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才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1483)

一

苏曼殊(1884—1918)，今广东省珠海市人，公元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商人，母亲是日本人。苏曼殊出生未足三月，生母即离开，由姨母抚养。六岁时随父亲回广东，不容于族里，屡遭庶母大陈氏等的欺凌。十三岁到上海，尤遭大陈氏之虐待。十五岁到日本学习，参加过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未久父殁，以父子情疏故，不肯回乡奔丧。其后到泰国、锡兰等地游历，并习梵文佛典。回国后多处任教，足迹飘零。苏曼殊一生，虽非僧人，却好着僧衣，以佛教徒形象掩饰自我。其性情内向孤僻，工愁善感，身体羸弱多病。为排遣苦闷，征歌逐色，更兼放纵饮食，愁病交加，1918年病情恶化，是年5月病逝于上海，年仅35岁。

苏曼殊创作上因自传式哀情小说《断鸿零雁记》而文名大噪，其文学作品主要有诗歌103首、小说6篇等，佛学则著有《梵文典》等。马以君先生编注的《苏曼殊文集》应是目前收集其作品最齐全的集子，本文引用之苏曼殊小说，皆以此文集为据①。该文集收录的苏曼殊小说共有六部，其中《天涯红泪记》是未完稿的残篇。篇幅上，《断鸿零雁记》是中篇，其它则为短篇。

苏曼殊的小说又是以自传色彩特别突出著称，有些地方甚至基本上是自述其事，仅以人物的名字来改头换面而已。例如，在《断鸿零雁记》中的第一章，他还特地强调说“此章为吾书发凡，均纪实也”(第74页)；在《碎簪记》中，他干脆就对客串全篇故事的旁观者“余”自用其名——曼殊。我们不能据此就把苏曼殊的小说完全视为其自传，但它透露出这样一个重要信息：他是以自我抒写式来进行小说创作的。

小说创作上，他虽然并不擅长故事情节的架构，小说中存在不少情节的漏洞。但是，他却很善于暴露内心世界和描摹情感体会(尤其是哀情)。其笔下人物情感的外溢如泣如诉，其小说也正是以此特色打动人。如果对照一下他本人和其小说，我们就会发现，苏曼殊的很多人生经历和个人嗜好等，就那么被他硬生生的搬进小说中。更重要的是，他的创作心理和潜意识欲望，如期望得到绝色美人的投怀送抱、得到母爱的慰抚等等，也无不在其小说的世界中得到实现和满足。

二

综观苏曼殊的六部小说(《天涯红泪记》为未完稿)，我们惊奇地发现，苏曼殊笔下的人物形象，表现出诸多明显的共同特征，可以“弱水型”②人物概括之。其中的男主角堪称“曼殊式”人物，有着明显的“弱水”性特征，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性别弱化和异化倾向。

何谓“弱水型”人物？这里“弱水”的意义可以有两方面：一是实指，苏曼殊笔下的人物形象，不管男女，全都笼罩在“水样的春愁”中，动辄流泪，悲戚之态，遍布文中，使得“泪水”成了苏曼殊小说中重要的意象和突出的特征，这也奠定了其小说的悲剧性基调和氛围。

二是虚指，其笔下的人物形象，都表现出“弱水型”的性格特征。每篇小说基本都以悲剧告终，实与此有密切的关系，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是也。男女人物出现出明显的性别颠倒的异化现象：本应该柔弱的女性反而是十分刚烈强硬，而理应坚强的男性却是懦弱优柔。前者可谓得水之刚，后者则是得水之柔。这种“弱水型”的特征，正如《道德经》中用“水”的刚、柔两性来喻释“道”一样。老子认为水貌似至柔而实至刚，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致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通常是男性相对刚强、女性相对柔弱的现象。但在苏曼殊小说中，男主角却反而是得水之“弱”，表现出懦弱、内向、被动，甚至是女性化等性格特征，女主角反而是多得水之“刚”，表现出阳刚、坚强、主动、热烈等性别特征。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苏曼殊是否存在着性别异化等病态心理，进而影响到他的小说创作心理，并在其小说中表现出来？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集中对其女性人物形象进行探讨。

三

通过汇总，我们会发现，苏曼殊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不但貌美如花，而且在性格刚强，颇具“女汉子”的风范，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男性化特点。她们和缺少男子阳刚之气的男性人物形象，正好形成了鲜明和强烈的对比。概括而言，其特征主要有：

(一)秀丽佳绝，迥超尘俗

苏曼殊笔下出现的女性形象，为数不少，基本上只要有重要的男性人物，就会有与之相应的一个以上的女性出现。有趣的是，要想成为苏曼殊笔下的女主角甚至次主角，不漂亮是不行的。而且，普通的漂亮还不行，非要是绝色佳人不可。换言之，苏曼殊笔下的女性形象，必须先通过选美比赛，达到其《本事诗(其三)》“同乡仙子独销魂”、《本事诗(其七)》“乌舍凌波肌似雪”、《本事诗(其五)》“湘兰天女是前身”所形容的美貌，成为秀丽佳绝、迥超尘俗、“乌舍凌波”的“仙子”和“天女”才能入选。这个现象非常突出，也很有意思。先看看具体情况：

《断鸿零雁记》中的雪梅是他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女主角。苏曼殊这样描写 ：“忽睹前垣碧纱窗内，有女郎新装临眺，容华绝代，而玉颜带肃，涌现殷忧之兆。”[1](P82)，用三郎的话来说，则是“乍睹芳容，静柔简淡，不同凡艳，又乌可与佻挞下流同日而语？”[1](P83)。静子则是“袅娜无伦”、“清超拔俗”[1](P97)，“倏然出尘，如藐姑仙子”[1](P100)，所以文中屡屡以“玉人”称之。三郎对她是赞叹到什么程度呢？——“(余)退立其后，略举目视之，鬓发腻理，纤秾中度。余暗自叹曰 ：“真旷劫难逢者也！’”[1](P113)，看，比百世难逢还难逢。还有欺骗法忍的邻家女子，也是绝色美人——“盖代容华，如天仙临凡也”[1](P136)。

《天涯红泪记》中老人之女是“密发虚鬟，非同凡艳”[1](P153)的“天仙”和“绝代名姝”[1](P154)。

《绛纱记》中秋云是“容仪绰约，出于世表”的美人[1]0(P160)，五姑则是“婵嫣柔曼”、“姿度美秀”[1](P161)。

《焚剑记》中的阿兰是“盼倩淑丽，生所未见”，以致“女居停有外甥莫氏，忽窥见女(阿兰)，以为非人世所有，及归，神已痴矣”[1](P189)。而阿惠呢，也是“亭亭似月”[1](P184)的美女。

《碎簪记》中，杜灵芳是“此女风致，果如仙人也”[1](P199)，莲佩是“容光靡艳，丰韵娟逸，正盈盈盈十五之年也”，正如“余”所说的，“前后访庄湜者两人，均丽绝人寰者也。”[1](P202)。而莲佩是美到什么程度呢？——“余等既出，途中行人莫不举首惊望，以莲佩天生丽质，有以惹之也。”[1](P212)——这都可以和古诗汉乐府《陌上桑》“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看罗敷”相媲美了。

还有《非梦记》的薇香、芸香二女，小说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作出定位——“均国色”[1](P220)，“风致乃如仙人”[1](P222)。至于凤娴，能让生一见之下就“凝瞩不转”[1](P221)，自然纵非倾国也是倾城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苏曼殊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秀丽佳绝、迥超尘俗。他在男主角的身上都深深地投放了自己的影子，同时又塑造出众多的美人在追求和纠缠他们。这样屡屡雷同的人物和情节，是否是为了满足其内心深处对于女性尤其是绝色美女的渴盼？有欠缺才有需求，是否因为严重的性压抑，还有“爱的归属”的深深匮乏和渴盼，才有了上述的这种突出现象？

(二)聪颖明慧，通情达理

这也是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突出特点之一。聪慧表现在，她们往往都是女才子式的人物。如静子，三郎是屡屡暗叹其“慧骨天生，一时无两”[1](P116)，并认为“世宁有如此慧颖者”[1](P113)、“静姊果超凡入圣矣”[1](P114)。《碎簪记》中的莲佩，“于英法文学，俱能道其精义”[1](P212)，在观泰西歌剧时，为其婶作翻译时，“一一口译之，清朗无异台中人”，令得旁边的曼殊“余实惊叹斯人灵秀所钟”[1](P212)。《焚剑记》中的阿兰和阿惠，都是“天质自然，幼有神采”[1](P85)，从生学文，进步神速。

通情达理则表现在她们的宽容体贴上。如对于庄湜的心向灵芳，莲佩表现出难得的宽容和理解。又如阿兰，更是处处表现这种通达，当三人好不容易才安顿下来，独孤生却莫名其妙地提出要离开她们，阿兰留之不得，只说“妾知公子非负心者，今所以匆匆欲行，殆心有不平事耳”，然后便“资给于生”；对生神经兮兮的莫知去处，她也只是“再三叹息”而已[1](P188)。

此外，这种通达还表现在和男主角的拘谨相比之下的落落大方。试看五姑和“余”的初次见面 ：“舅父重命余与五姑敬礼。五姑回其清盼，出手与余，即曰 ：“今日见阿兄，不胜欣幸！暇日，愿有以教辍学之人。’”[1](P161)，其大家闺秀的风度，和男主角的近乎猥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刚烈坚强，宁死不屈

如前所述，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是得水之刚。请看雪梅书信中的自我表白 ：“妾心始终之盟，固不忒也。若一旦妾身见抑于父母，妾只有自裁以见志。”[1](P84)阿兰更是如此，几次别人要她移情别嫁，她都宁可出逃流浪，也不屈从，死都不肯背弃那个莫名其妙的独孤生。

再看灵芳和庄湜的对话，“庄湜继曰 ：“如此事果确者，君将何以……’语未毕，女截断曰 ：“碧海青天，矢死不易吾初心！’”[1](P204)这里要注意的是灵芳的迅疾反应和言辞语气，其跃然毕现纸上的是刚烈坚强、宁死不屈的姿态。又如，当得知莲佩曾来访时，庄湜会的就是“闻言，泪盈其睫”，灵芳则是“蹶然就榻，执庄湜之手，泫然曰 ：“君知妾，妾亦知君。’言次，自拔玉簪授庄湜曰 ：“天不从人愿者，碎之可耳。’”[1](P204)男女形象两相对比，女的是飒飒巾帼，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亮相执着；男的是怯怯懦夫，自始至终的摇摆犹豫。真是宛如水性的两面，一刚一弱，有若天地之别。

(四)大胆表白，热烈主动

水的阳刚之气让这些女性们在爱情上有着苏轼词“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磅礴气势，以致在表白时激情有如久蓄的波浪一样喷薄而出。《绛纱记》中的五姑可为代表，请看她是如何主动向懦弱的“余”大胆表白的 ：“身既奉君为良友，吾又何能离君左右？今有一言，愿君倾听：吾实誓此心，永永属君为伴侣！则阿翁慈母，亦至爱君。”，接着还“举皓腕直揽余颈，亲余以吻者四”，后来又“严服临存，将含笑花赠余”[1](P164)。即使是反面人物爱玛小姐也是如此，不过她是用英文来表白 ：“一夕于月痕之下，抚霏玉以英语告之曰 ：“I don’t care for anybody in the whole world but you .I love you.’”[1](P170)

《焚剑记》中的阿兰又是怎样的呢？——“至生身前言曰 ：“公子且出手授我。’遂握生手，密谓之曰 ：“公子非独孤粲耶？……’”[2](P185)再看莲佩，“明日凌晨，莲佩约庄湜共余出行草地中，行久之，莲佩忽以手轻扶庄湜左臂，低首不语，……庄湜则面色转白”[2](P213)；哪怕是曼殊在场，她都是如此的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的追求 ：“二人各知余至，莲佩心中似谓 ：“吾今作是态者，虽上帝固应默许。吾钟吾爱，无不可示人者。’”[2](P214)好个“吾钟吾爱，无不可示人者”，真是何等大胆的爱情宣言！对照庄湜的木讷丑态和“庄湜微曰 ：“吾今往谒阿婶’遂藉端而去。”[2](P214)的灰溜溜样子，相差何止千里。

(五)坚贞专一，矢志不渝

水的刚烈还表现在她们对爱情的坚贞执着上。试看雪梅的信 ：“妾虽骨化形销至千万劫，犹为三郎同心耳……呜呼！茫茫宇宙，妾舍君其谁属耶？沧海流枯，顽石尘化，微命如缕，妾爱不移！”[3](P84)这热烈的誓词与《汉乐府·铙歌》中《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诗句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又如，阿兰在独孤生要舍弃她而去时，要求同行以“永奉欢好”，这样就算“使妾殒殁，亦无恨也”；当独孤生不接纳而莫知去处后，姨氏和她商量，要把她许配给梁姓外孙时，她却说 ：“吾舍独孤公子外，无心属之人，今虽他适，公子固信士，异日必归。”[4]姨氏后来又反复劝说，阿兰“终不改其素志，至于九喻”，以至“姨氏怒。阿兰日夜悒怏，都不寝食”[5](P188)。为了怕被强加抢婚过去，她又独自外逃，潜至香港，自甘为人女佣。当莫氏又欲娶之时，她又再次外逃，最后“暴病病卒于道中，弥留之际，三呼独孤公子，气断犹含笑也”[5](P191)。其他如薇香则是“倾心向公子以来，匪日不思公子，密告我(指韦媪)曰 ：“不偶公子，不如无生’”[5](P223)等。

而且苏曼殊还经常要求他笔下的正面女形象要有传统的女贞女德，尤其是从一而终的思想。所以秋云在梦珠背弃她后，犹说[6]：“一日不得吾友(指梦珠)，即吾罪一日不逭。设梦珠忘我，我终为比干剖心而不悔耳！”[7](P168)这种痴情，固然一方面是矢志不渝，但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有点近乎愚昧了呢？

四

如果说国家不幸诗人幸的话，则诗人不幸诗文幸。苏曼殊一生的文学成就，难臻一流，遑论大家，但在近代中颇引人瞩目，此得力于他聪颖过人的文学天赋和坎坷悲惨的遭遇。他对自我内在心理的深刻细致的描述，促成了其内向挖掘式和自我表述式的小说创作方式，其成就不是很大却颇具特色。这种特色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本文所述的“弱水”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病态的人格心理。正是这种人格心理决定了他病态的创作心理，从而使得其小说出现了严重的男性女化和女性男化等现象。

追溯这种心理成因，则和他个人特殊的不幸遭遇有着紧密而重要的联系，苦厄坎坷的身世和际遇形成了他的悲剧性格。在这种性格的驱使下，虽然他一生佯着僧衣，却不守清规戒律，佛教最反对自杀，但他却选择自残自虐的方式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说，身世遭遇、时代因素等奠定了他的性格特征，那么佛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拯救和影响了其人格心理，虽然最终他并没能摆脱成长经历笼罩下的心理阴影。毕竟积重难返，“性格决定命运”，其人生还是以悲剧告终。作为岭南近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的典型案例之一，苏曼殊及其小说的独特现象，有其研究价值。

注释：

①下文凡引自该文集者，不再作说明，只在引文后面注明页码。其中的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

②《辞海》“弱水”一词义项有三。此主要取其第一种，指水弱不能胜舟，尤其侧重力不胜芥和不胜鸿毛之柔弱义，并兼寓水性之其它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