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里米拉·艾尼瓦尔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20000；2. 马克斯·普朗克创新与竞争研究所， 德国 慕尼黑 80331)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49条规定著作权侵权中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侵权获利或由法定赔偿来认定其侵权损害赔偿(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9条。。201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修订草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以“权利交易费用”的合理倍数来认定著作权损害赔偿的规定(2)2014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的第76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相关权的，在计算损害赔偿数额时，权利人可以选择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交易费用的合理倍数或者一百万元以下数额请求赔偿。。权利交易费用的倍数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本质上是知识产权许可费赔偿，是借鉴专利损害赔偿中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来确定其损害赔偿的结果。在德国，该方法因为减轻知识产权人举证责任而运用广泛，而其适用中面临着赔偿不足和无法达到遏制侵权目的的批评。在我国，该方法并非因举证责任低而在专利及商标侵权司法实践中走红，法定赔偿依然是法院的首选。在我国专利侵权案件中该方法并未得到充分和科学的运用,如宋健指出,“南京地区法院在专利侵权案件中采用许可费倍数方法的案件只占1.23%，长沙中院仅有0.56%”[1]。那么“权利交易费的合理倍数”在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体系中是否还有适用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