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不断重视社会治理，社会工作在受到国家支持后也不断成长，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其中珠三角地区由于资金充足，政府支持和能够承接香港社工经验等方面成为了全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标杆，笔者在此背景下在对Z市某镇社会工作机构走访时发现该地区的社会工作机构之间具有许多特定形式的互动路径，但是我国目前有关社工机构的研究还集中在社工机构内部困境层面上，认为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存在资金来源单一、人才素质不高和管理不完善等问题[1]，也有部分学者探讨社工机构发展的创新形式，如讨论公益创投形式对社会工作机构的作用等、三社联动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作用[2]，可是有关于机构间的探讨基本是较为缺乏，因此，笔者主要采用社会网络的理论辅之以合法性机制的思想，借由对Z市某镇社工机构的深入调查，探讨社工机构的互动模式问题。

二、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模式

社会关系网络来源于“关系本体论”，主要着重在不同实体之间或强或若的关系，自从1985年经济学家格兰若维特提出“经济活动内嵌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强调社会网络结构对人们行为的制约作用之后[3]，在1992年博特提出了“结构洞理论”，将社会关系认为是一种社会资本，指出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地运用网络的话，可以大大增加其生活机会。事实上，网络构成的主体或社会单位可以是个人、组织、社会甚至是一些非人类、非社会的力量存在等，此种观点将原本社会关系理论从人外延到其他机构组织，这就为社会工作机构之间互动的研究提供一种分析思路，但是实际的问题是社会工作机构之间实质互动是怎么样的?是完全依照机构所设定的规章制度吗?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Z市某镇社工机构的调查和分析，总结出该地区社工机构间的互动模式。

在Z市某镇中主要拥有三家社会工作机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购买，采用的方式为招标投标，因此，社会工作机构每年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寒冬期，这个时候并不完全是没有资金，而是由于某个项目的结束但还有政府还没有进行招标而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经费紧张。

可是虽然机构会感到有压力存在，甚至出现这一两个月之中拖欠社工的工资，但是这些机构并没有感到自己机构真的做不下去，因为他们认为有很大机会在后来拿到足够多的项目经费从而解决这个问题，从笔者走访其中一间机构的时候发现，当地的社会工作机构之间都早已划分出自己的“地盘”，比如该机构专门是负责这个社区的项目，而另一个机构主要承包是另一个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工作机构之间轻易间并不会越界，机构间都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合作默契，这一方面使得社会工作机构在经历寒冬期的时候并不担忧，因为只要不出任何情况只要“熬”过寒冬期就能拿到项目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当地的社会工作机构其实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团体，他们会警惕其他新机构的进驻，他们会担心自己的已经成型的利益地盘被瓜分，这也导致笔者所观察的地区一直很少有新机构进驻的原因，就算有新的机构进驻，服务的重点也不是放在当地，更多只是承接一些当地机构无法完成的任务，譬如Z市有一间主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一直想在当地分得一杯羹，这间机构主要以园艺治疗为招牌打算进驻到当地，可是在不久之后当地的某间机构也引入园艺治疗并在相关服务点开展了活动，进驻当地的那间机构一直到最后都无法打开当地的市场。

同时，当地三间机构之间的利益地盘并不完全是相互独立的关系，机构之间都会极力维护对方的地盘生存，当某个机构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们会基于友情朋友的关系给予帮助，提供相关的物质人员帮忙，甚至在项目竞标这种涉及到经费资金的问题上依旧如此，当地采用是三方报价的方式，在笔者主要观察的领域妇女工作，当政府想购买妇女领域的服务时，当地不是专门做妇女领域的机构会适当把服务价格提高，帮助当地主要服务妇女的社工机构成功会获得该项目。事实上，当地社会工作机构之间主要是基于社会关系网络而不是以机构规章制度为主要方式进行对外活动，社会关系的默契可以使得机构在现有的资金下都生存下来，并且当地政府可是默许这种互动关系的存在，在一些项目购买中也有意维护这种运行方式。

因此，可以清楚地知道当地社会工作机构之间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模式是具有合法性机制的，这种合法性并不是明文规定，而是来自于操作层面上的默许，其实这就引出两个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社会工作机构之间要选择这种模式?政府为什么允许这种行为的存在?

互相结盟的倾向与潜在伙伴之间的共有特性、拥有相同的伙伴以及共同处于相同的大环境有关[4]。当地的社会工作机构成立的时间都大致一样，是乘着广东省政府投入社会工作事业的春风而创立，注册资金都是一万元，是小型的非盈利组织，刚开始的时候都无法承接很大很广的项目，只能遵循“术业有专攻”的想法单干某个领域，这时候机构与机构之间是没有太多的交集的，但是随着机构的发展，不断成熟，最后当机构打算涉及其他领域时发现已经有另外机构已经在做了，并形成了一定规模，在这个阶段，当地的机构之间会产生一定的混乱和竞争关系，可是最后发现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竞争是没有意义的，也就逐步走向合作和将机构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类似“联盟”一样的关系网络结构，各自经营自己相关的利益，同时也受到当地的其他机构的维护，当有外界机构想要进驻时，当地机构也就联合起来制造各种困难让进驻机构知难而退了。

至于关于政府的默许行为则是与当地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有关，在社会工作机构“打拼”过程中，不同的机构已经将相关的政府官员或者某些单位负责人纳入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特别在中国的人情社会来讲，关系是十分重要的，这些相关的政府官员和负责人会有所“偏爱”，譬如主管妇女领域的领导可能更加喜欢这间机构等，间接上推动当地机构的利益分割，也就可以很清晰地解释了政府默许这种行为的内在原因。

三、结语

笔者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下在对Z市某镇社工机构的调查中，发现当地的社会工作机构更多采用的是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对外活动，并且这种互动的模式是受到政府默许的，可是由于篇幅和笔者水平的原因仍有问题等着其他更高水平的学者进行探讨，譬如社工机构与社工之间的互动模式是怎么样的?社工机构之间的利益界限是明确还是模糊的?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解答。

同时，当地的其中一间机构由于不懂人际交往礼仪“得罪”了居委会的领导从而处于自身机构生存危机的边缘，基本没有机会承接当地所有社区的项目，其实这为我们引出了两个问题，社会关系网络是否可以跳过政府与社工机构的规章制度决定社工机构的生死?社会组织的生命周期与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都是亟需探讨的，中国社会工作机构的良性发展离不开这些问题的探究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