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涌

表达力是人际表达行为在特定语境中所产生的启思动情之积极效应。当“表达行为”被遮蔽、“表达力”已被不同程度偏废的背景下,凸显从“表达”到“表达力”积极效应这一语用主旨,具有重要的社会发展价值。本文所设置的论域中,“表达”是一种输出性的言语行为,但不是所有“表达”都是具有品质的输出性行为；唯有卓越表达主体所输出的口头或书面的高品质言语,才必然对现在和未来任何时空中的接受主体(包括个体和群体)产生不可估价、可以持续甚至影响深远的积极正能量。

无论是个人、种族或国家,所有物质和精神的多维度、多层次交往都是伴随着语言活动而进行并展开的；而这种心灵之间的对话远比感性的物质交易更加重要,前者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决定了后者的广度、深度和高度。真正强大的语言表达力,本质上就如心灵的自由体操、思维的自如舒展那样。恰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25页。理性地说,社会人际关系就是表达与表达的真挚融通、思想与思想的热情拥抱。因此,个体生命的成长就是思想表达及其发展的历史,国家或种族的发展就是秉持追求意志、向外喷射“表达活力”和“表达激情”的一种集体的精神历程；而且,精彩深刻、内蕴丰富的思想表达力能够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极为显著地重塑客观实体世界。“表达力”(在此语境中不能用“语言”这类含糊的表述来代替“表达力”)就逻辑地成为地球上迄今为止最高智慧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深刻象征。

一、表达力是公民个体持续成长的基石

语言的表达力及其隐含在其后的思想力,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一直受到特殊的重视。

古希腊最活跃的教育家群体是“智者派”。该派高度重视演说教育,主张通过向学生传授修辞学、辩论术和文法来培养其雄辩才能,促进人们在参与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时借助语言而表达个人的见解和观念。①善中惠主编：《西方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苏格拉底著名的“产婆术”,实质就是通过诱导式对话来开启学生的思维闸门,发展思想力和表达力,因此,“产婆术”一直被后世尊崇和光大,无论是“启发式教学”还是“发现法”引导,都可以从“产婆术”溯源。古罗马的社会风习要求青年人努力成长为具有雄辩才能的人甚至是雄辩家,凭借雄辩力而击败政敌、影响公众、谋取权利。在这种社会风尚的深刻影响下,以演说和驳难为内容、以强化表达力为目标的雄辩家教育获得了比较广泛的高度重视。

古罗马西塞罗在《论雄辩家》一书中系统地阐释了这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他高悬起雄辩家应该达到的标准：“具有逻辑学家的缜密,哲学家的思维,近乎诗人的辞藻,法学家的记忆力,悲剧演员的嗓子,以及近乎十全十美的演员的姿态。”②任钟印选译：《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因此,雄辩家必须要具有快速反应的能力、敏捷的口才、清脆的声调、匀称的体态、广博的知识以及其他一系列诸多语用的素养,练就演说家所呈现的在声调、手势、呼吸和语调等方面的特殊语言表现力。③任钟印选译：《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225页。他甚至明确提出：“雄辩术必须从家庭中的练习场地走出去,走向实际行动,走向喧嚣的尘世,走向军营和公共争辩的战场……”④任钟印选译：《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昆体良同样对语言交往和争鸣中的雄辩艺术分外看重,视之为一位古罗马优秀公民必须具备的卓越表达才质。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同样长葆着一种自觉意识到语言表达力之关键、堪称历史智库的丰厚思想资源。先秦孔子“文质彬彬”说、⑤孔子：《论语》,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文质彬彬”是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说,强调表达时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乃至融通。“有德者必有言”⑥孔子：《论语》,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高度关注君子的立德和立言并重、内容和形式统一；西汉司马迁发愤立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⑦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以求名垂青史,开创了中国文人胸怀天下、面向时代的“立言”传统,升华为世世代代读书人无不向往的一种神圣境界；魏晋时期的曹丕更是将表达力之结晶的“文章”推崇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⑧曹丕：《典论·论文》,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1页。。总体而言,中国历来重书面之“文”有盛于重口头之“言”,但是“言”“文”难以分割,共同指向高雅的“表达”,彰显出历来中国社会精英非同凡响的精神存在和价值追求。韩愈,这位唐代思想界、文学界和教育领域的代表人物,对“立言”提出了系统、深刻和崇高的要求：“唯陈言之务去”,以求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的和谐出新；他更力主“立言者”的人格修养和思想砥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⑨韩愈：《答李翊书》,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页。南宋朱熹则借《中庸》之说立下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⑩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上册),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其中的“学”“问”“思”“辨”等涉及人生价值存在的主要行为动词,从现代语用立场来作出分析,无不涉及内语用、外语用、输入性语用、输出性语用所有这些常态的语言活动,其中的价值取向则是书生一辈子立身治学的大境界：言而有据、穷理达真。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倡导“新民”,力主以明白晓畅、动人心魂的“新小说”来启发民智、塑造新民；特别是在现代历史上创造了热情洋溢、气势磅礴、深切鼓舞人心的“新文体”——一种兼容文学色彩和政论特点的评论文体,思想犀利、表达恣肆,从而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高标一帜、独领风骚。由文言文转向白话文的五四伟大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表达出新的精神开放的黄金季节,也是语言表达力和创造力冲决文言文诘屈聱牙之禁锢、因而新思想新观念澎湃激荡的活跃时期——梁启超的“新文体”即是该时代思想活力的表征之一,是“少年中国”青春活力和表达活力十分耀眼的独特标志。

当今,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全球化时代。现代民主与开放生活促进了人际的全面对话,通讯技术的发达则助推并加速了跨时空、全天候的人际表达平台之构建。全球化时代空前凸显出语言表达力在人际精神生活中的基础性、关键性和前瞻性作用——“世界公民”新概念正在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跨疆界、超国别的合作、博弈与语言交往,必然要求“国家公民”乃至“世界公民”深具高度自觉并且可以持续发展的语言表达力,包括宣扬观点、行使权力、承担职责和争取利益等,这无一不是通过“表达力”之言语行为而来切实达成的。

首先,公民语言表达力是满足自身可持续成长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任何公民个体在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身份转型中,必然要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学会语言(尤其是母语)的自我“表达”。无论是通过“习得”还是凭借“学得”,人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清晰规范、得体有序地“表达”并且善于深邃缜密、生动感人地“表达”,从而渐趋那种产生积极效应的“表达力”境界。就人的漫长一生而言,表达力构成了个体深度介入文明社会并作出独特贡献和发展、推进文明程度的重要精神进阶。人的成长和发展,其实就是思想渐趋成熟且升华为思想力的曲折漫长的过程,亦是其语言表达行为经受反复磨砺并达成卓越表达力的心灵成熟的历史——质言之,成长即表达,发展即表达力之渐趋成熟。正因为这样,公民个体语言表达力的发展度与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度、生命价值的实现度,往往自然地构成高度的正相关。

其次,公民语言表达力是切实兑现自身诸多权利的“流动资本”。这与上述要义高度一致。如果说表达行为是公民自身不可被剥夺或被变相剥夺的一项神圣权利,那么,作为社会成员的公民在履行自己的责任和权利、达成职场独特建树之过程中,必然要以语言的表达力作为最重要的“流动资本”来投入人际交往与心灵对话之中,并且通过维系社会人之间良好和谐的合作关系来充分实现一己的价值和利益,获得社会价值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发表文章后得到的社会共鸣和激赏、广场演说后收获听众的热烈回应、与人交谈后化解心灵阻塞的和谐与快感,尤其是名诗名文问世后给作者带来的丰厚回馈和深远美誉,或学术创新中以崭新“话语”为核心的新理论所赢得的广泛社会认同和学界高度共鸣,这些所有“表达”成果既是作者对社会演变的卓著思想贡献,同时也是自身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和生命意志及意义的精彩彰显。表达力作为一种在时间向度上的“流动资本”,是可以伴随灵魂的苏醒和崛起而持续增值的。正因如此,孔子说：“不学诗,何以言。”这是对“士”阶层语言表达力之积极效应的殷切期待和自觉要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杰出人物的语言表达行为及其表达力效应是其贡献社会创新思维、获得卓越精神创造成果的主要途径。公民群体中最优秀的精英分子往往是以精彩“表达”为标志的,其著名思想论断往往是以内涵饱满、观点深邃、表达力效应极为显著的个性话语而行世。“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这是古希腊苏格拉底对地球人局限性甚至渺小感的深切洞察。“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这是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对地球人外在卑微与精神独特的关系之体认。“发现问题永远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善于抽象思辨的爱因斯坦不仅仅陷于具化的物理学问题之探索,他对人类文明进化的概括性提炼,富于重要前瞻价值。“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的“学论”对教育学的启迪,与时俱增、含蕴深长。“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的辩证哲学,真是“大智若愚”、字字珠玑。“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开启了后人的另一扇心灵窗口,内在的精神世界成为了真正的风景所在。这些永留青史、充满人性智慧的深具表达力乃至创造性的精彩表达,成为人们漫漫艰难探索中智慧长涌的思想源泉。

二、表达力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本

语言表达力甚至创造力更是民族与国家走向强盛的一个显著标志,而所有象征着这种“表达力”和“创造力”的思想成果,无不成为民族和国家最为荣耀的发展性精神资本——它们不仅仅是民族或国家昔日辉煌的标志,甚至更是其明日新辉煌的重要预示。这里,我们先需要对“表达力”的发展阶段作出一个比较理性与客观的划分。

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民族国家,其表达力必然具有一个纵向的发展阶段,甚至其周期性的巅峰——创造境界。因此,语言“创造力”(creativity)或“独创力”(originality)是“表达力”积累与发展的最高境界,①陈龙安：《创造性思维与教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作者把“独创力”作为“创造力”的一个分支概念；笔者以为“独创”是“创造”的核心或本质特征,“独创力”与“创造力”并列为宜。是个人或群体语言输出水平达到极致、不可复制的超越性表现。无论中英文语境,“创造力”都是指个体或群体在某个特殊领域经历长期积累、持续研究而获得的超越前人、亦不可为同时代复制的首创性思想成果及其卓越影响力,或者在某个特定领域所达到的一种标志性思想高度及其卓越影响力。作为人的思想力和表达力的结晶,创造力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境界,甚至是智慧生命的体力和心力、情商和智商、经历和境遇、经验和灵感等等诸多元素的大荟萃,可遇之而难求之。这正如前人在评价大诗人时所判断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这般大化之境,当非常人所能至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今天笔者提及一般语言能力时,为何多论“表达力”而少提“创造力”的原因所在——确实,就一般人而言,“创造力”只是一种可以追攀、却难企及的人生至境。我们回眸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文明发展的历史时,更多倾向于选择能够代表该民族或国家的精英人物及其“创造力”,因为其言语作品相当程度上典型地代表了一个民族母语或国家通用语的发达水准。

这样,本语境中所谓“表达力”,主要是指特定时代的文化精英们的“表达及其效应”,而当判断“表达力是国家发展的主要精神资本”时,其中“表达力”则是国家文化自身演进的一种高境界即“创造力”阶段,或者说是“高级表达力”阶段(以下论述皆作如是观)。因此,我们只要聚焦民族文化演绎过程中的精英人物及其语言创造性“表达精品”(特别是书面语精品),就能深刻觉悟到这些语言精品的文化含量及其持久生命力,洞悉到创造性表达力必然是国家发展的主要精神资本——不仅仅是标志着国家文化发展的巅峰,也是深远影响到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声誉,为国家未来可持续文化增值与文明升级提供传承的源泉、动力和重要基石,所谓“精神资本”正在此意。以下我们进一步从汉语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待“表达力”所发挥的显著积极作用。

先秦以来,儒道论著和诗经楚辞等分别开辟了理性鲜明、意蕴丰厚、两相交融的数千年汉语文化传统,为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传承和光大而独辟注重审美、自有特色的东方文明“大道”。泱泱汉语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历经象形符号伴随漫漫岁月而长期演进之历程,深度融进理性与感性的交融渗透。一方面,先秦诸子,以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为代表,或通过《论语》《孟子》诸多思想论著,宣释“仁”“和”“忍”“忠”“义”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或凭借《道德经》《庄子》等汉语大典而彰显“无为而治”“有无相生”的出世大道。它们共同铺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理性底色,何其漫远地矗立起数千年汉语文化传统的思想里程碑。另一方面,以诗经、楚辞为发端,以唐诗宋词为峰峦,以明清小说等为高标,建树起汉语诗性文化的审美典范,它们以丰富的意境、灿烂的辞章、诉诸感官的人形物象之塑造而博得后世永恒的审美共鸣并陶冶着汉语审美表达力。其间交相辉映的文化符号横贯历史的浩瀚星空,从才思流溢的《文心雕龙》到光焰万丈的李杜诗章,从岳麓人籁、阳明心学到芹圃砚斋、桃源逸情,乃至羲之心画、白石气象……形色千种、图符万般,无一不是心灵诚挚深婉的“表达”,可谓：思接日月、视通天地,天籁与人声和谐际会、境像与心韵融为一体。深厚蕴藉的汉语文化以其诉诸感官与心灵的特殊形态符号鲜明地体现出生命最伟大的“表达力”,常常惊天地、泣鬼神、感人心,并且与时俱进地上升为中国文化传承和演绎中一种无坚不摧、不可斫削的“软实力”,一种长葆中华民族精神定力、甚至抵御外敌入侵的刀枪炮火也不可替代的坚定向心力、凝聚力和自信力。正是这般汉语文明之悠久绵亘的“表达”及其穿越时空的无限弘扬,在黄河长江的发源地上袅袅升腾为古老坚硬的“东方文明”,向世界辐射出超越时空的永恒的传播力和感染力。虽然,现代中国自五四运动爆发百年以来,在异质文化的对峙和融合中,自身出现种种顺应人类现代化大潮的精神变异,但依然无法割断汉语文化命脉的绵延赓续,汉语之根深扎于东方民族的深心而蓬勃生长。可以断言：如果斑斓造像的汉语是中国文化之“根”,那么,汉语文化历经数千年而源源不断喷涌的精彩表达力和杰出创造力,无疑是源自本土、持续壮大的最伟大的“生长力量”,是泱泱大国母语文化葳蕤兴旺、硕果煌煌的价值表征。

现代以来,胡适、陈独秀改良甚至革新语言表达的新思维,引领中西方思潮交汇期间伟大的“思想中国”之崛起；梁启超“新文体”、鲁迅白话小说等开创现代文化启蒙时期汉语蜕变、思想觉醒的语用新典范。①潘涌：《话语创新催生“思想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思想中国”是作者首创的一个新概念,有别于物化形态的“实然中国”。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发展,不仅仅需要“经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中国”的崛起,更需要“思想中国”的诞生——这才是“现代化”的更丰富、更深刻、更本质的内涵。五四时期,汉语的命运出现了一种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巨大转折,以适应国门洞开这种非常时期中国“灵魂新生”的特殊文化需要。在相当程度上,内涵丰富、思想精湛的语言精品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固本强体的“造血”特效。正是新思想新表达给衰弱的文化生命造出“祛瘀除污”的新血液,产生新生的强大活力。语言是为文化运转和社会成员的思想沟通提供最具精神营养、持续发展的强劲动能。古代汉语(即文言文,古代中国读书人的书面语言)在历经数千年汉民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反复淬火之后,到了五四时期面对外部强敌的全方位入侵而深深陷入“不堪危局”的境况,难以承载一个现代民族面对沦亡的思想危机及其心灵对话；换言之,活在先人笔下的古汉语已经深度沦入文言文难以抒写现代中国人变异之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力”危机。于是,一如顾炎武所深切痛感的“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和谐相称于今人心灵和唇吻的新语言之创造,②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九,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5页。自然顺势而动、应时而生。于是,指向“立德”“立功”的新时代“立言”当为一时之急务。胡适等一批思想革新人士以“语言表达”为突破口,开展汉语文化史上最为深刻伟大的一场“定点爆破”行动,一扫传统汉语思想流播的旧貌甚至阴霾,清新地重塑现代国人尤其是文化精英们的语用风范。他高度自觉地认识到,现代文化的“表达力”效应是以新鲜晓畅、活跃唇吻之间的普通“白话”为获得之基本工具,文体亦是承载“白话”、结体舒展的自由体为主；而这样的语言“表达力”,方才真正适切于新内容、新思想、新观念之本体：“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不避俗字俗语”“务去滥调套语”,最终实现“言之有物”；③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5期,原载《新青年》二卷五号(1917年1月1日)。而至于“不用典”“不讲对仗”之要求,则祛蔽“典”“仗”之表达晦涩、旨在敞亮新思想之本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之迅捷产出与广泛传播而创造具有决定性的前提条件：“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④胡适：《〈尝试集〉自序》,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8页。而此后的陈独秀则表现得更为鲜明激烈,从新文化创造的角度明确提出语言表达的新规范：平易抒情、新鲜立诚、明了通俗。这位新思想的先驱,无一不表达出与历来陈腐雕琢、艰涩迂晦的文言文坚定决裂之意志。⑤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5期。《新青年》二卷六号(1917年2月1日)。他们呼唤语言表达的革命与创新,最终真正指向的是现代中国亟须达成的政治革新、社会改造之旨。

而五四前后,梁启超批判“老年中国”的腐朽滞后、鲁迅痛苦反思“国民劣根性”,都是从“立人以立言”“立言为立人”的思想高度出发,希冀在世界性语言流动的背景下再造新国民及其新精神。梁启超极力鼓吹“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纵笔所至不检束”“别有一种魔力”的“新文体”,诸如《少年中国说》这样的新思想新文体,充满才情洋溢、憧憬未来的卓越表达力和冲决旧时代思想藩篱的批判力,并且急溅起国人回旋激扬的思想波澜。鲁迅以白话为载体的现代小说,充满一代思想大家对国民精神世界的深度洞悉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情怀。与同时代文艺家有异的是,鲁迅小说的字里行间“复述”着自身经验世界的见闻和故事,实际上是以犀利的思想锋芒解构着旧时代的人情世态,毫不留情地展示出灵魂世界的卑微、猥琐和无可挽救的极度不幸。这里,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深刻解剖了狂人、阿Q们的灵魂典例,“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思想力和表达力。他用“现代汉语”埋葬了旧时代旧思想,他的小说、散文和杂文,主要不是供“闲适”阶层怡情养性而是为“思想斗士”输送精神补给的。因此,大凡一个时代的思想先驱,必定就是充盈表达力和创造力的语言大师,其贡献于国家或民族的,既是一笔划时代的思想遗产,同时又是一种思想表达的语言遗产,从而引发同时代和后时代人们的深切共鸣。

总之,一个国家如果要在世界风浪和文明演进中持续成长壮大,必然需要与时俱进地长葆和更新文明发展的内容和形式,并不断从“语言”(即语用)这根文明蜕变的特殊“脐带”中汲取先贤的思想营养——这就是文化传统的独特力量,通过母语(当然不仅仅限于母语)的传递而最大化地丰富后人的精神世界。由此观之,前人洋溢表达力的“语言”与后人同样充盈表达力的“语言”不断对接,才真正构成国家或民族永恒演进中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文明接力棒”,使人类之崇高思想、丰富知识和伟大理念从“火种”成为煌煌“太阳”。其中,从具体语境中超越而出的精英人物,其创造性思想和语言的力量构成文明进化的核心元素,正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所言,这样的精英人物感觉到“生命冲动”的方向,坚定地渴望把“冲动的印记”留在人类的身上,并以之塑造他的同胞。①转引自刘远航编译：《汤因比历史哲学》,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所谓“冲动的印记”主要就显现为思想的表达及其效应,即用代表文明进化方向的先进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重塑群体乃至社会的思想风貌,使一个时代的文明发生或渐进性或革命性的巨变。

因此,国际或民族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转型升级都是有赖于承载先进思想的语言力量来提供伟大的动力。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首创文化人类学“后喻文化”之于人类文明演进范式的揭示,罗马国际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所用“可持续发展”一词之于地球资源有序开发与人类生态和谐发展的反思性警示,“现代语言学之父”、德国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比较静态、抽象和普遍的“语言”与动态、具体和个性的“言语”之差别基础上提出“言语”一词对理论语言学的重要推进,美国语言哲学家乔姆斯基对形式组合有序的“转换生成语法”这一特殊话语的产出等等,都以颇具表达力的话语深刻而积极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术发展,甚至升华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精神资产。

三、表达力甚至可以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语言表达力诉之于接受者的思想,可以形成启发思想、优化心智的积极精神效应。然而,音形外壳内的语言内涵不仅仅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由于诉诸肉体生命的心灵和大脑,并由接受者的神经系统转化为对应的行动意识,进而升华为改造世界的雄厚的物质力量,因此,语言表达力,更是一种由作用于精神世界而转化为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非常直观的肢体行动力量。简言之,语言表达力,也是改天换地的物质力量!正因为这样,语言表达力不仅仅是重塑人心的文化“软实力”,同时,当然也是再造物质世界的强大“硬实力”!只要人的行动接受大脑神经系统的支配与役使,语言必然永恒是人类改造世界与人心的最重要的利器。当作为接受主体时,人们常常通过对语言表达意义的输入和影响而在融合生活体验后形成自己的意念、信仰和行为意志,并使之转化为颇具革命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一种物质力量!请看语言表达力如何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表达主体输出→接受主体输入→启发接受主体的思想意识→转化成接受主体的行动力量→作用于客观实体世界

这种转化与作用的过程是复杂隐性的“化学反应”,而不是简单和直观的“物理反应”。在人类历史上每当社会各阶层贫富悬殊、矛盾尖锐的危急时刻,总会出现一些特别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思想理论,并且它们常常以强烈共鸣感的语言表达而横空出世,从而有力地调整社会原已严峻失衡的秩序,使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获得舒缓甚或解决,促进文明范式继而平稳更新和发展。在这里蕴含着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成长”理论之精髓：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就是一种有序的循环,激发进步的动力来自“适度的挑战”,从社会成功应战到新的斗争,从一个问题的解决到另一个问题的提出,从暂时的歇息到新的运动,这种周而复始的运动转型为反复再现的文明进步节律,而适度的新挑战不断插入其中,使原有的平衡变为新的不平衡——这实际上是一个潜在的无止境的进程。①转引自刘远航编译：《汤因比历史哲学》,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在这一进程中,承载着新思想、新观念、新意识的语言及其表达,例如启迪心智的新话语、新判断、新篇章以其颠覆性的思想力量冲击着旧世界、旧秩序、旧伦理,从而在人类文明范式的演绎中发挥着不可缺失的关键作用。

这里,深深具有经典价值的是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者卡尔·马克思及其语言表达力。其语言表达力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产生了特殊“震撼弹”效应,且不说“剩余价值”“异化劳动”“积极扬弃”“否定之否定”等诸多内含丰厚的新概念的诞生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思想启迪价值,仅仅以语言表达的审美感染力而言,就对阅读者产生了启思动情的深远且强烈的积极影响(即发挥着思想启迪和审美感动的双重作用)。卡尔·马克思在人类思想理论史上第一次弥合了理性判断与诗性表达两者之间的分离甚至对立,将科学理性与形象思维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空前地、创造性地树立了科学品质和审美品质兼容的“新经典”。就对人类学术思想的贡献而言,如此“新经典”实质性地创立了学术表达的新范式,为人类突破学术表达的既定标准和固有框架,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范本新样态——来者犹可追,希望在明天。我们以《共产党宣言》这个经典文本为例来欣赏马克思这种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语言表达力：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8-289页。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点评：“幽灵”的比喻、短语的并置和反复、正反政治力量的对比,勾勒出19世纪中期欧洲大地上严峻对峙的政治形势,语气急促、语势紧迫,展示出共产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逻辑、坚定意志和强烈自信。作为象征历史逻辑的时代力量,共产主义的幽灵震慑一切旧势力旧观念。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点评：以肯定的语气和直截了当的评论,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污秽本质与庸俗特征,简洁而犀利、严厉而精辟；“面纱”的形象比喻洞开了资产阶级的罪恶本性和悖逆人性的真相,从中显示出作者作为现实社会批判者的锐利思想锋芒。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点评：这句充满高度概括力的宣言,前长后短,敞亮思想,强烈地、毫无保留或遮掩地显示出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和信念坚执。“消灭私有制”五个大字,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声势,充分显示出共产主义的思想伟力和行动意志!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言蜜语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点评：一系列有序的联合比喻,揭示出德国社会主义者“永恒真理”的特征：脆弱的思想本质、浮艳的语言装饰；而且,其中充盈了作者轻蔑、嬉谐和嘲弄的意味。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点评：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句,一个半世纪以来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励志口号。它以祈使句的独特形式、以对比和借代等修辞格来酣畅淋漓地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抱负和坚定信念,上升为无产阶级最具内涵、最具激情的“革命广告”。今天,虔诚的无产阶级依然怀抱着激情和梦想,以《共产党宣言》所展示的未来愿景为目标,继续行走在他们崎岖坎坷的圣洁道路上。

总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思想导师卡尔·马克思,以其充满哲学思辨、艺术形象和诗性感情的卓越表达构建了共产主义的宏伟理论,赢得了同时代和后世人们无限的敬仰,同时也深刻启发了他们的思想,点燃起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的巨大热情；换言之,语言的力量不仅仅显现为唤醒被压迫者的抗争意识与激发其伟大理想的信念,而且,更是“对象化”地体现为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反剥削、反压迫的坚定行动意志,反映在他们为人类明天而采取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行动力量,因此,焕发出精神感召魅力的语言表达力已经转化为“洗礼”世界的强悍物质力量——那种改天换地、重塑人间的可以深切感觉到的有形的物质力量。

综上所述,与思想力合二为一的“表达力”,是推动公民、国家和世界与时俱进的根本力量,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范式不断升华的原动力。基于崇高深刻之思想的表达力,其影响多么深远,则人类就能够行走多么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