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新福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中国对域外世界的认知在历届封建王朝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对西方世界的关注和想象最为薄弱。虽然在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交流就已零星展开，如以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等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人最先向明清上层人士介绍西方的科技、宗教、历法等知识，但影响较小，范围也未涉及底层民众。“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是输入科学文化的主要桥梁，他们同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的书籍，几乎全是宗教神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作；鸦片战争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先进的知识分子已认识到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并积极主张翻译外国书籍，也主要限于自然科学、机械制造以及政治、经济、哲学等社会科学著作”[1]，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实打实的科学技术，晚清知识分子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由鄙夷、恐惧、妖魔化等逐渐趋向客观，意识到文化交流的互补价值和参照意义，开始引导民众理性认知世界。其中《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对于民众认知外部世界有着重要的作用，二书是当时民众想象和研判外部世界的文本基础和窗口。当然，由于受到时代背景和作者知识谱系等限制，二书对西方世界的描摹，主要还是以他者形象进行建构的，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真实可靠。

一、客观纪实与尊华卑夷

晚清以降，中国人对外界的认知逐渐由周边地区扩展到整个世界，从东方延伸到西方，作为他者的西方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想象世界和书写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