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燕,黄健元

人口老龄化既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人口结构失衡导致的具体问题之一。中国日趋严峻的人口结构失衡形势会影响到人民的生产生活、社会的良性循环，甚至国家的安全稳定。人口数量的压力导致近代中国高度关注人口数量问题而相对忽视了人口结构问题。在严格的人口数量政策的管控下，人口结构问题形势愈加严峻，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3.32%，全国人口出生率11.9‰，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21.21，我国人口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口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逐渐繁荣起来。

一、背景：世界范围内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研究

世界范围内对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研究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但当时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相对比较粗糙。对人口结构大规模的研究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前后，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研究成果，理论与方法也日趋完善，为我国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性别结构研究

世界范围内人口性别结构的研究开始于对有较好人口统计数据国家的人口性别比、出生人口性别比及死亡人口性别比的计算、比较及影响因素分析等问题上。1973年联合国出版的《世界人口趋势决定性因素及其后果——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关系研究成果的大成》一书中，详细地记录了各国人口性别结构的数据：各个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普遍在105左右，且变动幅度较小；发达国家总人口性别比平均为93，发展中国家为102。

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性别结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印度、亚洲及非洲一些国家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及其原因的研究上。1972年纳塔罗杰(Natarajan)对印度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约100个男性对应94个女性，表现出性别不平衡。森(Sen)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人口数据，得出亚洲与非洲部分地区存在女性缺失的严重现象，缺失率达到了11%。随后，西方研究者在这一时期开始从关注性别失衡转向关注女性人口问题上来，研究的重点是女性地位及其对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梅森(Mason)1993年的研究中显示，妇女地位的变化影响生育率，妇女地位上升，则生育率下降；在妇女地位较低的社会，生育率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非社会因素，在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的社会，生育率的大小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1]

21世纪初至今性别结构研究逐渐成熟，研究者关注的性别结构问题更复杂、更深入，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生育性别选择、婚姻挤压、性别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上，同时随着定量研究方法在各领域应用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选择定量研究方法来研究人口结构问题。2000年克拉克(Clarke)在其《人类的两半、变化着的男性和女性数量》一书中，对人口性别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导致产前性别选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的生育文化，二是不合理的生育政策。当生育的数量和性别不可兼得时，人们会倾向于选择以较小的心理代价即性别选择来实现自身对孩子性别的期望。2004年陈友华在其《中国和欧盟婚姻市场透视》一书对中国和欧盟婚姻市场进行对比分析后指出，中国婚姻挤压问题严重，女性短缺人数巨大，为缓和中国婚姻市场的供需矛盾，提出“出生率的平稳发展、出生性别比的回归自然、婚姻传媒的发展与管理、婚育观念的转变、妇女地位的提高、发展教育、发展经济”七条建议。[2]318-323同时，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研究性别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韩国人李银珩在其2007年出版的《韩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性别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3]

2.年龄结构研究

1913年德国学者巴德劳(Ballod)提出了“赡养人口系数”的概念。1965年至1968年期间，联合国组织专家研究了60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指出菲律宾和墨西哥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增长型模式，英国和瑞典的人口年龄金字塔是矩形，日本的年龄结构金字塔属于老化的缩减型。在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中，已经开始普遍采用劳动年龄组(15～59岁或15～64岁)、儿童组(0～14岁)、老人组(60或65岁以上)来比较不同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并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各年龄组人口的比例把该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称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当时的研究显示，发达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63%，发展中地区为55%；发展中地区儿童比例较高，老年人比例较低，发展中地区人口正处于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阶段。20世纪70年代，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Sundbarg)按人口年龄结构将人口划分为增长型、静止型和缩减型三种再生产类型，桑德巴模式说明不同的年龄构成，对人口再生产将产生直接的影响。

同时，研究者集中研究了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迁移等因素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瓦劳热(Valaora)基于美国1900年至1945年人口在不同假设上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给定生育率水平时，如果死亡率保持不变，人口中的老少比要高一些。赫马林(Hermalin)分两个阶段对美国1900至2000年人口进行研究，扩展了瓦劳热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第一阶段(1900—1960年)，死亡率的下降对年龄结构的影响较小，会使人口年龄结构更为年轻；在第二阶段(1960—2000年)，死亡率的上升使人口年龄结构变老。

20世纪70年代至今,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剧，国外对人口结构的研究重心开始转移到对人口老龄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上。人口老龄化浪潮对人口、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亚太地区，20世纪90年代是亚太地区老龄化问题及公共政策研究的关键时期。菲利普(David R·Philips)2000年编写了一本名为《亚太地区老龄化：问题、政策与未来趋势》的论文集，共收录19篇文章，主要讨论亚太地区正面临的老龄化形势、问题、挑战及其对策。

随着人口结构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安德鲁·布鲁姆(Andrew Bloom)和梅森(Mason)的研究，他们提出“人口红利”的新概念，认为人口红利由生产和消费差异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相互作用而产生，人口转变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产生第一个人口红利，在人们预期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时，及时调整个人行为，政府调整相应政策将带来第二个人口红利[4]。

3.总结

世界范围内对人口性别结构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及内容上由简单到复杂，研究者从早期对性别比、性别失衡等问题的定性研究上，逐渐转向性别选择、婚姻挤压、性别结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等定量研究上。20世纪，研究者对人口年龄结构的研究经历了从相关概念的界定、年龄结构的计算分析到年龄结构失衡导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研究几个阶段。21世纪研究者的研究集中在对人口老龄化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上。20世纪中期到21世纪初期，世界范围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研究成果为我国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二、我国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研究成果

我国对人口结构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对中国1982、1990、2000、2010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开发，研究者对于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研究逐渐专业化、系统化，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

1.人口结构的划分

研究者对人口结构的分类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将人口结构划分为两类，即人口的自然结构和非自然结构，自然结构包括人口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非自然结构主要包括城乡结构、地域结构、职业结构、婚姻家庭结构等。[5-6]第二种观点主张将人口结构划分为两类，即狭义的人口结构和广义的人口结构，狭义的人口结构是指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广义的人口结构指除了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外还包括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7]第三种观点认为人口结构应该被区分为三大类，即人口的自然构成、人口的地域构成和人口社会构成。人口的自然构成即性别和年龄两个方面；人口的地域构成(机械结构)主要包括人口自然地理结构、人口行政区域结构和人口的城乡结构；人口社会经济构成分为人口经济结构和非经济的社会构成两方面。[8-9]

国内学者对人口结构的概念及分类的认识有差异，但本质上基本一致，这为我国对人口结构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坚实框架。

2.人口结构与数量问题的重要性

在人口变化中，数量与结构的变化最引人注目，而中国人口数量尤为引人注目。20世纪，学术界对人口数量问题与结构问题谁是第一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以翟振武、邬沧萍、刘金塘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仍是控制人口数量，规模问题在目前和今后的十几年中仍然是第一位的问题，结构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5]268-271。以纪宝成、宋健等人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在当时中国性别比严重失调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结构问题已成首要问题，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是人口结构问题，并分别表现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地域结构等诸多方面。[10]第三种观点认为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问题应当并举，不是数量第一，结构第二，而是二者统一，主张改变现行的生育政策，允许普遍生二孩并长期控制在二孩水平之上。[11]这些学术观点对于正确认识我国人口结构形势有着重要意义。

3.性别结构研究成果

(1)性别失衡现象及原因研究

中国性别失衡问题已经引起研究者、社会公众、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从历史数据来看，历史上我国总人口性别比就比较高，最早的数据是1816年清嘉庆江苏松江府人口性别比为123.73，总人口性别比高的主要原因是，低年龄人口较多。[12]中国第一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总人口性别比一直高居105以上，属于性别严重失衡的国家之一(正常波动范围为95～102,90～105之外属于极端现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性别失衡问题最严重的区域依次是天津市(114.52)、海南省(112.58)、广东省(108.98)和广西壮族自治区(108.26)。

在正常条件下，影响一个地区一定时期的人口性别构成的主要因素有：出生婴儿性别比、死亡率性别比、人口迁移、妇女生育率。[8]141-142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性别比偏高的国家，但两者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不同：印度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性别歧视引起的女性生存问题；中国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性别偏好引起的出生人口性别偏高，该因素贯穿相应人口序列的整个生命周期。[13]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近40年。通过“五普”和“六普”数据对比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五增高”“四缩小”“一增多”的特点。[14]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形势依然严峻。

(2)生育意愿与生育性别偏好研究

中国广泛存在的男孩偏好被认为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深层原因。中国儒家文化框架下的家庭制度、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依附于父权制度的血缘及财产继承制、从夫居制是男孩偏好得以长期存在的制度基础[15-16]。生育男孩也是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基于经济理性作出的选择：男孩更能抵御经济风险，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满足父母多层次需求[17-18]。当前中国农村仍然存在较强的性别偏好，城市居民的性别偏好受生命历程、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的影响。[19]城市女性存在一孩无偏好、二孩双偏好的主流生育意愿，原生家庭父母性别偏好对女性生育性别偏好具有显著影响，性别偏好有从农村向城市蔓延的趋势。[20]

(3)婚姻挤压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失衡造成了婚姻市场上的婚姻挤压现象。中国婚姻市场曾长期存在男性婚姻挤压问题，21世纪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成为影响婚姻市场供需失衡的首要因素。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中国男性婚姻挤压主要由下层男性人口承担。[2]124-133中国未婚男性婚姻挤压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快速上升；大龄未婚男性,尤其是农村地区,婚姻挤压非常严重。[21]

4.年龄结构研究成果

(1)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成果

20世纪后半叶突出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使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心。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发展趋势、老龄化产生的原因、老龄化带来的问题、解决老龄化的对策等方面。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邬沧萍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一文，分析了我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呼吁全社会重视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随后，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等人口学家相继出版了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著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以百计的博士、硕士毕业论文撰写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相应数据的对比分析揭示人口老龄化将产生的影响及对策。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比例达到6.96%，标志着我国全面进入老年型社会；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査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1.4%，意味着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阶段。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大，东部发达省份人口老龄化起步早，老龄化程度高，但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老龄化程度有所缓解；中西部省份，大量劳动力外迁，处于典型的“未富先老”状态。

人口老龄化对国民经济的生产、消费及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人口老龄化同时带来了社会的劳动力短缺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由此促使我国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其次，人口老龄化改变社会的消费结构，老龄人口的持续增加意味着社会净消费人口比例增加，进而提高社会消费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增大，使得我国经济向消费主导型和服务主导型转变。[22]

(2)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

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内在逻辑关系，其关系可以通过“人口红利”及“人口负债”的概念集中体现。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将出现人口负债，只有在人口转变的中期，才会出现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对于人口红利及其相关概念，学术界存在争论，但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在中国的人口红利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在2010年达到高峰，大约一直会持续到21世纪30年代初，随后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时代。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是人口老龄化发展极为迅速，人口红利趋向消失，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放缓及转型升级的压力，经济模式逐步向服务主导型、消费主导型、创新主导型转变。我们应积极观察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影响，同时也要重视这一过程中人口结构的变动。只有以动态化、系统化的视角去理解两者关系，才能有序推进人口合理流动和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才能切实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23]。

(3)养老服务研究

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使得社会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学术界对于养老服务的研究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概括：养老服务需求、养老服务供给、养老服务内容、养老服务模式。

目前学界对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主要是以研究老年群体的需求来展开的。我国学者穆光宗提出：老年人需求可概括为三大类，分别是生存性需求、发展性需求和价值型需求，并提出其中经济性和服务性需求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23]国内学者提出“六个老有”，即“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体现了老人需求的多层次性。一些研究认为养老服务需求可以分为共性需求和个性需求两大方面，养老服务的共同需求主要包括生活照料、医疗保障、心理慰藉、意外处置和临终关怀五个方面；个性化需求是老年人在共性需求基础上增加的独特需求。在现代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病残扩张的背景下，养老服务需求已从以生活照料为主，不断向基本医疗、康复护理、精神关爱及安宁疗护等发展。[2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养老服务需求在内容、层次、形式上呈现多样化、并逐渐分化的发展态势。

研究者多以养老服务需求为基础，提出养老服务内容。穆光宗认为养老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活照料、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23]有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养老服务内容细化，把养老服务的内容分为生活照护、医疗护理、心理慰藉和临终关怀。随着现代养老服务需求多元化，养老服务的内容逐渐多样化。

养老供给主体包括家庭、政府、市场、社会。目前多数研究者认为，家庭结构小型化使其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在人、财、物和制度等方面都面临挑战，要靠社会力量弥补家庭照护的不足，因此社会养老必然成为主要养老方式；老年服务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具有非排他性，属于准公共物品，政府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是主体，可引入政府采购服务，确保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各养老主体良性竞争，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一些研究者通过家庭和机构养老的成本比较，得出家庭养老成本比机构养老低的结论，为了提高养老效用，必须建构家庭养老为基础的综合社区养老服务。[25]2020年黄健元等在其《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了吗——基于经济与服务的双重考查》一文中提出家庭养老功能分化的概念，如果把家庭养老功能分为经济供养和服务提供两个维度，则家庭养老服务提供功能普遍弱化，而经济供养功能呈强化和弱化分化趋势，因而应修复提升家庭养老功能、明确养老主体责任分担。[24]可见，目前在社会养老服务中各主体的责任分担仍不明确，在构建中国社会适用的养老服务中各主体如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仍有待研究。

养老服务模式把养老服务需求、服务供给、服务内容整合在一起。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然而随着农业自然经济的解体、家庭的结构及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已难以为继，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国家目前主要推行“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多层级养老服务体系。但有研究提出把社区养老视为与其他两者并列的养老模式，存在认识误区，认为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应该是统摄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因而提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指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以上门服务和社区日托为主要形式，并引入养老机构专业化服务的社会化养老模式[26]。随着老年群体养老服务需求在医疗服务上的增强，研究者提出“医养结合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以满足老年群体对养老医疗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当前，随着社会逐步开展智慧建设，研究者提出“智慧养老服务模式”，认为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可以降低养老服务行业对原始劳动初级人力资源的依赖，从根本上改变养老服务的行动方式、基本结构、总体模式。[27]目前，医养结合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等养老模式等处于摸索、研究阶段。

四、总结

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是人口的两大自然结构，也是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中国的人口社会问题几乎都与人口结构有关，对人口结构系统、清晰的认识是人口研究的基础。通过梳理本文发现，世界范围内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研究成果为我国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20世纪国内学者对人口结构及其分类认识的一致性为我国人口结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坚实框架，对于人口数量与结构第一性的讨论对正确认识我国人口结构形势有着重要意义。当前，国内对人口性别结构的研究聚焦在性别失衡及其原因、生育意愿及生育性别偏好、婚姻挤压等问题上，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国内对人口年龄结构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养老服务等相关问题上，并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人口结构具有稳定性，中国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及因此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仍将继续存在，但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研究成果将持续为中国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等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