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权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

政治修辞，是政治人在特定政治情境下，为了提升某一特定政治话题的表达效果而在语言文字上所进行的一种经营努力。自然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为了提升传情达意的效果而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在语言文字的经营上有所努力。这种语言文字经营上的努力，可以称之为日常修辞。客观地说，政治修辞与日常修辞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政治修辞与日常修辞即使是使用同一种修辞手法，在预期目标追求上也会有所区别的。

比方说，对于承转修辞手法的运用，政治人与自然人所建构的修辞文本在追求的预期目标上就有区别。一般说来，在日常修辞中，承转文本的建构大多追求表意含蓄蕴藉的效果或是出人意表的幽默机趣；而在政治修辞中，承转文本的建构所追求的则不仅止于此，而是要通过这种效果或情趣塑造交际者作为政治人的优雅形象。

一、承转及其承转修辞文本的修辞功能

承转，是一种“说写表达中先顺承接受者之意而暗转笔锋或话锋以呈露己意”[1](P269)的修辞手法。以承转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称之为承转修辞文本。

承转修辞文本的建构，一般说来，“都是基于前顺后逆的对比，以突如其来的语义转折令接受者始料不及，从而造成其心理落差的心理预期”[1](P269)。正因为如此，在日常修辞中，承转修辞文本的建构往往由于“表达上存在着前后句对立矛盾的语义落差，因而接受上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始料不及的错愕感，由此引发其回味深思。当接受者最终解读出文本的奥义精蕴，便会折服表达者的文本建构智慧，并情不自禁地为之会心一笑”[1](P269)。例如：

萧伯纳有一次收到一个小姑娘的来信：“你是我最敬佩的作家，为了表示敬意，我打算用你的名字来命名我的小狗，你同意吗？”

萧伯纳回信说：“亲爱的孩子，读了来信，颇觉有趣，我赞成你的想法。但重要的是，你必须同你的小狗商量一下，看它是否同意。”(陈来生等《名人幽默》)

上例说的是萧伯纳拒绝一位小姑娘天真要求的故事。众所周知，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是爱尔兰著名作家，生平创作丰富，有“剧本五十一部、小说五部和其他著作多种。主要剧作有《华伦夫人的职业》、《康蒂妲》、《魔鬼的门徒》、《人与超人》、《巴巴拉少校》、《苹果车》、《真相毕露》等，其剧作富于创新精神，语言机智幽默”[2](P675)，因而不仅被公认为是20世纪前半叶世界文坛最著名的剧作家，而且还被公认为享誉世界的著名幽默大师。作品因富有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色彩，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费边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2](P675)。因为名盛一时，以致引发当时世界上无数读者与许多上流社会女子的迷恋与热烈追捧，甚至天真无邪的小女孩也要给他写信。不过，萧伯纳并没有为盛名所累，也没有因为盛名而迷失自我，而是始终以优雅幽默的绅士风范示人。上面这则给小女孩回信的故事，就足以彰显这一点。

在上述故事中，萧伯纳作为收信的受交际者，对于写信的交际者小女孩提出的幼稚可笑的请求，实际上是彻底回绝了。但是，却没有让小女孩感到难过与难堪，而是觉得风趣幽默。这也是这则故事之所以在全世界广泛流传，并被传为佳话的原因所在。那么，萧伯纳的回复何以有如此深厚的魅力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他善于在日常修辞中运用承转手法建构修辞文本。针对小女孩信中提出的请求：“我打算用你的名字来命名我的小狗，你同意吗？”萧伯纳没有直接予以回绝，而是顺着其愿望而爽快地一口应承下来：“亲爱的孩子，读了来信，颇觉有趣，我赞成你的想法。”他先让小女孩先狂喜一阵，然后暗中逆转换跑道，突然以和蔼可亲的口气跟小女孩商量起来：“但重要的是，你必须同你的小狗商量一下，看它是否同意。”虽然小女孩最终一定能明白萧伯纳的真实语义，但解读出来后肯定不会因此心灵遭受创伤，当然更不会对萧伯纳的拒绝抱有怨恨之情。相反，一定认为萧伯纳是爱狗、尊重狗的，是她的同道，情感上一下子就拉近了。因为萧伯纳让她跟小狗商量一下，是一种拟人的说法，既符合儿童思维，又显得形象生动而机趣横生。

萧伯纳是西方的幽默大师，运用承转手法建构修辞文本的水平固然很高，但中国人在此方面也是很有天赋的。如：

一个雨天，某妇女牵着一条狗上了公共汽车，她对售票员说：“喂，如果我给这条狗买一张车票的话，它是否也能有个座位？”售票员说：“当然行，太太。不过，它也必须和其他乘客一样，不要把脚放在座位上。”(高胜林《幽默技巧大观》)

上面这个故事中的售票员，虽然不是文学大师，只是中国一个普通的公交车司乘人员，但他回答牵狗妇人的话也很幽默风趣，让人不得不佩服。之所以有此效果，明显跟他善于运用承转修辞手法有关。对于妇人违规牵狗上车，还提出给狗买票占座位的无理要求，售票员内心虽是持否定态度，但却先爽快地顺其意而应之，好像是给足了她面子。但接下来立即逆转话锋，给妇人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要求她的狗“也必须和其他乘客一样，不要把脚放在座位上”，一下子就让妇人从瞬间的得意中清醒过来，回归了理性，并经由逻辑的推理，明白了其话中的弦外之音。由于售票员拒绝的意思表达得婉转而幽默，没让妇人当众出丑，“这就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其逆反心理的产生，由此引发其深思回味，不得不折服售票员的表达智慧，心服口服之余，自然从内心深处发出会意一笑”[1](P269)。

由以上二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在日常语言生活中，承转手法的运用往往能使所建构的修辞文本别具一种幽默风趣的效果，有利于化解言语交际中可能出现的尴尬，消解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不必要的矛盾。

二、政治修辞中的承转文本建构

承转手法的运用与承转修辞文本的建构，除了在日常修辞中有明显的效果外，在政治修辞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更大。下面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美国前总统卡特竞选总统时，一位爱找茬的女记者访问了他性情暴躁的母亲。

女记者道：“你儿子说如果他说谎话，大家就不要投他的票，你敢说卡特从未说过谎吗？”

卡特母亲答道：“也许我儿子说过谎话，但都是善意的。”

“何谓善意的谎言？”

“你记不记得，几分钟前，当你跨进我家的门时，我对你说你非常漂亮，我见到你很高兴。”(王政挺编《中外奇辩艺术拾贝》)

这个故事中提到的卡特，就是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1924- )，原名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 Earl Carter)。1977年至1981年在任，任内实现了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重大历史使命。虽然卡特是典型的政治人，但他的母亲与故事中的女记者都不是政治人。不过，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来看，由于女记者采访卡特母亲时正处于卡特竞选美国第39任总统的特定时期，采访的话题涉及总统竞选的政治话题，因而卡特母亲与采访她的女记者在谈论有关卡特是否说过谎的话题时，就被临时赋予了政治人的角色。二人的言语博弈，也就超越了日常修辞的范畴，而进入到政治修辞的领域，具有了鲜明的政治修辞色彩。

从上面故事所述的情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卡特母亲虽然是个政治素人，且性情暴躁，但在儿子卡特参加美国总统竞选这一特定的时期，却显得非常睿智而冷静。她清醒地认识到，在美国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竞选总统并最终成功当选则更是困难重重。因为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竞选人“必须经过全体民众特别是政敌或竞选对手无数次的道德检视。为了能够顺利当选，不仅自身在道德与能力上要真的过硬，而且还必须有应对‘莫须有’的指控甚至谣言而进行辩驳消毒的智慧与语言能力”[3](P331)。故事中的那位女记者明显是一个职业的政治新闻记者，在总统竞选的关键时刻特意前往采访总统候选人卡特性情暴跌的母亲，肯定不是因为“她跟卡特母亲有什么亲密的关系，或者是为了宣传卡特而去找卡特母亲挖掘少年卡特的不平凡事迹。相反，她是有意要找岔，给卡特挑毛病。因为通过卡特本人，她不可能获得攻击卡特本人的任何材料。总统候选人防记者犹如防贼，她岂能从正常渠道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3](P331)。于是，女记者就别有用心地找到了卡特那位性情暴躁的母亲，希望从她那里获得突破，找到一些有可能对卡特竞选总统不利的相关证据。未曾想到，卡特这位性情暴躁的母亲对政治却非常敏感，面对女记者别有用心的提问，保持了高度清醒的头脑，不但“没有落入女记者预设的语言圈套，反而趁机对女记者的不怎么样的长相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让她自讨了一个没趣”[3](P331)。

那么，卡特母亲何以由一个政治素人迅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人，在美国总统竞选趋于白热化的关键时刻为自己的儿子守住了道德上的清白，并让找岔的女记者图谋不能得逞而狼狈逃去呢？

从政治修辞学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卡特母亲在这场与女记者的政治博弈中表现出的高度智慧是值得特别推崇的。这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卡特母亲作为被采访对象，虽然明知上门采访的女记者不怀好意，但仍遵循了理想政治情境下所要遵循的“友善合作”的政治修辞基本原则，在女记者一进她家大门时，就毫不吝啬地夸说她长得漂亮。“这种语言行为实质上是说谎，但却是社会都认同的，是维护人际良好关系的一种礼仪。虽然只是礼仪，并非发自内心的真诚赞美，但却可以真切地传递交际者希望与受交际者友好合作的善意。正是有了这一先发的友好合作的善意为铺垫，交际者后来对受交际者的反唇相讥就具有了合理性。因为我友善待你在先，你却对我不怀好意在后，那么我反击你也就理所当然了”[3](P332)。仅此一点，我们就不能不说卡特母亲的政治智慧不逊色于任何政治家。

其二，作为接受提问的受交际者，卡特母亲在这场与女记者的言语博弈中所运用的修辞策略非常高明。女记者作为这场政治言语博弈中的交际者，其所提出的问题：“你敢说卡特从未说过谎吗”，表面看起来很寻常，也不难回答。以英语表达，说“Yes”或“No”就够了。其实，女记者的这个提问并不简单，无论受交际者(卡特母亲)是说“Yes”还是“No”，都会掉入其预设的语言陷阱之中。如果卡特母亲说“No”，或是言之凿凿地回答说：“我敢说卡特从未说过谎”，那么女记者就会据此断定卡特母亲此时正在说谎。因为逻辑与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可以尽最大努力做到诚实，但不可能一辈子不说一句谎话。这一点，应该是所有人都会承认的，无须提出论据予以证明。事实上，女记者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前提与客观常识，才会设计出“你敢说卡特从未说过谎吗”这一提问。只要卡特母亲敢于说“Yes”，那么她就有了突破口，可以借题发挥，顺理成章地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善于说谎的母亲，不可能教育出一个不说谎的儿子。”[3](P332)只要得出这个结论，卡特竞选总统就失去了正当的理由，因为他事先跟美国公众承诺过：“如果他说谎话，大家就不要投他的票。”如果卡特母亲对于女记者的提问答回之以“Yes”，或是说“卡特小时候说过谎话”，那么，女记者势必会据此玩弄逻辑游戏，以偏概全，通过搬出卡特此前对公众所作诺言即“如果他说谎话，大家就不要投他票”，顺势将卡特一军，使其信用破产，无法再将总统竞选活动继续下去。令人欣慰的是，作为这场言语博弈的受交际者，卡特母亲虽然平日性情暴躁，但关键时刻却能沉得住气，冷静应对，发挥了一个政治素人寻常不可能有的政治智慧，选择了两个最有效的修辞策略，打出了一套政治修辞的组合拳，化危机于无形，不仅巧妙地摆脱了尴尬与困境，而且顺手牵羊对女记者的长相予以了嘲讽，使其狼狈而逃。

卡特母亲选择的两个修辞策略，一是运用承转手法建构了一个承转修辞文本“也许我儿子说过谎话，但都是善意的”，先顺着女记者的预设思路，承认儿子卡特说过谎话，从逻辑上堵住自己所作断语的漏洞，不让女记者有借题发挥的机会；然后再从人情上进行补正，突出强调了卡特说谎的正当性(对人抱持善意)，从反面彰显了卡特心地善良、彬彬有礼的绅士形象，让人觉得她们母子二人都非常有人情味，是诚实可亲的人。卡特母亲选择的第二个修辞策略，是顺着女记者的第二个提问“何谓善意的谎言”，运用示例手法建了一个示例修辞文本即“你记不记得，几分钟前，当你跨进我家的门时，我对你说你非常漂亮，我见到你很高兴”。通过举例说明的方式，以“当你跨进我家的门时，我对你说你非常漂亮，我见到你很高兴”作为“善意的谎言”的注脚，一下子就将女记者巅进了预设的语言陷阱，使其无法挣脱而困辱不堪。因为按照这个注脚，女记者进行逻辑反推，就不难理解卡特母亲的语语真义即“其实，你长得并不漂亮，今天我见到你并不高兴”。可见，卡特母亲还真的不是一个政治素人，而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人，仅从上述她与女记者的一番言语博弈就能见出其政治智慧与政治修辞的艺术。

涉及政治话题的言语博弈，不仅仅经常发生于有关国内政治问题的争执中，也不仅仅只发生于女人之间。事实上，外交活动中不同国家的外交家也有政治问题的争执，而从事外交活动的政治人物中喜欢斗嘴的男人更多。如：

前苏联著名外交家莫洛托夫是一位贵族出身的外交部长，他很善于在外交场合应付突然发生的情况。

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英国工党的一位外交官向他发难说：“你是贵族出身，我家祖辈是矿工，我们两个究竟谁能代表工人阶级呢？”

莫洛托夫不慌不忙地说：“你说得对，我出身贵族，而你出身工人。不过，我们两个都当了叛徒。”(张在新、张再义《外国名人辩才趣闻》)

上引故事中两个斗嘴的主角，一是前苏联外交部长、著名的外交家莫洛托夫，即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ylovich Molotov，1890-1986)；一是英国工党出身的外交官。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看，这二人都是典型的政治人，而非日常生活中的自然人。他们二人有关谁能代表工人阶级、谁是背叛工人阶级的叛徒的言语博弈，涉及的是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话语。因此，这二人斗嘴在语言表达上的作为，明显是属于政治修辞的性质，而非日常修辞。

从故事所显示的斗嘴结果来看，最终是受交际者莫洛托夫胜出，而挑起言语博弈的交际者英国工党出身的外交官失利了。那么，莫洛托夫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何以能轻松获胜呢？

这主要是得力于其选择了承转修辞手法，建构了一个有效的承转修辞文本：“你说得对，我出身贵族，而你出身工人。不过，我们两个都当了叛徒。”这个修辞文本的第一句“你说得对，我出身贵族，而你出身工人”，是顺着交际者(英国工党出身的外交官)的话(“你是贵族出身，我家祖辈是矿工，我们两个究竟谁能代表工人阶级呢？”)而作出的回复，表面上看是承认对方的说法是对的，认同对方能代表工人阶级，是先进力量的代表，让交际者心生获胜的窃喜。但是，接下来的话却逆转语义，在事实上推翻了前面的说法，使交际者瞬间的窃喜化为乌有。因为“我们两个都当了叛徒”这一结语，在上下文语境的铺垫下语义显得非常明确即“你背叛了原本出身的工人阶级，现在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我背叛了原本出身的贵族阶层，现在成了工人阶级的代表”。那么，到底谁是先进力量的代表呢？到底是谁值得人们尊敬呢？一切尽在不言中。正因为莫洛托夫的承转修辞文本建构得巧妙，脱困境于自嘲，化尴尬为幽默，表意含蓄婉约，既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又凸显了一个外交官在外交场合应有的彬彬有礼的形象，以及面对严肃话题而举重若轻的从容幽默的风度。正因为如此，这个故事才会在世界外交舞台广泛传播，成为外交家言语博弈的政治修辞范本。

从语言实践的实际情形来考察，承转修辞文本的建构主要发生于口语交际的情境之下。书面交际的情境下出现承转修辞文本的建构，一般多是对于他人书面交际的言语作品所作的回复与回应。如果是在口语表达中，承转修辞文本的建构就是说话人在表达中先顺应受交际者之意，再暗转话锋；如果是在书面表达中，则是写作者先顺应受交际者之意，再暗转笔锋。在日常修辞与政治修辞中，以承转手法建构修辞文本的情况都很广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承转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表达上先顺承后暗转，在语意展露的过程中减少了突兀感与生硬感，因而表意上就显得婉约含蓄；同时，表达上的先顺后逆，还使前后句产生了对立矛盾的语义落差，因而接受上往往会让人产生一种始料不及的错愕感，幽默效果不期而至。正因为如此，承转修辞手法的运用在日常修辞与政治修辞中都很常见。

不过，日常修辞与政治修辞在以承转手法建构修辞文本时，在目标预期上是有差别的。因为“跟自然人的‘日常修辞’不同，政治人的‘政治修辞’在选择修辞手法建构相应的修辞文本时更要注意使目标预期与文本接受的实际效果趋于一同，从而发挥出政治修辞的最大效益。因为政治修辞的效果好坏，不仅跟表达者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还跟国计民生、政权存亡、国家形象等密切相关”[4](P35)。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在日常修辞中，承转文本的建构大多追求表意含蓄蕴藉的效果或是出人意表的幽默机趣；而在政治修辞中，承转文本的建构所追求的则不仅止于此，而是要通过这种效果或情趣塑造交际者作为政治人的优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