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新

在全球通史书写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在整体框架下呈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这一问题起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内容所占的比重,二是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内容的选择侧重,三是对所选内容如何阐述以及如何评价。简单说,就是在全球通史书写过程中,对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内容选择什么、选择多少以及如何评价。这些方面取决于全球通史的书写目的和作者所设定的贯穿全书的主线,此外,作者的史学观念和知识水平也是重要的因素。

全球通史的书写目的包含多个方面,诸如回应当下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反思以往历史学研究自身的碎片化、刻板化的问题；在西方传统历史学脉络中反省欧洲中心论历史观,满足知识界对人类整体发展脉络的兴趣等；而最重要的目的,或许是构建人类认同。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全球通史书写主线,是跨国界、跨区域的交流与互动,并将跨国界、跨区域的交流与互动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这里我们要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这样的书写主线能否较好地实现全球通史的预设目的；二是在这样的书写目的和主线要求之下,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内容作出的选择和评价,是否能够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满意。本文将以美国全球通史书写中的明清历史为例,考察在几部重要的全球通史著作中,中国明清时段的历史是如何被呈现、如何被评价的,进而尝试从一个侧面初步探讨上述两个问题。

一、全球通史书写的“主观性”与“多元性”

全球史作为一种人类历史书写范式,始于美国,至今仍以美国为最兴盛,欧洲的英、法、德和亚洲的日本、中国虽有一些跟进,①美国之外,重要的全球史研究机构或个人包括英国华威大学全球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哥廷根大学汉学系夏德明(Dominic Sachsenmaier),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羽田正团队,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等等。但无法撼动美国在全球史书写上的主导地位。

任何历史书写,都是历史学家按照其主观判断对历史内容的选择。全球史也不例外。因为要梳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所以全球史尤其关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此类内容成为全球史书写的重心。在交流相对较少的古代,横向对比便成为全球史书写中的常见处理方法,截取一个时期,横向观察不同区域的发展程度。换个角度说,以往在国别史框架中被凸显的某些内容,可能在全球史书写框架中根本就没有被提及,而在国别史中处于边缘的内容,可能在全球史书写中被凸显。如果把历史学家对历史内容的选择比作筛子,则全球史这张筛子的孔甚至要比国别史那张筛子大,被过滤掉的内容也更多。

历史书写既然是一种对历史内容的选择,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主观性。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突出什么,忽略什么,是历史学家主观性的重要表现。历史书写的主观性有时是书写者的有意为之,更多时候则是书写者所受的教育、知识水准、所处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所处的学术脉络等因素的影响。同是中国历史,中国学者写的会与美国学者写的差别很大；同是美国史,日本学者和欧洲学者写的也会有很大不同。作为历史书写范式之一的全球通史书写也存在一样的问题。美国学者书写的全球史,会与日本学者书写的全球史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学者所书写的全球史,都一定程度上带有本国学术脉络的痕迹和烙印。无论谁写,书写者所在、所属的国家、地区、宗教、文化都会被相对较多地强调。所以,在目前所见的美国全球通史类著作中,欧洲或西方的内容占一半以上的比重,是自然的结果,尽管几乎每一部都宣称要突破或抛弃“欧洲中心论”。

历史书写的重要功能是构建或巩固身份认同。一个国家的历史,是该国人的国家认同的主要基础。地方史和区域史书写也都一定程度上起到构建或巩固地方认同和区域认同的作用。全球通史所试图构建的认同是人类认同,书写“我们”的历史。麦克尼尔说：“在我看来,很明显,通过构建有洞察力的、准确的世界历史,历史学家可以在为全人类和各民族创造尚可接受的未来中发挥绵薄而有益的作用……对整体的人类历史有一种清晰而鲜明的认知,可以使人类认清共同的利益进而缓和未来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非常实用的。”②威廉·H.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张虹译,夏继果校,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1页。在全球化日益加强的当下,人类面临着很多共同的问题,如环境、疾病、难民、贫富分化、资源配置等,而这些问题不是单一国家能够解决的,必须通过全球协作方有解决的可能。人类认同也因此成为一个必要的前提。羽田正先生提出：新世界史“是一种为地球居民书写的以地球为中心的世界史。它是这样一种态度：珍爱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尝试从全球公民的角度解决地球上出现的诸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③Masashi Haneda,Toward Creation of a New World History,translated by Makito Noda,Tokyo：Japan Publishing Industry Foundation for Culture,2018,p.95.。新世界史成为在民族、国家认同之外构建地球公民认同的重要手段。

但人类认同是一种什么样的认同?目前主流的全球通史书写能够满足此种认同的构建吗?本特利和齐格勒认为：“以全球史观透视历史,要求尊重世界上所有民族——而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民族——的历史经验,考察每一个民族为人类所做的贡献。”①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魏凤莲、张颖、白玉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9页。但实际上已出版的绝大多数全球通史类著作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举一个例子,在多数美国全球通史著作中,在叙述16—17世纪这段历史时,朝鲜半岛几乎完全被忽略,只是在叙述日本两次侵略朝鲜的时候被提到了一下。朝鲜人、韩国人对这样的历史书写会满意吗?会认同吗?这些棘手的问题,意味着一部让全人类或多数人满意、认可的全球通史很难写成。但这不等于说大家都不要写全球通史了,而是说,全球通史的书写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多元的,可以有不同的形态,需要更多国家和民族的学者,从各自的背景、视角和立场去书写,更需要书写范式、框架、核心问题的不断更新。

二、美国全球通史著作对明清历史的呈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中国学界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欧美学者书写的全球通史著作②除了本文稍后重点考察的五种美国学者写的全球通史著作外,还有多种,如马克斯·克鲁泽：《人类文明史》,何珊译,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版；坎迪斯·古切尔、琳达·沃尔顿：《全球文明史：人类自古至今的历程》,陈恒等译,格致出版社2013年版；乔治·威尔斯、卡尔顿·海斯：《全球通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版。,也翻译介绍了欧洲全球史理论③例如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夏继果、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这为我们了解西方史学发展动向、把握国际历史学研究前沿乃至参与学术对话、刺激中国历史学界的跟进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作用。已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多种美国学者写的全球通史著作,多以1500年为界线分为上下两卷,千余页左右的篇幅。此类书大都是为美国的大学本科生撰写的,这样的篇幅刚好合适教学。美国大学广设全球史课程,这类教材也就一再出现,并都有一定的发行量。可以说,美国在培养年轻人的“全球意识”方面,走在了前面。这里顺便强调一下,教科书往往比一般的学术著作有着更为广泛、更为持久的影响力。但如果我们带着批判的眼光细读这些通史著作,便会发现其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接下来我将选择五种美国全球通史的中译本,着重考察其中对中国明清时期历史内容的呈现情况,并分析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选取的五种美国全球通史著作的中译本分别是：

(1)威廉H.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该书于1967年首次出版后,多次修订再版,被翻译为中文的是其第四版。④威廉H.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A World History)(第四版),施诚、赵婧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作者麦克尼尔因为其《西方的兴起》和本书而被誉为全球史的开创者。该书有关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内容主要在第22章“1500—1700年的远东”(第879—888页),第25章“亚洲对欧洲旧制度的反应(1700—1850)”(第995—1003页),第27章“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1850—1945)”(第1130—1134页)。

(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该书于1971年出版第一版,后经多次修订,已经出版至第七版,是美国高校世界通史课程的经典教材。本文使用的是该书的第一个中译本。⑤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The World：AGlobal History),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册出版于1988年,下册出版于1992年。该书有关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内容主要在第一册第16章“传统的儒家文明”(第441—447页),第二册第4章“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第66—82页),第二册第16章“中国和日本”(第463—480页)。

(3)皮特·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该书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1年出版了第三版,中译本即译自该版。⑥皮特·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World Civilizations：The Global Experience)(第三版),赵轶峰、王晋新、周巩固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该书中有关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内容主要在第21章“旧秩序的衰落”(第463—464页),第28章“全球变化时代亚洲的转变”(第611—626页),第32章“危机中的文明：奥斯曼帝国、伊斯兰腹地和清代中国”(第730—739页),以及第33章中“日本与中国的不同道路”这一节。

(4)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该书本世纪初首版问世以来,至今已出至第六版。中译本译自其2006年的第三版。①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第三版),魏凤莲、张颖、白玉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中有关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内容主要在第22章“延展：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的复苏：明朝”和“中国人对印度洋盆地的勘察”两节(第613—614页、第620—621页)、第27章“东亚的传统与机遇”(第765—783页)和第34章中“被围攻下的中华帝国”一节中。

(5)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该书中译本译自其英文本的第二版。②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The World：A History),叶建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有关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内容,在该书中很多章节都有涉及,主要包括第15章“扩张的世界：14世纪末和15世纪的经济复苏”中“中国帝制的局限性”(第579—583页),第16章“帝国竞技场：16和17世纪的新帝国”中“陆上帝国：俄罗斯、中国、印度莫卧儿和奥斯曼土耳其”(第627—628页),第17章“16和17世纪的生态革命”中“欧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第666—669页),第18章“思想革命：16和17世纪的宗教与科学”(第693页、第696页),第19章“国家与社会：16—17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中的“中国”(第740—743页),第20章“增长驱动：18世纪的全球经济”中“经济趋势：中国、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第775—777页),第21章“全球接触时代：18世纪帝国的扩张与交接”中“受限或衰落中的亚洲帝国主义：中国、波斯和奥斯曼”(第798—801页),第22章“启蒙运动的交流：18世纪的思想”(第838—840页、第842—843页),第23章“代替体力：能量革命”中“中国和工业化”(第906—908页),第25章“19世纪西方称霸世界：权力的西移和全球帝国的崛起”中“鸦片战争”(第960—964页)。

这五部著作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全球通史的代表。这些作者努力尝试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将全球各区域均纳入到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中。相较于19世纪的欧洲中心论,全球史的书写范式无疑是进步的。另一方面,相较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界“世界史中无中国、中国史中无世界”的书写模式,这些全球通史都把中国历史纳入其中,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某一时期中国在世界范围中的地位和发展状况；这也是此类全球通史著作一再被引进并都比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但对这些全球通史著作,中国学界需要有多一些的学术批评与反思。

这些全球通史著作涉及明清历史的内容,少则占20余页,多则占30余页的篇幅。明清两朝共历四个半世纪,被选择书写的内容少之又少。以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为例,如果与同期朝鲜、日本甚至南亚、非洲的内容相比,有关中国的内容所占篇幅似并不低,但如果与同期欧洲历史所占篇幅相比,则仅约其十分之一。篇幅的多少当然与作者的取舍标准有关,但也体现出作者对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重要性的主观判断。作为中国读者而言,在阅读一部全球通史著作时,看到自己国家的历史仅占如此少的篇幅,而大量重要的内容不被提及,或许不会满意。

早期全球通史著作中的明清时期中国的整体形象是保守、停滞、落后和缺乏变革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地理、人口、农业生活方式、书面语和儒家思想等几个方面解释中国文明的内聚性和连续性,又由周代至明清的中国王朝兴替,认为中国历史是循环的而缺乏革命性。他认为“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但同时又认为这种“秩序”和“持久性”是不幸的。他评论道：

在这些世纪里,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正在崛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发生在这些世纪里。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可诅咒的东西,而非幸事。相对地说,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是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变化只有局限在传统秩序的范围里,才是可接受的。在一个发生全球规模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安逸自在、心满意足的中国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去。①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第74-75页。

麦克尼尔在他的《世界史》中,将1500—1700年间的中国定义为“繁荣”与“保守”并存的时代。他说：“文化生活证明了中国的极端保守态度。1500—1700年间,中国的任何经验都适应传统学术和敏感性结构。”他认为当时中国学者专注于古典文献,“一种更无危害的、哲学气息更浓的‘汉学’因此出现了,它不鼓励隐喻解释的勇敢行为,而较早的新儒家可以自由地进行这样的解释”。因此在他看来,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和其他新奇事物只是偶尔受到注意也就不足为怪了。麦克尼尔甚至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活跃的商品经济也只是“大大强化了社会的传统结构,所以这种变化仅仅是强化了中国的传统特色”②麦克尼尔：《世界史》,第884-888页。。

把中国历史视为停滞的、循环的,是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的主流看法,是欧洲中心论的重要体现。从欧洲进步历史观的角度而言,欧洲历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代表和模板,而中国则成为停滞、落后的反面教材。黑格尔曾写道：“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最为古老但没有过去的国度,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国家的现状在古时就已如此。中国到了甚至没有历史的地步。”③转引自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常绍民、明毅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4页。兰克进一步认为,从蒙古人征服时期起,野蛮状态就统治着亚洲,在东方没有进步,只有倒退。④对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梳理,参见张广勇：《从文明中心的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全球通史〉中译本导言》,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34-39页。我们看到尽管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都尽力摆脱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但在他们的著作中,起码在涉及中国的部分,仍有着欧洲中心论的烙印。

欧美学界摆脱欧洲中心论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后出的三部全球通史著作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表述减少了。斯特恩斯在他的《全球文明史》前言中说,这本书除了侧重于对各社会之间相互接触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之外,也重视“对各个社会内部的独立发展予以有意义的归纳”⑤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前言,第1页。。对各文明内部独立发展的历史内容的重视,修正了很多全球史著作主要关注各文明间互联的偏颇,⑥刘新成先生便对全球史书写中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参见刘新成：《〈新全球史〉中文版序》,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第三版,第10页。但是在有限的篇幅中如何呈现内容复杂而丰富的各文明的内部发展史,的确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后三部全球通史著作中,尽管都尝试叙述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宗教等的许多变化与成就,甚至关注中国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但是这些叙述均过于泛泛而谈,看上去似乎涉及许多以往全球史中没有的内容,但读后又感觉其实什么也没说。而从篇幅、侧重来看,在叙述16—19世纪的全球历史中,“西方的崛起”仍是这些全球通史的主体脉络,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区域,均在这一脉络中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

对非西方的各区域的历史叙述,主要在与西方的关系的框架中呈现。在这样的框架中,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是作为西方历史的参照物而被纳入叙述的。这些全球通史中的16世纪以后的历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欧洲扩张的历史和非欧洲地区“全球化”(西方化)的历史。这一特点不仅在此类全球通史著作的目录中有明显的体现,在内容的叙述上更为如此。在对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叙述中,随处可见的是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做对比,呈现中国的保守与落后,和西方的进步与优胜,并从这个角度来诠释19世纪中国的全面失败。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

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社会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种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像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影响。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述,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直到1912年帝国历史结束。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以新儒学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①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二册,第443页。

做横向的跨区域对比的确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区域发展的不同特点,但此处的比较显然有一种以欧洲为标准的价值判断,也是以后世的历史结果评判数百年前的社会发展的优劣。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样的对比不仅有失公允,而且缺乏对历史的同情之了解。

斯特恩斯在书中有专门一小节“海外扩张的条件与动机：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分析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令人震惊的郑和远征无疾而终,而哥伦布和达·伽马的相对较差的探险却成了持续500年的欧洲海外扩张和全球统治的开端呢?”作者结论式的观点认为：

西欧国家的精英们有充分的理由来推进探险航行和海外扩张。中国的统治者和官僚则没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事实上,他们鉴于许多世纪以来反对游牧民族的斗争,有许多理由把可以用于海外远征的资源用到巩固国内前线中去。像中国历史上以前就经常发生的那样,中国人被引向内部,沉溺于内部的斗争和应付来自中亚的威胁。当中国人撤退的时候,欧洲人则大举向外部发展。这段历史对这两个文明和全人类的后果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②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第627页。

这样的分析是否符合历史实情,尚有讨论的余地。尽管作者并未明确地对中国和西方这两种历史发展进程做优劣的评判,但大举海外扩张活动似更具正面意义；中国没有继续郑和航海事业而逐渐转向内部,成为令人遗憾的失策之举。

这些著作也常把中国与日本、伊斯兰地区做对比,但对比的角度是看这些不同地区在与西方交往和接受西方文明方面的不同。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即有两个小节：“伊斯兰和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反应”和“日本和中国的不同道路”。在前者中,作者分析了中国和伊斯兰两个文明在与西方的相互作用中存在的几个关键差异,以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文明虽然遭到严重的震撼却存活下来,而中国文明则在国内大变动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力下垮掉了”③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第739-740页。。后者则分析了日本和中国在19世纪末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其中除了灵活性和人口压力等因素外,最主要一点是19世纪的中国“正经历着周期性的王朝衰落期。政府效率降低,知识生活沉寂,大众骚动不断。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新一轮改朝换代,新王朝也许会进行更有生机的统治。但西方的干涉破坏了这一过程,使改革更为复杂,并导致了各种新的不满情绪,从而最终颠覆了帝国的统治”④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第754页。。这种分析是否有道理,也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中日之间在面对西方势力时的不同回应也的确需要历史学家的深入对比研究,但中日之对比应该有更为多元的角度,作者仅比较这一方面,潜台词仍是日本道路更为优胜的价值判断,而这种判断根本而言是以西方历史为中心的立场。

在对16—19世纪明清历史的叙述中,这些全球通史著作均凸显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内容,中葡关系、中俄关系、中英关系以及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等内容往往占据较多的篇幅,甚至超过对明清历史所有其他方面叙述的篇幅。由于全球史书写侧重于不同区域文明的互动,因此这种做法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发现,明清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以及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地区国家的关系,在这些书中基本上都被中西关系遮蔽了。除了简单提及的中日关系之外,在长达四百年的历史中,中西关系被呈现为主导性的双边关系。但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而言,这几个世纪的中西关系绝非中国历史的主要内容,其之所以被用较多的篇幅凸显出来,仍是以欧洲中心的立场来做取舍标准的。而且与西方的接触一般被视为是中国的机遇,例如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第27章题为“东亚的传统和机遇”,这一章以利玛窦在北京进献自鸣钟为开篇,其实是把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欧洲贸易、宗教与科技视为东亚的重要历史机遇,中国本可以通过开放贸易、接纳基督教和西方科技而顺应历史潮流,但由于“明朝和清朝的皇帝都非常保守,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在一个巨大的农耕社会中保持稳定”①本特利、齐格勒：《新全球史》,第766页。,因此错过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而最终导致失败。这一逻辑看似有道理,但也只是后见之明,如果回到历史中去看,一方面明清时期并非如一般认为的那样封闭保守；另一方面起码在16—18世纪这段时间,时人很难看出东来的西方贸易与传教活动是什么机遇,相反与中国贸易,以及通过传教士大量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可以说是当时欧洲的机遇。正如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中所说：“历史学家通常认为那时中国人对欧洲思想的态度是傲慢的、不现实的、受旧传统约束的。事实上,它反映了力量平衡的历史现实。西方人总是从中国学到许多而不是中国人从西方学到很多。即使在18世纪,西方的劣势才开始逆转。所以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思想上仍有高度选择性就毫不奇怪。”②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第842页。值得一提的是,阿迈斯托的书是这五部全球通史著作中最晚近出版的,也是唯一叙述了18世纪中国对欧洲启蒙思想有所影响的著作。

一定会有人问,这些全球通史呈现的明清时期中国历史面貌难道不是事实吗?明清时期的中国难道不是闭关保守、缺乏变革,并因为没有跟上西方的发展步伐而导致最终在与西方的冲突中彻底失败了吗?这些后见之明看似有道理,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些观点其实是包括此类全球通史著作在内的大量东西方历史著作的影响结果,而14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近六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首先,19世纪前的中国,无论是在经济总量、社会管理、政治制度还是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各方面,即使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也并不落后。其次,与包括欧洲在内的诸多地区和文明相比,中国也并不闭关保守,一方面明清两代一直存在官方或私商的对外贸易,自从葡萄牙东来后,中国和欧洲的贸易从未间断过,而且贸易规模和频率均逐渐提升,中国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甚至是推动全球贸易的重要枢纽；另一方面,从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直到嘉庆年间,一直有欧洲传教士在华传教,将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科技传入中国,并将大量的中国信息传回欧洲,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和欧洲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中国在许多方面是欧洲借鉴、学习、模仿的对象。设想一下,如果在16—19世纪中国派遣一批佛教、道教僧侣到欧洲去传教,会是怎样的情形呢?他们恐怕很大概率会被禁止。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文化上当时的中国其实更有包容性。最后,我们有必要强调的是,欧洲的科技、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民主政治等近代性,也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其中当然有欧洲自身的文化传统因素,同时也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各文明的贡献,把近代人类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是过于简单、过于草率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如果以人类近代历史单线发展的进步史观,即以欧洲历史发展为标准来呈现和评判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则塑造出来的中国历史形象会与历史本来面貌存在巨大的偏差。全球通史的历史书写范式有打破欧洲中心论的动机,我们把本文讨论的五部全球通史著作与19世纪欧洲很多历史著作对比,可以看出其对欧洲中心论历史书写已有较大的颠覆,而且将这五部全球通史著作做比较,欧洲中心观念有逐渐减弱的趋向。但整体而言,这些著作仍有着较强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欧洲区域的叙述中,仍可看出明显的欧洲标准和西方立场。将15世纪以来的人类各区域历史整合到一个全球历史的框架中,还是需要在对各区域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的基础上,回到历史情境中,注重时人的感受和看法,简单地用一种后世成败的标准来衡量各区域发展的历史,不仅不公平,也无法呈现更为客观的历史面貌,更无助于全球史书写的一项重要目标的达成,即构建人类认同。

以不同区域、不同文明间的互联、互动为侧重的全球史书写,除了会导致各区域、各文明内部发展的历史内容被忽视、被掩盖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对历史人物的忽视。康拉德认为：“那些针对特定主体的概览以及对长时段问题的研究,往往在描述大规模进程时忽略人的存在,好似人类个体未曾参与其中。历史学家在解释宏大历史进程,探究能将不同地区的历史经验联通起来的诠释模式时,他们选取的分析范畴大都将人的主体性排除在外。”①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95页。但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人的历史。人的历史最能触发人的共鸣,最能打动人,因此也最有助于人类的自我认同。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特别是纪传体的历史书写,历史人物均受到特别的重视。然而在本文所讨论的这些全球通史著作中,都存在严重的见网络而不见人的现象,历史人物在全球史的框架中不占据核心的位置,即使重要的历史人物,在这些历史叙述中也往往被一笔带过,我们看不到历史人物的经历、事业,更看不出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甚至有的连名字都被省略了。例如,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是这样叙述明朝建立的：“汉族的反抗运动在1368年把极受憎恶的蒙古统治者驱逐出去。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反抗领袖占领了蒙古的首都(今北京),宣告了新的明朝的建立。”②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第463页。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名字实在不应被省略。而像李贽、顾宪成、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样的明清时期大学者,他们的名字几乎在全球通史中找不到,更别说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了。即使与西洋传教士有密切关系的徐光启、李之藻,我们在全球通史著作中也很难找到他们的身影。历史有助于认同的构建,原因之一在于历史有血有肉,讲人物的故事要比讲商品的流通有效得多。而全球通史的叙述则显得如一副干巴巴的骨架一样,没有温度,也就必然缺乏共鸣。

在全球通史的著作中,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往往被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到全球史的叙述框架中,强调两个朝代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保守及其延续性,而忽视明清两代的诸多不同。事实上,明清易代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面貌,甚至可能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明清易代,对清朝而言是征服史,对朱明王朝而言是败亡史,对中华百姓而言是血泪史。但在上述全球通史的叙述中,我们听不到胜利的凯歌,感受不到败亡的悲愤,看不见生灵涂炭的血泪,而明遗民的气节与无奈更是完全没有被涉及,亡国、亡天下之论作为明遗民的重要心志,我们也完全看不到一个字的诠释。明清易代的过程跨越半个多世纪,直接涉及上亿人口,大小战争难以计数,死伤人数更无法准确统计,空间范围涵盖整个中国,还波及整个东亚。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却说：“由明到清的转变比较容易。尽管改朝换代时,不可避免地有起义和盗匪活动相伴随,但比较起同时代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的残杀和破坏,是微不足道的。”③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二册,第74页。麦克尼尔《世界史》写道：“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种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的顺利过渡也是罕见的。此外,满族皇帝的行为完全是传统的。”④麦克尼尔：《世界史》,第881页。这些表述不仅严重与史实不符,而且也缺乏感同身受的人文关怀。明清易代在整个东亚区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卷入其中,日本、越南密切关注,明亡后,这些国家均出现继承“中华”的动向。可以说,明清易代不仅改变了东亚的政治面貌,甚至改变了东亚区域的发展轨迹。强调互动互联的全球史书写,本应从这个角度来阐述这场发生于17世纪东亚的重大政治变动,但从上述五部著作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阐述。可能这些内容对美国读者而言没有兴趣,但历史著作不能按照读者兴趣来书写,特别是有着构建人类认同这样宏大目标的全球通史书写,更需要这些内容来触动读者心灵。

由上述分析可见,美国全球通史著作对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呈现并不能令我们满意。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其他国家的学者,要想全面深入地了解明清史,读此类全球通史显然不会是明智的选择。同样,此类全球通史著作对其他国家和区域历史的呈现,是否会令其他国家和区域的人满意呢?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例如,仅就篇幅而言,越南和韩国的读者读此类全球通史著作或许会感到失望,因为很难读到与他们有关的内容。这起码可以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无论如何全球史无法取代国别史,因为我们无法通过阅读全球通史类著作来获得对某个国家的历史的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知。以国别史的书写标准来要求全球通史当然也有失公允,毕竟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书写范式,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两者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并行不悖乃至相互影响的关系。其次,如果全球通史的书写中在处理与国别史关系的方面存在着如此多的问题,进而导致大量各国学者无法满意,那么构建人类认同的目标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怎样的全球通史书写能够让更多的人满意,以及如何更好地达成人类认同的目标,是全球通史学界急需探讨的理论问题。

三、中国学者书写全球通史的意义

本文所讨论的五部美国全球通史著作,之所以其对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呈现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除了源于全球史与国别史书写范式不同之外,也与这些作者自身所处的欧美学术背景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程度有关。完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些作者都不懂中文,均没有阅读和使用中国历史文献的经验,对中国历史内容的叙述只能依赖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二手资料,因此在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中,无法突破西方史学脉络也就不足为怪了。不仅如此,从这五部全球通史著作来看,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这些著作中涉及中国的内容,或许也难以让西方汉学家满意。

但要求全球通史的作者通晓各国语言,能够利用各国的文献资料,并且能够深入了解各国的史学脉络,这显然也不现实,任何人穷极一生也无法达到这样的条件。一个可能的途径或许是这样的,即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些学者,如西方学者一样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出发,进行全球通史的书写；经过相当一段时期,各国、各地区都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全球通史著作后,再由学者在这些全球通史著作的基础上,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加以综合,庶几可产生较为令人满意的、真正能够发挥构建人类认同作用的全球通史著作。如前文所述,全球史书写应该是动态的,也需要是多元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学界应该从中国的立场和角度出发,积极开展全球通史的书写工作。中国学者书写的全球通史,也必然会带有偏见和不足。但起码中国历史的内容会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较好的呈现,而且也将为国际学界更为出色的全球通史著作的书写贡献中国的视角。

其实在翻译引进西方全球史著作的过程中,很多中国学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张广勇《从文明中心的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全球通史〉中译本导言》梳理西方悠久的世界通史编纂史和传统,介绍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理论和方法,并希望“为我国的世界史理论建设和编纂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尽一份绵薄之力”①张广勇：《从文明中心的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全球通史〉中译本导言》,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2页。。于沛认为,要“在全球化背景下,自觉地构建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②于沛：《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于沛主编：《全球化与全球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刘新成先生也认为,作为一种构建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③刘新成：《〈新全球史〉序》,第10-11页。。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这些欧美全球通史著作的中译本在中国卖得都很好。例如本特利、齐格勒的《新全球史》自2007年中文版出版后,至2015年已经第六次印刷,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译本更是一版再版,成为学术畅销书。这表明中国读者和知识界对此类全球通史著作的强烈兴趣和认可。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应该忽视这些全球通史著作中存在的诸如欧洲中心论之类的问题,相反我们更有必要通过批评这些问题来提醒读者,至少这些全球通史所叙述的中国历史的部分,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①已经有中国学者注意到西方全球史书写的意识形态问题,例如本期刘文明先生的论文便提出：“……当西方作为他者,在近现代全球史研究中运用这种‘他者叙事’时,全球史学者应该警惕其中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这一全球通史著作广受欢迎的现象,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读者和知识界对中国传统的世界史书写不够满意呢?中国世界史学界应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并不断思考在大量翻译和引进西方全球史著作和理论的同时,如何写出我们自己的更受欢迎的全球通史,不仅赢得中国读者,也能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并受到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读者的欢迎。

美国全球通史均侧重于跨区域、跨国界的互联与互动,这当然是对传统的国别史的一种超越,但全球通史的书写范式一定存在更多的可能。例如,近年来广受欢迎的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②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便是一部真正以人类为主语的全球通史作品。该书不仅完全突破国家、区域等空间、文明和政治框架,梳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脉络,而且尤其关注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从而表现出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怀。全球通史应该以全人类的发展和命运为核心,除了以往全球史所讨论的环境、气候、帝国、战争、疾病、贸易网络、文化交流等方面之外,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在全球史框架下进一步讨论,例如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特色的保留的问题?国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会彻底消失吗?世界会大同吗?地球共和国会出现吗?起码,联合国的权力需要强化吗?如何在全球史的书写中更多地关注人性?人类的未来有哪些可能性?全球史理论需要更多的哲学式的探讨,中国学界应该更多地参与其中。而且,全球史原本就是由全球化的现实引发出来的学科,因此其书写也需要更加贴近人类现实,这样才更有助于人类认同的构建,有助于人类协同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