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伟

哈贝马斯在评价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性时曾说：“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①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借用这一评价,我们也可以说：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悲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悲剧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马克思不仅非常推崇古希腊以来的优秀悲剧艺术典范,同时也对悲剧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综观马克思关于悲剧美学现代性的相关论述,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巨大的历史感”——宏阔的“世界历史意识”。这里所说的宏阔的“世界历史意识”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对现代社会历史发展所进行的宏观描述和深刻洞见。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将“世界历史变革”作为现代悲剧冲突的根本矛盾,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审视传统悲剧美学理论,赋予悲剧全新的现代性历史意义与价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理论。

一、历史与现代世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在思想史上,黑格尔较早关注“世界历史”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的现代性阐发,这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的历史意识确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对此,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在《现代悲剧》中指出：“在马克思的影响下,精神历史的客观性既得到了肯定,又被加以改造。伦理力量的冲突以及它们通过更高力量的解决,都被用社会和历史的术语来阐述。社会发展的性质被看作必定是矛盾的。当互相冲突的力量因自身性质的规定而必须采取行动并将其进行到底的时候,悲剧就产生了。就像他对黑格尔做出的其他更为一般的反应一样,马克思采纳了关于精神发展的论述,然后将它转变为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论述。”①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可以说,威廉斯十分准确地概括了马克思悲剧观的历史意识,并追溯了与黑格尔悲剧观的思想承继关联。

应该明确的是,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实质上乃是指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运动。从现代性视域看,“世界历史”也就是现代历史,而现代历史则主要是指以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或“世界化”兴起为标志的现代性历史运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浩大的“现代性工程”。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提出“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试图运用这一概念“在思想中把握”现代性到来的“世界历史”时代。然而,受制于绝对精神逻辑运行的理论体系阈限,黑格尔只能将“世界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在现代世界“自我实现”的展开史,“世界历史……表示‘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②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03页。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这是因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为”。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页。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点,扬弃了黑格尔将世界精神化、观念化、逻辑化的阈限,并将其作为描述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重要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多次阐明机器大工业生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使历史“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使“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使“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7-591页。马克思恩格斯在相关论述中还经常使用“世界历史意义”“世界历史性”“世界历史性个人”“世界历史性活动”“世界历史性革命”“世界市场”“世界交往”“世界文学”等相关概念,确定其资本主义全球化或世界化的现代性历史过程,丰富了“世界历史”之现代性规定的时代内涵。我们看到,这些表述意在强调“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也就是说,“世界历史”并非脱离历史语境的“一般历史”,而是指特定的伴随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而到来的现代性历史阶段。

虽然,“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0页。,“世界历史精神或绝对精神”致使其历史意识悬置于精神观念的虚空之中,导致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理念化、观念化和伦理化。但值得强调的是,黑格尔的所有概念都具有历史辩证法的双重性内涵,这就需要对其充满悖论的历史辩证法进行双重的理解与批判。恩格斯正是从这种双重批判视域出发来评价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在历史观念上的优劣：“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肤浅的。黑格尔指出：‘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我们看到,恩格斯不仅揭橥了隐藏在观念形而上学中的历史辩证法,还将历史的双重悖论置于现代性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寻此理路,我们才可能真正避免抽象地形而上学式地谈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

黑格尔将表征“世界历史”冲突的悲剧进行了理念化、观念化和伦理化的处理。在黑格尔看来,悲剧历史辩证法的意义在于两种不同伦理观念之间的冲突、毁灭与和解,因此,他十分推崇古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将这部被称之为“安提戈涅之怨”的剧作视为心目中的理想典范。安提戈涅的哥哥因反叛罪名被处以死刑,曝尸荒野,不准收尸安葬,于是,城邦伦理与亲情伦理、政体伦理与传统伦理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最后,安提戈涅冒死选择亲情伦理安葬哥哥,违反了城邦禁令,被处以死刑；国王也因其暴虐专横而遭到厄运。在黑格尔看来：“这里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②黑格尔：《美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6页。悲剧中的矛盾冲突双方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伦理力量,就其自身来说,两种伦理力量都具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或合理性,但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又带有各自的片面性或不合理性,即它们都坚持自己的片面要求而否定对方的合理要求,这就构成了不可调节的悲剧冲突。如何消解这样的矛盾冲突,黑格尔试图让悲剧发挥消解对立冲突的功能,在两种片面伦理都必将遭受惩罚和毁灭的情境下,悲剧性的结局等同于扬弃否定双方自身的片面性,矛盾冲突因而得以和解,永恒正义(绝对的世界历史精神)因而得以伸张。显然,黑格尔用两种片面的伦理力量冲突来解释悲剧,不仅滞留于伦理观念(绝对精神)的抽象虚空之中而导致历史的伦理化、理念化和观念化,更抹杀了悲剧冲突中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进步与倒退的不可调和性,以此混淆了悲剧冲突的历史善恶标准。

保罗·利科在评价黑格尔的悲剧哲学时指出：“没有一种哲学比黑格尔哲学更好地试图把悲剧和逻辑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没有一种哲学比黑格尔哲学更多地想通过调和克服对立,把所有无结果的否定转变成有结果的沉思。”③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黑格尔以“世界历史精神”或“历史理性精神”,对传统的命运悲剧观念进行了祛魅化的反思,将悲剧艺术作为“世界历史精神”逻辑衍化的重要节点,悲剧因而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最佳历史运行形式。

二、历史与崇高表征：从悲剧的历史到历史的悲剧

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悲剧是历代哲人不断探寻的恒久性议题。众所周知,美学史上诸多美学家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来探究悲剧的本质及其特征,其中,如何理解和把握悲剧冲突的根源与实质,成为探究悲剧问题的关键所在。远古时期,人类生存的主要困境与难题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抗冲突,因而生成以“人与命运”冲突为主题的古老悲剧观念——命运悲剧。显而易见,这种命运悲剧观不仅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宿命论的色彩,而且势必会伴随现代社会的到来而走向式微。也就是说,伴随社会历史发展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历史以来,人类生存的困境与难题主要表现为“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冲突,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历史冲突因而成为现代悲剧的核心内容,因此,如何“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如何将悲剧性冲突“作为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①《马克思致斐·拉萨尔》,米·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就成为从古典悲剧观念向现代悲剧观念转换的关键所在。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历史比起大自然来甚至更加宏伟壮观”(恩格斯语)。马克思恩格斯将悲剧的思考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阔视域中,深刻地阐发了悲剧产生的社会历史性,指认悲剧根源在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②《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米·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以此超越了以往关于命运悲剧、英雄悲剧、伦理悲剧、性格悲剧、市民悲剧、心理悲剧等传统悲剧观念,从而揭示了现代悲剧的“世界历史性”,确定了悲剧现代性的社会历史内涵。这里所说的悲剧现代性是指悲剧所表征的现代社会历史矛盾冲突,它更为集中、更为典型、更为强烈地反映或表征着人类步入现代性历史进程所必然经历的转折变革、困苦磨难、深痛巨创、奋斗牺牲、壮怀激烈、慷慨悲歌,成为一种现代性意义上的崇高美学表征。

应该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特别关注“历史与悲剧”问题,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密切关注悲剧与社会历史变革中的现代性问题。这是因为,“自法国革命以来,悲剧的观念可以被理解为对一个正在自觉经历变动的文化所做出的不同反应。悲剧行动与历史行动被自觉地联系起来,并因此而获得新的解释”③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在马克思看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确实,伴随现代社会历史运动的急剧变革发展,较之于古典时期相对单纯的悲剧性冲突,现代悲剧冲突呈现出越来越激烈同时也越来越复杂的历史情势。其中,在现实历史形态之中,现代社会历史变革运动不断上演着一幕幕现实存在的现代悲剧；在艺术审美形态之中,现代社会历史冲突日益成为现代悲剧冲突的重要争斗场域与集中表征形式。

历史唯物主义以人及其社会历史实践为核心议题,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探求人类自身生成的“历史之谜”。在马克思看来,整个历史不外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人类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创造了一个对象化的世界,同时也创造了自身及其自身的历史,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而“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2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如果离开了人这一历史主体,历史就会成为空洞的冰冷客体,这是因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作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有了人,有了历史主体,有了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且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活生生的人,历史才不会成为某种抽象化、冰冷化、铁锈化的工具或规律,而成为人之历史——历史因之充满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在强调历史冲突的同时,更为强调置身于历史之中的历史创造主体——显然,这一历史创造主体也正是悲剧人物的主体规定或性格规定。

现代悲剧冲突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人类社会实践进程中所必然经受的历史挫折和磨难的产物。因而,从“世界历史”创造主体的角度来理解悲剧人物,意味着将悲剧主人公作为社会历史冲突的主要承担者或承受者,由此生成苦难的历史崇高形象,生成特定的悲剧人物性格——现实的、个性的、充满激情、坚执理想目的、活生生的人物。因而,特定人物的悲剧性格从根本上说乃是特定社会矛盾斗争在人物内在世界的体现,它曲折复杂地折射出社会历史运动中各种矛盾对立冲突,因此个体的性格悲剧才可能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从而具有反映或表征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悲剧现代性价值。

三、历史与必然要求：围绕《济金根》的悲剧现代性论争

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写过关于悲剧的系统论著,他们对现代悲剧的独到见解除散见于一些篇章外,最集中地体现在对拉萨尔《济金根》的评论中。事情起因于拉萨尔自己创作的一部名为《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五幕历史悲剧。1859年,拉萨尔把《济金根》剧本寄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附有一篇说明自己悲剧观念的长文《论悲剧观念的手稿》。其后,马克思恩格斯分别写信回复了拉萨尔,从悲剧现代性或现代悲剧的高度,对其错误的悲剧观念进行了批评。拉萨尔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批评之后,又写了一篇长文为自己申辩。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这场围绕《济金根》而展开的关于悲剧的讨论被称之为“《济金根》论争”。对此,英国著名学者柏拉威尔在《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评价说：“马克思的评论(连同恩格斯的评论)后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文献。”①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89页。

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取材于16世纪20年代发生在德国的一个历史事件,没落骑士济金根和胡登发动了一场叛乱,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应该说,拉萨尔选取这一题材的目的是恰当的,既回到历史传统,又具有现代意义。按照拉萨尔的解释,回到历史是为了回顾“德国所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文化历史斗争的过程”,因为它是“最伟大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期”。②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原序》,叶逢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应该说,马克思也基本上认同拉萨尔所选取的题材,认为他“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合适于表现这种冲突?”③《马克思致斐·拉萨尔》,米·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这里,马克思肯定了《济金根》选取题材的历史意义,更肯定其作为“现代悲剧”的意义,但对其所要表达的历史观念表示质疑。也就是说,拉萨尔虽然选择了一个可以表达历史冲突和现代意义的事件作为题材,但他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偏离了历史,当然也就有悖于现代悲剧艺术的总体精神。

问题的症结在于,拉萨尔所持的悲剧观完全是黑格尔主义的。也就是说,作为黑格尔的信徒,拉萨尔知晓悲剧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只不过他依然陷于观念冲突论的“世界历史精神”领域之中,而无法真正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悲剧美学观。拉萨尔执着于“绝对精神”辩证法,将悲剧中的伦理冲突归结为智力冲突,将智力冲突归结为思想冲突或观念冲突,认为“这种同时是伦理的又是智力的,因而又是以永恒的和必然的客观思想冲突为基础的过失,我觉得才能构成最深刻的悲剧的冲突”。④拉萨尔：《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米·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为此,拉萨尔将悲剧冲突理解为“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的现实解决,以及这种矛盾的内在必然性”；⑤拉萨尔：《关于悲剧观念的手稿》,米·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将济金根的失败归于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观点实质上是黑格尔悲剧观念的变种,它让我们自然联想到黑格尔关于“理性的狡计”的论述。拉萨尔承继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衣钵,用“理性的狡计”取代了“历史的必然”,历史因此被精神观念化。正是因此,拉萨尔的《济金根》才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致批评。

通过拉萨尔的《济金根》及相关悲剧理念的阐述和申辩,我们看到,拉萨尔将黑格尔悲剧理论的伦理化、观念化、抽象化倾向进一步推向了极端,从而彻底地抽取掉隐藏其中的历史辩证法维度。马克思在回信中指出：“济金根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实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①《马克思致斐·拉萨尔》,米·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恩格斯也明确批评拉萨尔“在一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最后恩格斯指出：“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②《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米·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0页。通观这次与拉萨尔的现代悲剧问题论争,我们看到,通过对拉萨尔《济金根》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以“世界历史”——社会历史冲突为本质规定的悲剧美学观,将悲剧的思考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阔视域之中,从而揭示了悲剧的社会历史性,确定了社会历史悲剧的现代性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中,悲剧人物绝非孤独的个体或孤立的个人,悲剧主人公不仅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承担者和受难者。因此,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同时,恩格斯还用十分严厉的措辞贬斥了人物性格描写上的“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倾向：“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③《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米·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8页。传统悲剧美学观往往注重悲剧冲突在人物性格内部展开的主观方面,而不能对悲剧性格的产生根源进行社会历史分析。这是因为,传统悲剧理论缺乏历史宏阔意识,缺失历史主体意识,难以理解人物性格乃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难以理解悲剧人物内在性格冲突实质上来自于外部社会历史矛盾冲突的内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看,悲剧冲突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进程中所必然要经受的历史挫折和磨难的产物,是不同社会力量相互斗争的一种表现。它往往体现着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因而,特定人物的悲剧性格从根本上说乃是特定社会矛盾斗争在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观表现形式。人物性格的悲剧性冲突可以曲折复杂地折射出社会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这样,个体的性格悲剧便取得了普遍的社会历史意义,具有反映或表征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悲剧美学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悲剧人物历史规定性时,需要避免“恶劣的个性化”的倾向,同时也需要避免“恶劣的共性化”或“恶劣的历史化”的倾向,防止“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将悲剧人物变成历史发展的抽象化、符号化替身。这一点无疑构成马克思恩格斯悲剧美学观的重要方面。这是因为,“历史的必然性决不是一种与社会,与创造自己历史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们无关的力量,它完全可以为现实的人所理解。关键恰恰在于要抛弃那些关于必然性的‘铁的’力量的抽象、浮夸、实则毫无意义的空谈,而要努力去理解历史发展的实际动力、某些历史事件的实际根源。只要人类的理智越来越认识到现实的社会关系,历史的必然性对于能思维的人来说,就会失去那种无情的宿命论的性质”④乔·米·弗里德连杰尔：《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郭值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页。。一般来说,试图通过塑造人物来表达某种社会历史内容,往往容易造成人物形象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因此,如何在艺术创作中处理好历史与个体、历史化与个性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艺术审美上至关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艺术有着极高的鉴赏力,对悲剧人物性格塑造有着极高的艺术要求,因而在论述悲剧社会历史冲突之后,他们都对拉萨尔在历史叙事和人物塑造上过于抽象化、概念化提出了批评。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批评说：“你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①《马克思致斐·拉萨尔》,米·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不约而同,恩格斯明确地意识到“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这里所说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主要是指古典主义在人物塑造上的类型化倾向。显然,这种古典的类型化人物性格塑造容易致使人物性格公式化、固定化、简单化,失掉人物的鲜活生动的个性特征。恩格斯十分推崇“卓越的个性刻画”；希望“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并以这种美学观点和要求对拉萨尔的艺术缺欠提出了批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②《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米·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上述分析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以其特有的历史悲剧辩证法思维来阐述历史与个体、历史化与个性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构成马克思主义悲剧美学批评的“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这种批评观点所推崇的艺术典范就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③《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米·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综而述之,马克思恩格斯把悲剧美学的思考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之中,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审视传统的悲剧美学理论,阐发了现代悲剧的本质及其特征,实现了对以往传统悲剧观念的真正超越,赋予悲剧以全新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从现代性历史视域出发,马克思紧密围绕“历史与悲剧”这一核心议题,深刻地探讨了悲剧美学的现代性问题,使西方传统悲剧观念获得了现代性的转换,为当今时代思考悲剧理论问题提供了极富启发意义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