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晨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一、 重视文教工作

1.文化活动

早在抗战爆发之后，苏中抗日根据地内就有文化方面的活动。在如皋叶胥朝、俞铭璜等人创办了《救亡》《民族解放》杂志以及春泥剧团。在泰州戴为然等爱国青年开展了“冬防讲习会”活动。另外在靖江还成立了“靖江业余实验话剧团”。1936年11月15日，江上青、顾民元等人在扬州创办了《写作与阅读杂志》。1937年8月在宝应县由大学生和部分教师组织了“学界战时服务团”，出版报纸，排演话剧，演唱歌曲，积极宣传抗日。1937年11月，以江上青等人为主要成员的“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成立。1938年6月底成立了“江都县郭村青年抗日救亡团”,出壁纸，演话剧，从事抗日救亡宣传运动。1938年8月13日，泰县建立“泰县文化界抗战工作团”。以上文化团体和文化运动的进行，宣传了革命思想，点燃了人民大众的革命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但这些文化运动较零散，没有形成强大的革命阵地。

在新四军北上之后，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文化运动有了系统性、组织性、领导性的发展。在党政军的领导之下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早在1938年，江北特委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在马塘开设了晓塘书店，负责人购买进步书籍，传播革命思想。1940年10月黄桥决战之后，在泰兴黄桥的“大众书店”开业，书店购买出版进步书籍，传播抗日精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思想觉悟。之后苏中抗日根据地内各地区都办起了大众书店分店，在当地有着不小的影响，各书店出版发行与抗日以及革命相关的进步书籍，向人民群众科普文化知识，推动了根据地内的文化事业发展。1940年11月1日，陈毅在海安县文化座谈会上说：“我们的文化运动就要充分提倡与帮助一切抗日的文化工作，组织坚固的文化战线，我们要以伟大文化的歼灭战来歼灭日寇和压倒顽固派的反共文化活动！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工作的总方向。”[1]此后，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文化运动便朝着总方向发展与靠拢。各级组织与人民大众都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开展文化宣传，如揭露日伪暴行；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共产党和新四军积极抗日，帮助老百姓等。以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让老百姓能够了解到这些内容。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依据讲话的主要内容，苏中抗日根据地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贯彻基本方针，认真研究了文件，克服之前的偏差，力争做到“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2]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文化运动又上了一个层次，发展势头也比之前更加强劲。1943年11月15日，中共苏中二地委发出《关于冬季文教工作的指示》，重点指出要加强对文教工作的领导。由于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各党政军领导人以及各级组织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及扶持，使得苏中抗日根据地内文化活动异常活跃与繁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教育事业

(1)党政军内部教育

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教育事业和文化活动一样，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根据地内的党政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党政军内的教育显得尤其重要。1939年春，苏北工委在江都县大桥附近办起了长江军政学校，吸收进步青年，培养骨干力量，并从中选择积极分子，秘密发展党员，为各地建党做准备。同年秋，苏北临时特委在江都的吴家桥、网子桥举办党员训练班，分泰兴、泰县、如皋、高邮、扬中、江都六个组，时间两个月。学习内容有党的基础知识，马列主义基本常识。党员训练班主要是培养提高新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为以后大规模发展党的组织准备骨干。在前期，根据地内的党组织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教育很差，计划不详细，比较草率随意，因此成效不是很好。在1942年10月上旬召开的苏中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就对党员教育提出指导意见，他提出今后必须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党员进行深入教育，才能培养与训练大批干部。在1942年11月南坎会议上苏中地区主要领导人对近半年来党的主要工作做出总结，指出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以提高党的战斗力，使其在任何环境下均能领导斗争。过去宣教部门不健全，现在已大部加强了，故今后更应有计划地开办各级党校、党训班与健全会议生活，来加紧教育党员。之后为加强党内教育和培育干部方面，苏中区党委创办了党校，培育、训练区以上的党员干部。另外全苏中区出版了15种的党报党刊，这些报刊对党员和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在各地区也开展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各县开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相对集中时间学习，以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如在兴化县，县委针对当时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从水网地区和游击环境的特点出发，分期分批地开办各区乡党员干部流动培训班，相对集中时间学习，以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在南通县，县委对党的建设，既抓组织建设，又抓思想建设。举办党员培训班，对党员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对支部书记进行短期培训，大大提高了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党员的素质，为以后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党员和党支部在人民群众中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苏中一地委创办了党校，加强了党内教育和培育干部工作。党校的建立，旨在培育、训练区以上的党员干部。苏中区党委在1943年的教育工作中提出，进行党员教育时要分清主次，有条理地进行。“第一是注意支干教育，第二是注意支部活动分子、积极分子的教育，第三是注意党员的教育。”[3]根据地内的党员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发展。

根据地内除了党员教育事业以外，在政府系统以及军队中的教育事业也十分突出。苏中抗日根据地内对政府干部的教育从渡江北上就已开始。1939年初，挺纵创办了抗日军政学校，管文蔚兼任校长。1940年，为培养军政干部，成立了苏北军政干校，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1941年5月以苏中大队为基础正式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属新四军一师领导，校长粟裕，政治部主任谢云辉，用来培养训练基层干部。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全苏中一共办过163次训练班，受训过的干部6178人。 在1943年底召开的苏中第二届行政扩大会议上，管文蔚就干部教育方面提出意见，要加强干部教育，建立在职干部两小时学习制度与干部轮训制度，有计划地提高干部政治质量与工作能力。1944年，苏中一专署创办了实验学校，专门培养区、乡级文教干部和推行“新学制”的文教工作人员。1945年初，苏中一专署创办了建设公学，用来培养建设根据地各种中级专门干部。1945年6月1日，创建了苏中公学，用以培训军队基层干部和县、区级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文化教育和艺术等人才。

苏中抗日根据地内对军队的教育也十分关注。在1941年3月，新四军军部主要领导人陈毅、刘少奇对苏中区内军队教育如何开展作了指示，提出在部队中要进行深入普遍的民族教育与阶级教育，官兵有了高度的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我们的官兵才能得到发展与巩固。1941年5月，在新四军一师参谋工作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部队教育应以干部教育为重。虽然经过半年的时间，大批的知识分子进入到部队中担任政治干部，但军事干部的文化水平还是很低，应继续加强对军事干部的教育，提高其知识文化水平。在1942年底，苏中军区确立了军队教育工作中的方针：坚持斗争，准备反攻，争取优势。 确立了在军队中政治教育、军事教育的主题以及教育的重心。检讨了过去军队内的教育工作，对今后的军队教育提出了意见。在苏中军区的教育方针及政策之下，各级军队都贯彻执行。如在新四军一师，各级首长定期做时事政策和形势任务报告，举办各种短期集训班，开展连队政治、文化教育、党课教育、报刊宣传，进行评模奖励活动、个别谈心活动、党的组织生活等等。

(2)人民大众教育

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人民大众教育是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是范围更广、人数更多的教育。

首先表现在向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知识方面。1939年9月，苏北特委在江都县进化乡网子桥举办“苏北妇女读书会”，普及大众文化知识。在黄桥，通过青工团为当地的农民、妇女办夜校和识字班，普及科学文化。同样在海启一带，洪泽带领抗支政工队进行巡回宣传活动，办夜校、识字班。1942年冬至1943年春，根据地内发起了冬学运动。冬学运动形成了空前的社会教育运动，有12万群众参加到了其中。冬学运动中，充分推动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来负担宣传与教育基层人民的工作。冬学运动起到了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启蒙作用，向群众百姓普及了文化知识，降低了文盲率，进一步宣传了抗日救国的思想，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根据地内的各主要领导人对人民大众教育也十分重视关心。陈丕显在1942年的苏中区夏收运动总结中指出：“夜学识字班，是完全可以实行的，应与当地教师塾师学生取得密切联系，共同进行，教抗应以农民教育为主。”[4]粟裕在1943年6月召开的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对根据地内的教育提出了意见与建议。他提出，要广泛地开展社会教育运动，并要普及国民教育。虽然此前在冬学运动中取得不少成绩，但教育工作还是远远做得不足。对根据地内的教育工作方面，指出：“我们对教育如不加紧改造，在今天与明天斗争中，我们将会自食其果的。对内教育方面也差……根据地之教育建设也是根据地建设之一部分，这方面工作做得好，对于抗战建国有绝大意义……这是中央号召我们的以学习为重要任务的重要内容之一。”[5]另外对于根据地的教育建设提出，重心应该放在提高基本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准上面，不应该侧重于少数的学者博士。虽然根据地内的学校很多，但学生人数占总的比例还是极少的。因此“我们要注意普及国民教育，尤其要广泛开展社会教育运动，夜校、识字班、识字站、小先生制之类可以多多提倡，使广大人民尤其基本群众多受抗战教育之机会。”[6]指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继续加强基本群众的教育，并要扩大范围。粟裕还指出，要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机构，选拔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到教育行政机构内。增加教育经费，对热心于教育事业的人要进行奖励，在根据地内要造成一股教育的热潮。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人民大众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文化知识水平得到提高，思想觉悟有了提升，并能够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进行。

在兴办学校与改造旧私塾方面，根据地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苏中抗日根据地内在几年的时间之内，大力恢复与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仅高邮县在1940年，完全小学就由原来的2所增加到10所；乡村的初级小学由原来的7所增加到22所，入学儿童猛增到7000多人，教师多达209人。 在1942年2月华中局扩大会议上，苏中区主要领导人陈丕显对苏中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详细的报告，他指出苏中抗日根据地虽然才建立1年半，但是文化教育事业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根据地内，中学有44个(开学的班)，其中高中11个，初中33个，小学有1622所，只如皋一县私塾统计约有500所。 在苏中二分区内，东台县把全县划为5个学区，积极兴学。1942年5月，创办和恢复了中等学校一所，完小(完整小学)3所，初小23所，共有学生1700余人；另有改良私塾8所，旧式私塾850余所；入学儿童达18000余人。台北县 也恢复完小1所，初小14所，私塾350所，入学儿童达8000余人。 在兴起的冬学运动中，教育事业得到更迅速的发展，仅泰县在1942年冬全县就创办了190多所冬学。 据不完全统计，至1943年底全苏中现有中学55所，学生7802人，小学1531所，学生105944人。 在一、二、三分区内的国民教育学校数量也增多了。根据地内教育事业大力发展，给了人民大众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传播了党和军队的思想理论，提高了人们的抗日积极性，使得更多的人加入抗日救亡运动队伍中来。

在教师与政府教育行政系统方面，根据地也加大了投入。首先政府提高教师的待遇，工资都是实物工资，并且还略高于其他党政干部的待遇，可见政府对教师的重视。另外在教育的内容方面也做出了改进，根据地内自编了一套抗日保家卫国的教材取代了之前的旧教材，抵制宣传伪化，抵制封建糟粕，并且自编的教材注重简单易懂，易于人民群众所接受。1940年，各地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讨论，使他们明确文化教育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抗日民主教育，任务是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服务。因此，许多教师热情很高，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启蒙教育，为建立和巩固根据地出力。1941年6月，苏中区在如皋县邱升中学召开了苏中教育工作者教育代表大会，教育行政干部、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共300多人参加，学习时事政治和教育方针政策，并成立了“苏中教育界抗敌协会”，开创了苏中教育工作的新局面。根据地还注重对教育者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如在1943年一年内，苏中区的小学教师、塾师及社教人员训练班共办过22次，训练了1507人 。此外，根据地对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也十分重视。管文蔚就曾在总结会议上提出，应该吸收知识分子以充实文教部门，提高部门的综合素质。要加强对教育者的政治思想领导，培训中小学教师，清除教师队伍中的不良分子，整合归并一部分学校。1943年，为加强文教建设,苏中二专署召开会议，“并决定各乡设教理堂一所，为社会教育中心场所。此外各学校并办理民众识字班，出版简明通俗的老百姓报。对全分区各所私塾，即办理私塾登记，并分期办理私塾训练班云。”[7]1944年，苏中行政公署召开了苏中教育会议，历时2个多月。此次会议明确了改造根据地内教育的三大根本思想：(1)教育一定要为进步的社会斗争与生产斗争服务；(2)坚持抗日民主立场；(3)学用一致精神。 另外在教育三大根本思想基础之上，还提出了一套新学制的方案。

二、 文化名人与知识分子芸聚

由于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经济发达，文化底蕴丰富，毗邻大都市，因此有许多知识分子、文化名人都投奔到根据地来，并且苏中地区本土也有许多知识分子、文化名人，他们为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铭记。

1939年底，党中央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这说明知识分子在文化运动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文化建设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上海，这个毗邻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大都市，为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的爱国民主人士、技术工人、知识青年，对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在新四军一师及下属各旅服务团内聚集着的大量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是来自上海，充实了服务团，大大加强了文艺队伍的力量。在新四军一师内，也吸收任用知识分子。这些知识青年经过专门培训，根据其特长，分配到各级担任职务，如连队指导员、文化教员、政治机关干事等。据1941年10月统计：一师营职以下干部60%多是20至25岁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队指导员则占70%，以后占到80%至90%。 大批的知识分子充实到部队中，活跃在各岗位上，提高了部队的素质，使得军队战斗力明显提高。

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内还汇聚了很多文化界的名人。从戏剧、音乐、美术到文学方面等等，大量的文化名人在苏中地区创作了很多的文艺作品。1942年，著名作家、戏剧家阿英来到苏中根据地，在新四军一师一旅住过半年之久，指导一旅服务团的文艺活动，一旅服务团全体文艺工作者受益匪浅，他的长子钱毅也曾在一旅服务团当过团员。1942年11月，著名的记者、社会活动家、民主战士邹韬奋到达苏中抗日根据地，受到了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他在根据地内逗留的短暂时间内，亲自下乡视察了民主乡选工作，与农民、工人等深入交流，召开了许多座谈会，积极宣传抗战救国以及民主运动。邹韬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赞叹不已，他无比感慨地说：“农民群众能投票选举乡长，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壮举，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8]邹韬奋先生对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民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之后几年时间内，根据地积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可以说邹韬奋先生的意见和建议是功不可没的。在音乐方面，根据地内有着一批优秀的文化人才：如一师服务团内的司徒扬，他是特大号男低音，参加了许多的歌咏演出；梁世平也是一师服务团内的重要艺术骨干，演、唱皆优；一师服务团内著名的音乐家沈亚威，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此外在苏中各分区也有很多的音乐人才，像梅滨、黄苇、陈庆良等都是文艺骨干，自身创作过不少好歌。在戏剧方面，有沈西蒙、史白等名人。他们根据当时的环境和历史背景创作出很多戏剧，在根据地内巡演，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反响非同。在美术方面也是人才济济，如涂克、赖少其，他们成名很早，在根据地内算是美术方面的前辈专家；再如漫画木刻组里的高斯、孟光等，他们都是美术专业出身。他们创作的美术作品栩栩如生，生动传神，在根据地内深受大家的喜爱，广为流传。在文学方面的人才是最多的，仅在根据地内生活、工作过的“左联”作家就有很多，如：丘东平、黄源、林淡秋、夏征农、孙石灵、彭柏山、李俊民等。最后三位因都同在“联抗”部队里，因此时称“联抗左联三杰”。另外茹志鹃、石言等都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他们文学作品在根据地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新闻出版业也相当活跃，涌现出很多这方面的杰出者，如曾任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被誉为“如皋才子”的俞铭璜，任《苏中报》总编辑的林淡秋，以及杨涵、曾一凡、蒯斯曛等绘画、写作能手；还有史乃展、马达、朱明等优秀的编辑、记者。[9]

三、 结 语

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文化活动兴盛繁荣，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众多的文化名人与知识分子也参加到苏中地区的文化建设当中，无私地奉献自己。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在此良好的基础之下，苏中抗日根据地组建了众多的文化组织与团体，有共产党和根据地政府创建的，有新四军和人民军队创建的，有普通大众创办的。文化建设的成果也是不胜枚举，从文学创作、戏剧活动、歌舞活动到美术创作、标语口号等等。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文化建设与苏中地区进行的抗日战争密不可分，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也为苏中地区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时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也带给我们很大启发，我们需要学习与借鉴当时的经验。苏中抗日根据地内的文化建设对当今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自信、文化强国以及文化建军等方面都是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