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就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之初，对袁世凯的认识自然不会像他后来写《袁世凯之解剖》那般深刻透辟：“袁氏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史暗黑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而决非在十九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袁氏之第一大缺点，则其头脑与今世之国家观点，绝对不能相容也。”总之，袁世凯是落后于时代甚而与时代潮流、世界潮流逆势而动的人物。且不论在这篇未写完的文章中，梁启超还剖析了袁世凯的其他六大缺点，单单这一大缺点，就令梁启超无法容忍了。在中国实现立宪政体和立宪政治，本是梁启超终生不渝孜孜追求的政治理想，而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以后，却还要当皇帝，逆天下潮流而动，梁启朝与之决裂便不可避免了。

说袁世凯是“自取灭亡”是再恰切不过了，原因无他，只因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如果没有梁启超、蔡锷共同发起的护国讨袁之役，袁世凯能否在称帝八十二天之后被迫宣布退位，还很难说。这里用得着后来的一句名言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梁启超在袁世凯政府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坚决辞职，返回天津，在天津着手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袁世凯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袁世凯闻知后，托人贿梁启超20万元，“令勿所行”。梁启超拒绝后，袁世凯又派人来威胁恫吓，叫梁不要“更自苦”。梁启超不为所动，不仅完成了此文，同时，还与蔡锷密谋，策划发动了护国之役。

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护国之役过去了六年有余，梁启超为南京学界全体做公开演讲，回顾那场护国之役，他说：“提起今天的纪念，人人都该联想到那位打倒袁皇帝的英雄蔡公松坡——即蔡锷。”护国之役中蔡锷的功勋，大概很少有人会忘记的。“薪尽火传，石穿积溜，是故仁人君子心力之所为，虽百世之下犹食其报。”梁启超在《公祭蔡松坡文》中对蔡锷的称颂，移于他自身，也未谓不可。护国之役中，蔡锷发动指挥的云南首义之功，有目共睹，梁启超的功绩，却往往被人忽视，好多人大概不会想到一介书生一杆笔在关系国家命运的大役中所起的作用吧。

读《饮冰室合集》收入的《盾鼻集》中出于梁启超笔下的公文电文，当会深深感悟到一杆笔横扫干军的力量，也会感受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儒将风采。说梁启超只是一介书生，实在是小看了任公。蔡锷在为《盾鼻集》所写的序文中称：“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 蔡松坡言称“吾师”，不是客套虚文，而是实指。梁启超二十四岁时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蔡锷（那时名“艮寅”）是四十个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才十六岁。后梁启超遭戊戌之难，亡命日本。湖南时务学堂的二十多位学生，泛海东渡，重新聚集到梁启超身边，在横滨东京大同学校就读。蔡锷从长沙到上海时，身上只剩下二百铜钱，就用那二十个铜子，到日本找到梁启超，从师续学。就这样亦师亦友亦同志，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一拍即合，发动起护国之役，其中濡染之功影响之效激励之力，怎样说都不会过分。护国之役结束后，蔡松坡沉疴在身，东渡医患。“道出沪上，谒先生于礼庐，既欷歔相对相劳苦，追念此数月中前尘影事，忽忽如梦。锷请先生裒集兹役所为文布之于世，俾后之几许血泪也，若以此为先生之事功，先生且将蹙然，无以自容，小子夫何敢。”

不以此事功，不仅是集文成帙的诫勉，也是他们策动那场护国之役的初衷。1915年秋冬之交，正当帝焰炙手可热之际，蔡锷数日一诣天津，“走先生之庐，谘受大计。计部署略定，先后南下，濒行相与约日，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共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还是在这篇为《盾鼻集》所作的序文中，蔡锷对护国之役中梁启超的功绩给予了确切的评定：“锷既挥涕誓众赴前敌，屡濒于死，不死而得病。先生亦间关入两粤，当锷极困危之际，突起而拯救之，大局赖是以定。”

时后的追述，纵然事之渲染，也往往难以尽显当时情景，而后来的影视剧，则往往以其通俗性的“看点”，掩盖甚而抹掉了更为重要的关节。新时期之初有一部电影，借蔡锷与名妓小凤仙的关系铺演故事，把一场护国之役的艰难复杂抹煞了大半，未免喧宾夺主了。不过，那片子中有一点倒是对的，其时为了迷惑袁世凯，蔡锷与梁启超在一块儿便打牌吃花酒，做成极腐败的样子。几个月过后，袁世凯看着这两个人真没有什么可怕了，便放松了警惕，蔡锷才得以出走。在《袁世凯之解剖》中，梁启超表明过他对权术的看法：“政治家不能不参用权术，吾固承认之，然权术只能于不得已时而偶一用，且权术之种类，亦当别择，其甚悖于理者，无论何时在所必禁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虽目的甚正，犹且不可，况所向者既为不正之目的，而所用者又常为不正之手段，则流毒安知所终极，而手段亦终安能见效者。”梁启超这番话意在指斥“以术乘时者，卒还以术自败”的袁世凯，并非回护他居天津期间与蔡锷每天打牌吃花酒迷惑袁世凯之“术”。权术与计谋尚有区别。待敌人布阵停当了再行攻击才是“蠢猪式”的做法。梁启超并不是只会捧一本书照本宣科的书呆子。等到梁启超臨动身时，把预备好的讨贼檄文和电报等都交给一位朋友，今日云南起义，翌日北京天津上海的中西文报纸一齐刊登出来，袁世凯看见后即刻气极了，说：“自己一世做人聪明伶俐，不料这回被梁启超蔡锷装在鼓子里头。”气极之下，袁世凯把派去监视梁、蔡的侦探全都毙掉，那自然也无济于事了。

蔡锷十二月十九日到云南省城，二十五日下午，把梁启超的电文当众宣布，当场把梁启超作好的反对帝制檄文用电报打出来，护国之役便以此为发端，在中国的政体历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笔。书写这段历史的，正是蔡锷的一支枪，梁启超的一杆笔。恰如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所言：“我们两个人讨贼所用的武器，各各不同，蔡公靠的是枪，我靠的是笔。”

在梁启超那里，策动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实在是无奈之举。他在《袁世凯之解剖》中，真诚地坦露过自己的初衷：“鄙人与袁氏共事数年，固尝欲竭吾微力所能逮，以辅翼之。鄙人本为袁之友党，而非其敌党，天下所同见也。 ”“以吾生平最惮言破坏，不愿国中频有革命之举。”梁启超是主张改良的，革命非他所愿，战争更非他愿意运用的手段。但是，在历史的重大关头，事关国家命运、民族命运，舍此再无其他有效途径，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革命，选择了战争，枪口所向，直指他昔日之友党。

除了《盾鼻集》中的电文、文告之外，梁启超尚有《从军日记》记叙这场护国之役中他的历险。

当云南首义之初，广西的响应即为全国所期待。然而两月过后，广西方面迄无动静。梁启超曾致广西督军陆荣廷三干言长信，申明大义，剖陈利害。陆荣廷传语于梁，言道梁朝至，桂夕发矣。陆荣廷必待梁启超至广西，才起事，“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而共之不轻发也”。这大概也是实情，并无把梁启超当作“人质”之意。梁启超的历险由此开始。此时袁皇帝“捕拿梁启超就地正法”的“上谕”早已发布全国，梁启超要去广西自是步步险机。后来他没法从上海搭船，蹲在船上的煤炭旁边。去香港，再经越南，终至广西。陆荣廷倒是一条说到做到的好汉，梁启超二十六日到南宁，陆荣廷二十五日已经宣布广西独立了。

最难解决的是广东问题。广东督军是龙济光，袁世凯封他做亲王。争取广东独立，关系重大。龙济光态度模棱。与蔡、梁共谋讨袁的中国银行前总裁汤觉顿激于义愤——“粤不定则贼不灭，吾当以血诚济此艰巨”——即赴广州，跟龙济光痛陈利害，结果遭龙济光部将枪杀，同时被枪杀的还有其他数人。情势危急，梁启超左思右想，认为必须亲自去见龙济光，以血诚动之才行。梁启超的朋友和学生大惊失色，绝不同意他去冒此危险，有几位跪下来拦他。但梁启超此意已决，任何人也拦不住，自己搭车跑到广州去了。梁启超跟龙济光苦口婆心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表示出心悦诚服的样子。第二天晚上，龙济光把许多军官聚起来，为梁启超开欢迎会。军官们个个拖枪带剑，如狼似虎。酒过三巡，龙济光手下的一个军官大骂起来。梁启超起初一言不发，过了二十几分钟后，梁启超站起来，意气横厉，慷慨陈词，声如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震得满桌杯子叮当作响。那个最先开口大骂的军官（后来梁启超知道了他叫胡令萱）悄悄跑了。另外的人好像有些感动，散席后许多位过来跟梁启超握手道歉。自这个惊险的夜晚过后，广东独立，已不成问题了。好像是后世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鸿门宴 ”“单刀赴会”情景，但梁启超所历，却是真实的历史。书生一怒，也能够横扫干军。

就在由上海乘船转道去香港的船上，在煤炭房旁，梁启超想到，拟在军政时代设一军务院，历行开明专制，磊磊落落，名实相符。广东独立之后，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超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军政时代的政务，由梁启超主持。其实，梁启超运筹的，何止政务。收于《盾鼻集》中的有《致蔡松坡弟五书》，蔡锷曾在信“后记”曰：“锷在军中，凡得先生八书，每书动二三干言，指陈方略极详。”护国讨袁之役中“指陈方略”，才是梁启超在那场关系国家命运的大役中的主要职责，也是功勋。引述梁启超所撰电文函告中几个片断，即可见梁启超所指陈的方略具有怎样的意义了。

今袁世凯判罪之成立，现已昭然。即将帝制

撤消，已成之罪固在。特以约法上之弹劾，裁判

机关久被蹂躏，不能行其职权，致使消遥法外。

除日本军政府督率大军，务将该犯围捕，待将来

召集国会依法弹劾，组织法庭依法裁判外，特此

宣言：前大总统袁世凯因犯谋叛大罪，自民国四

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称帝以后，所有民国大总统

之资格，当然消灭，布告中外，成使闻知。（《护国

军军政府第一号宣言》）

所商不知为何事，但若以取消帝制为取消独

立交换条件，务乞坚拒勿许。袁之无信而阴险，

中外共知。若彼仍握政权，将来必解西南诸镇兵

柄，再施伎俩行专制，如此非特义军诸将遭其荼

毒，且地方治安亦不克保。今日之事，除袁退位

外，更无调停之余地。（《复陆都督电》）

鄙意以惩罪魁为停战条件之主眼，以退位为

媾和条件之主眼，但使退位能办到，其他皆有磋

商余地。（《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

1916年5月底，梁启超得知父亲已于两月前去世，悲痛之极，辞去军务委员会各职。居哀期间，仍放不下军政要务，电文连连发出：

一发千钧，系于此著，望公一面电京主持，

一面速联已独立未独立各省一致主张，即开国

会，庶挽浩劫而奠邦基。（《致冯上将军电》）

收拾北方，惟段是赖。南方似宜力予援助，

毋使势孤，更不可怀彼我成见，致生恶感。即对

袁似不妨表相当之哀悼，以示洪量，而揽同情。

（《致各都督司令电》）

此时，恢复帝制当了中华帝国皇帝的袁世凯已被迫宣布撤消帝制仍称大总统数月后死去了，护国之役已达到了最初目的，取得了基本胜利。

善后种种，梁启超仍然孜孜在念。惩治祸首，洗甲止戈，直至主持军备期间所筹款项，梁启超都一一妥善安排。在致军务院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岑西林（春煊）的电文中，梁启超言道：“弟既因闻丧，辍行电费及其他所需有限，尚能自行筹措。公款至艰，未敢滥用，现在中国银行，未动分文。应拨充何项公益，乞商示遵。”其拳拳报国之心忠廉之质，跃然于中。务必惩处的罪魁中，龙济光的名字梁启超着重提到，自然不是出于当年赴粤历险的个人私愤，而是基于公义。“其有万难容留之人，如龙济光者，现在既合力驱除，此后仍坚持要清，必以去为度，正不必以军院存否为轻重也。”（《致岑都司令电》）

嗣后乱局，亟待收拾。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梁启超致电多方，力挺段祺瑞为总理。“闻报知公坚求引退，公日来呕心忍气情形，超虽在远，犹能想象一二。公之灰心，固无足怪，但以现状论之，公若不忍辱负重，此国便将瓦解，此非超漫作谀词，实灼见之而深忧之，故无论如何，望公必勉任其难。”（《致段总理电》）梁启超极力支持段祺瑞为总理，是基于对段氏品质的信任。他在《致各都督总司令电》中，对段祺瑞（芝泉）实事求是，予以公正评价：“两旬来芝老应付时局，虽多未协机宜，超亦尝屡电责备，然此公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其举措不满人意之处，实缘眼光稍短，非怀恶意。现有数派人专以排彼为事，无非欲达个人权利目的。此公若被挤去，北军人人自危，大局将不可问。且彼赋性澹泊，岂虑把持。协力度此难关，俟国基定后，各政客岂患无机会以自表见;今汲汲倾轧，真乃以国为戏。首义诸公，宜持正义，免彼灰心短气。请分致一诚恳之电，劝其勉任巨艰，且言万事愿与协商，俟内阁改组后，必力为维护……”似此知人识势，深明大义，纵横擘画，指点江山，文人论政能做到梁启超这种高度，实为罕见了。后世文人，缺的不仅仅是环境，也缺乏胸怀和才干。中国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的理想，越来越难以实现了。文人只写写文章，于国于世到底会起多大作用，他们自己恐怕也怀疑起来，致使有人玩笑笔墨，戏弄诗文，时世推移，益发不堪。“斯文掃地”，扫的不只是“文”，尚有许多。

“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日，吾侪今日不得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护国之役为国民争回的人格，后来又丢掉了多少，先驱者只能为之痛心，而不能再为争回了。首举义旗的蔡锷患喉癌东渡日本治病，以34岁之英年早逝。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旋而辞职。后来梁启超去大学教书，退回书斋，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梁启超像中国历史上许多抱着济世理想的传统文人一样，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书斋文字中的生活，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梁启超心中，定有难言之苦衷，我们恐怕难以真正走进他博奥的内心吧。

一百年过去了。沧桑玄黄，天下早已不再是梁启超、蔡锷谋划护国之役的天下。秋阳临窗，翻开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再一次读他《盾鼻集》中关涉军务政务的电文公文，内心除了对这位饮冰室主人的深切缅怀，也对这位运筹帷幄、治国抚民的儒±先贤充满了深深的敬仰。梁启超的确是子房、萧何式人物。梁启超在他的著述中，常常引述赞佩曾国藩之言行，而他本人，上马治军，下马治国治政，归书斋而冶学，他虽未赢得“古今第一完人”之称，也堪为“格致修齐”的一代英杰。唐韩翃《寄哥舒仆射》诗“郡公盾鼻好磨墨，走马为君飞羽书”，把“郡公”改为“任公”，正好可移赠于梁任公。曾追随过梁启超的丁文江在任公先生追悼会上敬献挽联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蔡锷若不辞世在先，也会如此认同吧，想一想他们亦师生、亦朋友、亦同志的岁月。

作者：陈占敏， 一级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沉钟》《红晕》《淘金岁月》，中短篇小随《死结》《手舞足蹈》《美人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