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机会参加严老师的活动，我感到非常高兴。前面孙玉石老师提到了，严老师发表的学术成果不是特别多的，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我们现代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建设和文学史研究、编写以及学生培养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个概括非常精确，我个人的体会也是如此。

时间过得非常快。三十一年之前的春天，我从北大毕业，秋天我就跟严家炎老师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虽说过去三十多年了，却还像去年或者前年发生的事情一样。当时，我办完报到手续打算拜见老师。刚出五院，就碰到了严老师。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因为我们本科的时候严老师没有给我们上过现代文学的基础课。当时严老师刚刚虚岁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印象当中老师很高，不苟言笑，穿着一件发白的蓝灰色中山装，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还觉得当时严老师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我的这个感觉好像还有一定的普遍性。我曾经听到樊骏老师说起，有一次和严老师一起坐公交车，别人给严老师让座，不给他让，实际上樊骏老师比严老师岁数还要大一些。不过我觉得比较神奇的就是这以后三十年当中，好像严老师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更老。以前七八年或者五六年见一次严老师，总觉得他还是老样子。一直到现在，特别最近几年，甚至觉得他的气色更加润泽。如果说他越活越年轻，恐怕有一点溢美之嫌。但是，在我心目当中的严老师一直是五十岁的人，像他的文字，永远是中年般的浑厚和深沉。

我跟着严老师读研究生有两年半的时间。我现在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一个学期，也就是从1982年9月到1983年1月。严老师当时给我们开了一门小课，讲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每周两个课时，地点就在五院的现代文学教研室。虽然是小课，但是严老师准备了密密麻麻的讲稿，还有一摞一摞的参考书。我们一下子就感受到当年朱自清先生给王瑶和季镇淮两位先生讲课的风采。当时差不多是六七人吧，我们四个“严家军”，加上两位当代文学的学兄，五院的这个课堂有一种古老而又幽深的诗意。

刚才各位老师都谈到了，严老师确实是人如其名，俨然是中文系学风和教风的形象代表。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流传一个著名答问，问你们老师要求严不严？同学就回答说，严啊，严加严。做了严老师的学生以后，我对于他的“严”就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我觉得他的“严”首先是源于他的勤勉。我读书的时候，严老师要求我们每学期要写两篇读书报告。我在准备第一篇读书报告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突发奇想，一定要引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我胡乱翻书，却怎么也找不到出处在哪里。于是我冒冒失失跑去问严老师，严老师对我突然袭击式的造访并不在意，好像预先知道我要问这个问题，脱口就说：“这段话出自《这也是生活……》，是吧？《且介亭杂文末编》里的。”说着就顺手从书架上把《鲁迅全集》这一册抽出来，第6卷，1981年版的，当时刚刚初版不久，然后叮嘱我把这段话抄下来。

另外，严老师的“严”也体现在他惊人的洞彻和敏锐上。记得有一次和我们约谈读书报告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们同学，就是现在在美国的孟悦，说：“孟悦，你没读过高中吧？”孟悦就说：“是是，我没读过。”因为孟悦初中毕业之后就效力于北京青年女排。当时我们其他几个人也有点心虚，我们作为老知青，实际上也有几个没读过，至少没读完过高中。我至今也不知道严老师是如何从研究生阶段的读书报告当中，看出我们基础教育的缺失。总之，我觉得很惊人。

不过，像刚才凌宇老师说的那样，严老师的“严”更多的还是一种特别的温情，一种严谨。严老师每次给我们发回来的读书报告，大都改得满纸通红。有一次他突然跑到勺园找到我，说我这篇报告写得还不错，只是其中有几句话写得不妥当，可以稍加删改，并且说打算推荐发表，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感到喜出望外，当然没什么意见。这篇读书报告后来发表了，题目是《闻一多的<死水>和<庄子>研究》，也成为我研究生学习阶段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后来学位论文开题的时候，我多次向严老师求教，严老师从我一团乱麻似的想法当中梳理出比较清晰的线索。当时他谈到这个问题，说我实际上是有两个题目可以写。一个是新诗绘画方面的研究，还有一个就是现实主义新诗研究。严老师认为这两个题目的讨论空间都很大，以后可以继续做下去。接着，严老师又给我做了一个非常认真周密的指导，认为现实主义新诗这个题目以我当时的准备恐怕难以驾驭，而新诗绘画的题目，由于和我本科毕业的论文一脉相承，资料线索、理论背景都比较熟悉，可能比较容易上手。经过严老师这样点拨，论文果然写得比较顺手。所以在同门的师兄弟当中，我也是首先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和答辩的。等到我学位论文定稿的时候，严老师并没有放松对我论文的要求。那个时候的论文都是手写的，没有打印的条件。严老师在我的手写稿上发现我有些字写得有问题，比如“末”和“未”两个字写得很相似，于是干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修改过来。那个时候论文只能复印五六份，呈送给参加论文的答辩老师。他说外审专家如果看到这些问题，人家会认为你的基本功不扎实，你不能以你是手写的为借口。这样的一些细枝末节，严老师都想到了。

后来离开了北大，每年只要有机会到北京来，总还是要想方设法去看严老师。最近一次见到严老师是2010年。秋冬之际，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期间，大概是11月26号，严老师做了一次专题学术报告。那个时候看到严老师也是精神矍铄，思想清晰活跃。差不多两个小时，严老师都没有倦意。当天下午是孙玉石老师的文集首发座谈会，严老师本来打算是留下来参加的，但是老师们包括孙老师本人都认为他不宜过劳。下午座谈会上，张恩和老师讲到一件趣事。他说几天以前，严老师给他打电话，说恩和兄，当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中，创造社这部分是你自己写的吧？又问张恩和老师说，其中创造社图书的书目，你是一本一本找到以后实录的呢，还是根据创造社的广告写的？恩和老师当时就蒙了，半天没反应过来。这个是四五十年以前的事情，恩和老师说我怎么能一下说清楚呢？所以只好以外交辞令来应对，说对不起，无可奉告。最后，张恩和老师还开玩笑说，你看跟严家炎老师是不太好打交道的。我觉得這是同时代人眼中的严老师。严老师时时铭记，心中只有学术。如果借用方锡德老师的话来说，他是为学术而生存。学术是他生命的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些为生存而学术的人来说，学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这三十年，我一直没有忘记严老师的教诲，甚至可以说，正是严老师当年的这样一些教诲，使得我们在这三十年当中过得既紧张又充实。我也经常扪心自问，就是我能不能像严老师对待我这样来对待我的学生？非常惭愧，我可能做不到，但是我想，我会努力像严老师那样去做。

（江锡铨，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著有《中匡现实主义新诗艺术散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