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帕孜丽娅·阿力木

近年来，“反身性”成为西方学术领域研究的热门术语和议题。理论界将“反身性”的概念引进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哲学、艺术等领域，使“反身性”的内涵日渐丰富。但“反身性”这一概念的热门也决定了其使用上的混乱。正如林奇所言：“反身性是一个重要但又混乱的议题。一些社会理论视之为人类的一种基本能力；而另一些社会理论将之界定为一种系统性能；还有的理论称它为一种批判或自我批判的行动。……一些研究纲领把反身性当成提升客观性的方法论基础，另一些则视之为削弱客观主义，揭露方法论‘诡计’的批判性武器。”①

一、“反身性”理论的发展和内涵

“反身性”原本是金融概念，美国金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抽象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提出了反身性的历史理论。索罗斯曾指出，“在有思维的参与者所构成的事件中，思维和实在的关系并非认识论的单向反映，即思维服务于对实在的理解”②，而是思考主动影响人们参与其中并对之进行思考的事件（或处境）。索罗斯的观点强调了“反身性”中自我塑造和自我循环的特质，这样的特质可以概括理解为，实践或环境让我们获得某种思想，这种思想可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而我们的行动又会推动事件或环境的进一步发展。

苏柏在其以“反身性”为主题的论文集中指出：“它（反身性）包括符号的自我指涉、原则和断言的自我运用、命题和推论的自我证实和自我反驳、语言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歪曲、逻辑实体和法人实体的自我创造和自我破坏、能力的自我扩大和自我限制、循环性的推理、循环性的因果关系、循环性的和螺旋形的重现、反馈系统、相互依存性、互惠性、有机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