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三三制”为原则建立起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各级政权机关。“三三制”为党外人士有效参与政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此原则的指导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使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团结到抗战旗帜下，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它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其成功经验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爱国统一战线的不断巩固和政协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三三制”的提出

1937 年以后，“中日之间的矛盾变成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而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产生变化，目前形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P.252）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的拉拢、腐蚀、诱降的战略，使其亲日派对日妥协，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领导和团结各阶级的抗日民众，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在敌后对日作持久战，中共中央必须对其统战政策加以调整。因此，中共中央在抗日根据地摒弃了以往采用的苏维埃政权模式，构建起能反映党外人士的参政需求、尊重非党人士的参政权利、发挥非党人士参政能力的崭新的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三三制”。这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边区政权组织模式，为其他阶级、阶层及党派提供了平等的参政平台。

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探索、调整的过程。“三三制”的提出基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要求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政权问题上要求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所有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彻底摧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团结除敌人以外的其他抗日力量，集中最大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陕甘宁边区最先实行“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在1937 年下半年，通过广泛选举建立了民主政府。1940 年3 月初，毛泽东起草了一篇党内指示，阐明了“三三制”的具体内容：“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以及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在民主政权中的比例各占三分之一。”[2]（P.743）这一原则随着指示的发出并逐渐推广到全国各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实际上早已开展起来，但这一名称的正式提出是在1940 年12 月底，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对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指示中将“三三制”的内涵概括为在政权的组织形式和实质上均体现民主的同时兼顾所有抗日阶级的利益，保障各抗日党派有合法的自由权利的各个抗日阶级民众的联合专政。民主是这一政权组织形式的核心所在，毛泽东在其所作的多篇文章中精辟地论述了这种新形式的政权性质，他认为，“三三制”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民主政权，“是所有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和汉奸的民主专政”。[2]（P.743）到1942 年底，全国各根据地都已经普遍实行“三三制”，严格按照中央指示建立政权。各根据地遵循“三三制”开展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党外人士皆盛赞共产党团结一切力量抗日的真诚举动。

二、“三三制”实行的历史意义

“三三制”的施行有效地平衡了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得益于“三三制”的推行。根据地内各阶级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因“三三制”的广泛推行得到缓和。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根据地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并不妨碍与党外地主士绅阶级的统战工作，“我们建立的三三制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这个政权在其阶级成分上，工农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然而应当吸收进步的中产阶级分子及进步士绅加入，拒绝他们参加政权，对我们对抗日都是不利的”。[3]（P.283）“三三制”最大限度地吸纳抗日民众参与到民主政权中，适应了团结抗日的紧迫要求。地主和资本家对根据地民主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极大转变，由排斥转向拥护支持。这表明了“三三制”的统战措施成效颇大。“三三制”从制度上保证了党外人士的民主权利，对于加强根据地民众的团结，激发抗日热情，动员民众踊跃参加抗战，充分调动民众政治参与积极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三制”的政权建设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民主精神。在其施行过程中既反映出经过广泛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政权模式的普遍合法性，同时可以看出这一政权模式参与主体的覆盖范围之广而体现出的民主性。抗日战争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具有两重性，它既需要引导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走向完全独立，又需要引导中国人民打倒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腐朽统治，走向彻底解放。这就决定中国共产党既要完成民族革命，又要完成民主革命，即在领导抗日的同时又必须积极推进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战初期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之后对此的认识逐渐更为明确和深刻：在过去的斗争阶段中没能完成的争取政治民主的任务，“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3]（P.324）

各根据地因实行“三三制”而不断发展壮大，证明了我党统战政策的正确性。敌后根据地因此更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保持，全国性的抗战局面得以维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领导的敌后战场就成了抗战的中流砥柱，使得敌后根据地内的各项重要政策都将会对全国的政局造成深远的影响。在敌后战场实行“三三制”，充分调动了根据地内各阶级和阶层的抗日积极性，正因如此，在相持阶段敌后根据地可以战胜日军的“扫荡”，能够很好地保存和发展自己。

在领导“三三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得到提高。同时，极大地提升了党员素质，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根据地政权的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仅占三分之一的情况下，党要实现对政权的有效领导，就必须从提高进入代议机关、政权机关的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着手，以质量的优秀弥补数量的不足，使少而精的党员最大化地发挥自身的作用，使党的政策和主张得到贯彻。“党必须派得力的干部到参议会及政府中工作，一切忽视政权工作，把干部堆在党的机关中的形象，必须纠正。”[4]（P.168）共产党能在人数并不占优的情况下成功掌握了根据地的领导权就在于此。

三、“三三制”的现实启示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协商民主的初步实践，由此形成了协商民主的初始形态，为政治民主化建设积累了经验，同时也是我党统战政策的一次成功应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这要求我党在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同时，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需要继续坚持、完善和发展，使其统战作用得以更好地发挥。“三三制”的成功实践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

（一）必须始终坚持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协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5]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权建设的根本性保障。“三三制”创造了一种社会各界精英人物、非党人士在中共领导下参与政治协商，加入民主政权建设建言献策的新模式，为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提供了可靠的新渠道。在各时期通过广泛的统一战线，将社会各阶层团结到党的周围，积极发挥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

历史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所在，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五位一体”全面布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保障。统一战线是扩大和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巩固党的领导地位的关键所在，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新时代面对新形势，党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作用，积极改进统战工作上的不足之处，加强对爱国统一战线的领导，巩固并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加强党员队伍建设

“三三制”推行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处理党与民主政权的关系问题。在“三三制”政权内部，共产党与其他党外人士具有完全平等的法律和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作为“三三制”的提出者和政权建设的领导者不会享有超越其他党派团体的特权。共产党员在政权中的比例下降至三分之一，使得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的数量不占优势，也无法利用法律来规定自身的领导地位，保障绝对领导权。如何能够在此种形势下继续保持共产党对于民主政权的有效领导，成为当时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面前的重要问题。由此，毛泽东提出在数量上不占优的情况下，要在质量上占优，使党员在各级政府和参议会中发挥最大化的效用；同时，我党只能在决定政治大方向的基本原则上领导政权，不能完全垄断政权，不可事事亲力亲为，应该掌握真理，靠政策的正确来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从而实现党的领导。

“三三制”为新时代党如何巩固爱国统一战线，赢得党外人士衷心拥护，团结一切力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决定了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党员的质量决定了路线、方针、政策能否有效贯彻执行。只有党的各项工作富有成效，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才能得到党外人士的衷心拥护，社会各界才能主动地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大旗下，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新时代，我们必须要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素质。党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着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基层党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决定着党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决定着民心所向。

（三）充分信任和尊重党外人士，建设和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三三制”规定非党人士中的精英人物、地方士绅阶层中的开明人士、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等均有机会当选参议员和政府公职，民主的原则体现在根据地政权的人员组成和数量结构上。被选举出的党外人士在实际工作中也并非有职无权，“三三制”也并非装门面的花架子。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各地的党组织，要注重保障非党人士占多数比例的外在形式并保证非党人士真正参加政权管理的内在民主要求，并要求共产党员信任非党人士；在日常工作中不能包揽全局，要鼓励非党人士积极建言献策并认真听取，要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适当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照顾其利益，免除其后顾之忧，使其投入抗日的伟大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中去。这体现了中共对党外人士充分的尊重和信任，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不可摧的重要原因。

新时代，如何使社会主义民主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的问题摆在党的面前，对党的执政提出了新考验。提高基层群众的政治素养，保障其能够进行有效政治参与，从而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拥护和信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新时代，更需要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前沿阵地的人民政协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其团结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的作用，保障各民主党派的参政权利，使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总之，“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对政权建设的一次伟大尝试，为非党人士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保障，巩固和发展了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三三制”对于巩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着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