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这个会非常有意义。我们可以夸大点说，北京大学现代文学这个学科，以王瑶先生为首，是一个具有开辟意义的单位。尽管以后其他地方也有很多新的成果，但就开辟的意义、开头的意义来说，北大的这个历史地位是无法改变的。而在开辟者中间，我觉得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王瑶先生，另外一个就是严家炎先生。

严先生比我大两岁，我入学的时候，他是副博士研究生，然后调去工作了。我的导师是王瑶先生，但是在我心目中实践的榜样是严先生。王瑶先生是不可企及的。比我大两岁已经当老师的严先生，当时在学术界、在现代文学界所做出的一些成绩，就成了我最近的榜样。所以，从读研究生一直到工作，严先生作为榜样的激励作用对我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我读书的时候，严先生参加编写现代文学史，后来修改，又做了个简史等工作，一直到现在，严先生编写的文学史还是各个高校使用的基本教材。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仅仅是开辟，他在史的框架、史料规范以及研究方法等奠定学科基础的工作方面，甚至是不可超越的。尽管后来我们学科丰富了，扩大了，但是他奠定基础的意义、他的贡献、他对这个新的学科的开拓，以及促进它走向成熟的意义，是不可不提的。

王瑶先生故去以后，严先生承担起学会的工作，跟樊骏先生并肩战斗，带领后一辈，特别是中年一代、年轻一代使这个学科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曾经很年轻的一个学科，现在逐渐成熟，并且结出丰硕的成果。我没有做过统计，但我觉得不管是多大年纪，在现代文学学科耕耘的学者，都是在王瑶先生、樊骏先生以及严先生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包括我自己在内。

开辟学科、建设学科，一直到前两年，严先生已经年近八十，又重新主编了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部著作从内容、格局到作家的研究评论，都显出非常新的特色，把整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而且又做出突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王瑶先生建立了这个学科，那么樊骏，特别是严先生，又把这个学科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阶段。这个功劳我觉得是绝对不可忽略，绝对不可回避的。这背后是严先生在学术上具备的高瞻远瞩的眼光，这种气魄宏大的坚守和认真细致的探索结合在一块，构成一种学术传统。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我也努力，也刻苦，也有成果，但是，我选择的角度，我所经营的范围跟严先生相比相差很远。严先生文学史家的这样一个品格、思路、素养，我觉得是在王瑶先生之后树立了一代风范，值得我们后来者学习、发扬。这是我自己压在心里的话。

同时，严先生的学术研究影响了一代学风。王瑶先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开辟者，但那时候的文学史还充满着错误。而现在我读严先生的东西，觉得任何材料都不需要校勘。严先生对自己学术研究的思考、论述的那种严密，以及他对史料的运用的不可追悔，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为我们这个行当，包括学风、学术功力树立了榜样。另外，他为这个学科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这个贡献远比他自己多写了几篇文章来得重要。如果统计论文的数量，那么严先生不一定是最多的，他的精力都花在学科建设，花在培养学生上了。

我对严先生和张钟先生关于《创业史》的争论印象深刻。究竟作品中哪个人物创造得更成功？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严先生坚持梁三老汉塑造得最成功，张钟老师则认为梁生宝最成功。他们为这个不知道争论了多久，写了多少文章。作为同事，他们关系非常亲密，但是为了学术问题，他们那么认真地争论。他们谁对谁错，我当时是同意严先生的意见的。但我更要说的是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他们两个同事、朋友可以为一个学术问题进行那样的讨论，一论、二论、三论。为真理、为学术的实事求是，为作品艺术价值的公正评价而和同事、朋友进行争论，如果没有一种对学术的热诚，没有一种对作品的热爱以及理解，是不可能做到的。我觉得，嚴先生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学术上，朋友也好，老师也好，都可以讨论。

还有一点，严先生对学生，包括比自己年龄小一点的我都是很关心、很关爱的，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作为朋友，严老师很亲切。我癌症手术出院以后，严老师带着补品到我家里来看望我。他从哪来的？从东郊。坐车的话，打出租也得一个多小时，坐公交就更不用说了。他走了以后，我哭了。严先生做系主任时候，身体不好，承担的工作却很多。后来，我自己做这类事情的时候，就常想到严先生为系里的多少事操心。严老师事无巨细，都身体力行。所以，小到严先生自己的学术研究，大到为这个学科、为北大中文系的付出，我们都是不会忘记的。我要向严老师表示感谢！

（孙玉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与五四文化以及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