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永宁，吴翠云

(1.湖南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2．湖南科技学院 图书馆，湖南 永州 425199)

作为建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李汉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术界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对二者分别展开研究的成果较多，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极少。择取建党时期这一特定时域，对李达、李汉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思想、地位等进行多维度比较，阐明其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状况和基本规律，也能更好地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一、建党时期李达、李汉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比较

李达、李汉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学习过马克思主义，都通晓多国语言，翻译、宣传、介绍过马克思主义，都主持、参与过进步报刊杂志书籍等的编辑、出版、发行，都关注工人、学生、妇女解放等问题，都是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成员和领导者，都筹备、参与了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具体的经历、面对的问题等有所不同，其实践也各有侧重和特点。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理论基础

从1919年到1923年，李达先后在《觉悟》《共产党》《劳动界》《新青年》《妇女评论》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30余篇文章，翻译了大量外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妇女观》等。他还编译了《劳农俄国研究》《哥达纲领批判》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就是李达。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组织创办了《共产党》月刊，李达是主编兼主笔。1923年4月，他与毛泽东共同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并担任主编。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李达先后发表《张东荪现原形》《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发表《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马克思还原》《评第四国际》等文章，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以及第四国际“左”倾思潮进行了批判。

这一时期，李汉俊在《星期评论》《共产党》等刊物上也发表了大量文章以及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译作，如《俄罗斯同业组合运动》《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劳农制度研究》等；主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丛书的出版，翻译外国学者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日本山川菊荣的《世界思潮之方向》德国马尔西的《马克斯资本论入门》等；帮助陈望道校对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帮助李达翻译《唯物史观解说》；积极宣传介绍苏联情况，发表了《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李汉俊也担任过进步刊物的编辑、主办人或主持者。1919年《星期评论》创刊，李汉俊加入后，成为这一刊物的“三驾马车”之一。1920年8月《劳动界》周刊创办，在李汉俊等人的努力下，《劳动界》周刊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早尝试”。1915年《新青年》创刊，1920年《新青年》的工作实际上由李汉俊和陈望道共同主持。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也发表了《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冤哉枉也——抨击张东荪先生的人们》《跑到内地才睁开眼睛么》等一系列文章，着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展开了深入批判。

(二)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运动的结合，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群众基础

李达痛斥剥削阶级的剥削，对劳动阶级进行了赞美。他指出，劳动者是地球的宠儿，是万物的造主。万物的所有权，应该归属于劳动者。[1](P44)只有唤起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才能实现自由解放。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平民女学校务主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又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授，向人民群众宣讲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后，李达发表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工神圣颂》等文章，鼓励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与资本家展开斗争。他还发表了《女子解放论》《介绍几个女社会革命家》《女权运动史》等文章，提出中国的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必须争取男女共同教育、改善婚姻制度、实现女子精神独立等。

李汉俊也认为，劳动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人，生产资料应该归属劳动者。[2](P5)他非常注重对人民的理论灌输和阶级启发，曾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唯物史观课程，还通过《劳动界》这一进步刊物，积极向人民大众宣传理论，让他们“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2](P190)他号召劳动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废除私有财产，把生产资料收归自己所有。李汉俊先后发表了《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工人如何对付米贵》《优待学生与劳动者的意义及可否》《我对罢工问题的感想》《浙江女师开除学生的理由》等一系列文章，积极声援工人、学生运动。他还深入群众，组织工会，指导革命运动。如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以及上海机器工会发起大会，担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委员，参与并领导武汉地区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等。[3]

(三)参与建党，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政党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李达在《觉悟》副刊上曾连续发表9篇短文，介绍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并发表《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形》等文章，介绍国际共运史。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评第四国际》等文中，李达明确阐述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李汉俊在《劳动者与“国际运动”》一文中，也对国际共运史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在《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的“译后短语”中初步表达了建党思想。

1920年5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一起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6月，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这一时期，李汉俊还介绍董必武入党，并具体帮助筹建湖北中共早期组织。1920年李达从日本回国后，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重要一员。1920年11月，陈独秀应邀去广州任职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书记职务由李汉俊代理。由于陈独秀、李汉俊存在一些政治分歧，1921年2月，李汉俊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由李达继任代理书记，担负起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实际领导工作。1921年李达和李汉俊共同参加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从会议场所安排到组织联络成员、起草文件宣言，都由他们负责操办。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李汉俊寓所召开，李达、李汉俊共同参加了会议。大会制定了党的纲领，确立了党的性质、宗旨、纲领、任务等，选举产生了中央局，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在这次大会上，李汉俊还提出了一些重要意见：如共产党员经过党的批准，可以参加国会，可以到政府做官，可以与其他党派合作等。[2](P15)

二、建党时期李达、李汉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比较

建党时期，李达、李汉俊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问题及其产生的“乱源”进行了分析，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进行了深入批判，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这是他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集中体现。但由于各自的知识结构、关注对象、思考角度等不同，他们的思想也各有侧重和特点。

(一)驳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可行的问题。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提出，中国生产力落后，劳动阶级还没有形成，在中国开展社会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并不成熟，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应先发展资本主义，振兴实业，造就劳动阶级，待物质条件、阶级条件成熟后，再实行社会主义。对此，李达强调，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确实需要物质基础，需要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实行，但生产力在旧社会发展余地的有无难得确定，“不是用数学方法可以测量而出的”，“这个完全要看那社会的环境和无产阶级的组织与战争的勇气怎样才能决定。[1](P207-208)他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既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以此反观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受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国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已经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产业根本就不可能。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社会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充分的根据的。

李汉俊在《中国的乱源及其归宿》《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社会主义是教人穷的吗?》等文中，也围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可能”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实行社会主义是需要物质条件，但这物质条件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完备。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并不是急着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不是马上要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可以先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然后在新制度下使这种物质条件得以完备。[2](P282)李汉俊还认为，人们如果产生了要求变革社会的意愿，就是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相当的程度，社会也是能够变革的。但他强调，这种变革绝不能超出生产力提供的可能性之外。[2](p286)李汉俊还基于世界形势发展的角度，批判了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他指出：“中国经济上已经走到欧洲封建制度破灭后的资本制度了，政治上却还没有脱离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发生的封建制度。”[2](P212)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发展资本主义根本行不通。他强调，由于世界范围内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充分发展既不可能，也无必要。[2](P287)

(二)提出运用马克思主义根本解决中国问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主要源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及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建党时期，李达积极探讨了工人、学生、妇女、产儿制限、工商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认为国际资本阶级和国内武人强盗的压迫是中国的“乱源”所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个“乱源”。在谈到劳动问题时，他指出，中国劳动者生活困顿，归根结底是受了资本家的压迫，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根本解决；他历数中国工商业面临的困境，指出“外力和军阀”是造成其发展举步维艰的根源，只有打倒它们才有希望；[1](P217)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他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和目标。李达认为，通过发展教育、兴办实业、改善人民地位、调和劳资矛盾等办法改造中国社会是一种“温情主义”，指出这只能缓解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P68)要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非根本的改革社会组织不可”。[1](P77)

李汉俊在《劳动者与“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底派别》《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等文章中，通过分析比较，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工具。提出马克思学说对于后进的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天赐之幸，[2](P329)“我是绝对承受马克斯主义底体系的。”[2](P326)在《中国的乱源及其归宿》《我们如何使中国的混乱赶快终止?》《改造要全部改造》等文中，他同样提出，中国要紧跟世界发展的脚步，终止“乱源”，就必须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铲除一切阻碍中国进化的障碍，“努力使中国进化到社会主义”。[2](P280)李汉俊认为，在中国进行局部改良既不可信也不可行，提出要“改造局部, 就非破坏了那个全部, 另造出一个适合这个局部的有机的全部”，[2](P70)主张中国应通过社会革命，进行大破坏、大创造、大建设。[2](P80)

(三)强调马克思学说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国出路的过程中，李达多次表达了类似的思想观点。在谈到中国社会革命的时机和方式时，他认为这取决于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政策的制定时，他提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来制定各项政策。[1](P211)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应根据“现存的各种历史的事情而定”。[1](P214)在谈及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李达认为，俄国之所以实施这项政策，是因为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而体现了俄国善于立足本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特征，及其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活的东西”，不能死死地“抱着”，但决不能以此而自由“伸缩”。[2](P324)他把马克思主义分为四个部分，认为“唯物史观说”“经济学说”“阶级斗争说”属于理论部分，“社会民主主义”属于政策的部分。[2](P330)指出这政策的部分，“是由上述三部分的理论与应用这理论的地方和时代情形而生。地方和时代底情形各有不同，所以理论的部分虽不能任意伸缩，政策的部分却能因地方和时代情形的不同而不同。”[2](P326)马克思主义“到中国要成为什么呢”，“这就要靠我们中国人底努力了。我们努力底结果或者能够造出什么来”。[2](P326)这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既不能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任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建党时期李达、李汉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地位比较

李达被誉为是“理论界的鲁迅”(毛泽东语)、“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候外庐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大师”(吕振羽语)。李汉俊也被认为是我党早期优秀的理论家，是中共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是‘盗取’马克思主义天火中的最优秀的普罗米修斯”，[2](P1)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3]学者田子渝认为，李达、李汉俊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2](P1)这是人们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对李达、李汉俊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二者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探索者

建党时期，李达、李汉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集中体现在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上。与以往其他阶级进步分子的探索根本不同的是，他们坚持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他们分析中国国情，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唤起人民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斗争；参与并领导人民的革命运动；积极筹划、组建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制定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尽管他们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对于中国革命的目标、任务、进程等的判断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4](P13)这充分说明了李达、李汉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不仅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探索者，也是这一进程的有力推动者。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者

建党时期，李达、李汉俊没有明确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也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专门的系统的阐述。但他们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都非常明确地提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所需，他们尤其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理论，并将之运用于中国实际。此外，他们还深入揭露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阶级本质，分析批判它们脱离中国实际的根本缺陷及其不可行性。从这些方面看，他们无疑都已经具有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动”。[2](P13)考察李达、李汉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要把他们的思想置于当时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考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从萌芽到形成，再到丰富和发展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不能苛求前人提出后人才能提出的思想，也不能因为前人思想的不系统、不完善就否认他们有这种思想。

(三)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培育者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它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积极参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指建党前后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阶级、阶层、政党、群体及个人。建党时期，李达、李汉俊非常关心以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通过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培养工人、妇女运动干部，通过直接指导、参与群众革命运动等活动，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斗争，从而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时代的限制，这一时期的李达和李汉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实践上还带有一些不成熟的痕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先驱者的历史地位。同时，通过对李达、李汉俊的相关比较，对我们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规律、特点、经验等也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