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能， 张 弓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9； 华东政法大学 传播学院， 上海 201620)

新实践美学是对实践美学的扬弃。实践美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0—1960年代第一次美学大讨论中脱颖而出、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美学学派。在它于1990年代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流派时遭到了质疑和反对，于是产生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就在这次争论中，实践美学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新实践美学。尽管新实践美学有不同的观点：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邓晓芒和易中天的新实践观美学、徐碧辉的实践生存论美学、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但是，新实践美学有一个共同的征象，那就是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在近几年关于实践美学的反思中，有人认为实践美学不关心人民的现实生活，在哲学层面进行抽象理论探讨，使人们望而却步。在中国当代美学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新实践美学应该关心人民的现实生活，把抽象的美学理论与实际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建构起自己的生活美学，让人们亲近美学和新实践美学。

一、 生活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根本特点就是以社会实践作为自己的哲学和美学的出发点，认为社会生活离不开社会实践，没有实践就不存在社会生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49因此，人类的社会实践(物质生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是新实践美学的生活美学的逻辑起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生活美学理应就以生活作为本体论的存在根据，因此要建立一种生活本体论的生活美学。但是，他们忘记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一个更加深层的、根本的实践本体论的依据。如果生活美学的出发点、逻辑起点就是生活本身的存在，那么就成为了一种“活着”美学。可是，人的生活、人们之所以活着，就是因为人类的每一个个体都在进行着社会实践。首先，为了人的个体和类的存在，人类必须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必须进行人的个体生命的繁衍，即人的自身生产，没有这样两种形式的最基本的生产实践，人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可能存在，也就谈不上什么生活的审美化和艺术化，也就没有生活美学存在的必要。其次，人类的生活是一种个体离不开群体的社会实践的存在，每一个个体都必然地与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尤其是社会实践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关于人类各种特殊关系的形式都叫做“特殊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24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固有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8而人的群体生活和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和变化发展的。再次，人类之所以需要美和审美及其艺术，要建设生活美学，就是因为人有需要和审美需要，而人的一切需要都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和结果。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相属需要、尊重需要等基本的物质需要，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或者一个生活着的人，他如果存在就是一个死人或者植物人；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认知需要、审美需要、伦理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等更加根本的精神需要，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人，只是一个与其他的动物一样的存在而已。历史事实已经证实， 对于人来说“他们的需要即他的本性”[2]504，人的需要是决定人的本质和本性的最内在的根据，也是人的生活的最根本的内在驱动力。而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都必须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之中，而且也只有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才可能实现。进一步说，人类的审美实践是人类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审美需要产生的根源和实现的领域。人类的生活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开始都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只有在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才可能产生审美需要。人们的饮食男女这种最基础的生理需要本身也是在满足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后，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变化，人们的饮食才由维持生命发展到讲究色、香、味、形的审美需要，人们的男女关系才由维持人种的繁衍的生理需要逐渐发展变化为以爱情、婚姻、家庭为基本形式的审美需要和伦理需要。因此，离开了人类的社会实践，人类的生活就只能是动物性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人类的认知需要、审美需要、伦理需要等精神需要，而只能在动物的范畴内徘徊，也不可能有任何审美需要之类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和发展。因此，我们要建构的生活美学，并不是在脱离社会实践的生活本体上假设的本体论生活美学，而是在实践本体论的根基上构筑起来的新实践美学的分支的生活美学。新实践美学的生活美学是研究人对源于社会实践的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的科学，它的逻辑起点是社会实践，它永远也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它所关注的生活是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实践生活和生活实践。

从这样的实践观点出发，生活可以划分为物质生活、符号生活和精神生活。它们都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既离不开物质生产，也离不开话语生产，同样离不开精神生产。物质生活是指人类的日常生活。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肉体存在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有两种： 一种是人的自身生产，一种是人类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生成了人的肉体存在，而要维持每一个肉体的存在，就必须生产出人们衣食住行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同时为了继续不断进行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得进行生产资料的生产。这些就构成了人类的物质生活。那么，要研究人类的物质生活中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问题，就必须首先从物质生产出发来研究日常生活对于人的审美关系。人类的物质生活是社会性的，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来进行生产和展开生活，所以人类之间的交流沟通是必然的、必不可少的，这就使得物质生活与人类的话语生产，即语言和符号的生产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仅人们要命名物质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物品，而且还要运用语言规则来表述实际言语，表达出话语的意义，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进行物质生活。人们的物质生活不同于一般动物和高级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类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实用的、物质的、肉体的需要，还要追求认知需要、审美需要、伦理需要等精神的、发展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所以，即使在物质生活之中人们也要渗入精神的、发展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因而也就必然地离不开科学、艺术、政治、道德、宗教等精神生产。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科学、艺术、政治、道德、宗教等其他活动。因此，人类的生活必然以物质生产为最后的根基。但是，人类的生活却不仅停留于物质生活，还必须发展为符号生活和精神生活。那么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符号生活就被物质生产最终决定和制约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着人类本身发生了分工和私有制，从而形成了人类的符号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类的符号生活是来源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职业、社会角色所显示出不同意义的生活，而人类的精神生活则是人类的知(认知)、情(情感)、意(意志)所显示出来的生活。而这一切都是由人类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包括话语生产、精神生产的社会实践所决定和制约的，并不是一个人自身可以任意左右的。因此，当我们要研究人类的符号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时，就必须考虑物质生产、话语生产和精神生产给每一个人所创造的具体条件。因此，新实践美学的生活美学同样是以实践为逻辑起点的，离开了社会实践就没有新实践美学的生活美学。

二、 物质生活美学

物质生活是人类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是美学的本根。物质生活美学(日常生活美学)就是研究人类的物质生活对于人的审美关系的分支美学，它主要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研究人类衣、食、住、行中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

物质生活是人类的最基本生活，也就是人类的生存本身所展示出来的每天都必须过的日常生活。人类的日常生活不同于动物的日常生活，它是由自己的生产劳动来满足的，而不像动物那样主要靠大自然的恩赐，因此人类的日常生活就可能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从而可能与人类发生超越实用关系、认知关系、伦理关系的审美关系，所以就会有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问题需要研究、探讨，于是就可能有日常生活美学来研究和探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艺术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奠基以来，就把美学研究从黑格尔的理念世界移植到了生活世界之中，把黑格尔头足倒立的辩证法颠倒过来，把美学研究的根基奠定在以物质生产劳动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之上。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是在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对立而同步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完善和发展的，而它始终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开启的在以物质生产劳动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之上不断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大方向。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形象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即历来为繁芜杂丛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776按照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的首要的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尤其在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中，人的日常生活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吃、喝、住、穿等日常生活而进行的生产劳动。所以，人对现实日常生活的审美关系应该也就是首先在生产劳动之中形成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用于生产劳动的时间逐渐减少，到19世纪中后期8小时工作制基本上确立起来以后，“日常生活”的概念就有所改变和转移，基本上把8小时的工作时间划出了“日常生活”之外，而主要用来指8小时工作之外的吃、喝、玩、乐之类的凡庸琐事和休闲度假的活动，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娱乐、休闲、度假等平常、平凡、平淡、平庸的生存活动。说得理论化一点就是：每个社会成员个体每天必须进行的最基本的平平常常的生存活动，一般不包括生产、战争、政治等重大活动；或者用匈牙利著名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Heller)的界定就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4]121。因此，也可以说，日常生活就是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论”之中的“人的个体的生产”，与“物质生产”相对待和相联系。那么，非常清楚，人的日常生活也在不断地与人发生审美关系，日常生活不断地在审美化、艺术化。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异化、尤其是日常生活的异化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并且提出了改变日常生活的要求，他的口号是：“改造生活！”“技术为日常生活服务！”“让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把注意力放在生活的喜悦上！”[4]73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艺术化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以后的社会理想。实际上，这个过程早就开始了，不过那仅仅是一部分人和极少数人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艺术化。的确，“艺术是摆脱异化特性的生产劳动，是生产者和产品、个人与社会、自然生物与人类的统一体”。[4]85而艺术是早就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之中，人的生产劳动与日常生活也处在一个不断地审美化和艺术化的过程中，因此，以艺术为中心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美学当然应该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自己的本根。正如赫勒所说：“我们可以从艺术品中习得某种将作为日常生活实际的指南知识。当我们决定成为小说中的英雄时，理想就产生了。艺术品完全同科学信息一样，可以成为兴趣和好奇心的对象，并满足它们。通过杜撰，我们可以习得我们从未去过的地方的那些陌生人的行为举止。从根本上立根于其价值等级结构之上的艺术品的创作，能够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整个一生。让我们回忆一下里尔克的话：‘你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4]264由此也可以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艺术化应该成为美学的本根。待到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可以“按需分配”和生产劳动成为每个人的“第一需要”的时候，日常生活就又几乎可以涵盖每个人的每天的所有生活，或者更精确地说，日常生活就是除了社会必要的生产劳动时间之外的大部分自由时间，即可以由每个人自己任意支配的生存时间。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那时的人们主要就是从事艺术和休闲之类的审美活动，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才真正达到了审美化和艺术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5]270。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9)》中也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5]281。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是美学的本根。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根本目标来看，就是要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而在这一根本目标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恰恰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一个社会表征。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日常生活美学也就是研究人类平常、平凡、平淡、平庸的生存活动对人的审美关系的学科，由此也就可以建构起如下一些生活美学：劳动美学、饮食美学、烹饪美学、服饰美学、建筑美学、休闲美学、旅游美学、茶道美学、花道美学、厕所美学、睡眠美学，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美学专门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研究和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美的规律。

三、 符号生活美学

符号生活是人类的社会地位、社会职业、社会角色所显示意义的生活。符号生活美学就是研究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职业、社会角色对人的审美关系的分支美学，它主要研究社会身份、社会职业、社会角色中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

社会身份简称身份，指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社会出身是指一个人来自于什么家庭、家族、群体。社会地位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一般说来，家庭和家族的出身是由人的自身生产决定的，而群体出身却是由每一个人自己选择的；而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一般由社会规范、法律和习俗限定，它常用来表示社会威望和荣誉的高低程度，也泛指财产、权力和权威的拥有情况。每一个人都出身于一定的家庭、家族、群体，并且在社会系统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从而给他本人及其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威望和荣誉，还表现为一定的身份；最主要的身份应该是民族身份(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等)、阶级身份(工人、农民、商人、军人、教师、学生、医生等)、阶层身份(白领工人、蓝领工人，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军官、士兵，管理者、劳动者等)；社会地位一般分为上中下三等，可以叫做上流社会地位、中流社会地位、下流社会地位；在封建社会一般分为皇族、贵族、老百姓，在资本主义社会一般分为大资产者、中产者、平民、贫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在身份和地位上应该是人人平等的，那时的口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同的民族、阶级、阶层的人的生活是不相同的，都有自己的特点，因而在美和审美及其艺术上也有各自的特点。符号生活美学就是专门研究人们不同的符号生活中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不过，由于美学的学科历史很短，从1750年算起才两百多年，因而生活美学和符号生活美学并没有专门建构出来，所以研究符号生活中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规律的任务，往往被社会学或者艺术社会学所承担。中国古代是一个非常讲究身份和地位的礼仪之邦或者叫做身份制的社会，从西周时代的礼乐文化开始，就有关于不同民族、阶级、阶层的人们对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等级规定，而且有所谓“六艺”来进行符号生活的审美教育。从先秦时期轴心时代流传下来的《尚书》《礼记》《乐记》等文献中就有许多关于符号生活美学的规定和要求。比如，《周书·旅獒》关于“玩物丧志”的说辞：“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5]11。意思是说：不被耳朵和眼睛等感官欲望所役使，百事的处理就会适当。把心思放在戏弄人上就会丧失道德，把心思放在玩弄器物上就会丧失大志。这是太保召公规劝周武王在征服了商纣王以后不要沉溺于感官享乐的符号生活美学戒律。《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6]13这表明孔子依据周礼对于诸侯越级享用音乐舞蹈表示非常愤慨，也就是一种身份生活美学的规训和惩罚。《乐记·乐本篇》中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6]59说的是：宫音代表国君，商音代表臣子，角音代表万民，徵音代表事情，羽音代表万物。如果这些身份地位不混乱，就不会有不顺畅的声音；反过来说，五音和谐就可以达到天下太平，各安其位。这是符号生活美学对音乐本质和功能的阐释，表明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伦理型特征。《乐记·乐论篇》说：“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6]60意思是：礼的制度建立了，贵贱等级才有区别；乐的文采协调了，上下的关系才能和睦；善恶的标准明确了，好人与坏人也就容易区别了；用刑罚来禁止强暴，用爵位来推举贤能，政治也就公平了。用仁来爱护人民，用义来纠正邪恶。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能治理得好了。这也是以美和审美及其音乐艺术来教化人们及其身份生活的明确阐述。《礼记·仲尼燕居》记载：“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6]85说的是：孔子说，所谓礼，就是道理；所谓乐，就是节制。没有道理的事君子不做，没有节制的事君子不做。如果不能赋《诗》言志，在礼节上就会出现差错；不能用乐来配合的礼，在礼方面就显得单调。如果道德浅薄，在礼方面就显得空虚。这是孔子对君子身份的人在生活中礼仪、诗经、音乐、道德等关系上的规训和阐述。这些都是在生活的社会身份地位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所作的阐明和规定。类似的文献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批判继承的东西，可以作为我们建构符号生活美学时的借鉴。

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指出：“科学考察反对将合法文化方面的趣味看作是超凡魅力观念，它指出文化需要是教育的产物：调查证实，所有文化实践(去博物馆、音乐会、展览会，阅读等等)，以及文学、绘画和音乐方面的偏好，都与(依学历或学习年限衡量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其次与社会出身相关。家庭教育和严格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其效果和持续时间与社会出身紧密相关)的相对分量，按照不同的文化实践被学校教育系统认可和教授的程度而变化，如果其他情况都一样，社会出身在‘自由文化’或先锋文化方面的影响从未如此之大。消费者的社会等级与社会所认可的艺术等级相符，并在每种艺术内部，与社会认可的体裁、流派或时代的等级相符。这就使趣味预先作为‘等级’的特别标志起作用。文化的获得方式在使用所获文化的方式中继续存在着：如果人们看到正是通过这些难以预料的实践因素，各种等级化的文化获得方式，无论是早期的或是迟来的，也无论是家庭的或是学校的，以及由获得方式所显示出的各种个体类别(比如‘学究’与‘社交家’)，才被辨认出来，人们给予风度的关注才能得到解释。文化贵族拥有学校授予的学历，以及取得贵族身份之资历所度量的领地。”[7]1-2布尔迪厄认为，整个社会的阶级划分与文化资本的配置保持着连贯性，后者包括对文化程度的社会认证(如学历学位)、对文化的物质占有(如艺术品消费)等。趣味受制于我们的出身，形成于我们所受的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教育，同时，趣味也标识和强化着我们的身份和阶层。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一样重要，它们构建了资本社会的分层结构。文化(包括艺术)已经成为具有支配意义的符号，看似简单的审美、欣赏、愉悦已经脱离自身场域，异化或半异化为资本和工具，人们通过消费的方式和趣味将自己与其他阶级区分开来，“这就使得艺术和艺术消费预先倾向于满足一种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无论人们知不知道”[7]11。美国的社会学家保罗·福赛尔专门写了《格调》一书来研究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的关系。他通过大量的调查材料和文献事实证实了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也就具有不同的审美趣味和格调。他指出：“罗素·林内斯也正是因为数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识和感知力比金钱更能决定人的社会等级，才提出一个三重结构的说法，即把人分为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有一般文化教养(中产阶级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人。”[8]25由此可见，社会身份和地位，特别是阶级和阶层的身份和地位，不仅把人们区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而且也在审美趣味上标志出了社会等级。因此，我们可以在批判继承中外关于社会身份和地位生活的划分及其在美和审美及其艺术上的区别的研究成果，来建构社会身份生活美学，它似乎可以包括：民族身份生活美学、阶级身份生活美学、阶层身份生活美学。不仅研究社会身份和地位对人们关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趣味的决定、制约和影响，而且更加应该研究人们关于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趣味对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决定、制约和影响。

社会职业是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取合理报酬，作为物质生活来源并满足精神需求的工作。社会分工是职业分类的依据。在分工体系的每一个环节上，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以及劳动的支出形式都各有特殊性，这决定了各种职业之间的区别。为了方便，我们采取我国最广泛的传统分类法，把职业分为具体的工人、农民、军人、商人、知识分子。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都应该选择一定的职业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社会职业生活是一个成年人非常重要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面。人们一般都是把一定的职业当做谋生的手段，但是，人们往往也会把社会职业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努力做出成绩，以显示出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人们的社会职业往往会伴随着人们的一生或者大半生，人们也往往要努力达到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较高成就，甚至要达到这个职业的真善美的价值和自由境界。于是，建构社会职业生活美学也就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按照新实践美学的观点，美是显现实践自由的形象的肯定价值，美是真和善的感性显现，而且，按照别林斯基和高尔基的观点，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因此，社会职业生活美学就应该是在真和善的基础上来阐述社会职业生活中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也就是要在每一大类职业的特征和职业道德的基础上来研究和探讨职业生活中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我们可以建构起工人生活美学、农民生活美学、军人生活美学、商人生活美学、知识分子(教师、医生、科学家、工程师、记者、作家、艺术家)生活美学等。

比如，知识分子生活美学。首先应该关注知识分子的特征，也要关注知识分子中的教师、医生、科学家、工程师、记者、作家、艺术家等具体职业的特征。从总体上来看，在中外社会发展的现代性语境中，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专业知识、掌握语言文字等文化符号、具有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特别在责任感和关心世事方面，这大体与中国知识分子(士)的传统观念相符。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都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道德、政治、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因此，知识分子生活美学的建构应该以知识分子的这些职业特征为基础。知识分子生活美学应该在相关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方面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探讨，找出其中的美的规律，使得知识分子生活能够充分显示出审美趣味和艺术品格。比如，在知识分子职业生活中应该讲究端庄大方的服饰美，准确、鲜明、生动的语言美，规范、得体、合度的行为美，无私、无畏、奉献的心灵美。而每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职业，诸如教师、医生、科学家、工程师、记者、作家、艺术家等等，在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规范和规律方面都应该探索出各自的特色。

社会角色是“与人的社会地位相联系并按照规范执行的行为模式”。[9]1 475社会角色主要包括了3种含义：社会角色是一套社会行为模式，社会角色是由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所决定，社会角色是符合社会期望(社会规范、责任、义务等)的。根据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我们就可以建构起相应的社会角色生活美学。因此，社会角色生活美学也应该充分注意社会角色的角色权利、角色义务、角色规范，按照这些大致的社会规范和要求来让每一个人扮演好自己在一定场合和情境中的多重角色，并且在各种角色转换的过程中，达到一种恰如其分、游刃有余、不勉强、不做作的境界，也就是达到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那么，这个人的社会角色生活也就是美好的了。社会角色生活美学应该在相关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方面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探讨，找出其中的美的规律，使得每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自由地充当一定社会角色，从而达到生活的和谐美。比如，社会角色生活美学应该区分出男人和女人的基本角色，然后从每一个人的家庭、职场、朋友圈、社交界、政治生活、业余生活、宗教生活、正规场合、休闲生活等等具体生活场景，来研究和探讨每一个人的外在美(服饰美、语言美、行为美)和内在美(心灵美、人格美、人性美)的具体规律。这样才可能指导每一个人在比较复杂的符号生活之中达到实践的自由，并且以人的语言、行为、服饰、心灵、人格、人性等具体感性形式显现出来。

当然，人的符号生活是一个整体，是社会身份生活、社会职业生活、社会角色生活的统一体，三者往往融汇在一起，形成每一个人符号生活的完整面貌。因此，符号生活美学就应该把社会身份生活美学、社会职业生活美学、社会角色生活美学整合起来，使得每一个人能够在社会身份、社会职业、社会角色的复杂关系中达到实践自由的境界，使得他们不失身份、胜任职业、担当角色，从而真正能够显现出人类的本质力量，成为体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真善美统一的社会人。

四、 精神生活美学

精神生活是人类的认知、情感、意志所显示出来的生活。精神生活美学是研究人类认知生活、情感生活、意志生活对于人的审美关系的分支美学，它主要研究认知生活、情感生活、意志生活中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精神生活可以分为真理境界、审美境界和自由境界等3个层次，美和艺术及其审美是逐步从生活的真理境界，经过审美境界，达到自由境界的主要途径。西方古代的缪斯艺术、中国古代的琴棋书画修养就是实现人生生活境界的审美教育的主要手段。新实践美学的生活美学追求物质生活、符号生活、精神生活的有机融合，逐步实现人生的真理境界、审美境界、自由境界，以塑造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按照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康德的批判哲学的美学研究，人类的知(认知)、情(情感)、意(意志)的心理状态可以对应地表现为4种感性显现形式：科学、艺术、道德、宗教。这样就可以建构起科学生活美学、艺术生活美学、道德生活美学、宗教生活美学。其中，尤其是艺术生活美学应该是精神生活美学的最主要的方面。

第一，科学生活美学并不是关于科学本身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学科，而是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真理来使得人类社会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学科。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当代，科学技术正在全面地影响、改变、创新着人类的生活，我们就应该更加以生活的审美化和艺术化为标准，利用科技这把双刃剑，避害趋利，让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审美化和艺术化服务。比如，当今全世界的手机热、手机病、手机狂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整个世界人类的全部生活。手机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利益的同时，也给不少的人群带来了困惑、疾病、疯狂，破坏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自由状态，搅乱了人类的生活规律，颠覆了人类的正常生活，遮蔽了人类的正当目标，使得人类社会生活的审美化和艺术化遭到了干扰和破坏。因此，科学生活美学就应该担负起启迪人类认知真理的智慧、端正人类利益目标的使命，真正把握人类科学生活的“美的规律”，让人类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全部生活。再如， 人工智能科学、机器人制造越来越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一个重大趋势，它同样也会极大地改变和冲击人类的生活，甚至有人担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会完全控制和超过人类自身的智能和能力。那么，面对这样的科技发展趋势，科学生活美学也就应该发挥它本身的真、善、美融会贯通的特征，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制造引导到真、善、美融合统一的发展方向，不仅要让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去完成那些人类生活中危险和艰难的工作任务，而且也要为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做出贡献，使得人类的生活按照生活本身的规律和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远大目标相结合和统一的感性显现方面发展，不要使得人类在物质生活方便、舒适的同时却变得精神生活空虚、无聊，而应该让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比翼齐飞，实现自由的人类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和完整显示。

第二，道德和宗教生活美学应该是显现出人类意志自由的学科，应该让人类在现实和理想中的意志自由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显现为美和审美及其艺术。这种道德和宗教生活美学也可以说是俄苏美学家别林斯基和高尔基所说的“未来的伦理学”，也可以涵盖着中国近现代美学思想家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设想。康德曾经设想过人类的意志自由应该感性显现在人类的现实行动和信仰期待中，他把现实的行为规定为道德，而把人类期待的“道德上的绝对命令”叫做宗教，因此，康德的宗教是一种没有神的伦理学，所以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和宗教是人类意志自由的感性形式。在康德那里，这些也就是人们无法用感性和知性的认知能力去把握的本体，它们尽管不可认知，却像在灿烂星空中的必然律那样支配着人类的现实和理想的行为，成为一种“绝对命令”的“道德律令”。因此，我们所设想的道德和宗教生活美学也可以简称为伦理生活美学，它并不研究道德和宗教本身的规律，而应该研究人类的道德和宗教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和规范的美学规律。当人类对整个宇宙、世界、人生了解得越来越透彻、完全的时候，宗教生活也就越来越转化为“没有作为神灵的上帝的”现实的道德生活，也就是符合人类的本质力量所规定的人性的人类精神生活。

第三，艺术生活美学应该是人类精神生活美学的核心部分。艺术生活美学同样不是研究艺术本身的美和审美规律的学科，而是研究艺术在人类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规律的学科。艺术生活美学曾经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自从孔夫子把西周贵族子弟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六艺”(诗、书、礼、乐、御、射)，“六义”(风、雅、颂、赋、比、兴)等文学艺术科目继承和运用到个体教育中以后，中国的个体教育的私塾形式就以大量的文学艺术形式和科目来培养和教育青少年一代，并且在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又形成了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艺术生活美学思想和修养。这些“六书”“六艺”“六义”、琴棋书画并不是要培养和造就文学家(诗人和作家)、音乐家、书法家、画家，而是要用文学艺术来影响和塑造士大夫(知识分子、读书人、官员)的精神生活，造就理想化的君子、圣贤之类的人格，孕育真、善、美融合统一的人性。同样地，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就有“七艺”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七艺”又叫做“七种自由艺术”[10]24，后来转化为西方大学文科的7门课程：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被简称为“七艺”。七艺作为学科一直沿用到文艺复兴运动以前。在西方还有一种叫做“缪斯教育”的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奴隶社会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它体现了雅典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重视人的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是一种德、智、体、美同时并重的全面教育。在古代雅典，缪斯教育与体操教育相互联系，相得益彰，密不可分，二者结合并重，形成一种“和谐发展”的教育。[10]12-13我们今天建构艺术生活美学就应该批判继承中外教育史上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在现代艺术分类的基础上，分别以文学、绘画、雕刻、舞蹈、音乐、戏剧、书法、电影、电视、网络艺术等艺术种类来实行青少年教育和成年人继续教育，把文学生活美学、绘画生活美学、雕刻生活美学、舞蹈生活美学、音乐生活美学、戏剧生活美学、书法生活美学、电影生活美学、电视生活美学、网络艺术生活美学等具体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规律，运用到人类社会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的实践过程中去，培养和造就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从人类的知(认知)、情(情感)、意(意志)等3方面的分类和发展过程来看，人类的精神生活还可以划分为3种不同的境界：真理生活境界、审美生活境界和自由生活境界。真理生活境界主要是人类遵循着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来安排和进行精神生活，因而主要是科学生活美学所要达到的精神生活境界。审美生活境界主要是人类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与人类的审美目的结合起来安排和进行的精神生活，因而是艺术生活美学所主要追求的精神生活境界。自由生活境界是一种人类把自然和社会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完全融会贯通而得到的自我实现的精神生活境界，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最高境界。它应该是伦理生活美学(道德和宗教生活美学)所追寻的精神生活境界，是一种把现实和理想有机结合起来的精神生活境界，也可以说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消灭了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境界。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23

总而言之，新实践美学的生活美学建构主要就是把人类的物质生活、符号生活、精神生活在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包括话语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社会实践中统一起来，具体把人类衣、食、住、行中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社会身份、社会职业、社会角色中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科学认知生活、艺术情感生活、伦理意志生活中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融会贯通，通过人类社会生活的真理境界、审美境界、自由境界的飞跃升华，让人类生活变得审美化、艺术化、人性化，让人类本身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