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 韬

(晋中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法式善(1753—1813)，清乾嘉间蒙古族诗人，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陶庐、诗龛、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爱好吟咏、淡泊名利，存诗三千多首，诗集有《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存素堂诗二集》等。法式善也曾主持或参与了《熙朝雅颂集》、《四库全书》、《全唐文》等图书的编纂，另有文献著作《清秘述闻》、《槐厅载笔》等。乾隆后期，法式善经营诗龛，主盟坛坫，在诗坛有相当影响力，当时诗坛有“南简斋北梧门”之说。近年来，民族文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重视，对于法式善的研究也更加广泛、深入。大量的研究现在主要围绕法式善的《梧门诗话》进行，对法式善的诗学活动、文献整理、诗歌创作、诗学思想，包括法式善对唐宋元诗的接受探讨较多。①相对而言，对其诗坛地位及此地位如何确立研究较少。李淑岩在《<梧门诗话>编选与法式善诗坛地位之确立》指出：《梧门诗话》为法式善赢得了很高的文坛声誉，并为其在乾嘉时期北方诗坛盟主地位的达成构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平台。法式善之所以能成为诗坛领袖之一，与《梧门诗话》的编选是有很大关系，但也和法式善曾为学官的经历及《熙朝雅颂集》的编选等因素有关。本文拟对影响法式善诗坛地位的诸多因素进行讨论，以期对其诗坛地位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对其诗坛地位的形成给出较合理解释。

一、法式善的诗歌成就和诗坛地位

法式善酷爱诗歌，其所居之处辟有“诗龛”书斋。法式善“其所好者‘诗’也”[1](P140)，“诗龛”中聚古今人诗集毋虑数千家。酷爱诗歌的法式善在创作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

(一)法式善诗歌成就

王芑孙在《存素堂试帖》中云：法诗“主王、孟、韦、柳。又工为五言字。一篇之中，必有胜句，一句之胜，敌价万言”[1](P81)，指出了法式善诗学王、孟、韦、柳，颇多五言佳句的特点。法式善亦崇尚陶渊明，故以陶庐为号，王昶在《蒲褐山房诗话》中也道出了其诗类于陶的特点：“质而不癯，清而能绮”[2](P899)。洪亮吉则指出法式善诗歌幽、峭的特色及其诗歌语言不肯因袭模拟的优点：“清峭刻削，幽微宕往，无一语旁沿前人；及描摹名家大家诸气习。”[3] P(397)当时名重中外的诗人吴锡麒，曾在《存素堂诗初集序》中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对洪亮吉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观其酝酿群籍，黼黻性灵；清而能腴，刻而不露。咀英陶谢之圃，蹑履王孟之堂。落木无阴，归羽明其片雪；空山毕静，响泉戛其一琴。能使躁气悉平，凡心尽涤”[4](序)。

法式善诗歌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无法与袁枚、赵翼、蒋士铨等人相提并论。翁方纲、洪亮吉等人都道出了法诗的一些不足。法式善辞世后，曾与其多次论诗的翁方纲云：法式善“英特之思，超悟之味，有学(应为“过”)于谢蕴山、冯鱼山，而诣力之深邃，则稍逊之”[5](P338)，即法式善作诗有灵性，但在“功力之深造”方面不如谢启昆(号蕴山)以及冯敏昌(号鱼山)。作为“肌理说”诗论倡始人，翁方纲道出了法式善创作的不足。翁方纲认为：法式善作品中“有系乎考证、有资于典故者，视其诗更为足传也”[5](P339)。洪亮吉论其友人法式善诗歌时云：“法祭酒式善诗，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6](P741)既赞扬其技巧的高妙，又似对其诗存之“瑕”尚有不满。好友王芑孙也曾道出法式善诗歌创作的不足：“君有诗识无诗才”[7]( P489)。曾受法式善提携的舒位，在《乾嘉诗坛点将录》中将法式善点作“参赞诗坛头领——神机军师”。以水浒英雄朱武与法式善相较，既是对其诗坛地位的高度肯定，也客观指出了其诗尚存不足，未臻于至美。

(二)法式善诗坛地位和影响

在诗歌创作方面，法式善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当时及稍后，人们更为认可的是他的诗坛地位和影响。在清人眼里，法式善的诗坛地位可与李东阳、袁枚、翁方纲、欧阳修并论。《清史稿》卷四八五载：(法式善)“主盟坛坫三十年，论者谓接迹西涯无愧色”[8](P13402)。西涯，即明中叶诗坛领袖李东阳。此语是对法式善诗坛地位的一个极高评价。陆以湉等人则将法式善与袁枚并称。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中称赞法式善：“文誉卓著，尤好奖掖后进，坛坫之盛，几与袁随园埒，而品望则过之。”[9](P309)黄安涛在其《时帆先生小传》中指出：法式善“一时坛坫之盛，几与仓山南北相望”[10](卷八)。刘锡五则道出了法式善热心、慷慨的品质及其在诗坛的巨大影响：“先生既以诗提唱后进，又好贤乐善，一艺之长，津津然不啻若自其口出。以故四方之士论诗于京师者，莫不以诗龛为会归。盖岿然一代文献之宗矣。”[1](P139-140)受其赏识与提携的郭麟称扬法式善道：“风流宏奖，一时有龙门之目。”[11](卷五)王昶谓：“经师文士，一艺攸长，莫不被其容接”[1](P215)，问字求诗者络绎不绝。刘承幹则在《重印复初斋诗集序》中言其与翁方纲“以风雅总持乎京朝”[6] P(741)，道出了法式善在京师文坛举足轻重的事实。当时的文坛领袖袁枚对法式善也是赞誉有加，其《题时帆先生诗龛图》写道：“时帆先生诗中佛，……先生声望重鸡林，早动名流仰止心。……回首奚奴花外至，不知谁又送诗来”[12](P1002-1003)。 吴锡麒也在《存素堂文集序》中亦道出了法式善的诗坛地位和影响：“今时帆奖借士类，乐与有成，一时贤士大夫屣满户外，四方宾客奉尺牍问讯者，日数十至。其好贤乐善，吾不知视庐陵何如”[7] (P275)。吴锡麒在此暗将法式善比作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

总之，法式善诗歌创作未臻一流，其诗坛地位却非常崇高。法式善诗坛地位和影响虽不及袁枚、沈德潜，但在当时大致可与“肌理”派领袖翁方纲相当，完全可以算作诗坛领袖之一。

二、《梧门诗话》《熙朝雅颂集》及《同馆试律汇抄》等书籍的编选

纵览古代文坛，欧阳修、苏轼、王世贞、钱谦益、王士禛、袁枚等文坛领袖，其本人的创作成就都是非常突出的。法式善诗歌才能不算特别突出，却能成为诗坛领袖之一，这种情况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特殊性。可以说，法式善诗坛地位的确立，与当时士人在立德立功无望的情况下转求立言的社会现状大有关系。

(一)士人藉著书立说以求立言的强烈愿望

乾嘉时期，《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对以往典籍的不懈搜求，使得不少士人进一步认识到：政治环境的制约可能使士人无法实现立德、立功的人生抱负，但著书立说可以帮助其实现立言愿望。乾隆朝，最高统治者大权独揽，不愿给臣子更多权力，使得士人难以做出显赫功业。乾隆帝曾在《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中言：人君“ 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13](自序)乾隆不仅担心宰相等官员权力过大而造成威胁，而且对汉人亦颇为猜忌。汉人在政坛上备受压制，杭世骏就曾言其时国内无一汉人总督。在此环境下，立功之愿都极难实现，更遑论“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的立德。因此，文士只能把更多精力用在立言留名之上，而不去妄想立德、立功。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接纳江浙文人唯恐不及，著有《雅雨堂诗》八集，文十余卷。曾为巡抚的毕沅，著有《续资治通鉴》《灵岩山人诗文集》，幕府多有诗文名士。袁枚为宦数年，即辞官闲居，大力进行诗歌创作。而普通文人，受此社会风尚影响，不管仕途是否畅达，都热衷以诗文留名。此留名之风甚至已经弥漫到了闺阁之中，《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六记载：嘉庆元年，“柔兆执徐之岁，百花生日，婉仙夫人招集女史十二人宴于蕴玉楼，谋作雅集，图以传久远”[14](P312)。参与了《四库全书》编纂的法式善自然也会有此看法，他积极创作，编选诗话、整理文献即是此种思想的体现。《梧门诗话》及《同馆试律汇抄》等书籍的编选、刊行，顺应了诗人的立言要求，既“以诗存人”，使大批蒙古族诗人留名诗坛，同时也扩大了法式善的诗坛影响。

(二)《梧门诗话》及《熙朝雅颂集》在文士中扩大了法式善影响

法式善编选《梧门诗话》的初衷之一是通过诗歌选录，保存寒士的“零珠碎璧”。诗话《例言》写道：“至于寒畯遗才，声誉不彰，孤芳自赏，零珠碎璧，偶布人间。若不亟为录存，则声沉响绝，几于飘风好音之过耳矣。故所录特伙”[15](卷四)。当时大量诗人亦确有以他人诗话为己扬名之愿望。袁枚去杭州时，地方士人知其创作《随园诗话》，“争以诗来，求摘句者，无虑百首。”[1](P200)除袁枚外，当时诗坛的一些重要人物，如翁方纲、洪亮吉，也分别在其诗话著作《石洲诗话》、《北江诗话》中增加了较多当代诗人，而王昶的《蒲褐山房诗话》、吴嵩梁的《石溪舫诗话》，收录的则几乎全为当时作家。可以说，诗人对自身声名的追求已经对一些诗论家的编选意图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式善《梧门诗话》的编选，“历时20余年”，“收录了1200余位诗人”[16](P136)，所录者几乎俱为乾嘉时期之人。在求诸友朋助其采诗于各地的过程中，法式善的诗坛影响无疑会得到进一步扩大。

《梧门诗话》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法式善自己的兴趣，而编选《熙朝雅颂集》则是因巡抚铁公的保奏。作为八旗诗人诗集《熙朝雅颂集》的主要编选者，法式善不可避免地要与更多诗人进行交往，以获取相关诗人、诗作的具体信息。《熙朝雅颂集》收录清初至嘉庆初“满、蒙、汉军八旗的诗人五百八十五家，诗七千七百四十三首”[17](P844)。此书的编选，扩大了法式善的诗坛影响，但也引起了极少数人非议，舒坤即讥讽法式善竟将此书“后半部则当作买卖做”，凡“旗中人有势力者，其子孙为其祖父要求，或为改作，或为代作，皆得入选。竟有目不识丁，以及小儿女子，莫不滥厕其间”[18](P919)。此论当为臆测之言，但也侧面说明文士对法式善编选此诗集的重视。

(三)《同馆试律汇钞》与《成均课士录》在应试学子中的风行

与前两书不同的是，《同馆试律汇钞》与《成均课士录》的刊行，首先影响到的是大批应试学子。乾隆四十九年(1784)，法式善三十二岁，为国子监司业，“《同馆试律汇钞补钞》成刊行之”[19](P432)。“《同馆试律汇抄》收自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甲辰科翰林院 751 人之诗作 2662 首，皆为乡试、会试、朝考、召试及馆课之作，存世有二十四卷本和二十八卷本。”[20](P62)当时诗坛知名人士翁方纲、王鸣盛、纪昀、蒋士铨、毕沅、赵冀、曹仁虎、李调元、洪亮吉、孙星衍、阮元等人的试律诗，皆为此书辑录。此书一经刊出，颇受士人重视，“为士林法则，揣摩家效其程度辄得科第，咸以为百年来所罕觏”[6](P744)。此书的盛行，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于科举考试中增五言八韵律诗有直接关系，而科举考试在明清社会生活中又极其重要。

嘉庆三年(1798)，法式善为国子监祭酒，“是年录科前列者，多中式”[19](P437)。中式者的成功，自然与法式善的培养选拔及《成均课士录》的刊行有关。“《成均课士录》风行海内，几至家有其书。十余年来，习其诗文者，无不掇科第而去。至是同馆诗赋学侣亦皆奉为圭皋云。”[19](P437)《成均课士录》的风行，缘于其能助士子掇科第。此书及《同馆试律汇抄》的刊行，可以说是顺应了乾隆改变科举考试内容后而引起的诗坛发展潮流。这些，都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法式善的文坛知名度。

以上四书，共同扩大了法式善的诗坛影响，提高了其诗坛地位。在编写诗话及试律选本的活动中，法式善因其丰厚的诗学储备和较高的审美眼光，使所编选之作都具有上佳的学术品味和相当的实用价值，一经刊发，即广为流布。

三、诗歌唱和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

(一)唱和盛行的时风与积极组织诗歌唱和的法式善

乾隆时期，海内较为安定，乾隆帝本人的诗歌兴趣非常浓厚，厚待江南老名士沈德潜，君臣之间亦时常唱和。乾隆自己也常赋诗，“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写之，谓之诗片。”[21](P241)。乾隆亦钦定了《唐宋诗醇》。因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倡导，士人吟诗赋诗蔚然成风，诗歌唱和活动频繁举行。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六载：“乾、嘉间王兰泉、吴白华、王凤喈、曹来殷、吴企晋诸人。……或即景，或咏物，或展观书画，考订金石版本，摩挲古器物，于是争奇斗巧，竟委穷源，而次韵叠韵之作夥矣”[22](P2101)。王昶、吴省兰等人创作次韵迭韵之诗，其实就是在进行诗歌唱和。除此之外，《杨蓉裳先生年谱》记载的“京师老辈销寒、销夏，向有雅集”[23](P828)，也是文人常见的诗歌唱和形式。《炙砚集》即为曹仁虎与同仁消寒唱和之作。

法式善一直是唱和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杨芳灿曾言：“在京师与榖人、时帆诸公为诗文会，一月一集。或于崇郊寺，或于陶然亭，或于及诸君寓斋。每集，论文角艺，为竟日之乐。”[23](P830)乾隆后期，法式善的诗龛是当时文人雅集的一个重要场所，很多文人都曾受邀投诗龛中。

(二)法式善与文士融洽相处、唱和的主要原因

法式善能与大量文士长期往来唱和，融洽相处，当与以下因素有关。首先，法式善为人正直、厚道，热心奖掖后进。这一点，与唐人韩愈类似。韩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24](P7)、“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绘，恰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仅十人”[24](P7)。法式善亦热心厚道，在孤贫诗人吴嵩梁“礼闱报罢”[25](P141)后，曾留其在自家诗龛居住数月。嘉庆、道光之际负盛名于江淮、浙西的诗人郭麐，也曾受法式善热情鼓励：《灵芬馆诗话续》云：郭麐京兆试毕后尚未晋谒法式善，“已知其姓名”的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却呼驺访其“于金司寇邸第，所以勖励期待之者甚厚”[6](P746)。郭麐下第出都，法式善“犹拳拳执手”，望其再踏省门。与洪亮吉、黄景仁齐名的诗人赵怀玉，也曾赞扬法式善虽清贫但好贤的品格，其诗云：“广厦虽未营，寒士已蒙庇。”法式善的正直、厚道也体现在对袁枚的评价上。袁枚逝后，谤议蜂起，法式善却能正视袁枚的诗坛贡献，并抨击不良世风，其《叹逝诗·袁子才太史》中有这样的句子：“大树忽飘零，蚍蜉肆摇撼”“毕竟金碧光，不为沙砾揜”。[4](卷十七)正直、厚道的人品无疑是法式善能够长期吸引文士的重要因素之一。其次，法式善平易的性情、宽广的胸怀使其更易于与文士交往。与才子洪亮吉相比，可以明显看到法式善性情的平易。洪亮吉性刚急，论及清代各大诗派时多有不满，批评沈德潜学古人格律“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6](P111)，指斥袁枚诗歌“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26](P89)，讥讽翁方纲之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26](P89)。洪亮吉的评论准确指出了各大诗派的主要问题，但也因此很容易被相关诗人排挤。法式善也发现了这些诗派存在的问题，但更看重其积极一面。在《梧门诗话》卷六中他指出：“诗家宗派不同，各有所至。世之执一以例百者，观此当爽矣”[27] P(21)。法式善论诗较为客观、委婉，如对袁枚“性灵”论的评价：“随园论诗专主‘性灵’。余谓‘性灵’与‘性情’相似而不同远甚”。……取性情者，发乎情， 止乎礼义， 而泽之以风骚,汉魏唐宋大家，俾情文相生， 辞意兼至，以求其合。若易情为灵，凡天事稍优者，类皆枵腹可办。由是街谈俚语，无所不可；芜秽轻薄，流弊将不可胜言矣。[28](P57-58)客观指出了“性灵”和“性情”的区别以及“性灵”末流之弊端，言辞委婉，但绝不含糊。法式善对好友洪亮吉(字稚存)的批评则颇为幽默。其《读稚存诗奉柬》云：“盗贼掠人财，尚且有刑辟。何况为通儒，腼颜攘载籍。两大景常新，四时境屡易。胶柱与刻舟，一生勤无益。”[18](P792)他对好友诗中多用典籍之语有异议，就幽默地以盗贼为喻，指出通儒不应过多地袭用典籍文句，而应真切感受自然和现实生活，自构佳句。此诗亦可看作是对多以学术语汇入诗的翁方纲“肌理”说的委婉批判。第三，法式善对诗歌创作极度热爱。王芑孙曾云：“每集必有诗，搜肠实无句。诗罢更求文，受苦无央数。岂惟乐逃酒，兼以逃诗故”、“诗龛酒令殊不苛，独有催诗急于火。”[25](P146)诗自有戏谑之味，但也可见法式善对诗歌唱和的酷爱。“现以法式善诗文集及《梧门诗话》为依据，统计出有具体时间可考的诗龛会友活动 38 次。”[25](P32)法式善不仅积极组织、参加诗友们的消寒及外出游赏等酬唱活动，还别出心裁地以征绘“诗龛图”和纪念李东阳的方式邀聚诗友。乾隆、嘉庆两朝，文士中能诗善画者甚多，如郑燮、金农、罗聘、余集、阮元等人。文士间也多有以诗画为媒介进行交往的活动。法式善请画家为“诗龛”作画，再召集诗人一起作题画诗，丰富了诗歌唱和形式，扩大了其诗坛影响力。嘉庆四年(1799)，为其“图诗龛者”，已不下百家，围绕这些画以及法式善收藏的其他画作，吴锡麒、罗聘、赵怀玉、张问陶等诗友们创作了较多诗歌，而法式善生平所作题画诗更多达数百首。法式善对明代茶陵诗派核心人物李东阳的文章、人品、功业颇为仰慕。自考证出“西涯”(李东阳号西涯)遗址之后，法式善“每年六月九日李东阳诞生日，经常招友至此雅集，作《西涯诗》，征绘《西涯图》，以示纪念，一时和诗、题画者甚众”[29](P109)。嘉庆三年的聚会，“有翁方纲、铁保、瑛宝、罗聘等四十多位名士参加，与会者写诗、作画、作书、鼓琴等”[29](P109)。法式善也曾作《续西涯杂咏十二首》，请罗聘据其诗意，“每首诗绘一幅图，共十二幅，编辑成册，即名《小西涯诗意图》。法式善获此册图后，遍邀朋旧就图题诗作记，题诗文于此画册的有翁方纲、吴省钦、汪端光、张问陶、洪亮吉、王芑孙、陈居震、赵怀玉、吴锡麒”[25](P155)。另外，法式善虽无袁枚、赵翼等人之卓越诗才，但还是具有一定创作天赋，和大多数诗人诗歌唱和完全不落下风，再加上其论诗无门户之见，为人又热情、厚道，自然会吸引众多诗人与其唱和。

(三)影响法式善组织诗歌唱和的不利因素

当然，法式善在组织诗歌唱和方面，也有不利因素。首先，他没有卢见曾、毕沅等人那样显赫的权势，无法利用职权或者财富吸引贫寒文士。卢见曾 “前后两任盐运使各数年，又值竹西殷富，接纳江浙文人唯恐不及。如金寿门农、陈玉几撰、厉樊榭鹗、惠定宇栋、沈学子大成、陈授衣章、对鸥皋兄弟等，前后数十人，皆为上客”[30](P8)。毕沅抚陕时，“爱才下士，校刊古书。时幕府之士甚众，其尤著者为长洲吴舍人泰来、江宁严侍读长明、嘉定钱州判坫及稚存、渊如。先生至，极诗文会之乐。”[31](P178)毕沅亦时常与幕僚诗酒宴会，联句吟咏。乾隆四十七年，毕沅幕府中人吴泰来、洪亮吉、孙星衍等人，都是其时杰出的文士。而朱筠幕府，也云集了章学诚、邵晋涵、洪亮吉、王念孙、汪中、黄景仁等著名学者、诗人。与毕沅、卢见曾、朱筠等人相比，法式善缺乏显赫权势吸引寒士。但因法式善对诗歌唱和活动的热心及努力，避免了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使更多积极因素发挥了作用，故“诗龛四友”(洪亮吉、吴锡麒、赵怀玉、鲍之钟)以及翁方纲、赵怀玉、张问陶等人都成为了法式善诗文唱和的老友。

(四)促进法式善诗坛重要地位形成的其他因素

除编选诗话、诗集，进行诗歌唱和外，法式善能够成为诗坛领袖也与另外一些因素有关：

1.法式善身居京师的有利地理位置。京师作为政治、文化中心，除了本来就居住在此的大量文臣外，还聚集了大批应试举子、外地来京营求升迁的官员。另外，《四库全书》的编修也使得京师聚集了大量鸿儒。这些，都为法式善与更多诗人交往提供了便利。

2.法式善长期身为学官的经历。法式善曾在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任司业、祭酒，自然会对那些意图进入仕途的青年才俊产生重要影响，故其所作诗文为人推崇，“诗文三馆士皆竞录之，以为楷式”。此经历也有助于法式善提携后进。受其奖掖者，包括著名的“三君子”：即王昙、孙原湘、舒位；“还有所谓‘三凤’：即莫宝斋、刘芙初、王又新；又有所谓‘三盛’：即盛超然、盛木、盛藕塘”[25](P147)。法式善在发现、提携文坛新秀的同时，也无疑扩大了自身诗坛影响力。

3.法式善对文士的尊重。吴锡麒《存素堂文集序》云：法式善对文士“所投赠诗句，皆悬龛中以志盍簪之谊”[7](P275)、 “有来必答，一札所及，款款然如出肺腑示之，且令人皆什袭，以为至宝”[7](P275)。这种尊重，必然会使清高、敏感的文士乐与之交。

4.法式善能够积极顺应诗歌发展主潮流。乾隆后期，诗坛“格调”派、“肌理说”、“性灵”论的弊端都渐趋明显，诗人创作更多地开始不论门派，博采众长。法式善无门户之见，对诗歌本质的认识是“诗以道性情”，对各种风格兼容并蓄。其“对袁枚性灵诗学的修正，对当代诗歌历史的记录及对女性诗歌的观照，代表着当时诗学的主流倾向。”[32](P39)此举自然亦有助于法式善诗坛领袖地位的巩固。

总之，法式善在诗坛的地位和影响虽不及袁枚，但大致与“肌理”派领袖翁方纲相当，为北方诗坛重要领袖之一。其诗坛地位的形成与他充分考虑到清中叶文士的普遍心态大有关系。当时，文士一方面热衷于科举，另一方面在立德立功无望的情况下普遍具有了以著作立言的心态。法式善顺应了文士热衷科举、立言留名的这股潮流，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大力编撰诗话、编选试律诗范本，获得了空前成功。当然，诗歌成就未臻一流的法式善之所以成为北方诗坛重要领袖，也与他积极组织参与诗歌唱和、厚道热心的人品、长期身为学官的经历、居京的地理优势、顺应诗歌发展主潮流等因素都有一定关系。法式善诗才虽然未能与袁枚、赵翼、黄景仁等人并驾齐驱，但与大多数诗人进行交往唱和已绰绰有余，对其诗坛地位的确立亦是大有助益。

注释：

①相关论述具体详见以下著作和论文：宏伟：《法式善梧门诗话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李淑岩：《法式善诗学活动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杨勇军：《法式善尊崇李东阳考》，《海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杨勇军：《法式善整理文献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6期；李淑岩：《法式善题画诗与京师文士生活趣尚》，《文艺评论》2015年第8期；蒋寅：《法式善：乾嘉之际诗学转型的典型个案》，《江汉论坛》2013年第8期；米彦青：《从〈梧门诗话〉看法式善的唐诗观》，《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代亮：《法式善的宋诗趣尚》，《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法式善与乾嘉之际的元诗接受》2015年第4期；刘青山：《法式善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