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美娥

(宜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西 宜春 336000)

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对外战略。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国内文学界、翻译界对中国外译作品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对莫言作品的主要译者葛浩文的关注。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葛浩文的生平、翻译策略、翻译观念、翻译文本等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多数研究者将其前期作品的翻译策略归结为“连改带译”，认为译本的忠实度不够。但不争的事实是，葛译作品从某种角度来说在西方引起了一定的震动，传播了中国文学作品，同时达到了社会务实的效果。只是由于时代的不同，译入语国家对原语国家文化的接受状况不同，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不同，但译者都是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翻译并将之有效地传播出去，就是成功的翻译。纵观葛译作品，他始终坚持的是“求真-务实”的原则：忠实于原作，务实于读者。

译本语言的“忠实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评判翻译好坏的标准。但 “忠实”的标准究竟是指什么？词语、形式、修辞、意义还是其他？随着翻译的转向，翻译研究已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从文本视域转向文化视域，但两者各有偏颇，或只关注语言的忠实性问题，或只关注翻译外的相关问题而忽略翻译的语言问题。译者行为理论将翻译内外因素结合，即将译文、社会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从传统的对语言忠实性标准的追求，到文化的评判，再到译者行为的评判， 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对文本的“忠实”始终是评判翻译作品的重要指标因素。随着时代的变迁、认识维度的深化，从纯语言的忠实，到意义的忠实，再到语言外的因素，都成为译者、评判者考量的目标，而译者行为理论，将译文、社会等作为统一体结合起来研究，语言的求真，如何务实于译本的传播，即与社会性务实相结合，是评判译者行为合理度的重要方面。

一、译者行为理论

中西方传统翻译实践研究历史漫长，但都围绕着“以文本为中心”，以“忠实”为标准评判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关系问题。直至20世纪80、90年代初出现的 “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开始聚焦超越文本的译者因素，把文本和译者置于社会背景下，对翻译的外部因素进行考察研究。传统的翻译研究脱离翻译活动的现实，束缚于语言忠实性问题，绕不开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的问题；而“文化转向”的研究则不触及语言忠实度的评价标准，避开翻译质量评价，脱离了翻译的本真问题。

周领顺教授2014年出版专著 《译者行为批评: 理论框架》和 《译者行为批评: 路径探索》，提出译者行为理论并使得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系统化，认为译者行为是“社会视域下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性非译行为的总和”[1](P2)，译者行为批评是“翻译内外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考察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学角色之于译文质量的评价关系”[2](P4)。译者行为理论借鉴了语言学知识，并融合社会学理论，从翻译内和翻译外两个层面研究译者行为，也可以说是从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研究译本、译者以及译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译者行为理论认为，译者的本能及其语言性等翻译内因素要求其对原文“求真”，而作为一个社会人，译者的社会性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翻译外因素又影响着他的“求真”度。语言性“求真”要求译者应有效保持原文中语言和文化的特点，将原语所体现的语言与文化等特征较好地呈现给读者，但社会大背景之下的译者还需考虑社会的“务实”效果，译文能否符合读者的阅读需求或阅读习惯。“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同1](P87)不再只孤立语言本身或外部因素，而是将两者综合进行研究，突破了一元思维模式。“求真”与“务实” 即要保持翻译作为翻译的根本(原文语言转换及其语言的再现)，又要努力实现翻译的社会功能(包括译者在内的社会人借翻译意欲达到的社会目标)，在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能较好地阐释葛浩文翻译策略及其译者行为的合理性。葛浩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过程中不同时期翻译策略发生变化，表明译者根据不同历史状况不断修正自己的翻译策略，以期达到最大的“求真”与“务实”效果。

在笔者看来，由于时代的发展，读者对译入语国家文化的逐步了解或深层了解愿望的加深，读者已不满足于肤浅的阅读，再加上译者不断积累的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等，译者翻译策略的变化也是必然的。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译者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语言性“求真”与服务读者的社会性“务实”需求。葛浩文自始至终都是在追求语言性“求真”与社会性“务实”的协调统一。

二、译者语言性“求真”

葛浩文翻译了中国30多位作家50余部作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葛浩文在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认为最不该失真的是意义，文学翻译的基本要求是不扭曲原作者的意义和意图。若翻译不遵循忠实原则，译作也就是无本之源。葛浩文在译文语言上一贯坚持忠实、求真原则。他在翻译的多位作家中有良好合作关系的就有20多位，例如与毕飞宇、张莉、莫言等。译者对原文不理解或产生疑虑时，译者会通过各种渠道，如网络信函、电话、媒体对话等多种形式进行沟通，求得字、词、句等所蕴含的确切含义，领会原文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甚至对原文出现的错误进行主动评判等，充分体现了译者的语言性自律行为，以及译者对原文本的忠实态度。

语言“求真”是所有翻译的必然要求或者基本标准，也是我国对译文评判的传统标准。前期研究将葛浩文的译文贴上“连改带译”的标签，对其“忠实性”表示质疑，这种唯文本视域的一元标准，忽略了译者创造性“求真”行为，忽略了译作传播的外在因素。葛浩文前期译本的编辑行为，是在语言“求真”，叙事结构“务实”基础进行的。葛浩文的翻译远非简单意义上的“连改带译”，实则是对“忠实”不遗余力的追求。译者力图最大可能地靠近原作并呈现原本风格，相比“忠实”原文字句的表面忠实，对语言深层意义的理解和选择性表达所力图呈现的“忠实”远非字面的忠实所能达到的，需要译者具备语言学者和作家的深厚功底才能达到。葛浩文的语言性“求真”体现在翻译过程中竭力做到字词句、意象、风格等方面的“求真”，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语言和文化的特点，“求真”于原文语言、“求真”于原文意义，还要考虑“务实”于社会，两者互为条件，互为制约，互为转换。

由于英汉语言表达差异，在进行译文与原文对比时，会发现译文似乎并非再现原文的字、词、句。如果仅仅关注文字转换时表面的对应与否，只关注基于原文与译文比对时的“忠与不忠”、“改与不改”、“删与不删”，不关注文本内深层次的意义对等以及两种语言所呈现出的表达差异，其评价必将是片面的。有些译文看似不对等，但却在深层次上再现了原文中所蕴含的真实意图，译本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忠实，而不是死板的貌似的忠实，这就是对原文语言的真正“求真”，而这种“求真”只有对两种语言有深厚的了解才能做到。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竭力在语言上忠实于原文，或采用创造性或改创性进行原文意义或意象的忠实，这从葛浩文的多个译本中可发现他在语言上“求真”行为。

例(1)：目光炯炯有神(莫言《生死疲劳》)

葛译：……their gleaming eyes like awls

成语“炯炯有神”，指眼睛明亮，很有精神，如按字面翻译，如何将原语中这一凸显信息传达出来，达到与原文同等的效果，需要译者精确地理解、恰如其分地道表达。葛译采用猫头鹰这种明喻手法，将原文鲜活的人物形象充分表达出来，译文修辞意义把握到位，达到与原文同等的美学与文体效果。

例(2)：那时候我可谓少年得志。(莫言《生死疲劳》)

葛译: Back then I was on top of the world.

“少年得志”信息如何能正确凸显出来，需要译者对原文本语境及其表达的意义的渗透理解，译文在形式上似乎与原文形式有所不同，但葛译在拣词炼句上张弛有度，剪裁得当，其表达的深层含义与原文本保持了对等，

例(3)说文雅点，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说粗俗点，这叫王八瞅绿豆，看对了眼。(莫言《蛙》)

葛译：In elegant terms, it could be a case of a lover seeing in her the classical beauty, Xi Shi; Less elegantly it could be seeing a green bean through the eyes of a turtle——the size and color make a perfect match.

在翻译“王八瞅绿豆，看对了眼”这个地方俗语时，译者紧扣原文，虽不能字对字、词对词的对应，但译者采用灵活的处理方式保持意象与意义的忠实，需铺陈处，不吝笔墨，鲜活的人与事畅然呈现。

例(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莫言《檀香刑》)

葛译：The best work requires the finest tools.

吴光华编撰的《汉英大辞典》译文：It is necessary to have effective tools to do good work；a workman must first sharpen his tools if he is to do his work well；陆谷孙编撰《中华汉英大词典》的两种译文：“ He that would perfect his work must first sharpen his tools；it is necessary to have effective tools to do good work；good tools are prerequisite to a good product. ” 吴编译文虽到位，但与葛译相比，葛译精简处，直中准心，简洁、凝练；陆编撰的译文带点“翻译腔”，缺乏原文的简洁，语言生硬。

例(5)这才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莫言《酒国》)

葛译：This is what’s known as“The professional asks How? The amateur says Wow!”

尹邦彦辞典中译文：An expert thinks mainly of the guide to secret or special skills，but a layman is just watching for the excitement in the crowd.(尹邦彦，2015：421)两译文在形式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译出了真意，但葛译的“How”和“Wow”用词精妙、韵味十足，给读者一种生动、形象的图片、画面感；而尹邦彦辞典中译文按部就班地译出原文的每个字，虽然字对字的看似忠实了原文，但却缺少了原文所呈现的简洁与形象，地道性、可读性大打折扣。

葛浩文译文“求真”体现在“忠实”于原文意义、风格。语言的求真在字对字不能达到忠实效果时，更多的得求助于意思、意图等深层次的求真，从而达到对文本的务实效果。葛浩文的“忠实”意识同样体现在为读者考虑的基础上。在直译能为读者接受的基础上，他采用了直译，但是如果读者不能理解接受时，葛浩文却用了创造性的忠实保留了原意。例如，对于莫言小说中众多的创造性词语搭配，葛浩文也是在尽可能的情形之下，直接保留或进行创造性保留。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是在语言的忠实性与创造性忠实原作的翻译原则基础上求得译文的忠实。

例(6) 王文义的妻子精悍短小，手脚利索。(莫言《红高粱》)

葛译：Wang’s wife，a vigorous but diminutive woman，was nimble on her feet.

“精悍短小”与“妻子”搭配，超出了搭配项通常的语义范围，葛译把这种创造性搭配直接按字面保留了下来。

例(7)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莫言《红高粱》)

葛译：Father looked at the ears, pale and beautiful; he was surprised by his own ugliness.(保留原文忠实)

例(8)水珠冰凉清爽，味道鲜美，父亲仰脸时，一滴大水珠准确地打进他的嘴里。(莫言《红高粱》)

葛译：The water was ice-cold, clear and sparkling, and deliciously refreshing. Father looked up, and a large drop fell into his mouth.

如果按照字面直译，由于搭配的不合逻辑，译文很难让英语读者接受，葛浩文创造性的将 “味道鲜美”转换成了副词deliciously对形容词进行修饰，这种改创性处理，既保留了原意，又让译文能合理的接受，使译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要传播中国文学作品，需要译者对原作进行渗透理解，把握原作精神、理解原语文化，同时也要深谙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倾向。葛译本在忠实于原作意义的基础上，创造性的运用添加、删减，改写或缩略等手段，进行创造性的翻译，融合了东西方的翻译特质，使译文更为精炼、流畅、地道，把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与世界文学的共鸣性结合起来，这与译者多年的原语语言文化积淀和译入语语言文化深厚的功底不无关系。

三、语言性“求真”度的变化

从历时角度及传播的角度来看，译者语言“求真”也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就像经典译本的不断复译，任何时期都是为当时的传播效果服务，也就是社会务实性来决定的。

近年来，研究者通过不断的深挖研究，发现葛浩文翻译策略随着时间、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卢巧丹认为“在译介莫言小说的过程中，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葛浩文的文化翻译观也在反思中衍变，不断走向成熟”[3](P50)，将其翻译思想概括为“存异求同”，“存异是为了尽可能与原文贴近，保留异域情调，丰富译入语文化，求同是为了使译作更好地为读者接受”[同上]。贾燕芹认为，“在作者、源语文本、读者、赞助人等多个影响因素构成的权力关系网络中，葛浩文的译者主体性越来越明显，具体表现为译作中的创造性和异质成分不断增多”[4]，“随着莫言在英语世界影响的不断扩大，随着读者的兴趣和要求的改变，葛浩文的翻译策略也逐步调整，越来越注重传达莫言小说所传达的中国文化的差异性特征和小说本身的文学性特征”[5](P41)。 学者们通过其不同译本的分析研究认为：从历时角度而言，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翻译策略从初期的“求同”为主逐渐转向了后来的“存异”为主。

翻译因异而起，也因异而生，保留文化的异质性，是对他者文化的尊重，也是历时性、发展性的需求。葛浩文求同存异的翻译策略，主要体现在受外部因素干扰的翻译项上，如人名或称呼语的处理、意象话语的处理、政治术语的处理等，这些文化习俗、意识形态等话语处理方式的变化表明“场域及资本的变化影响了译者的翻译策略”[6](P25)。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译者社会资本等的积累，浅尝辄止的东方故事已难以满足读者的需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注重传达原文的异国情调，尽量再现原汁原味译文，更大限度地寻求语言性“求真”，达到读者所希冀地更深入、更透彻的了解与思考的社会性“务实”的效果。

邢杰等在分析葛浩文前后期翻译作品时，发现译者对作品中人名、政治术语等方面等采用了不同的翻译处理方式。在人名、称谓处理时，译者前期采用了：音译+首次注释的翻译方法，或名字意译+姓氏音译的归化翻译方法；后期，直接采用了中文名字的顺序习惯，直接用汉语拼音，首次注释的异化翻译手段，如《丰乳肥臀》中的上官来弟“Laidi ( Brother Coming) ”等、《蛙》中的陈鼻“Chen Bi ( Nose) ”等，首次出现时采取音译加注释，保留了汉语语言特色及叙事方式，满足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读者的需求，既做到了语言性“求真”又达到了社会性“务实”的效果。在《檀香刑》《蛙》中很多称呼语译者直接音译，如“爹”“娘” “姑姑”“干爹”“亲家”等，在译作后加了音译术语介绍。葛浩文在“译者注”中说明，之所以不翻译这些术语，是因为更新与增添从汉语而来的外来语的时机已到[7](Pix)。译者有意通过翻译来体现语言表达差异、实现丰富英语语言的目的。而在政治术语的处理方面，前期译作由于当时西方对中国政治敏感，凡是与政治相关的词语，译者都尽量避免，采用替换或省略方式淡化中西意识形态差异；后期，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以及西方对中国更多地了解，译者则将政治术语、政策性语言等，如共产党、八路军、毛主席、国民党、计划生育等都尽可能保留再现。

冯全功从葛译莫言前后五部小说(1993年的《红高粱家族》、2004的《丰乳肥臀》、2008 年的《生死疲劳》、2013的《檀香刑》以及2014 年的《蛙》)入手，从意象话语的处理分析了译者翻译策略的演变及其原因。对比分析发现葛氏后期翻译的《檀香刑》《蛙》保留原文意象的比例多于前期的三部译作，得出结论：历史的变化、认识的变化、译者意识的变化等都使得译者调整了自己的翻译原则，尽量保留了原文中的文化意象。如，“井水不犯河水”译为“well water and river water don’t mix”，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译为“marry a chicken and share the cop，marry a dog and share the kennel”，“死猪不怕开水烫”译为“like a dead pig that’s beyond a fear of scalding water”，“落时凤凰不如鸡”译为“a fallen phoenix is not the equal of a common chicken”等等，这些“个性较强的意象话语都得到了保留，增强了译文本身的文学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英语表达法”[8](P72)。

葛浩文在后期(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更加注重传达原文的异质性，尽量保存原文的文化特色。如果说早期受外界影响、存在更多文化操纵因素，把一些敏感的意识形态话语删除，调整故事的叙述结构与叙述视角，对故事内容进行删减压缩甚至改变小说的开头与结尾等，而后期则更强调对原文的语言性“求真”，这种求真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等方面，甚至还表现在语言形式的表达上。译者在处理两种语言不同的衔接方式时，在后期也尽量保留汉语的语言特色与韵味，尽量体现汉语意合的语言表达形式，减少了英语各种连接词的使用。如《蛙》译本中的连词使用频率比前期译作大幅减少，凸显了汉语重隐性衔接的语言结构习惯，让更多的异质性特征呈现在读者面前，进一步体现了译者“求真-务实”的态度，或许也是译者认为时机成熟的行为。

四、译者语言性“求真”与社会性“务实”

“国内外各种接受环境的历史变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也是流变的(也会影响译者的翻译观)，在不同的时期便显出不同的特征”[同上](P74)，与其“求真-务实 ”的思想相统一。“ 求真-务实 ”连续统不是二元对立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呈现，有时偏离 “求真”是为了“务实”，有时忠实再现的“求真”也是为了“务实”。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在西方市场处于世界文学的边缘地位，其翻译受译入语市场的制约。葛浩文翻译的社会“务实”性就体现在他对作品的处理上。前期研究认为葛浩文译作是的 “连译带改”，这也是由于当时译入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所决定的。葛浩文认为，翻译的本质就是阐释、折衷与重写，译者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更要对得起读者[9](P42)。正因为如此，葛译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为了“务实”的需求，就是为务实于西方对文学作品的欣赏、阅读角度而进行地调整，当然也包括文学翻译过程中，中外编辑角色的差异，西方翻译作品在翻译及出版过程中编辑行为非常重要。葛浩文前期翻译，为了让译作更好地传播，编辑求译者对作品进行“删减”和“结构的调整”。如《狼图腾》、《格萨尔王》、《丰乳肥臀》、《手机》、《天堂蒜薹之歌》等，看似是应编辑要求，而这也充分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与欣赏需求，达到“务实”社会效果的编辑行为和译者行为。译作的修改“可能既涉及到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的文学差异、审美趣味的异同，也涉及到原作的文字质量、意识形态的问题”[10](P68)。如果译作没有阅读市场，就没有社会“务实”效果，也就没有文化的传播，其翻译作品也就没有任何意义。编辑行为及译者行为都是为了市场需求，在不违背忠实基础上的“务实”行为。

前期学者研究把“删节”、“改译”、“编译”或“连译带改”等翻译策略视为葛浩文的标签，对其语言性“求真”理念进行质疑。刘云虹、许钧认为“葛浩文——其他译者也同样——对翻译策略与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是特定历史时期中主客观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显著的历史感和时代氛围，也强烈体现着译者的主体意识”[11](P16)，译文“忠实”或对语言性“求真”具有辩证意味与历史维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葛浩文翻译策略也是动态的、复杂的，简单地标签化不合事宜的。文军等早就总结过:“他(葛浩文)认为翻译是背叛、重写，但忠实始终是葛浩文翻译实践的第一准则。而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则是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正因为翻译的这一特性，使得‘背叛’与‘重写’成为必要的手段，目的是更为‘忠实’地把原文传达给译文读者。”[12](P80)辩证地看待了文学翻译中忠实与叛逆的关系，符合对葛浩文的忠实于原作与忠实于读者的翻译原则。

译者担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即要以“语言人”的身份在翻译内层面对文本语言与文化“求真”，又要以“社会人”的角色在语言外层面对文本“务实”，感受到文本背后的原作者的诉求与读者的诉求。葛译作中事件的发生、发展节奏与原文保持一致，松弛有道，措辞精妙、语言生动富有节奏美感，译文可读性很高。前期译文对意识形态或文化含义浓厚的词予以删除或未作过多的阐释，是为了使译文前后衔接紧密，易于读者理解。后期由于葛浩文自身的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以及读者的期待，葛浩文翻译更加注重原文中文化特色词语，并尽量再现富有地方文化特色、民族特色等的文化、习俗、政治术语等方面的词语，尽量体现异域文化特色，让乐于了解中国的读者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同样丰富了译入语国家的文化。

葛浩文一贯坚持在“忠实”前提下“可读，平易、有市场”。没有忠实，译作也就是无本之源，而“可读”才能使作品具有吸引力，“平易”则能消除读者的理解障碍，“有市场”则应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阅读爱好，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文化、文学的可接受性，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翻译作品语言性“求真”一直是人们评判译本质量的标准。人们对文本视域(语言忠实性标准的评判)，到文化视域(文本外因素的评判)，再到译者行为视域(语言内外因素的评判)，翻译批评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对译文的“求真”、对译入语社会及对读者的“务实”一直是译者追求的目标。“随着原语国国际影响力地提升，人们对其文学与文化的接受程度也将随之提升，对翻译的忠实性及完整性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文化的翻译和接受总是处于历史演变过程中。”[13](P4)从历时、传播的角度来看，译者语言性“求真”也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实际也就是顺应翻译作品社会“务实性”的要求。葛译后期翻译作品“求真”度越来越高，也是译入语国家读者阅读期待的要求。译者作品在基于静态文本“求真”度和动态社会的“务实”度之间达到比较理想的契合度，达到译本的“求真-务实”的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