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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交通运输新型智库的思考

2020-02-21

交通与港航 2020年1期
关键词:智库利益交通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随着国家在新型智库领域的部署,与交通运输相关的院校和科研机构近些年也在打造行业新型智库。这里对交通运输新型智库的构建提出几点建议。

1 明确智库的职能

要搞智库,首先要知道智库的职能。在还搞不清楚智库职能的情况下,打造新型智库无从下手。

智库就是通过研究和分析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可以对国内或国际事务提供建议,能够使政策制定者对公共事务作出比较理性的决定。

智库的核心职能是政策的孵化器。既然主要的工作对象是政策,因此研究机构对企业所开展的咨询服务就不算智库的职能。研究机构在行业领域的技术研发虽然也是脑力劳动的集合,但也不应归入智库。研究机构为某个企业开展政策研究,为企业应对未来的政策变化提出建议,这也不算是智库工作,因为这样的研究是站在企业发展的立场,而不是站在更加宏大中立的立场。智库开展政策研究,如果是要确立未来长远的政策方向,这就是战略研究,应归入到智库的职能范畴。

智库要承担第三方角色,成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组织,为规则和制度的与时俱进提出合理化建议。当然,协会也是站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介组织。与智库不同的是,协会关注行业的利益,通过协会把行业利益传达给政府,同时把政府的想法传达给企业。协会不需要站在利益中立的立场,这是与智库最大的差别。

人大重阳智库执行院长王文的观点认为智库有四大职能:资政、启民、伐谋、孕才。资政就是政策实验室的意思;启民就是启发民智,纠正社会上的偏执声音和民粹声音;伐谋就是要开展战略性研究并提出建议;孕才就是培育人才,形成智库与政府的“旋转门”,进而更好地为制度构建服务。

对于新型智库,笔者的理解是: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交通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新时代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型智库,也是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智库实践而提出来的。在欧美发达国家各自政治体系下建立的智库,有其各自的发展逻辑。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存在的问题需要鉴别,从而探索出符合中国发展阶段和政治制度的中国智库发展之路。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存在着政党之争,智库很可能为某一个政党服务,可能存在天然的非中立性。而中国智库恰恰不应在此纠结,如果将中国智库的落脚点放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宏大愿景,则可以化解对中国智库“非中立性”的质疑。对于交通领域的智库,如果在具体的工作中,持续秉持“保障有力、人民满意”,则交通智库的“中立性”也就自然达成。

2 咨询与智库两条腿走路

有一个观点,认为智库机构就是一个单一的实体,来完成相关政策的研究、分析、提交及宣传。但是,如果不深刻扎根市场,怎么能够深入了解市场?怎么能够知道交通运输领域现实的运行规则以及现存的利益格局?只有在与行业的各种利益相关方进行深入的互动过程中,才会对行业发展有深刻理解,才知道未来制度建设的可能方向,才可能提出与时俱进的政策建议。因此,交通智库不应是一个个单一的智库实体,而应是一个个科研机构或者高校,在践行交通强国建设的征程中,基于对行业各领域的深度了解,进而承担智库的政策实验室职能。因此,智库专家,平日的大部分工作是走访在行业的一线,参与行业的规划、建设、运行的全过程,具备对行业发展的全面了解和深刻认识,这是成为优秀智库的前提条件。

开展咨询研究,就是行业智库对接市场的途径,行业一线的信息和研究经费从市场中来,智库的研究成果还可以反馈给市场,让企业了解政策变动的方向,进而指导企业向更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方向发展,由此就会形成行业新型智库良性发展的格局。现阶段开展智库研究还很难有一个专门的资金渠道,需要智库利用好市场,努力将政策研究的成果应用于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进而获得市场的经费反馈。当然,未来也要建立专项的智库研究经费渠道,以推动行业新型智库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建立交通智库联盟

党的十八大之后,交通领域提出了“四个交通”的发展总纲领,而综合交通排在了”四个交通”的最前列。“综合交通”的提出,表明我国交通运输已经进入到了各种运输方式融合交汇、统筹发展的新阶段。前些年交通运输部主管公路交通和水路交通,后来民航总局、国家邮政总局和铁路总局纳入到了交通运输部的管辖范围,这正是在“综合交通”的总体方针下的部署。

过去,在原先以各种运输方式为划分的政策研究中,各种运输方式各自发展,瓶颈约束时期对各种运输方式能力提升的要求更为迫切,而各种运输方式协同发展的要求还不强。而今,在建设交通强国的征程上,各种运输方式不再单打独斗,深入融合并为经济社会提供“保障有力、人民满意和世界前列”的交通运输服务,摆在了智库专家的眼前。“铁老大”“港老大”“船老大”的思维定势在新时代不合时宜,各个专业智库向融合方向发展,要求建立交通智库联盟,以更快地找到制度变革的方向。尤其要尽快探索出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规则和制度。智库联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当然,智库联盟并非仅仅接纳交通类的智库,还需要国家宏观层面的智库支撑,因为“保障有力、人民满意”这样的宏大目标,仅仅通过交通智库难以实现。不同层次、不同运输方式智库的联合联盟,是未来形成交通运输领域制度变革的基础力量。同时,也要关注智库之间的竞争,因为只有竞争才能让有实力的智库脱颖而出。所以,交通新型智库,是具有相互竞争性的智库联盟,他们的关系是竞合。

4 对交通运输新型智库建设的几点建议

要做到独立。智库的独立性,首先来源于经费的多元化。如果经费来源全部靠政府,则其独立性就很难确立。英国智库的资金来源有四个渠道。第一,私人捐赠或者信托基金;第二,政府资金支持;第三,会员制;第四类,注册为慈善机构。对比中国,英国智库的资金来源渠道更加多样,这更容易建立起智库的独立性。在中国,个人的公益性活动还不普遍,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难以到位,使得个人捐赠这一资金渠道很难实现。在税收上,中国应该对独立性的智库实施税收减免的政策,进而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智库如何做到思想独立?要具有三个方面的能力:远见、广见和洞见,也就是在视野的广度、深度和前瞻性上要具有非凡的能力,进而在满足各种利益的情况下,找到政策的路径。当然,智库要做到独立非常难,但将独立纳入其愿景框架,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第一,对受众是一个庄严的承诺;第二,对自己的行为是一个约束。有了这两方面的价值,独立性就会逐步显现或表达,智库长久不衰的根基得以建立。要做到独立,还要提升运作的透明度。智库透明度指有关智库基本机构、智库活动、智库成果、智库资助经费及开支等智库研究活动信息的公开程度及可被公众获取程度。智库的透明度既包括智库的信息公开程度,也包括智库信息公开的可获取便利程度。智库运行中的信息包括智库活动中与其他主体发生关联所形成的各类信息。

要做到中立。第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政策的背后,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要达成良好的政策,就需要利益博弈过程中,不会有某些利益相关方的缺席,不会被某些利益相关者所绑架。第二,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平衡。局部利益,就是小群体的利益,比如我们常常说的部门利益。搞水运研究的智库专家,推动水运业发展将会给自己未来的工作带来契机,但是如果在全局利益的考量下,有些地方、有些时候进一步加大水运的投资就会浪费社会资源。再比如,内河通航建筑物的建设,也要站在全局的利益来考量,而不是局限在水利、电力企业、航运公司等各自局部利益,这样就会得到更有利于全局利益的结果。 第三,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智库在看到利益博弈的时候,既要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当前利益,还要考虑当前利益的未来演进结果。不能仅仅满足了当前利益,而忽略了长远利益。比如在交通投资上,花更多的钱用在当下,固然更容易把当前的利益纠葛摆平,但是却对交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要国际化。目前,交通运输部直属的科研机构承担重要的智库职能,但是其智库专家专注于应用研究,与行业的一线和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国外的同行以及与高校之间的联系不太紧密。在职称的评定中,更多关注航海科技奖、公路学会奖等这样的省部级奖项,在国外顶级期刊发布智库研究成果的动力不足。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认为在SCI发表的论文往往难以解决实际问题,因而不愿意往这个方向努力。实际上,国际上有不少政策类的学术期刊,在交通运输领域也并不少,比如《交通经济学与政策》(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and Policy)、《交通政策》(Transport Policy)、《交通研究A:政策与实践》(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世界交通政策与实践》(World Transport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智库类的研究成果如果能够在国际期刊上发布,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影响力,有关中国交通智库的专家团体就会逐步形成,这是将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传播出去的重要手段,是引起国际关注的重要渠道。

要善于传播思想。智库的职能之一就是启民,也即“启发民智”。 美国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一个新的思想要从起初的“不可想象”“激进”“可接受”“流行”到最终的政策,是该想法在社会上不断传播的结果,这被称为奥弗顿窗口(Overton Window)。因此,通过思想的传播让受众不断了解某个想法,不断接受这个想法,使之逐步成为流行的观点,才能为其最终成为政策打好基础。所以,智库不仅仅是建言,还要传播思想,让建言尽可能付诸实施。传播力是衡量一个智库能力的重要指标。作为智库,不是仅仅提出政策建议就好,还要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自己的培育下茁壮成长,最后被纳入到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所能够接纳的范围内,这也是一项重要能力。智库专家提出政策仅仅迈出了很小的一步,后面的路还很长。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博格斯坦所说,当研究人员完成一本书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只做了一半,另一半工作是“卖掉它,并且向受众传达意见”。研究成果不仅要面向政策制定的人群,还要面对政策制定的相关群体,即那些会影响政策制定的人群,比如记者、商人、意见领袖等1王海明,政治化的困境-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18.4:110。传播思想,既要善于用好传统媒体,也要善于运用新兴媒体,还要通过论坛、国际会议、新闻发布会等形式把研究成果传播出去。在预算上,既要给研究以充足的经费,还要给成果传播以充足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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