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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视角下渔业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

2020-02-25

福建质量管理 2020年11期
关键词:远洋渔业养殖业动能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一、引言

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培育新动力和新动能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风险和矛盾加快释放的过程[1]。而我国渔业作为促进沿海经济发展,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产业,要实现突破原有的传统发展方式,实现渔业新旧动能转换具有更大的挑战和更深刻的意义。2017年2月原农业部发布的《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并对渔业发展提出了加快推动渔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其中就淡水养殖业的规划治理,水产养殖减量增效,拓展深远海养殖以及捕捞和加快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的建设给出了相关意见。为我国渔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过度捕捞和粗放化养殖是我国渔业经济发展的旧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渔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完善的渔业制度与体系[3],使得我国渔业发展不断完善,既解决了我国的水产品供给问题,使我国成为渔业生产大国,出口大国,并在世界水产品生产领域20年稳居第一。在198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源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中,提出了“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发展方针。从中国渔业年鉴发布的一些数据来看,从1979年到2017年,我国的总捕捞量由341.08万吨增长到1330.72万吨,增长了989.64万吨。我国的总养殖量由154.11万吨增长到4905.99万吨,增加了4751.88万吨。

1996年以前,我国捕捞业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状态,使得海洋渔业资源逐步枯竭,海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随着渔业政策的出台,我国捕捞业发展态势逐步放缓,直达2011年之后,捕捞总产量逐步呈现下降的趋势。我国养殖业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养殖技术、设备并不完善,因此养殖业一直处于粗放化状态。不难发现,过度捕捞和粗放化养殖是我国渔业发展的旧动能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为满足人们对水产品的需求量,而导致盲目提高捕捞量和养殖产量,进而导致渔业发展面临着养殖种质退化,渔业资源衰竭,养殖环境恶化,又反过来作用于捕捞和水产养殖业。在我国的浅海领域,内陆湖泊、水库、河流由于盲目追求水产品数量而遭到了极大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我国渔业传统动能更多依靠增加养殖面积、增多粗放式喂养以及增加渔船数量和网具。近些年我国水产养殖面积以及机动渔船数量都呈现下降的趋势,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水产养殖面积和机动渔船数量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以往的养殖业单纯为了追求需求上的满足而忽视了质量化养殖和技术化养殖,导致养殖业精细化程度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单纯的粗放式喂养养殖业很难满足当前的结构性需求的变动,需求结构由多向精的方向转变,有数量向质量方向的转变。另一方面,由于粗放式的养殖业不注重海水,淡水资源以及相关渔业资源的循环利用,导致养殖资源的性能逐步降低。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供求矛盾的突出,粗放式的养殖和捕捞的精细化能否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渔业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的问题。

三、多措并举发展渔业新动能

(一)强化渔业结构性变革观念

我国渔业进入了新的阶段,加快推动农业、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依然面临着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水域生态环境恶化、渔业从业者的结构性观念没有转变等基础性问题。渔业从业者往往只注重了产量,单纯从追求数量的优势不仅不会得到利润,反而会加剧环境的恶化,超出环境的承载力。根据“减量增效”,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从提升质量入手。随着农业经济不断发展,消费者对水产品的需求弹性逐步向传统农业产品的需求弹性靠拢,水产品逐步普及开来,导致水产品的需求弹性逐渐降低,一味地增加需求量反而会导致价格降低,渔民的总体收入不升反降。渔业的高效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高效率的单位产量,还应该包括水产品的优质品种和养殖模式的研发以及追求相对较高的经济效益。

在现如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渔业从业者需要不断加强观念的革新,定位需求结构,改变渔业模式,以效率为重,加快推进追求高效益的水产品,不断优化生产培育过程,提升国际竞争力。

(二)精细化养殖与海水养殖拓展

对于减轻海洋养殖负荷,可以采取“产量控制”的模式进行管理。根据水资源的利用能力,确定一个合理的养殖量,与捕捞业不同的是,养殖量的可控因素明显多于捕捞业。比如一定海域的容量限定了海水养殖的生产规模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根据水域特点选择合理的水产品类型,交通优势与区位优势分别确定不同海域的养殖类型来增加渔业效益,提高国际竞争力。

(三)远洋渔业开发与治理

我国远洋渔业从起步至今,在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对远洋渔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资源、成本压力及管理制度等约束不断增大,挑战与机遇并存。然而纵观远洋渔业的发展,从2012年到2017年,远洋渔业捕捞产量从122.34万吨增长到208.62万吨,增长了70.52%。国家的渔业政策制度以及远洋渔业的科技的支持极大促进了渔业结构新动能的转化。

作为刺激新动能的转化因素,应结合我国渔业资源特征及捕捞条件,编制我国远洋渔业企业的发展规划,为远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此外,捕捞装备与助渔装备落后仍是制约我国远洋渔业发展的重要瓶颈,急需针对不同远洋渔业的装备与技术需求开展重点创新,通过技术信息驱动实现对远洋渔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发挥科技创新的主导优势[4]。除了在政策以及技术的因素外,远洋渔业管理人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投入要素,人才流失、供应不足、成本上升等问题凸显,通过加强远洋渔业人才顶层设计,建立国家有关部门、沿海省市相关海洋类高等院校、远洋渔业企业等相互合作的方式,培养符合我国的远洋渔业人才。

随着中央政府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大,我国面临渔业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应该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断总结发展的经验,加快实现渔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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