之一就是绿色发展理念。而绿色发展理念是经济发展的先导，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4]。以此引领经济的绿色化转型，推动经济发展的绿色化、循环化、低碳化，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格局。

因此，实现经济的绿色化发展，需要协调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我国现阶段各类资源能源紧缺、生态污染严重的情况非常严峻，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为主要的还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选择了一条以牺牲自然环境和资源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的错误发展道路。因而要实现经济高质量、高水平地发展，决不能像过去一样继续耗损自然，违背自然发展的固有规律，而是必须要把经济建设落实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珍视生态环境的绿色底色，像爱惜我们的生命一样去爱惜和呵护生态建设，唯有如此才能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黑色”转向“绿色”，助推经济绿色化转型发展顺利。因此，我们必须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促进社会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节约生态成本建设环保型绿色社会。

二、制度向度：绿色发展依靠于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的发展状况进行深入地分析，从而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追逐金钱、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的根本法则，资本主义与生态根本对立的特性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只追求资本的绝对增值，毫不顾忌自然生态的现实状况。因而金钱利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目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的发展模式并不能准确把握经济与自然相统一相协调的规律。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服务于对利润的追逐，强制性地人为干预经济与生态的互动性关系，将生态看作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免费礼品。

多年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技术革新、优化市场或者政策改革与创新的措施来解决生态债务问题，避免出现生态崩溃带来的严重后果。诚然这些办法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但对于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来说，体制内的修修补补根本发挥不了实质性的作用。生态债务存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任何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生态危机的举措都是扬汤止沸和隔靴搔痒，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注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与生态相互兼容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为了追逐利润而建立的，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和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利润是手段，人民是目的，而资本主义社会却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里满足人民群众的真正需求和美好生活是第一位的，不被资本利益驱使支配的制度优势是社会主义能真正解决人民迫切期待改善的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法宝和制度前提。

我国4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制度是事关全局和根本的重大问题，它是一种刚性的约束力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环境质量的改善都离不开一套完备和稳定的制度体系，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事业的重要法宝和显著优势。但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样，也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意味着生态问题自动自觉地解决了，仍然需要积极主动地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法制，为环境保护提供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红线和底线，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制度力量和保障。根据我国当前经济与生态发展现状来看，绿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存在虽然有资本逐利、技术欠缺、认识不足等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体制机制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环境执行力弱化有关，甚至部分地区重发展轻环保的思想和经济行为依然强劲。如何深化生态体制改革，协调经济与生态的良性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稳定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生态文明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发展绿色经济，重在建章立制。因此，我们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立起生态文明的“四梁八柱”。第一，要顺应国内外发展形势的新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重点解决生态建设中面临的与人民利益相关的突出矛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用严格的制度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确保人民在天蓝、水清、地绿的生态环境中安居乐业，增强人民对建设美丽中国的信心与责任担当意识。第二，完善生态环境与能源资源的管理体制。严守生态红线，限制资源的高消耗，污染的高排放，调整经济发展的核心和重点，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靠能源资源消耗的形式，将生态环境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新的发力点，倡导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形成科学合理、绿色可持续的生态格局，提升生态服务经济、服务社会的质与量，使绿色生态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和支撑点。第三，完善和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建设生态文明与每个人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发展绿色经济、改善环境质量离不开公民的参与和支持。要加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力度，强化公民的环保意识，鼓励公民形成绿色环保、循环低碳、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得公众参与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第四，建立健全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监管考评制度。强化对环境保护的监察力度，严肃查处破坏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提高环境违法成本，丰富和完善考评制度的内容，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作为考察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生态制度体系，才能发挥其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而这正是我国发展的显著优势。

三、人民向度：绿色发展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资本主义“黑色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利润第一性的特点，这种只顾追逐利润最大化不顾虑人类生存所需的生态基础的行为，必然会导致世界性的生态危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第一性目的不是为了资本和利润的积累，而是在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不是部分人的利益，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生态环境就是与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直接相关，是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之一，解决好生态环境的问题，发展好绿色经济是党和政府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与水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有力作为。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5]因而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政治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可以说，环境问题是我国民生建设中的突出短板。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党和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一直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个事关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我们党顺应人民和时代的发展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两山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的新论断、新思想。这些论断的核心始终是围绕着人民的立场，人民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都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之奋斗的目标。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包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包括对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空间环境的需求。党十八大以来，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内容得到了全党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这些开创性、长远性、绿色性的思想战略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整体规划和全面部署，有力地推动了生态文明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建设，使得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地改善，人民对生态文明理念的认识和支持力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地深化和增强。

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工作，高度重视良好的生态环境的重大民生作用。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必须提高生态产品的供给，确保人民对干净的空气、水、土壤等生命支持要素的迫切需求。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对生态良好、环境优美的生活生产方式的殷切期望。对于我国的总体发展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民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的自然基础和新的增长极，已经成为我国展开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因此，绿色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发挥人民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并从生态价值观、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等多方面入手。这样才能使经济发展服务于人民不至于落空，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从而落地生根。

第一，绿色发展要用生态价值观引导经济绿色化发展。价值观念是规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思想力量。不同的价值观念引导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同的，而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友好环境的价值观念必然引导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相反，则会引导出破坏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把人类推进了自我设置的环境危机的困境，而这和内涵于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中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金钱化的自然观、科技观等偏执的价值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因此，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既看重经济的发展更看重经济的绿色化发展，经济的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一种人同自然和谐共存、协同进化的经济，根本目的还是为人民创造优美的生活和生产环境，从而形成经济与环境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第二，绿色发展要在全社会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态主流价值观，从而为绿色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和群众基础。绿色发展不仅仅要关注经济自身的发展，还要关注发展的方式是否以人类的整体生存和发展为基础，是否以整个自然环境的整体性、长远性为依托，以增强水、空气、森林等生态公共产品的供给，满足人民的需要。第三，绿色发展还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绿色发展要具体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全面推进，因此衡量发展政绩的要求和侧重点也要贴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有利于将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和绿色发展观紧密结合，破除唯GDP至上的政绩观，进而将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的生存和生活环境的需求看作发展的重点，提高绿色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制度化、法治化地建设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