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霄,蔡利民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一、早期古希腊哲学逻辑先在性的开端

西方哲学诞生的标志是古希腊哲学家对于世界本原的探寻。这种诉诸本体的探求，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哲学上占支配地位的思维范式。这种思维范式本质上就是西方哲学家试图从世界的多样性中找到一个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原则，即确定世界多样性的统一基础。基于此诉求，西方哲学在把握世界的本原问题时，便不会从经验事物的时间顺序出发去探求世界的本原，而是把这一本原或本体设想为先于世界而存在的自身存在着的现实性，设想为一个作为事物最后和最高原因的现实存在物，这种自身存在着的现实性和现实存在物就是说明世界多样性的统一性的基础，它们对经验事物及事物的现象而言在逻辑上具有优先地位，并规定着一切事物本身产生变化的过程。[1]9黑格尔便把这种说明世界的原则命名为逻辑先在性原则。由此，邹化政先生就在《黑格尔哲学统观》中指出逻辑先在性天然的具有两个方面的不同含义。首先，在认识论意义上，逻辑在先就是人类认识的概念、理论的过程，即思考问题的一种思维范式；在本体论意义上，即认识所反映的内容，逻辑在先又成了超越时空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即解释世界的原则。[1]10

斯退士在《黑格尔哲学》 一书中考察了普遍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并指出逻辑在先观念始于古希腊哲学，[2]29具体来讲，就是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共相学说。“那普遍的哲学主张所有个别的存在都是依他的存在，唯独共相有其独立自依的存在,并且,个别的事物由于共相而有其存在，也就是说，它们的存在是依赖于共相的。”“共相是逻辑地先于事物，而不是时间上先于它们。”[2]54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里，亚里士多德的“共相说”正是逻辑先在性产生的萌芽。而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共相学说的目的就在于回答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关于始基命题的争论。亚里士多德在解释古希腊早期哲学的始基命题时指出:“一个东西,如果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中产生,最后又复归为它(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在他看来,那就是存在物的原素和始基。”[3]243据此，逻辑先在性的思想之源恰恰是从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关于始基命题的争论的不断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并最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周延。因而，若要解该思维方式的形成历程，就必须回到早期古希腊哲学中有关始基命题的探讨中去。

传统的西方哲学把哲学当成是解释世界的工具，而哲学诞生的标志是泰勒斯提出的“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命题。由泰勒斯命题而衍生出世界始基的问题，以及之后古希腊哲学家自觉的追问“世界的始基是什么”，这实质上就是西方哲学逻辑先在性思维意识的开始。这种始基观的价值在于，其一，从泰勒斯命题起，标志着人类就不再满足用超自然、神秘的力量和神话来解释世界运行规律，而是尝试用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其二，这种始基意识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用理性和智慧去思考世界运行的一般原则，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 “在这里发生了一种对我们感官知觉的离弃，一种对直接存在者的离弃,一种从这种直接存在的退却。”[4]97其三，这一始基观通过预设一个“始基”来作为原点，再去追寻世界万物变化的终极原因和依据的追问方式，这成为后来西方哲学诉求于本体论的方式。正如邹化政先生指出的，“所谓说明世界也就是说明各种各样事物同作为事物的统一性。要说明这种统一性，首先便要确定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世界的本源或本体是什么。” 而对于统一性的追问就构成了后来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基本诉求。此后无论是古希腊哲学把始基问题定义为知识对象的“自在的存在”，还是经院哲学把基督的启示作为始基问题的终点，再到康德的自由意志，最后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都是通过预设一个“始基”来作为原点来追寻世界万物变化的终极原因和依据。

可以说，正是始基命题的提出，彻底消解了从当下经验去把握世界的经验世界对于人的束缚，自此之后，人类觉醒的意识(思维)开始主动跳出“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意义上的先后去把握世界的生成维度，而开始用超越性的思维去面对和认识世界，这正是哲学意义上逻辑先在性逐渐形成的标志。但是早期古希腊哲学特别是米利都学派对于始基问题的解答，即把具体的、有形的物质、现象(如水的运动、凝结生成的气体)来当作世界本原、万物始基是天然存在着困境的。正如黑格尔剖析泰勒斯命题指出的 “水也同样是一种特殊事物。这是一个缺点;作为真实原则的东西，决不能有片面的、特殊的形式”。由此可见，以有限、具体的事物及事物产生的现象当作世界本原，这种认知方式的逻辑终究是不能自洽的，因为它把现象与本质二者混为一谈了。又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泰勒斯的命题中的矛盾原点：作为普遍概念的水与感性存在的水之间的矛盾。”尽管米利都学派试图摆脱这一方式造成的困境，他们尝试用更普遍的概念去说明事物背后的本质，例如阿那克西曼德进一步指出始基不是水，认为本体就是无限，“无限，即一种永恒不灭的实体……一种无穷无尽充满于空间的活泼的质料”；再比如阿那克西米尼同样认为事物的原始基质是 “无限”，把“无限”明确规定为“赋予我们以生命的元素”的“气”，即空气、蒸气或雾，气通过稀释和凝聚产生万物。但是，他们对于世界普遍一般性规则的解释依旧停留在感性直观和现象层面，依旧没有走出原有的困境。[4]69

尽管如此，在大方向上，米利都学派彻底摒弃了当时通过鬼怪巫术等原始宗教形式对外部世界予以把握的主流认识，从而转向通过对于万物的本质进行归纳来把握世界的本原。在具体层面上，米利都学派通过“万物的唯一原理”及“普遍的原始质料”的引进，在纷繁的自然现象之间乃至在未知与已知之间建立了联系，体现了世界由规律支配的本体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从感官实体到实体的生成维度，再到抽象思维形式的思维范式，已经初具西方哲学逻辑先在性思维范式的雏形。”[5]9

二、古希腊哲学逻辑先在性的发展

随着古希腊哲学发展，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开始注意到了泰勒斯命题的这一困境。他们就不满足于用具体物质及其现象去解释世界本原的问题，而开始倾向于数学观念中的数和数目关系来重新界定世界的始基。据亚里士多德记载，“所谓毕泰戈拉派曾经从事数学的研究，并且第一个推进了这一个知识部门。他们把大部时间用在这种研究上，进而认为数学的始基就是一切存在物的始基。” “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3]32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具体的、有形的物质和现象不能作为世界万物的基质和一般运行原则。因为，具体的有形的物质及现象是可以被人的感性经验所把握的，而“感性存在不是普遍概念”，因此，必须要引入数学观念这一抽象思维的范畴去重新界定世界的本原问题。正如黑格尔指出的，“这样一些话说得大胆得惊人,它把一般观念认为存在或真实的一切,都一下打倒了，把感性的实体取消了，把它造成了思想的实体。本质被描述成非感性的东西,于是一种与感性、与旧观念完全不同的东西被提升和说成本体和真实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又指出：“这些哲学家显然是把数目看作始基，把它既看作存在物的质料因,又拿来描写存在物的性质和状态。”[6]71由此可见，数学观念是介于感性事物(存在的性质和状态)与思维(普遍,超感觉的存在)之间的中介。最终不能清楚地通过思想来表达“绝对”和“第一原则”。这种简单的数和数学观念显然是远远不能够作为世界一般普遍规律和安顿人类心灵的哲学归宿的。这种由数和数学观念进而决定世界的秩序和一般运行规则，这一做法事实上是“野蛮地”割裂开感性和理性的联系。正如列宁指出的，它事实上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7]159

但是，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古希腊哲学家已经尝试从事物的共同的属性和内在本质出发来把握世界的本原和宇宙运行的一般法则，这事实上超越米利都学派只是把本原赋予“某种感觉具体性”。正如亚里士多德评价的那样：“他们认为数不脱离可感觉事物,而可感觉事物则为数所组成。他们用数物成了全宇宙,他们所应用的数并非抽象的单位;他们假定数有空间量度。”[6]72这种理解世界本原的方式使得古希腊哲学逻辑在先的思维范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扬弃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目作为把握世界确定性的依据的同时，赫拉克利特则目光注视到对构成世界万物的原始基质的把握之中，认为火是构成世界的基质以及灵魂的本质。因为在追问本原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同样意识到，始基作为万事万物的本原或本体，既是统率一切事物的普遍本质，它也必须同样是内在于世界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率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赫拉克利特。他认为，“大体上是这样的:火产生了一切, 一切都复归于火”。火是构成世界的基质，世界“过去、现在、 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由此看出，火的特点是运动变化的，正如他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所表明的那样，宇宙万物的本原问题绝不是不变的实体(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埃利亚学派的“不变的、永无止境”的存在者)，而是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以及对立背后的规律构成了宇宙间的普遍真理和永恒原则。因此亚里士多德指出“早期哲学所缺乏的就补偿起来——缺运动；现在这种运动在这里本身就是原理。这样,这个哲学就不是过去了的哲学,它的原理是基本的。”[6]135

赫拉克利特为了证明这个原理，他采用了“逻各斯”的观点，同时认为变是遵循着逻各斯的。并且指出“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3]18。“赫拉克利特认为，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火象征永不止息的流变,逻各斯则是流变中不变的法则,是流变所遵循的分寸,从逻各斯来看，一切都遵循着这个道(logos)”。[3]18自此之后，逻各斯揭示了充塞着宇宙间混乱、无序现象背后的自然法则，而这种揭示了理性秩序、必然规则和本质观念的“逻辑思维”被之后的西方哲学家们奉为圭臬。黑格尔将其盛赞为“有意义的开端”，其意义就在于赫拉克利特首次把逻各斯注入内在于世界万物的统一变化过程的普遍性原则的生成维度之中，自此之后，所有哲学家都效仿于他，把概念和逻辑思维意义上的“逻各斯”作为把握世界始基问题的切入口(例如巴门尼德的存在、斯多葛学派的宇宙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这无疑强化了西方哲学的逻辑先在性的思维范式。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赫拉克利特这种仍然基于自在意义上逻辑事物的本质和普遍的理念对于事物的现象的逻辑上的优先地位，仍然是局限于简单的人类认识关于世界的认识的“逻辑”之中，即还是人们在自己的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中以 “逻辑” 关系去把握事物的本质与现象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 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象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 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么我就宣布( 用思辨的话说 ) ‘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 ……于是我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8]49赫拉克利特仍然把古希腊当时人类生产活动能观察到的火作为抽象理论面对着个别的感性对象分析比较出其统一性和差异性，并将火的这种特性作为一种不同于形象的概念抽译出来的提法是不能自证的，其问题就在于，赫拉克利特所认为的火作为逻各斯的概念与逻辑的起点，其与火的形象本身又是分离的，但是他同时又认为，火作为概念或者作为本原又隐藏在世界其他万事万物的个别形象之中，这是自相矛盾的。正如果实这一概念不能简单地归纳成苹果、香蕉、梨的普遍本质，火及其运动变化规律同样不能作为宇宙万物的始基和世界运行的普遍原则。始基作为世界的本原，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代表着的是宇宙间所有事物的共性，因而赫拉克利特这种把燃烧的属性及其变化规律当作是世界万物的普遍属性，企图用虚无缥缈的、不安定的和随时变化的火及其运动变化来囊括一切事物的本质是注定无法成立的。

三、古希腊哲学逻辑先在性的出场

赫拉克利特把“变”当作宇宙间运行的一般法则，提出“我们既踏进又不踏进同样的河流;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3]24在巴门尼德看来，这种看法便是不可取的了。赫拉克利特的河流作为感性事物,始终在运动变化之中。作为变化的河流，我们无法确定它就是自己本身，因为它既存在又不存在。这样的河流就不是“河流”了。那么作为感性事物的河流,其实是不能存在的。由此，倘若既存在又不存在，那么就没有什么是存在的，存在者就被取消了,世界本原和宇宙运行一般法则的追问也就随之取消。这就和始基的命题产生了根本矛盾。因此，巴门尼德始终坚持，“存在物是存在的，是不可能不存在的，这是确信的途径 ，因为它通向真理”，正如《论自然》所论证的那样:“正义决不松开它的锁链,听任存在者产生和消灭,而是牢牢抓住存在者不放”，因而，这种“完全的、不动的、无止境的”存在者……这种绝对的实体才有可能成为构成世界的基质，“除此之外就是空无一物”。“因为它不是产生出来的所以也不会消灭,完整、唯一、不动、无限。它没有过去和未来,因为它整个在现在,作为完整、统一、联系的(连续)东西。”[3]49

因此，处理好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就构成了巴门尼德阐释他的始基观的应有之义，通过理性认识、万物不变这些观点，巴门尼德重新确立把理性作为真理的标准，进而宣称感觉是欺骗我们的，感觉是一条通向意见的路径，而思维才是通向真理的路径，想要正确的把握始基问题，就必须从感觉经验世界中跳脱出来，超越出来，到达先验的世界，而不是依附于感性认识。以感官去引导的认识是找不到真理的，先前的古希腊哲学家都是妄图从不断变化的感性存在中提取出不变的基质，这是不可能的。世界的本原不能够在经验世界的“生长、衰亡、变化过程之中”[3]47所找到，而只能蕴含在被思维所把握的不变、绝对的实体之中，即“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4]93， 简单说，当巴门尼德说能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时候，他在思维与存在之间建立了联系，而且是最基础的联系。由此可见，存在一定是与思维相连，而非独立于思维之外的某种东西。因此当黑格尔说“一切通常所谓的存在者都不过是绝对精神在不同环节上的外化。”[9]57

首先，在逻辑上巴门尼德只承认只有存在的“存在物”，那么“非存在”的存在物就一定不存在。因为，在他那里，“存在物”的存在是独立的，不受任何东西干扰的，正如巴门尼德所说：“来吧,我告诉你(你要谛听我的话),只有那些研究途径是可以设想的。第一条是:存在物是存在的，是不可能不存在的，这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它通向真理;另一条则是:存在物是不存在的,存在必然存在,这一条路,我告诉你,是什么都学不到的。因为你既不能认识非存在(这确乎是办不到的),也不能把它说出来。”而“非存在”只是相较于存在的存在物而言的，其只是存在物丧失和转化的一种从属状态和属性，那么就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所有的“非存在”，都必须以“存在”作为必然的条件，说到“非存在”，必须是什么东西的“非存在”，那这就说明，我们在谈论“非存在”的时候，其实只是在一种否定的意义上谈论“存在”罢了。因此“非存在”并不是独立的，只有依附于“存在”的存在物，它才能有意义。那么至少我们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类感官仅仅能够认识到存在物的“非存在”及其运行的规律，比如火逐渐熄灭，花逐渐凋零，而存在物的“存在”则必须要上升到人类的理性思维才能被人类所认知，因此，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思维和存在才能具有同一性，那么如何来证明这一点呢？这就需要引出其第二条结论，“非存在”的存在你既不能认识，也不能达到，也不能说出。因为，一旦“非存在”的存在被转化了，那么非存在也就不存在了，直观上就是不能被人的感官所认识到了。那么结合第一、二条结论，从而巴门尼德就推导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基于始基问题的确立，存在物的存在，就是宇宙万物的绝对限度和绝对法则，基于上文论述，“存在”和“非存在”的存在，事实上都是存在，人类的抽象思维从始至终都仅仅停留在认识一样东西——“存在”，基于此，人的思维才能和存在联系起来，再倒过来说，正是因为人的思维仅仅能意识到存在，所以存在之外才空无一物，毫无意义，因为脱离了存在，那么非存在就不存在，因此，存在才是第一性，思维才是第二性，这与后来人从时间先在性出发理解的。先有物质，再有思维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恰恰相反，这里的存在的第一性的地位恰恰是巴门尼德基于西方本体论的思想从固有的思维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物”，来作为始基的问题的他解，正如其著作所言：“但真理只是‘存在’。这个‘存在者’不是被产生的，是不消逝的，完全的，自成一类的，不动的和无终结的。它无所谓过去、也无所谓将来，而只是现在，同时是全体——一个结合体。”[3]29-30

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始基论”无疑把古希腊哲学的逻辑先在性原则推上了顶峰。因为，之前所有古希腊哲家学都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种物质的、 精神的实体或某个抽象原则，而巴门尼德则是彻底超越了这一点，提出了更高层次的存在者，从而进入到更为抽象、更为思辨、更为纯粹的领域中去，这就更加需要逻辑先在性的思维范式，如黑格尔所言，纯粹思维的哲学是从巴门尼德开始的。

尽管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仍然只是处于纯粹思维发展的开端，仍然无法解释清楚实体作为世界的本原背后事物的联系，但是其学说观点，使得世界的存在研究成为当时的主流，这事实上开启了古希腊哲学研究世界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的大门，使得古希腊哲学的逻辑先在性得以出场。正如孙正聿指出的那样：“哲学家已经意识到谈物质的构成还不够，哲学还得要有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你得要把道理说出来，把事物变化的所以然说出来，它是根据什么原则在运作的。”[7]211这种寻找“运作的原则”的导向，为之后哲学逻辑先在性思维范式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依据，尤其是影响了亚里士多德的共相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的理念出发，理念这种原则永恒存在的形式和原则，与此同时他又把理念和事物联系起来，提出 “任何东西都能够存在和生成，和别的东西一样， 不必是从理念摹下来的。”[3]235在他看来，理念不能是脱离事物，而是内在于事物的。同时，事物的理念是先于事物的，而事物只能依照其自身的理念才能存在。这种理念就是“共相”。正如斯退士所强调的:“共相是所有实存的源泉;但世界对共相的依赖不是一种因果式的依赖， 而是逻辑的依存。换言之，世界来自共相，但不是作为结果从时间上来自它的原因，而是作为一个结论来当它的逻辑前提。”[2]75

四、古希腊哲学逻辑先在性的影响

古希腊哲学逻辑先在性的出场为后来西方哲学对于世界本原问题的解答方式的改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邹化政指出：“传统西方哲学的解释始基问题的原则可以分为经验论和唯理论两种。经验论的解释原则是把本原或本体看成世界因果过程之中的存在物。唯理论的解释原则虽然不是把本源或本体看成世界因果过程中的存在物，是超越时空的存在物，但仍然是在时间上先于现实世界存在。这两种解释原则，都是把本原或本体当作自身存在的现实性。但是，无论是经验论的解释原则还是唯理论的解释原则，本体只要是自身存在的现实性，都必须有其可能的原理或规律性，而本体是不能有进一步说明其所以如此的原理或规律性的，也就是说，本体概念与自身存在的现实性是相互矛盾的。”[1]92正是基于此，黑格尔在批判传统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提出:“本体不是一个自身存在的现实性，它只是一个贯通在宇宙体系或创造过程中的一个共相，一个在表现包括人的精神现象在内的统一基础——它存在，但它的存在不是别的，整个宇宙的存在过程，便是它的自身存在的现实性。”[1]37-38

由此，倘若黑格尔想要解决这对矛盾，那么他在回答世界本原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说明世界的原则既要适用于所有的有限的经验事物，又要符合最高存在的普遍规律。既要由此诞生一切事物现象，又要统一一切事物本质。黑格尔从本体的本质和事物的现象这一对立统一的范畴出发，使用了否定之否定运动、正反合的解决方法。他找到了绝对理念，并把逻辑先在性原则作为说明世界多样性的统一性的原则。正如孙正聿所指出的那样，“在黑格尔那里，是以纯粹思辨的方式断言思维和存在的自在同一性，并把这种自在的同一性归结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先在性’”。[7]221也就是说，从绝对理念出发，黑格尔就论证了意识的客观性即思维和存在服从同一个规律，因为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绝对理念是万物最初的原因和内在的本质，黑格尔把客观存在所决定的主观思维看作世界的本原和万物的始基，与此同时，他否定了自然界和物质第一性，认为自然界不过是绝对理念的派生，与此同时他又把人类思维的发展看作绝对理念的体现，由此，思维和存在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就有了同一性，即服从绝对理念的指导。

由此可见，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黑格尔哲学逻辑先在性，就是“逻辑”的东西在先，就是理论化、概念化的事实在先，同样是需要认识先行的，由此才能导出对世界的科学说明，这一点绝对理念如是，水、数目关系，逻各斯的生成及其变化规律，存在物亦如是。因此，笔者断言，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先在性原则正是受到了古希腊哲学的逻辑先在性原则的影响。

究其原因，由泰勒斯探寻始基命题始，到亚里士多德的共相论止，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不断地往返于探讨亚里士多德所限定的本体的形式与质料、目的与动力等种种问题，即本原是否有限度？本原来自什么？本原是不是有形的？他们对于始基问题的探讨，事实上无不是想解决质料和形式这一对矛盾和由此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就是所谓“用来表达哲学概念的语词在意谓方面的感性局限性(如具体的水)与它所承担的普遍使命(即成为万物的本原)不相适合的矛盾。”[7]185在这一问题上，古希腊哲学家几乎穷尽了一切的可能。然而在揭露事物运动变化的本来面目、原初的机制过程之中，本体论(本原)由流动的流体到不变的实体，由具体有形到一般抽象，都不可避免地把客观存在在人脑中形成的意识和一般概念绝对化，从而上升到世界的本原性东西，这与西方哲学的逻辑先在性原则便不谋而合。

正如孙正聿所指出的“由于每个时代的哲学家都试图以某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认识成分来解释和说明人类的全部认识活动，这种“认识成分”也就具有了 “先入为主”的 “逻辑先在性”[7]177，这就是为什么斯退士认为古希腊哲学逻辑先在性就是黑格尔哲学逻辑先在性原则形成之源的原因。对此，斯退士同样有相同涵义的论述，他借助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橡树”和“橡子”的比喻，指出“发展就是这样被认为是那潜在的、暗藏的东西之显现出来。凡是一个在内的东西也必然成为在外的。橡子就是橡树，不过是橡树之在潜在的状态”。它是橡树之“在自身”，但它只是对于哲学思想的透入内里的眼光来说是橡树，思想“看见”了橡树在其中。它只是对我们而言才是橡树，因为我们的思想能够透视那潜在于其中的东西。这样，它仅仅对我们而言是橡树，并非对它自己而言是橡树。只有当橡子真正成长为橡树时，它才是对自己而言的橡树。[2]12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的逻辑先在性的“橡树”那里，其“橡子”早就蕴含在古希腊哲学的逻辑先在性之中了。

故而，由斯退士所揭示出的这一观点，就打破了陈旧故识，对西方哲学的逻辑先在性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这之前仍然把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对于世界本原的探求看作是时间上在先的感性认识，并且仅仅是把古希腊哲学的始基问题粗暴的划分进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两对范畴中去，水、火、原子作为始基的解答就划归到经验论中去，以至于论证成了自然哲学；而存在物、理念、共相等就划归到唯理论中去，以至于论证成了不可知论的看法，在今天看来，既不符合西方哲学这一说明世界多样性的统一性原则的演进，更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发展规律。

因而，古希腊哲学同样经历了把始基问题的理解本质化、规律化、概念化的过程，并把本原的问题，需要在认识上被先行确定的模式固定了下来。虽然囿于当时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条件等，他们的对于始基问题的认识或过于停留在感性具体事物上，或过于超越经验到了神秘主义中去，事实上，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古希腊哲学的逻辑先在性的形成与发展，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

正是由于古希腊哲学的发展，人类的思维就逐渐摆脱了蒙昧、自为的宗教非理性信仰，而因为逻辑先在性这一原则的逐渐确立，人类的理性的地位就开始崇高起来。因为这种思维范式肯定了人的理性之外没有什么冥冥的力量。这之后就成为西方理性主义的源头，所谓“科学和哲学的第一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