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人之汉诗传统，也算久远。自嵯峨天皇及大友天皇起，至营茶山、良宽、一休、赖山阳、正岗子规等名家，不绝如缕。明治以后文人也多习汉诗，盖因《怀风藻》与《和汉朗咏集》等元典，亦算是学人常识。夏目漱石从来以小说胜出，且为日本现代文学开山，故其汉诗相对颇受冷遇。尽管如此，若秋雨细读间，仍有不少可观处。

我本藏有一套夏目小说集的原文精装“初版复刻本”，共十五册，十分珍爱，但因其中并无他的诗集，略感遗憾。后又偶得其二册线装复刻本诗集，才算配齐。其一，为《漱石诗集》（附漱石印谱，一函二册，竖版排印）;其二，為《木屑录》（附解说与译文，一函一册，竹纸、手抄本、朱墨套印，带纸盒与纸封套）。两本书都是昭和五十年（1975）日本近代文学馆所印，蓝色布面函套。前者开本小，后者略大一些。比较而言，《漱石诗集》算是他的汉诗全集，因附录也收入了排印好的《木屑录》全文，比手抄本容易识别。

夏目的去世时间是1916年（与王湘绮与梁鼎芬等中国旧体诗人的卒年同时，不过我估计他肯定没机会看到《湘绮楼诗文集》等同时代的汉诗），三年后的大正八年（1919），《漱石诗集》与《漱石印谱》便合并在一起，第一次完整地出版了。大约是对他的纪念吧，因第一页上赫然写着“漱石遗稿”。当时，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汉语新诗正初露端倪。旧体诗作为一种“封建社会遗老遗少”的腐朽之学，正在备受挑战。虽然那时坊间还有苏曼殊、林琴南、严复与八指头陀等人的旧诗余味，民间旧诗诗人数量也远多于新诗诗人，但胡适已写下了《纽约》《宝塔》《蝴蝶》《除夕》等新诗;鲁迅尽管多年后还会写“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二十二年元旦》，1933年）那样具有打油性的旧诗，但在当时，他也已写出了著名的“知了不要叫了，他在房中睡着”（《他》）。“五四”狂飙，正在让汉语绵延千年的经络断为两截。作为旧诗“末法时期”的“同光体”诗人群，晚清老一代都已去世，而如陈衍、易顺鼎、沈曾植、郑孝胥、陈散原等人则正在渐渐步入后期或晚年，日薄西山。但在“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激荡下，仍自觉延续汉语旧诗传统血脉的，大概也只有他们，及辛亥一代的汪兆铭、曾仲鸣、王逸唐、叶德辉与袁克文等被“正史”与世相认知所遮蔽的争议性人物，似乎大家最终都难免遭到类似林庚白式的攻击。

诚然，夏目漱石也并非典型的“旧体诗人”。同样面对西方文学与革命的冲击，他只是很巧妙地、自觉地保存了作为东方文人的本色。他对汉诗的学习，多来自直接对唐宋诗的阅读，甚至他最初的文学理想，也来自对汉语的爱。如他早年在《木屑录》开篇即云：“余儿时诵唐宋数干言，喜作为文章，或极意雕琢，经旬而始成，或咄嗟冲口而发，自觉淡然有朴气。窃谓：古作者岂难臻哉。遂有意于以文立身。”汉诗可谓是他“一个人的启蒙时代”。

“锯山如锯碧崔嵬，上有伽蓝倚曲隈。山僧日高犹未起，落叶不扫白云堆。”当然，夏目之诗，不可能真的去跟唐宋诗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气息或可接近。如：

风稳波平七月天，韶光入夏自悠然。

出云帆影白干点，总在水天髣髴边。

又如：

苦吟又见二毛斑，愁杀愁人始破颜。

禅榻入秋怜寂寞，荼烟对月爱萧闲。

但惊动人心之句也会迭出：

忽怪空中跃百愁，百愁跃处主人体。

点春成佛江梅柳，食苹订交风马牛。

途上相逢忘旧识，天涯远别报深仇。

长磨一剑剑将尽，独使龙鸣复入秋。

而且还会遇到类似魏晋意味之作：

半生意气抚刀缳，骨肉销磨立大寰。

死力何人防旧郭，清风一日破牢关。

入泥骏马地中去，折角灵犀天外还。

汉水今朝流北向，依然面目见庐山。

“诗人面目不嫌工，谁道眼前好恶同。”小说家大概善于模仿人物（或诗人），加上受到过佛道思想的影响，故夏目写诗似乎也都在刻意间有些岑、韩、卢、贾或刘叉、王梵志的痕迹。当然，他也不乏有“日似三春永，心随野水空，床头花一片，闲落小眠中”那样的诗，能让人想起白香山;也有“君卧一圆中，吾描松下石，勿言不会禅，元是山林客”这样的应酬之作，可让人望见王摩诘。至于“独坐听啼鸟，关门谢世哗，南窗无一事，闲写水仙花”之句，恐怕谁都猜得出是在模仿唐人;自谓“死死生生万境开，天移地转见诗才”“唐诗读罢倚栏杆，午院沉沉绿意寒”或“殷勤寄语寒山子，饶舌松风独待君”等句，亦可看出一般明显的自负吧。他应该是熟谙过空海《文镜秘府论》中对唐诗写作之记载与技巧的。

读过夏目作品的，都会承认他身上有“猫”性，也有“明暗”性，其十五岁丧母与神经衰弱等疾病，让他颇具双重人格。但如果读到他一些非常具有弃绝感的诗，可能更理解其不仅带着“低徊趣味”之颓废，也因受到过与谢芜村、荻生徂徕等的影响，故亦持有某种亡命家之品质，如：

挂剑微思不自知，误为季子愧无期。

秋风破尽芭蕉梦，寒雨打成流落诗。

天下何狂投笔起，人间有道挺身之。

吾当死处吾当死，一日元来十二时。

夏目的诗数量很少，线装本《漱石诗集》总共也只有三十五页（未加上赞美日俄战争的《从军行》），约两百多首，其中唯少数有题，绝大多数则都作“无题”，也即随感而发，即兴之作。或夏目本不当写汉诗是什么大事，就像拾得与船子和尚的诗。我相信，他对自己诗的重视程度，恐远小于小说。但写作有时就是一场意外事件，很多年后，即便外人重新再读，感受也会迥然。如《木屑录》本是他早期一册薄薄的游记，脱稿于明治二十二年（1893）九月九日。那一年，夏目才二十三岁，署名“漱石顽夫”，正在第一高等中学本科上二年级。因夏目本名为夏目金之助，“漱石”二字是来自《晋书》之“漱石枕流”一语。此书是他连续几次游历山川，泛舟海上随走随写之所得，其中只有十几首汉诗，但足以看到夏目的汉学功底与对汉语的深爱。他在那时已颇具中国古人态度。虽然尚年轻，其汉文之流畅，可谓不让明清笔记，且大有直逼《入蜀记》或《吴船录》之野心。因此二书在日本也是影响流传甚广的。

整部《漱石诗集》里，最能令我想起如过去读《草枕》时之感受，又觉颇具象征性的一首，则如下：

散来华发老魂惊，林下何曾赋不平。

无复江梅追帽点，空令野菊映衣明。

萧萧鸟入秋天意，瑟瑟风吹落日情。

遥望断云还踟蹰，闲愁尽处暗愁生。

旧诗的没落与线装本的退场基本上是同时的，正如新诗与现代印刷排印本的同步。汉诗以每一个“字”为细腻本色的艺术性、批注、训诂或句读，随着新诗的工具化而被忽略。这是很大的损失，甚至暗藏着一种失败。喜欢读古籍的人都明白，读线装本大字书（尤其木刻本），就像是身临其境于园林之中，而读现代印刷的书，则只是像在看园林照片而已。这是两个概念的文学。如夏目的诗集是现代排印本，可能阅读体验也会大不一样。

众所周知，日本现代文学史，皆以夏目为第一源头，他比芥川龙之介大二十五岁（芥川早年曾是夏目的门下弟子），其衔接西方而不忘传统的“鼻祖”地位，体现在“国民大作家”的荣耀上，类似俄国之屠格涅夫或吾国之鲁迅。2004年之前，每个素日里使用干元日币的日本人，都会因货币上的夏目漱石头像，而不自觉地想到他的意义。但即便开创了日本文学的现代性，他骨子里也仍是个东方“旧体诗诗人”与俳人。他也面临明治时代的各种黑暗，但本质上似乎并不急切于完全的革命与对传统的一刀切。在明冶维新以后的东瀛作家中，他身上仍有一种久违的汉语高古之气，以及长者悲风的成熟感。就像他那一句忽然脱口而出的“散来华发老魂惊”，亦足以令人对正在逝去的汉诗传统，产生一点慎终追远般的“暗愁”。他深知，无论西学东渐如何猛烈，无论“赋不平”如何激进，他的身内仍有一颗传统的“老魂”还在挣扎。这其实并不影响他的现代性写作。相反，这反而成了他的底蕴。

可惜的是，当年吾国的作家们，大多却是那样的决绝，恨不能与古文或旧体诗一刀两断，从此再无任何瓜葛才好。似乎唯有如此，才算是有了独立的现代性。虽然旧体诗的传统并未真正断绝，也一直在延续，即便到了意识形态强势的时代乃至现在，也有相当多的人在写。虽其中也不乏有如陈寅恪、钱锺书、杨宪益、聂绀弩、沈祖菜或郑超麟等佼佼者，也有如朱英诞、废名、梁宗岱、施蛰存、郭沫若等那样新旧并重的作家，但毕竟整个旧诗传统已是强弩之末。这也是后来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写《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之缘由。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诗被推到了奇怪的社会高度，旧体诗则更小众化了，成了极少数学者之关门功夫。新时期以后擅旧诗的当代小说家，更是难觅踪迹。

但既然旧体诗曾一度能对特殊年代做出隐喻，难道应对今日之“全球化语境”和复杂信息的生活，就真的完全无能了吗？我对此亦怀疑。一切好的文学或诗，本无古今中外之忧。而汉语至今，人人皆欲去“中外”之界，却从无人敢破“古今”之执。新旧之间因形式被划出了一道语言天堑。至于“文学革命”以后，中国会写诗的小说家以及诗人们，似乎并无一人还有此雅兴，当然遑论高度。他们对旧体诗之无情、批判与割舍也是那样的急切和肯定。西方诗、自由句与翻译体，因可以直接覆盖世俗化的阅读，便于宣传，即迅速地变成汉语抒情之揭橥。因面对复杂的现代事物、工业词语、声光电与时代病，山林与格律的含蓄表达方式像是隔靴搔痒，韵律的桎梏似也不能满足他们对人性的宣泄与社会压抑的反抗。面对现实与心境，直接言之有物多痛快。可大家并未深究，古代诗人，也曾遭遇各种具体的灾难或激变，却为什么从不喜写“直观事件”，而宁愿以度词去达意？汉语诗之本质，会不会就是一种含蓄之“意”，而非实在之“象”呢？

但历史留给现当代文学家们摸索徘徊旧诗的时间已很少了。会写小说的中国诗人及后起各种流派白话诗人，已丝毫感受不到夏目漱石那种遥望断云、情系落日的“暗愁”。国运衰微、新思潮的强势与文化挫败感早已令大家魂飞魄散，便草率地默认了这场忘恩与抛弃。

与身俱存亡

——读袁克文旧作及《寒云藏书题跋辑释》之短札

从小便隐约耳闻过“寒云词”，但我第一次真正读袁克文的书，却已是干禧年上海书店为《辛丙秘苑》出无注释排印本时。儿时的我们若听到袁克定、袁克文兄弟之名，直接反应仍是与其父袁世凯（意即“反动军阀或企图复辟帝制的伪洪宪皇帝”）相关。随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类旧书再版的兴盛，民国文学与旧史料笔记的盲区，才越来越多地恢复了昔日的韶光。

袁寒云是一個比纳兰性德更具有悲剧性的人物，他是诗人、藏书家，但更准确的身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皇子。袁世凯有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而尤对袁克文偏爱有加，也曾想过立他为太子。世间曾把他称为“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实为一种贬低或俗套。他的身份与才华都不是另外几人可比的。这不仅因其父是真实登基过的皇帝兼就职过的第一任大总统，更多的还是他自身的文学性与传奇性。当然，父亲的背景后来也成了累赘，而寒云最终仍要还原为他最本真的性情散淡之身，即晚清民国之一代文人、词人、昆曲名家票友、书法家（其书法成就不亚于张伯驹）、天津青帮大字辈“老头子”、花花公子与一个传说是“反对皇帝的皇子”，一个最终在文化救赎里中年夭折的没落贵族和读书人。

上海书店版的《辛丙秘苑》薄薄一册，却包含了《辛丙秘苑》《洹上私乘》《三十年闻见行录》《寒云词》（洹上词）与《寒云日记》等，袁克文一生文字精神，大抵如此。除了自述家史、近代掌故与他的词，其中也不乏具有魏晋风度、世说反讽之风的笔记。如《辛丙秘苑·当代柳三变》一则，谈到清末“寒庐七子”之一的诗人易顺鼎之事，云：

易顺鼎以作艳诗侮唐在礼妻，遂失参政。后

赵维熙呈举为肃政史，已将下令，顺鼎忽以赠津

妓李三姑诗刊于报，嫉之者以报上呈。先公阅其

诗，有“臀比西方美人臀”诸猥亵之句，顾左右日：

“是人如此放荡轻薄，堪为肃政史耶！”令遂寝。

顺鼎终于印铸局参事，美人之贻也。

易顺鼎在辛亥前于清廷还是有所建树的，曾入张之洞幕府，也曾两渡台湾，助刘永福之战。但辛亥后，易顺鼎一度贫困潦倒，漂泊京师，醉倒于烟花梨园之处，靠袁克文的友谊与帮携，得以进入洪宪权力的范围。不过易顺鼎因不得志，最终还是郁郁而终于上海。袁克文的片段记载（包括该书中略长的另一则“易顺鼎惹祸”，更是详述了易因在与几位名媛聚会席间“击筋狂吟”，后又写诗登报之事的尴尬遭遇）皆大有传统“语林”笔法，可谓是对这个晚清名士因仕途失败，便在对诗歌、昆曲与狎邪生活的追逐中消耗余生的精彩写照与点睛之笔。而整部《辛丙秘苑》之行文，包括其谈剌宋案，谈张振武之死，谈段祺瑞、徐世昌或梁鸿志等，无论是否为史实，亦可视为“世说门下走狗”的又一次浮现。尽管这本小书的体量并不大，然气息仍是六朝式的。其视野之深度与重要性，亦足可超越如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或喻血轮《绮情楼杂记》等书。

第二次读到与袁克文有关的书，便是由杨红英所编的《寒云藏书题跋辑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这套书精装两大册，带硬纸函套，因彩图丰富，古籍书影也具有古纸般的亚光之美，十分悦目。袁克文是近代藏书名家，杨红英博士因在国图古籍馆的工作关系，得以阅见很多袁克文旧藏，并为这些古籍一一做爬梳整理，追溯渊源，分为八经阁中的嫏嬛秘宝（经）、蒙叟挥泪两汉书（史）、莲华精舍中的清净（子）与三琴趣斋主人的词曲人生（集）四部，大约有八十四余种，非常详尽地介绍了袁克文旧藏的题跋、款识、版本、来历等之重要性。其中古籍页面的书影之美自不必说，可谓朱墨灿然，满纸含香，还有袁寒云的近百枚藏书印，尤其是他为每一册古籍题跋的书法之精妙，行楷乃至篆隶“折金钗”之功底，他对这些藏书的专注与珍爱之情，都令人对寒云主人的性格与文化倾向有了新的认识。

尽管近代史上都说袁克文与其家兄袁克定不睦，后期无来往，而且袁克文是反对其父亲搞洪宪帝制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帝制下传统文化的热忱，尤其是对读书的热忱。这里所言读书，完全是指古籍。我并不清楚袁克文对西学东渐的具体看法，但以他对藏书的单纯性来揣测，他应该是不太在乎西方文化的。

袁克文从小受到传统熏陶，不仅藏书，也收藏各类文物。如其“三琴趣斋”便应是藏有三张古琴而得名。浸淫藏书之后，他的阅读视野则可能更广阔或更偏僻了。他的藏书种类非常广泛，仅19151918年三年间便入藏有上千余种古籍善本，限于篇幅，此不赘言。《寒云藏书题跋辑释》中除了经史与名刻本外，也有纯美之物，在此仅举一例，如有一册“明覆”（又说清覆）宋嘉定刻本史弥宁《友林乙稿》，是傅增湘为他所得的第一部黄丕烈“百宋一廛”旧藏。书影为《青山》一首：

青山见我喜可掏，我喜青山重盍簪。

石鼎车声煎玉乳，竹炉云缕试花沉。

三杯暖热渊明酒，一曲凄清叔夜琴。

莫怪相看能冷淡，交游如此却情深。

此书字体仿褚、薛，隽丽典雅，历代有多人钤印，因刻工优美，所以一开始都觉得是宋刻本，后来又论证为明或清影宋。但不管是否为真宋本，袁克文都对此书珍爱异常，每次展卷必题跋、钤印，从1915年得书到1929年，十几年间他来回阅读，跋了六七次。跋文所谓“嗜之深，求之切，此志当不让前人”，一点不虚。他与书的关系，也如此诗人与青山的关系，是一种淡然的深情。

古籍浩若烟海，天下藏书不可能尽读，但读书本身却有一种“尽头”。大家都记得过去金克木尝提到陈寅恪先生幼年拜见历史学家夏曾佑时，夏对陈说过“书读完了”的故事。中国古书里最重要的那些书，其实数目是有限的。一个人在有生之年，虽不一定能全读通，但在数量上是能“读得完”的。所谓读完，也并非一定是要求全求通，而更是要有一种“求诚”之心在。正如清儒章学诚《文史通义·假年》所言：“客有论学者，以谓书籍至后世而繁，人寿不能增加于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书，如能五百年生，学者可以无憾矣。计千年后，书必数倍于今，则亦当以千年之寿副之，或传以为名言也。此愚不知学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虽假之以五千年，而犹不达者也。学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传日：‘致诚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也就是所谓“人之学为圣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闻待十倍百倍之年也”。

十倍百倍之功，就是一种致诚。袁克文或许就是这种“致诚”的读书人和藏书家。也因为他同时是诗人，尤爱宋刻本的韦苏州、鱼玄机、周美成之善本，故他似乎也像古代那些才子诗人一样，具有悲剧性的命运。他只活了四十二岁。他曾因得宋人王晋卿《蜀道寒云图》而自号“寒云”，并以此号行世。据杨红英在“述略”中言，袁克文师事扬州方尔谦，以及版本学、目录学与藏书家李盛铎，其“藏书大约始于1908年前后，如果大体以1918年底为界，至少有十年的时间经营古籍善本，几乎占其一生三分之一的时光”。1916年后，父母去世，寒云心摧肠崩，鬻文于海上，他的“觅书之苦，爱书之切，购书之狂，得书之喜，散书之悲”，我们都能从题跋里感受到。他“日溺书城，不复问人间岁月”的那种文化痴性，在民国浮浪烟花的各类贵胄子弟中则是非常难得的。他最投入的藏书生涯虽短短十年，也不必五百年，依然可见其对读书之爱的深沉。而1919年之后他的生活逐渐拮据起来，入不敷出，又只好开始渐渐变卖散去自己的收藏。他去世后，藏书流散各处，很多被如傅增湘、叶德辉、丁福保等大藏家所收购。但他对古籍的爱，却是令人非常难忘的。正如近代藏书家伦明之诗所吟：

一时俊物走权家，容易归他又叛他。

开卷赫然皇二子，世间何事不昙花。

梦幻泡影中的袁寒云，其俊雅高贵的外貌亦如其文气，几乎可以立刻唤起大家对历史上那些皇子诗人如曹子建、李后主等的想象，虽然诗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袁寒云更有他处境之不同，因他是在晚清走向灭亡，西学东渐与洪宪帝制复辟失败，二次革命、白话文、新文化运动开始发端，而更激进的苏俄式革命也即将到来的时期，开始自己的藏书与写作生涯的。他或不仅是意识到某种“古籍与生命同在”的绝望感，不仅因多病与急症亲自步入了绝望本身，甚至可能是意识到了某种“文明正在毁灭”的绝望感。这种文明，如果说不是帝制，最起码也是顾炎武式的对华夏文化“亡天下”的危机感吧。譬如他的《洹上私乘》虽是个人对家族史的一册小小的忆述，但却遵循了官修二十四史的编修方式（寒云1915年曾任清史馆篡修），分了纪、传、志、事等卷，来记述袁世凯及其家族的事迹。这不也是对帝制模式的一种缩影式的文化怀念与追随吗？袁世凯称帝后不久去世，二子境况由盛转衰。长子袁克定本来是正式的太子，20世纪30年代后则须变卖家产谋生。后期则更凄惶，正如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君子之交》-文中所追忆的：袁克定因在北京沦陷八年时拒绝任伪职，后家财耗尽，从颐和园搬出来后只能寄宿在至亲张伯驹家中。但即便潦倒，袁克定仍“住在楼上，满屋子仍都是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袁克定暮年靠中央文史馆发工资度日，一直活到八十岁，1958年后在张伯驹家中去世。而由“皇二子”蜕变为藏书家的袁寒云，则其大部分时光醉心于中国传统书画与古籍。他是1931年在天津去世的。他生前虽纳妾十五人，情妇则多达七八十人，为一册古籍可不惜重金，但死时家中却支付不起丧葬费，只好由青帮中的徒弟与友人们捐赠才能出殡。津北一带僧道尼姑都来为他送葬。而此时中国即将大乱，内战、围剿、叛变、十六省洪灾与九·一八事变几乎同时爆发，北洋旧部势力与大革命的梦想烟消云散，早已到了如《寒云词》所吟“老去伤秋惯，又匆匆，西风换了，几家庭院”的时代。袁克文生前在最喜爱的藏书上，都钤上过“与身俱存亡”之印，此印文有阴阳两个，刻工精绝，不知谁是篆刻者。虽然袁寒云并非是想效法梁简文帝，要让藏书随自己陪葬，但最起码也算是最小程度地表达了这一份激烈的心境吧。我们现在读书、藏书、爱书的人也不少，即便在电子版当道的时代，迷恋传统线装古籍阅读体验的人，也并不罕见，但因迫于环境条件与现代印刷术的大量传播，也因线装古籍的成本太高，大多数人对那些天价的善本书只有垂涎遥望之份，遑论收入囊中。即便在过去，大约也只有如袁克文那种自幼挥金如土的贵族文人，才能完全不考虑买书的经济负担与实用性，真心投入这种对文明本真的爱。现代以后，由于文化模式、简化史与新兴阅读方式的不断变异，连汉字的美学基因都被修改了。在我看來，读现代排印本的古籍，实际上根本不能理解汉语与汉字的魅力，只能大略懂得其中写的内容而已。汉语被严重工具化了。故今人读古书，更实在难以做到“与身俱存亡”那种挥洒之境界。因他们早已没有了对那文字载体本身（即书）的尊敬与珍爱。尽管实际上很多书还来不及陪伴袁寒云走到最后，便从他手中流失了，但那枚令人有痛心之感的藏书印，就像一块传统阅读与记忆的烙印，却永远地留在了古籍上。那里能见证一个中国读书种子最后的挣扎与对文化的向往，也能倒映出一个失败皇子虽然并未去建立千秋功绩，却因对汉统的眷恋而留下的传世魅力。圉

作者：杨典，“70后”作家、诗人、古琴家、画家。出版有随笔集《狂禅》《琴殉》《孤绝花》《打坐》《肉体的文学史》《随身卷子》;短篇小随集《鬼斧集》《懒慢抄》《鹅笼记》及诗集《花与反骨》《麻醉抄》《禁诗》《女史》《七寸》《枯山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