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凌

作为开放性、公益性的文化场所,博物馆已成为世界各国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见证者,也是文化资源及其意识形态的载体,是意识形态和制度的物化形态。它承载着教育、审美、文化与社会治理等功能,彰显着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治理特性。文化治理性是“利用随着‘现代’阶段产生的知识和专门技术等具体文化形式的发展而产生的各种文化手段作用于塑造人类总体”①金莉：《本尼特“文化治理性”的理论逻辑与价值意蕴》,《文艺评论》2017年第2期。,因为文化本身即是“一套系统的知识、技术和组织,它通过与权力技术相关的符号技术系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通过自我技术的机制的运作——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社会交往起作用,并在这种关系中与其结合”②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强东红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 Eilean and Hooper-Greenhill,“The Museum in the Disciplinary Society,”Pearce J(ed),Museum Studies in Material Culture,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9,p.63.。无论是博物馆空间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开放展览、文化知识与技能的诠释与传播方面,还是它对公众参与、社会共享、文化教育的促进方面,都体现了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文化交往和社会关系发生作用。那么,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治理性源于何处,通过何种手段或方式得以实现?当前,博物馆空间的治理性及其治理能力遇到了一些挑战,哪些社会主体需要积极投入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治理实践中,有何治理措施?深入探讨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治理性及“政府+社会”的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共治策略,对于充分发挥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治理作用、提升其文化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治理性

从博物馆发展历史来看,“博物馆起源于公元前500—前450年的希腊,发展于14世纪以前的罗马,成型于16—17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①崔若光、丁壮：《浅析博物馆的发展与创新》,《科教导刊》2013年第11期。最初,博物馆是王室收藏奇珍异宝的场所,是王权的象征。后来,有王室将所藏品展示给贵族大臣,但仍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参观,博物馆成为展示王权的手段。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为‘新真理’、‘新理性’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由此一种新机构即公共博物馆的新功能出现了”②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强东红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 Eilean and Hooper-Greenhill,“The Museum in the Disciplinary Society,”Pearce J(ed),Museum Studies in Material Culture,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9,p.63.,新的共和政体“以人民的名义没收王室、贵族和教会的收藏品,废除那些与王室和地主相联系的、能以其不良影响威胁共和体制的项目,根据理性主义的分类原则安排遗留物的展览,法国大革命把博物馆从专制权力的象征转变成教育公民而服务于国家集体利益的工具”③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王杰、强东红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79页。。此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博物馆逐渐走上了“公共”的道路,至少在名义上属于全体民众的公共文化空间,为公众提供文化服务。国际博物馆协会2007年修订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将博物馆定义为：“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④参见郭俊英、王芳：《博物馆：以教育为圆心的文化乐园》,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页。国务院2008年发布的《博物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一章第二条对博物馆概念所做的界定为：“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收藏、保护、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科技馆、陈列馆等。”⑤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博物馆条例(征求意见稿)》,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2/29/content_7692799.html,2008年2月29日。由此可见,公共性、开放性、文化保护传承的公益性是博物馆文化空间的基本特征。

就建筑空间层面而言,尽管博物馆建筑空间设计有封闭的围墙,但博物馆空间的目标不是隔离大众,而是将先前从公众视野中被隐藏的物品置于开放与公共的语境中。与监狱式建筑不同——“它的取向是把监狱建设成封闭的空间,从而使行为可以受到不断监控；这种建筑主要在于它着眼于监狱内部空间之中权力关系的组织化,而不是着眼于权力的外部展示意义上的象征”⑥Robin Evans,The Fabrication of Virtue：English Prison Architecture,1750-184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189.,博物馆在19世纪中叶就从私人的、排他的领域变成了公共领域的机构。18世纪出现的现代展览群如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际展览会、拱廊街、商场等(本尼特统称之为“展览综合体”),这些以治理性(如凝视视角的技术权力修辞、景观和监控等)为基础的“展览综合体”与以规训权力为原则的监狱机构同时作用于个体行为与社会肌体,但它们运行的领域不同,权力技术也不同,两者相互补充影响。现代资本主义的权力—知识的运作,既需要监狱这样的规训机构以驯服人们的身体,更需要博物馆这样的自我治理机构容许人们自觉规范自身。同时,现代博物馆政治治理性的生成源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公平、自由的政治修辞与治理性实际运作的排他性、区隔性之间的矛盾张力,正是这种矛盾断裂空间衍生出现代博物馆的政治治理性问题。具体来说,现代博物馆的政治治理性和相应的改革话语主要集中于两个基本目标修辞：公众权利允诺博物馆对所有人平等开放；充分表征博物馆视所有文化形式具有同样价值,可以充分表现不同文化。但是,“博物馆治理权力技术的实际运作和手段有自身的权力逻辑和理性。它主要以区隔大众为主要手段,其有限的空间和性别、阶级、种族等排他性权力逻辑不能充分表征各种不同文化,难以实现人类普遍主义这一目的修辞,于是不断有改革的政治话语来调和政治目的与实施手段间的裂缝。”①徐小霞：《作为治理技术的博物馆——托尼·贝内特的博物馆政治思想》,《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博物馆空间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空间,是向大众展现各种文化艺术品形态的载体,也是政治与权力的集中体。在现代博物馆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空间逐渐成为一种区域文化自治程度的反映。博物馆空间对参观者的行为举止与思想意识产生影响,参观者从进入博物馆的那一刻起,就为社会规范与行为准则所约束——自觉地进入一种公共性和私密性相结合的行为与思想状态,其目标是达致学习、分享、交流与共建。但是,这不会剥夺观众在博物馆体验方面具有的自主性和私密性,相反,它需要观众自己去调动所储备的信息与知识的积累,与展品及其他信息进行连接,唤醒记忆,生产知识,形成判断。即便如此,观众在博物馆空间里的参观和阅读也绝对不是随意性的。②曹兵武：《为历史、科学与艺术塑像——博物馆空间及展览论》,《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因为博物馆空间可以按照一定的设计形态、展示顺序和文化装置主动地影响参观者的参观顺序及接受信息的内容。“从展品是什么到展品的展出形式与位置,再到背景信息、辅助展示与诠释,以及空间设计、展场氛围的营建等,博物馆既要体现一种文化的选择性,也要提供某种规定性和关系——总之,博物馆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引导观众的参观和阅读,让观众体会到历史、科学和艺术本身的说服力。”③曹兵武：《为历史、科学与艺术塑像——博物馆空间及展览论》,《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

从展品内容及其服务来看,呈现在博物馆里的历史、科学和艺术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一般来说,呈现在博物馆空间中的展品是历史的物件或故事,但故事必须以科学的方式来讲述,始终贯穿着科学性和科学精神,并且时时处处体现出文化性和艺术性。也就是说,博物馆是艺术性、科学性的结合,即便是纯粹的艺术展览,也需要符合科学与历史的原则。因此,博物馆空间在公众心目中是一种权威化、仪式化的存在,是集艺术与科学、理性与感性、独特的、体制性的、权威的发言机构,虽然博物馆自身并没有这样有意识定位,但它们在这种权威的仪式化空间里,做着持续性的建构,包括对历史、艺术、科学的阐述,对艺术家观念的阐释,潜移默化地对参观者进行观念与思维的引导,等等。与此同时,公众作为博物馆空间中至关重要的主体组成部分,也对博物馆空间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博物馆既是历史、科学与艺术的权威建构者,又引导公众共同参与这样的建构。这正是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独特性之一。④曹兵武：《为历史、科学与艺术塑像——博物馆空间及展览论》,《东南文化》2013年第4期。

“博物馆不仅建构了一种文化区分的空间,而且也建构了一套文化区分实践的场所,其目标是筛选出与公众集会地方相联系的公共行为方式,而调节场景功能的新建筑手段帮助实现了这样的目标……虽然在壮丽的外观上,19世纪的博物馆仍然保留了它象征性的建筑符号功能,但内在建筑空间形态改变了,构成空间与视觉之间的一套新关系,其中,公众不仅看到为了审视而安排的展览物品,而且同时还看到了自身,因而使建筑限制了任何粗鲁化的原始倾向。”⑤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强东红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231页。如今,博物馆的建筑空间在时代变迁中早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空间与视觉之间的关系也一代代更迭,但博物馆通过空间设计形态和展品摆放秩序想要达到的治理效果,始终都在通过种种方式干预参观受众的公共行为方式。现代博物馆通常以空旷的立体空间使公众流动起来,并得以提升公众的优越位置。在参观过程中,公众不仅成为控制观赏的主体,还在空旷的空间中成为被监视的透明的客体,进行着自我监督与审视。

二、博物馆空间作为政治话语实践的治理性

作为现代城市重要的文化机构——博物馆已经越来越普及。从“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看,博物馆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作为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想象场所和空间,博物馆是政府治理术的重要工具、载体。米歇尔·福柯曾在《规训与惩罚》中将博物馆与监狱并置。他认为,虽然博物馆与监狱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治理术,但它们却具有相同的效力与目的,即以一种修辞手法将人们融入到国家权力的进程中。”①马萍、潘守永：《从“仪式性”看纪念馆的“文化展演”空间实践》,《东南文化》2017年第2期。在托尼·本尼特看来,博物馆是一种与社会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展示综合体”的一部分,它“致力于组织自愿进行自我约束的公民的文化性技术”②Tony Bennett,The Birth of the Museum：History,Theory,Politics,London：Routledge,1995,pp.14-18.。

最初,博物馆是王室的私有物,作为权力的象征,只服务于少数人,法国大革命促成了公共博物馆的诞生。从19世纪起,公共博物馆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技术——为视觉艺术的教化功能的实现助力。这里主要是指艺术博物馆为其所组织的那些艺术活动,提供了一种“新情境化”视觉体验,正如卡罗尔·邓肯(Carol Duncan)和阿兰·韦勒克(Alan Wallach)所指出的：“艺术博物馆提供了一种被规划的体验；访问者不是如早期的王室收藏一样被当做主题,而是使其扮演理想公民的角色——理想化的‘公众’的成员,并且继承了理想的、文明化的过去。”③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12-213页。公共博物馆自诞生起,就伴随着两个矛盾(下文详述),由此也造成了博物馆关于空间的高度复杂性。本尼特提出了“博物馆政治”的概念,对博物馆空间进行了解析,在博物馆、展览品与公众之间构建起一系列新的关系,进而使博物馆更为充分地发挥其“作为有利于民主多元化社会的自我展示的工具”④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98页。的作用。

博物馆的第一个矛盾由理念与实践的冲突造成：在理念上,博物馆倡导全人类的普遍主义,而在实践中,任何博物馆的特定展出都是不充分(相对全人类的普遍性而言)、不完整的。这一矛盾引发了博物馆“基于表征充分原则的政治需求”。随着博物馆政治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它既要扩展自身表征的相关范围,把一些不常见的、边缘化的材料纳入进来以满足“普遍性”的要求,又要在新的语境下,对新纳进来的材料进行熟悉,表征它们本身所代表的那些边缘团体的文化,而不是主流文化的价值。博物馆的第二个矛盾在于,它平等地向所有公众开放,但在实际中又区分了大众。具体而言,博物馆“组织和面对的是形式平等的公众,而同时它通过把博物馆空间构建成与大众集会截然不同的区域文化标志(目标在于纠正参观者的行为)与调控技术混合起来,区分了大众。当然,许多最初所做的支持博物馆开放的论证,也是基于对把大众置于博物馆逐渐加强的影响下给政府带来的累积收益的评估,而不是基于公众权利原则。”⑤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300页。基于此,博物馆就成了以这种原则为基础的政治目标。在博物馆的观众群体中,社会阶级、收入状况、职业构成、受教育程度等都是重要变量。总有一部分群体,很少会进入博物馆。由此,博物馆主体构建的文化空间,虽然是属于大众的,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他们的。在上述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尤为重要,教育体系造就了大众在知识与文化上的区分,并将被区分的观众输送到了博物馆的门前,进与不进,是被区分后的大众的选择或被选择。

在政治层面,博物馆作为一种公共文化机构,实际上在行使着或者说象征着国家权力。一种社会制度,包含着法律、规范、准则等方面的内容,以及在其背后支撑这些规范、准则运作和维持的组织机构、空间场所等物质载体。这些组织机构和空间场所通过载体的符号系统、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发挥政治、文化、社会的治理作用,“符号系统允许我们使用符号、意义、象征或含义”⑥Michel Foucault,“Technologies of the Self,”L.H.Martin and H.Gutman,eds.Technologies of the Self：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London：Tavistock,1988,p.18.,但它们只有被政府技术地组织在一起才能被理解。正如福柯所说：“它们在具体‘权力技术’的关系之中才能发挥作用。”⑦Michel Foucault,“Technologies of the Self,”L.H.Martin and H.Gutman,eds.Technologies of the Self：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London：Tavistock,1988,p.18.文化则通过这种“自我技术”机制发挥治理功能,“它允许个体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或在别人的帮助下对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思想、行为以及存在方式发挥各种作用,以至于为了维护一定的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者不道德的状态而改变自己”①Michel Foucault,“Technologies of the Self,”L.H.Martin and H.Gutman,eds.Technologies of the Self：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London：Tavistock,1988,p.18.。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共博物馆将访问者置于一种新的权力关系中,使他或她‘成为公民因而成为政府的股东’。也就是说,公共博物馆成为向现代公民传输一种权力(将这种权力表征为属于他们自己的)的工具。”②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15页。博物馆空间在治理语境中,不仅是一种载体、一种辅助工具,还是大众传播的核心助推者。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谈道：“艺术的第三阶段则着意把艺术和共同生活重新结合起来：这种努力的核心是‘传播’一词。”③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312页。博物馆同样拥有传播的主要功能体,博物馆空间对文明物证的展出、解说、保护、传承的一系列运作中,为历史文化和公众之间搭建起一座政治、权力话语传播的桥梁,使其文化治理性更为凸显。

此外,从空间角度看博物馆的文化治理,还能发现博物馆在权威发声方面的作用。博物馆的空间形态、展品布局及其隐藏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生产与组织了知识和艺术,它的公共空间让受众被动地消费知识、艺术和文化,二者之间的对立生成了由博物馆权威文化的声音所支配的独白式话语。“为了瓦解这种权威话语,有必要把馆长的角色从专门知识的源泉——其作用是组织一种表征,给予知识一种身份,转向技能的处理者,以帮助博物馆之外的集群利用博物馆的资源在其内部作出权威声明。”④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强东红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比如,一些博物馆给予原住民或地方居民重新设计他们自己材料的展览的权力,以便依据他们的话语做出他们自己的陈述。“如果博物馆空间成为更充分的对话,如果这种声明不是从博物馆的官方声音中说出的,因此不会潜在地被官方声音回收,那么这样的重新设计所体现的原则需要被普及,这样就会使博物馆空间作为一个宣告多元的、不同的声明的场所发挥作用,使它作为公众争论的工具而发挥作用。”⑤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强东红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博物馆通过权威发声而对大众形成话语影响,是博物馆的文化治理性特征。这不仅仅在于它使参观者受到知识、艺术的熏陶和精神感化,还在于它能够转变参观者的公共行为方式,并产生更深层的精神与文化转变。

三、博物馆空间治理术：规训公共行为方式

托尼·本尼特在《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一书中将博物馆视为“展示权力的工具”⑥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85页。。最初,博物馆的作用是在节庆活动或贵族阶级之间,对君王权力进行展示。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可看出,那些血淋淋的断头台、惩罚场景的公开展示是君主对民众进行权力展示的直接工具。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博物馆逐渐取代了展示君主权力的功用,其“设计重点逐渐从为了王室、贵族或学者的私人愉悦而组织的封闭展览空间转移出来,而致力于让博物馆作为公众教益的工具而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景观的组织”⑦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87页。。

福柯曾把教堂和博物馆称作神圣化的异质空间,“于其中,世俗的、现代主义式的前进时间观被区分于外,人们体验着非常不同的时间感”⑧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Utopias and Heterotopies,Diacritis Vol.16,No.Spring,1986,pp.22-23.。这种时间感主要依据博物馆物件、文本的排序方式。托尼·本尼特把它称为“公共博物馆的话语空间”,“博物馆的诞生与一系列新知识的出现相一致并给后者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机构条件,这些系列知识(地理学、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艺术史)的每一种在博物馆学的运用中,都把物品安排为进化序列(地球史、生命史、人类史和文明史)的组成部分,这些物品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彻底历史化的物与人的总体秩序”。①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89页。实际上,在博物馆空间中,所有的历史事物都按一定的秩序排列,而人们在进入这种空间时,同样也在感知这种秩序并被这种秩序所影响。

“博物馆的定位是展现和讲述,因此民众可以观看和学习。”②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91页。通过对物的展示,让民众在参观中学习和受教育,从而对其精神、情感、行为产生影响。比如,詹妮·弗汉森-格吕克利希曾指出：“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具有这样一种力量,通过仪式化的参观体验后,观众会对历史事件有了新的认识、反思。”③Jennifer Hansen-Glucklich,Holocaust Memory Reframed—Museums and the Challenges of Representation,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4,pp.113-115.在这方面,博物馆通过采取不同的叙事方式、不同的时空安排、不同的展品展项布置等,体现国家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对待历史记忆的不同态度,进而使民众在参观后产生综合性的观念认知体系和文化认同。

过去,展示权力主要依赖惩罚场景的公共演出,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演出现场可能出现的骚乱和危险。而博物馆为此提供了这一问题的“技术解决手段”。本尼特认为：“通过将权力展示(即指挥和安排对象的展示的权力)与骚乱危险分离开来,它也为把群众转化为合乎秩序的、理想的、自我规范的公众提供了一种机制。”④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93页。什么样的群众才算是“合乎秩序的、理想的、自我规范的公众”?博物馆空间能够一下子将群众转化为“合乎秩序的、理想的、自我规范的公众”吗?当然不能。当惩罚场景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逝,博物馆就承担起了教化公众的职能,并渐渐成为民众教育的主要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物馆能够引导公众的行为方式发生转变,或者说是纠正公众外在的、已经外现的行为举止方式。这是如何实现的呢?“博物馆明确地把大众身体当做改革的对象,这是通过要求身体举止标准的转变的各种惯例和技术做到的。”⑤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94页。这些要求公众行为举止做出转变的“各种惯例和技术”,往往与公众集会的地方所联系的那些行为方式相排斥。比如,禁止大声喧哗、禁止触碰展出物品、禁止随地吐痰等,还有一些关于衣着装扮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以及其他的社会约定俗成。一般来说,鲜少有人会衣着暴露或不得体地进入博物馆空间,这样的人无法被允许进入博物馆；而一些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乞讨者等人群,或许没有进入博物馆的意愿,或许囿于衣着身份而不愿进入,或许根本不被允许进入。尽管博物馆空间的本意是平等地对全体公民开放,但因为博物馆空间对公众举止的约束,反而造成了一种非正式性的不平等——对部分人群(主要是社会底层人群)的排斥和歧视。

对现代工人阶层来说,博物馆提供了一个模仿的空间。在博物馆空间中,普通工人阶层可以从优雅的艺术中获取愉悦的享乐,而非通过泡吧喝酒或打麻将赌博等方式放纵地享乐。博物馆空间产生的教育效益在于,“允许工人阶级在没有形式差别的领域内与中产阶级互相融合”⑥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94页。,普通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通过模仿中产阶级,在博物馆空间的规训中,学会一种新的行为举止,并逐渐把这些新的行为方式内化为自己的社会生活习惯。由此,博物馆空间就建构了一种区分文化层次和社会人群的空间,在区分的同时,它也在建构“一套文化区分实践的场所”,而这种区分实践是为了“筛选出与公众集会地方相联系的大众举止方式”⑦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95页。。那么,如何筛选这些所谓的大众举止方式呢?博物馆空间通过一些新的建筑手段,比如,在对空间与视觉进行重组、构建,调节文化遗产(物品)展示场景的同时,也调控了民众的行为举止方式。在新的博物馆玻璃建筑景观中,“公众不仅看到为了审视而安排的展览物品,而且同时还看到自己,因而使建筑限制了任何容易粗鲁化的原始倾向”。⑧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95页。

从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观点来看,博物馆空间不仅使得参观者成为参观博物馆的主体,也使得他们成为被监视和被观赏的客体。正如卞之琳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所言,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博物馆空间把全景敞视的主要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在人们自己控制的凝视与被凝视下,空间变得更加透明。在对空间、视觉关系进行重组建构后,博物馆为置身其中进行参观的人们提供了“自我监视”的位置,由此,“使它自身直接构建和维持公众行为规范”。①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97页。同时,在情感方面,博物馆空间也会给人以精神滋养和教育。卡罗尔·邓肯曾说：“观众在离开纪念馆、美术馆时会带有一种启蒙的感觉,或者是一种精神上被滋养、更新的感觉。”②卡罗尔·邓肯：《仪式的文明化：内观公共艺术博物馆》,王文婷译,朱橙校,http：//museum.cafa.com.cn/cn/Other/OtherDetails_qt_169,2018年1月6日。劳拉·简·史密斯亦认为：“人们去博物馆或遗产地,往往并不仅仅是为了去获取知识,而是去调整和经营他们的情感。即人们是去表达或感受情感,或在某个他们认为具有特别的历史或文化叙事的博物馆或遗产地进行感情投资。”③劳拉·简·史密斯、路芳：《游客情感与遗产制造》,《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12期。

博物馆空间作为一种治理公众行为举止的技术,通过它形成的既对大众进行区分又使精英与大众融合的形式,组织了一种“新的社会凝聚方式”,利用业已标准化的规范行为举止机制,影响参观者的行为举止。现在,对参观受众而言,“去博物馆不仅是一个观看和学习的问题；它也是公民修养的练习,这是因为博物馆既是看的地方,同样也是被看的地方”④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98页。,在全景敞视环境中,受众从被潜在地约束行为,到将新的行为内化为自身的监督,逐渐提升了自身的文明修养。

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构建,提升博物馆空间的治理能力

前文探讨了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治理性,在此语境中,博物馆空间作为治理入馆参观者的主体,具有治理的能动性；但博物馆空间本身的文化治理性由政府、博物馆组织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和市民、参观受众等主体共同构建；同时,博物馆空间治理能力的提升离不开这些主体的能动性参与和主体性构建；在文化治理实践中,既存在着组织机构、制度、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等主体对于入馆参观的个体、团体或群体的治理,这些主体归属于政府、博物馆组织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也存在着受众(个体、团体或群体)的自我治理、自我规训关系。现代“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不是唯一的权力或制度组织者,而是与市场、社会组织、民众共同参与了公共文化空间的构建与治理过程,这打破了传统的或政府或市场的单一治理方式,构建了政府、市场、社会与民众协同共治的框架。多中心治理“在不完善的现实政府与现实市场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选择与协调机制,使人们能根据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合理性原则以及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努力探寻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点”。⑤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当下,博物馆组织机构作为主导性治理主体,在空间及其展品材料的设计、组织、构建与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博物馆空间管理不太完善,服务人员相对不足,对年轻受众的文化影响力、吸引力不足,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治理功能有待提升,等等。作为博物馆空间本身的治理性之外的治理主体——政府“元主体”和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市民等社会主体,需要承担起相应的文化治理责任,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平等协商,共建、共治、共享博物馆文化空间,强化其文化治理功能,提升其文化治理能力。

(一)作为“元主体”的政府主体治理

国有博物馆作为文化机构,实际上是政府组织治理的载体之一。在构建博物馆空间的治理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始终发挥着重要的治理“元主体”作用。

第一,高度重视博物馆文化机构的作用。博物馆被托尼·本尼特视作“市民实验室”,可作用于大众文化治理。而博物馆文化机构提供的艺术智性活动,作为一种工具,能够“以一种积极建设性的方式改善一般大众的特殊精神和行为,并且可以成为培养公民计划的一部分”⑥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12页。。博物馆为民众提供“一种被规划的体验”,能对民众的行为举止进行约束和督导,使民众实现自我监督和治理。在对博物馆进行文化治理的过程中,政府主体需要认识到博物馆空间治理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博物馆空间的治理作用,这对实施后续的治理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推进博物馆文化政策和制度的合理设计和组织实施。文化制度、文化政策对于推动文化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托尼·本尼特将文化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他主张“第一,在给文化下定义时,需要将政策考虑进来,以便把它视作特别的治理领域；第二,在这种综合领域,需要根据对象、目标和它们特有的治理技术来区分不同区域的文化……”①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204页。,这种主张一反过往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于政府权力的抵制和批判态度,积极倡导文化研究者与政府部门合作,主动参与政府治理主体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改造。在构建博物馆空间的过程中,政府主体需要广泛吸纳不同社会主体的智慧,科学合理设计博物馆文化政策,并推进有效政策的实施,为博物馆空间文化治理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第三,重视博物馆文化研究和应用人才培养。一方面,重视博物馆空间文化治理性相关理论的研究,培养在博物馆文化空间治理方面具有理论水平的“智囊”,以便实时从理论中汲取科学知识,应用于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治理实践；另一方面,重视博物馆空间治理、文物修复和服务人才的培养。在文化治理实践中,博物馆治理主体需要依靠自身的管理与服务团队,在空间设计和展品排列、展品的文化意蕴方面,提升理论水平和职业素养,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

第四,逐步完善博物馆管理和服务评估机制。“评估工作是博物馆管理乃至所有非营利组织机构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是促进组织机构管理效率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的有效方法之一。”②李林：《博物馆评估方法浅析——以美国慈善机构导航的博物馆评估为案例》,《中国博物馆》2008年第1期。目前,美国的博物馆评估机制相对完善,在博物馆项目评估中,博物馆基金会、政府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均参与其中,同时有对博物馆非营利性质的评估机制,这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博物馆空间文化治理经验借鉴。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估工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改进和完善,政府部门需做好引导工作,完善评估机制,为博物馆空间治理营造良好的动态环境。

(二)企事业单位——构建和提升博物馆空间治理性的中坚力量

博物馆空间既是治理的主体,又是被治理的客体,博物馆主体作为企事业单位、组织机构,在博物馆空间治理实践中,需要发挥治理主体能动性,除了在制度和管理方面下工夫外,还需要在以下方面提升治理能力：

第一,倡导互动理念,积极与参观受众构建互动关系。针对目前博物馆与受众关系的分离状态,在博物馆空间和展览设计中,不仅要强调知识的权威性建构,更要关注知识和参观受众的互动,争取在空间布局和展览设计中体现出参观受众的主体性。为此,除了在理念上重视与受众“互动”外,在空间治理实践中,要探索以更为丰富多元化的空间设计与展示形态引导受众参与互动。从展览主题、展览设计到相关装置,要体现出“互动”精神,多方面整合展览文化资源,优化展品表达形态,开展专家讲座、观众座谈会等一系列互动实践活动,加强与参观受众的双向交流,提升参观受众的参与感和参与度,激发参观受众的主体性意识,充分实现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教育、审美与规训等治理功能。

第二,重视多媒体数字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引进与利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一些传统空间设计、展览形态和展品表达方式缺乏受众吸引力,为此,博物馆可以引进4D影院、全息影像、VR、AI等数字技术,设计更多互动性、体验性强的展览技术装置,为受众提供更加美好的参观体验。当然,技术装置的科学性、先进性或高昂的成本,并不能成为影响博物馆空间文化治理的决定性因素。在引进数字技术装置的同时,更要重视空间设计、展品表达,以及与受众互动实践的探索,数字技术与空间表达、展览形态的结合要因地制宜。在新媒体技术方面,可以为博物馆开通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账号,利用时下流行的传统媒体、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形态,全景式宣传推介博物馆及其文化服务,提升其知名度、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

第三,注重情感表达,引入移动情境感知服务。与符号技术系统和权力技术、自我技术不同,文化是有温度、有情怀的,其规训受众行为习惯的力量是温润的。博物馆空间对“文化情结”(或文化情感)运作的认同,“只有通过不同的方式,使用不同的专门知识,将之转化为技术形式,从而产生与自我的各种具体关系模式……通过对文化情结和社会交往之间的关系进行各种具体的管理性调整,才能使这些自我管理和发展得到有效的促进”。①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强东红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随着移动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获取和使用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博物馆空间的展品信息展示和宣传教育提供了新的途径。“以移动终端为载体,将移动情境感知技术应用到博物馆信息展示与服务中,系统通过感知情境对用户进行卫星定位、路线推荐、语音提示等服务,并根据用户偏好、浏览历史等为用户推荐相应的藏品信息、互动活动和特色展馆,真正做到智能化、个性化,打造为每一位用户量身定制的‘掌上博物馆’。”②周玲元等：《移动情境感知服务在博物馆中的应用探究——以苏州博物馆APP 为例》,《南昌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在博物馆服务人员相对不充分、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时间和空间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运用博物馆的APP等移动终端设施,能够让观众及时便捷地获取相关的文化信息和服务,提高博物馆的智能化治理质量。

(三)社会组织治理主体——沟通政府与社会治理的纽带

公共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其性质一般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需要一些社会公益组织、慈善团体参与治理。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也能够在博物馆空间治理中发挥社会主体的参与治理作用。

第一,基金会、协会、慈善等社会主体助力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治理。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博物馆空间一般免费开放,没有了门票收入的支持,博物馆的日常运营、文化装置和空间装置、藏品表达都需要依靠政府部门的拨款以及社会组织、个人的资助。以美国的“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为例,它是美国最大的政府博物馆基金会,自1996年成立起,对美国博物馆项目赞助颇多。2016年,该协会预算中用于博物馆项目的资金达3621.8万美元,为全美上万余所博物馆提供了资金支持。

第二,学校、社会培训等教育机构与博物馆主体的教育合作。博物馆拥有丰富文化遗产和教育、审美资源,而学校、教育培训等机构则拥有丰富的受众资源。因此,馆校合作能够达致双赢。双方可以制订共建计划,将博物馆空间的治理功能与校园的艺术、审美和学生行为习惯教育相结合,提供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持。学校、教育培训机构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一些馆校联谊活动,通过观看展览、宣讲会等形式让博物馆文化教育资源走进校园。高校可以充分调动师生的主体能动性,让具有丰富的知识内涵和授课技巧的老师,以博物馆空间为实践教学基地,现场将博物馆文化知识与具体治理实践相结合,传递给受教育者,从而使博物馆空间达到更好的治理与规训效果。

第三,社区积极组织相关活动,鼓励社会民众主动参与博物馆文化活动与文化治理。社区主要是指居住在一个共同的地理区域内,拥有相对趋同的价值追求的社会群体。同一社区内群体在阶层、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有利于开展博物馆文化活动。“现代博物馆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的,博物馆既向社区群体提供藏品展览,也鼓励社区群体参与博物馆活动,从而赋权给社区居民,以促进社区的自我发现和发展。”③张朋：《托尼·本尼特文化理论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6月,第116页。因此,充分发挥社区治理主体的力量,促进社区居民积极与博物馆开展合作,共治共享,既有利于博物馆空间建设,又能够充分发挥其文化治理作用,促进社区居民的自我规训与治理能力提升,从而构建更加文明和谐的社会秩序。

(四)受众(参观者)主体参与治理的主体性自觉

对于参观受众而言,积极参与博物馆空间的构建与治理,主要体现为两种主体身份：一是学习、参观、访问者身份；二是投身其间的建设者身份。两种主体性身份意识和主体性自觉,能够激发他们积极参与到博物馆空间治理实践的协商共治中。

第一,主动参观、访问博物馆,接受博物馆空间的文化规训、教育和熏陶,为博物馆空间建设建言献策。“博物馆凝聚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叙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展现着人类整体文明与智慧,具有独特的教育资源优势。”④刘春霞：《博物馆作为青少年教育资源的优势与策略探讨》,《学术研究》2016年第7期。受众(其中,市民或周边居民是受众主体的主要构成)积极主动走进博物馆空间,参观高雅的、艺术的、历史的展品。在参观过程中,接受博物馆空间的规训,约束自身的行为举止,并内化为自己的日常行为习惯。同时,受众可以根据自身的参观体验,或者依据自身的学识和文化素养,对博物馆空间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或建议,促进博物馆空间的改善和有效治理。

第二,担任博物馆文化志愿者,为博物馆文化建设贡献力量。“西方在博物馆开发、利用社会人才资源工作方面已有成熟惯例,招募和建立青少年志愿者组织助力博物馆事业已经成为风气。”①刘春霞：《博物馆作为青少年教育资源的优势与策略探讨》,《学术研究》2016年第7期。不少市民和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具有投身博物馆建设志愿者的愿望和热情,可以引入一些公益性社会志愿组织,担任博物馆义务志愿者,协助博物馆管理和服务人员组织引导观众、为游客做志愿讲解、收集受众对博物馆评价意见；还可以参与博物馆文化活动的策划、筹办和宣传推介活动,参与博物馆藏品的空间布局、陈列、修复、清洁、整理、收藏等。当然,博物馆机构要充分发挥志愿者组织的参与治理作用,为志愿者搭建良好的学习、交流和服务平台,组织一些技能培训和知识讲座,提升志愿者个体的知识素养和服务质量。

公共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文明、展览、教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治理的技术,承担着市民和参观者、学校教育的重要治理职能。当博物馆空间的治理性和治理能力遇到瓶颈问题时,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市民需要充分发挥治理主体作用,提升主体性意识和主体性自觉,积极参与治理实践,促进各治理主体之间平等协商,共治共享,有效提升博物馆空间的文化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