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宇, 嵇正龙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新经济，也被称为数字经济，作为独特的全球竞争力新来源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前沿，正在成为当前各国优先发展，并试图抢占的制高点。全球GDP的22%与涵盖技能和资本的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经济的数字化趋势不可逆转。至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例达30.3%，达到了22.58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1]。与新经济的迅猛发展实践相伴随的新经济理论研究方兴未艾。许多文献在对新经济的宏观趋势和影响做出梗概阐述，尤其是对新经济的具体商业行为或者产品等微观现象进行具体讨论，概括出诸如互联网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等表述[2]。这对于探索新经济的生产方式颇有意义，但关于数字技术影响社会生产过程的研究尚不多见。特别是如何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理解和阐释数据资本化及其在新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这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面临的基础性问题之一。因此，本文试图遵循政治经济学基本范式[3]，阐释数据要素资本化的理论逻辑及其产生的影响。

一、 新经济中的数据要素及其资本化问题

新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的运行规律，必然由与其相匹配的数据这一新要素驱动。在这一点上，学界与决策层基本已经成为共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一起开始并列。但是新要素是数字还是数据，抑或是信息，现有研究依然存在分歧。本文认为，新经济的驱动要素是数据，并非是数字，亦非是信息。

1. 数据的属性

数字是信息或者知识存储的自然形态，是便于机器设备交互、读取和识别的手段。我们可以从新经济的各个生产环节或者商业模式中看到数字的身影，数字化特征是其显而易见的标签。这正是数字的自然属性决定的，就如同数字是虚拟化和符号化一样，数据能够被共同认知和交互。数字的通用性就在于其可以跨平台、跨设备的流通和可识别。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单纯的数字流动，数字不过是信息或者知识的载体而已。载有信息或者知识的数字才是驱动新经济发展的要素——数据，这正是新经济的根本驱动力。数据是载有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具有社会属性，而不是局限于自然属性。因此，所谓数字经济的概念仅仅是突出了其自然形态特征，其社会属性被忽略。

此外，数据与信息也存在区别。信息强调的是认知，关注的重点在于数字载体携带的知识或者信号，聚焦于社会属性，而对载体数字及其自然属性关注不足。总的来说，新经济的驱动要素是数据，既非数字也非信息，而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兼具的存在。新经济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数据经济，而非数字经济。正是数据要素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识别，为数据资本的界定奠定了基础。

2. 数据的资本化

在已有的研究中认为数据要素的存在是共享，而非传统的所有，即从所有权为中心向使用权为中心的转变[1][4]。传统的资本强调所有权，也正是所有权的申明及其决定意义，才成为雇佣劳动及其他要素的合法前提。农业和工业经济时代，资本采取有形的物理存在形态，并且是稀缺的，市场竞争的焦点与结构就是对有形的资本的争夺和控制，形成以所有权为中心的资本体系。新经济的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的限制，形成了全面融合和渗透的数据要素。由于数据的虚拟性和多变性，随着时间、空间或者状态不同，数据要素会发生变化，那么传统的以所有权为前提的资本化逻辑就行不通了。但是数据资本化也绝不是简单的使用权的问题。因为使用权的前提是控制权，数据资本的前提同样是数据的控制权。而控制权正是所有权内在的本质，比如金融资本，资金来源可能很广泛，但是最终集中在一个控制者手中，就成为资本。在这一点上，数据与其类同。正是控制权才是资本化的第一步。而数据的所有权特征并不清晰，甚至是混乱的。那么已有的研究通过强调共享，或者是使用权对数据的产权属性做出的界定便显得模糊化。因此，本文认为新经济强调的是控制权而非所有权。换句话说，新经济中数据的所有权并不能决定经济绩效，而是控制权才是决定数据绩效的前提。这与传统的生产要素所有权与控制权合二为一的特征具有极大的不同。也就是说，数据作为新经济的关键要素，与传统要素的极大的不同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更大程度的分离。控制权的实现，建立在庞大而复杂的物理存储设备，还有以软件为载体的算法基础上，这就形成了对数据资本的关键控制。

总之，把数据的社会属性归结为简单的使用权是不够的，因为使用权的前提控制权不能被忽略，使用权依附于控制权。所有权的模糊化，使用权可以解释价值创造但并不能解释利润的来源及其归属问题。数据的所有权看起来很复杂，但并不是没有所有权。只是不像传统的资产那样容易清晰地辨识所有权，并建立合法的控制机制。控制并不意味着资本化的完成，还需要应用控制权获取价值的分配，超过要素本身应该获得的价值的分配，这才是资本化的关键。也就是，通过控制数据获得了超额的价值分配，这是一个关键前提。

在数据的资本化中，控制权获得了超额价值的分配，会通过两个渠道实现。一个渠道是自我开发利用，另一个渠道是出租使用权，交给别人开发。但是不管是自己开发还是别人开发，本质上依然是数据的开发利用。因此，数据的开发利用能力同样是数据资本化的必要条件。比如所谓平台经济就提供了数据平台化进而资本化的一个途径[5]，基本的模式就是平台控制了并不属于自己的数据资源，在第三方加入的时候，出租使用权，获取参与价值分配。第三方仅仅是获得了数据的使用权，是在平台方的控制下进行开发利用。而消费者的参与以及第三方本身的自我开发行为进一步使得平台的数据增殖，虽然看起来具有开放性、非排他性，似乎更多具有能力基础，但也强化了平台对数据资本的控制尤其是数据要素控制权的实现，也实现了隐性的收益回报。

因此，综合来说，数据资本化需要有控制权、以此为基础获取超额利润分配和开发利用能力3个条件，只有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数据资本才能够真正成为资本，实现对其他要素的雇佣。

二、 数据资本化中的迭代、进化与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更替，资本表现的形态在变化，比如，农业社会的土地资本和工业社会的产业资本，但是资本组织生产的逻辑没变。因此，新经济的发展阶段，资本的形态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表现为数据资本化，以及对传统的物质资本的迭代和进化。

1. 数据资本化中的迭代

马克思强调资本是在不断循环中实现价值增殖的,且只有产业资本能够发生价值增殖，因为只有产业资本阶段有生产和价值创造行为。而新经济的发展，产品数字化、虚拟化的特征决定了生产行为本身产生了变革，数据资本使用和使用权的即时性等，使消费和生产的过程不再像传统经济那么泾渭分明，二者愈发呈现同一性。也就是传统研究中认为流通和消费阶段不产生价值的观点，在新经济中遇到了挑战。同时，新经济生产的投入要素是以虚拟的数据信息为主导，并且在生产过程中进一步积累数据，实现了数据的自我增殖。数据的迭代机制、迭代内容、迭代方案、迭代框架都构成了新经济创新的基本要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将其定义为数据资本。但是数据资本又与产业资本的物质性显著不同。物质资本在生产中会逐步转移到下一个生产环节，而数据资本不但不会转移灭失，反而会进一步增殖。此外，数据在产生的环节是分散化的，表现为去中心化特征，但是在资本化阶段会进一步集聚，并强化其资本特性，塑造了超越产业资本的优势。因此，新经济中数据资本化的过程，体现为数据资本愈发具有类似产业资本的作用，并构成对传统物质资本的迭代。

2. 数据资本化中的进化

经济社会发展由商品化进入资本化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质的飞跃。市场经济初期的资本化过程可以进一步发展为金融资本分离和注入到产业资本的运动过程。上述资本进化的过程是符合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等基于物质生产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的。而当经济服务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新经济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今天，数据作为其赖以发展的基础，正在逐渐资本化，并且许多领域已经超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形成了对二者的控制。经济实践中，像亚马逊和京东这样常年亏损的公司却能不断吸引资本投入和传统厂商的跟随。因此，在新经济时代，讨论资本问题，不应该再局限于传统的资本范畴而陷入困境，需要超越并纳入数据资本，认识到数据资本是传统资本进化的新阶段，正逐渐取代传统资本的地位，数据以及通过对数据挖掘和分析产生的统计发现、相关者偏好、决策信息等也具有一定的交易属性，数据使用过程中生产力的释放不断彰显，正在丰富资本的表现形态，甚至有可能成为资本的核心。

正如传统产业资本整合了生产过程一样，数据资本也在不断整合生产过程，而且进一步的延伸到了全产业链，甚至进行跨行业的混合控制，影响到生产、消费和分配的各个环节，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决策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数据资本正在超越传统资本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甚至可以对整个社会产生控制和支配性意义，因此，新经济时代的数据资本是传统资本的迭代和进化。

3. 数据资本化中的创新

从产品消耗的主要要素资源的角度，我们以往将产品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不同种类。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所谓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分类。但是总的来说，知识密集型的分类仅仅反映了该类产品的复杂劳动的一个特征。因为所谓的知识不过是复杂劳动的一个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所谓的知识密集型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范畴，并不能与劳动、资本要素投入对等的作为划分产品类型依据。根据新经济的最大资源是信息的投入，信息则包含于数据之中，因此数据具有要素的特征，显然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和资本的属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将生产要素从传统的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企业家才能的四大要素分类扩展到劳动、资本、自然资源、企业家才能和数据五大要素分类。传统的四大要素在新经济中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第五大要素——数据才是新经济中最关键的核心要素。传统的理论中的知识、信息都是蕴含在数据中的。数据具有要素的主要特征，同样的数据，不同的生产者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会产生不同的生产效率和开发利用程度。新经济的产品数字化和虚拟化是其显著特征，其对传统要素的消耗是逐渐递减的，而对数据的需求是逐渐递增的。这不仅体现在数据的量上，还体现在数据的质上。因此，新经济的产品往往都具有数据密集型的特征，数据的可复用性特征、生产数据与分析数据的迭代演化，使以数据资本为基础和引导的创新也就有可能更多表现为报酬递增的创新特征。

总之，新经济中数据资本化的过程包括数据价值评估和平台化等，它发挥类似于传统产业资本的作用但运动形态发生很大变化，这突出表现为数据资本化中的迭代与演化日益深入复杂，并不断整合生产过程。同时，由于数据要素成为开始新经济中最关键的核心要素，数据生产和交易以进数据流通融合为特征，数据资本化将充分调动起传统生产资料与人力资本的价值并释放数字红利，新经济中诸多活动、任务和产品往往都具有数据密集型的特征，这构成新经济中过程创新与产品创新的共同特征。

三、 数据资本化的后果和影响

数据资本化并不是独立发生，而是与社会生产过程相互影响、共同变革的过程。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观察新经济的发展历程和前沿现实，数据资本化解构和重塑了企业组织形态，深化了劳动分工，正在激发对劳动的二重性和分类的新思考，对新经济中产品的数据密集型特征的新认识，并要求探讨数据资本的价值创造和分配及其垄断规制等问题。

1. 数据资本化对企业组织形态解构与重塑的影响

《资本论》指明生产关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生产关系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指人们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形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诸方面的经济关系。与生产关系紧密相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三大核心特征是：资本链接了雇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资本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监督和控制劳动者；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归资本所有者占有并进行分配。但是，新经济时代，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生产关系都受到了新经济的极大冲击，甚至产生了颠覆性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也随着劳动的数字化而产生了新的特征。比如在生产环节，新经济的数字化特征决定了其数字资本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属性；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通过数据信息链接，传统资本的地位相对在弱化；生产过程在信息技术支持下进一步碎片化等。总之，数据资本驱动模式下的新经济生产力的演进，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解构与重塑。

需要说明的是，新经济中企业组织的演进过程并不意味着劳动的完全解放，劳动的解放仍然是有限度的，庞大而复杂的物理存储设备、以软件为载体的算法基础决定了依然需要与数据控制者合作，而不是与其他人合作。数据资本的控制者依然支配着社会的生产组织和资源调配。因此，从这一点看，尽管劳动者与数据资本控制者之间存在隐形的依赖关系，且明显有别于传统经济的组织雇佣关系，数据资本虽然解构和重塑了生产关系，但是并未改变资本主导价值分配的基本逻辑。

2. 数据资本化对于分工深化的影响

马克思在对色诺芬、柏拉图、斯密、斯图亚特、霍吉斯金、施托尔希和斯卡尔培克等人的分工思想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经过批判吸收，逐渐形成了极具洞察力的分工理论。他将分工划分为第一类分工和第二类分工，即社会分工和企业内分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企业的生产呈现模块化、链条化，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为契合生产流程和模式的革新，逐渐形成了企业网络分工的新形态[6-7]。这种分工的演进绝不是偶然的，其本质上是要素的最优配置调整的过程，资本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

从新经济的发展看中，数据资本成为链接各个分工对象的关键要素。新经济中不断发展的自动化特征将劳动力从简单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进入复杂劳动的不断演进中，这必然促进生产力水平发生质的飞跃。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技术的本质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对象化，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会产生阶级性。由此来看，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分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职业经理人组织流水线生产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风险投资人推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前正在进入基于数据驱动的智能时代，依赖高素质、高技能劳动者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智能技术的进步对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都会产生替代，但并非是无差别替代，更多的是简单劳动被替代[8]。与部分劳动力对应的这部分简单劳动本身就存在转向复杂劳动的障碍，比如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机会的缺乏等。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伴随，数据资本的壁垒性必然会带来劳动群体的分化，并进一步导致社会分配的分化[9]。这一点也不应忽视。

新经济的生产过程中具有共享特征，这种共享特征决定了所有参与人免费接受所有关于其他参与者的信息，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均匀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使用者和供应者、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信息传播不再是分阶级或层级的，而是发散的。因此，有论者认为，在共享经济模式中，社交因素是引导资源配置的关键因素[10]。而社交的底层是数据，无论是社交的匹配，还是社交的内容传播都是以数据形态实现的。新经济使得个人行为与组织行为界限变得模糊，借助于平台化处理将个体之间点对点的行为商业化和规模化，明显有别于传统的企业组织行为。个体闲置的时间、空间、技能和物品等在数字网络中可以得到合意的定价，对劳动的过程形成了分割效应，也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分工，促进了专业化。不过，由于资本进化的本质追求仍然是利润最大化，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看似自由安排的个体劳动时间，似乎可以平等地与数据资本控制者谈判，事实上是以无规律的劳动时间投入，或者说隐性劳动时间延长或者强度增加为代价。

3. 数据资本化对劳动及其分类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二重性的经典理论强调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商品价值。这个理论无疑在农业和工业经济时代很好地解释了产品的价值来源及其决定的市场交易过程机制。具体劳动生产是目标明确的生产过程，劳动的价值会凝结在最终产品中。在新经济时代，劳动二重性理论受到了挑战。不同于传统的劳动有目的生产，新经济中的数字劳动生产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其结果并不是单纯的最终产品，而是兼具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属性，取决于使用者的目的。这种产品的数字化属性决定了其与传统的物质产品最大的不同，其不会磨损和灭失，并不会随着投入下一个生产环节就发生转移，甚至由于参与生产的过程，该产品自身发生了增殖。针对这类特殊产品的生产规律，传统的劳动二重性并不能很好的解释，有必要更好扩展其内涵。

40年前的1978年12月，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开始，我国建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生产、农村面貌、农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从统计数据看，城镇居民人均存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存收入。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做内涵式的扩展，作为一个更为复杂的劳动和生产过程，数据可以在不同的部门被重复使用。因此，关于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划分也受到了影响，即经济高级化的过程中，劳动也发生了升级演化。过去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划分在理论上依然成立，但是简单和复杂的划分标准在发生改变。这是由生产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新经济中的简单劳动相较于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的简单劳动有本质的差异。

新经济中劳动的形态产生了新的变化，即数字劳动。关于数字劳动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数字劳动是一种非物质劳动(甚或出现“玩劳动”这一称谓)，即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社交媒介领域内包涵情绪以及社会关系的用户活动数据，被获取者开发利用或者出售赚取利润；二是数字劳动本质上还是物质劳动，只是要借助云计算的虚拟化技术、分布式数据存储技术和云计算管理平台等成为数字信息产品或资源，即数字劳动是一个更为广义的劳动定义[11]，是消耗人们时间的数据化、网络化形式的物质劳动[12]，但数字信息产品的交换和消费具有低成本、可复制等新特征。尽管存在这种分歧，但无论如何，数字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生产最终产品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生产了数据资本再生产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因为数字劳动在参与生产的过程中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方面是数据要素的使用者，另一方面又是数据要素的生产者。因此，数字劳动可以理解为抽象劳动的具象化，属于一种复杂劳动。

4. 数据资本化对于价值创造与分配的影响

马克思批判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形成原因以及形成过程理论，提出了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凝结而成，唯有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真正动因和根本源泉。新经济的数字劳动是劳动的一种新形态。对数据资本和数字劳动的分析，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找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大数据时代的特定体现，从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加以继承、发展和创新[7]。

新经济中的价值创造依然符合劳动创造价值的规律。数字技术正在替代人类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数据本身也是劳动的产物，而对数据的利用也需要劳动的继续投入。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人工智能只是劳动的物化表现，其工作的基础是依赖数据，并且其价值的实现离不开人的价值判断。传统经济的要素在单一环节参与生产，且在生产的过程中会转移到下一个环节。新经济中的数据在价值创造中的显著不同是可以在所有的生产环节参与价值创造，具有强渗透性，并且在生产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增殖。这里就存在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新经济价值创造过程存在边际成本递减和规模报酬递增同时出现的情况。

数据资本日益集聚在新兴产业的头部企业，这些企业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势力，在赢家通吃的原则下在价值的分配中越来越有话语权。新经济的剩余价值生产体现着资本主义制度下数据资本对数字劳动剥削的生产关系，包括对数字劳动者经济上的剥削和数字劳动者社会关系的控制和占有。使用价值不仅来源于具体劳动，生产资料的自然属性也是重要来源之一，因此使用价值的生产分析要结合客体条件(生产资料)展开[13]。新经济的数据驱动特征，决定了数字劳动利用数据生产数据的循环过程和物质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创造和分配规律具有相似性。按照经典的剩余价值的分配理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只得到了少部分的其所创造的价值，并且价值的实现过程是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循环和周转中实现。新经济中的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可见的生产过程，同时存在一个隐性剩余价值过程，那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数据增殖部分很可能完全为以数据资本所有者面目出现的资本家获得。正是由于数据的全过程参与的特征，劳动者在消费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数据，成为提高生产效率的一个重要数据来源，但是消费者却并未参与其所产生的价值的分配。因此，新经济的数据资本集聚有可能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需要引起警惕，采取必要的预防调控措施。

5. 数据资本化对传统垄断规制的挑战

19世纪中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资本在加速集中。马克思敏锐地洞察到在自由竞争中，少数资本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将逐渐淘汰或吞并小企业，形成垄断势力。《资本论》中对垄断进行了阐述，认为所谓的自由竞争终将会走向垄断。在此基础上，政治经济学对于垄断的认识不断深化，人们开始强调垄断的多面性，总体来说，对其采取必要的规制措施，一方面限制垄断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更多认识到垄断的复杂影响尤其是提出要充分发挥垄断的积极作用。

传统的垄断规制理论和实践相对较为成熟，但是在解决新经济中实际问题效果似乎未能如愿。这主要受限于新经济中垄断本身的复杂、规制过程的冗长以及规制效果难以衡量。数据资本形成的垄断，相较于传统物质资本的垄断，更为隐蔽和强势。传统的规制理论和手段很难适应这些依靠数据资本形成垄断势力的公司。数据资本垄断者将自然垄断的形态发展到了极致，一方面使得非垄断者，诸如中小企业生产者或者分散的消费者成为其附庸；另一方面使得政府的政策行为受其影响，规制措施难以实施和奏效。比如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再是政府仅仅能完成的，需要通过控制数据资本的平台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参与。

新经济的网络化的特征，使得生产和消费呈现分散化。但是并未实现去中心化发展，而是走向了更高程度的数据垄断。封闭的数据池是数据垄断的重要表征之一[14],比如中国的电商市场基本形成了淘宝天猫、京东商城和拼多多三足鼎立的格局，后来者要么被吸纳兼并，要么被打败退出。从产业组织形态看，可以说平台(类似于大企业)和APP(类似于小企业)都是市场主体，二者的竞争和协同关系既不同于市场，也不同于科层组织，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网络治理。我们在看到其中的共享性、自愿性和依存性时，也要看到其中的边际成本下降带来的自然垄断性质。我们不应忽视大型门户网站的垄断、虚假信息泛滥、信息爆炸、刺激不良商品交易等市场失灵问题[15]。因此，新经济的数据垄断特征仍然体现在网络公司之间，平台资本通过新的形式可以从产业资本转移剩余价值。同时，新经济形成的数据资本也颠覆线下的传统销售渠道和消费方式，并且执行数据保护标准的名义下，进一步强化了网络公司的垄断势力。尤其是数据资本化的情况下，强化了行业的进入壁垒。

毫无疑问，数据资本带来的垄断，自然带来了从数据层面，做出开放的规制构想。但现实是，数据资本垄断企业具有自然垄断特征，政府强制其数据开放并不是社会最优的选择。因此，新经济中的企业依靠数据资本形成的垄断，具有显著的自然垄断特征的情况下，在“看得见的手”配置资源的能力增强背景下，提出了对于有效规制理论和可行的实践的挑战。

新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演进中的一个阶段，就如同工业经济代替农业经济主导经济发展一样，以数据资本为基础的“比特而非原子”的新经济主导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不可更改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数据资本的形成到垄断规制，从劳动形态的变化到价值创造与分配，数据资本的生产力与实体经济的生产世界相结合，新经济所具有的数据交换和整合正在产生独特经济影响，并在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驱动特征和表现形态上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必然会对已有的经济理论产生影响。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在新的经济条件下，通过阐释数据资本及其影响等，实现自身的创新性发展。在新经济所具有的不同以往的经济影响揭示中，必然对原有的经典理论产生催化。总的来说，无论是网络经济还是人工智能，数字化不过是其存储、传播和加工的自然形态，而载有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形成的数据才是关键，通过将数据作为要素与传统要素分类范式加以协调整合，从而利用消费者数据和生产数据优化决策和生产销售过程。随着新经济的进一步演化，对数据资本的产权性质界定等加以探讨，基于数据要素及其资本化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和框架将会随之而生，这将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转换性发展中的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