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治呈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稚嫩走向成熟的探索过程中，始终十分重视思想宣传和文化建设工作。一直坚持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对本民族文化抱有极大的信心。为应对旧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党采取了灵活、有效的文化政策。对本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进行批判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也积极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同本民族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在不断完善党自身建设的同时，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持续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文化的历史使命。

一、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一场以“民主”“科学”为口号，宣扬先进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席卷着中华大地。党的早期领导人和重要代表人物大多直接投身于这场革故鼎新的文化运动之中。他们同这一时期社会上的一批进步文人一起，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陈独秀先生在北京刊行的杂志——《新青年》为主要阵地，通过撰写进步文章和印发先进刊物来达到宣扬和传播先进文化的目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曾高呼：“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1]所以在陈独秀看来先进文化终将代替落后文化，世界上无有一成不变的道理。针对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社会现实，他极力呼吁要进行一场宣传新文化的文化革新运动。所谓“新文化”就是先进文化，是针对落后、保守的旧文化而提出的概念。主要内容是提倡自由解放的新道德，反对桎梏人性的旧道德，提倡以科学为依据的新文学，反对以迷信为准绳的旧文学。传播这种新文化的目的在于对“旧文化有不满意之处，新文化从而改变之。旧文化所没有的东西，新文化进而建设之。”[2]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下，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始终奋斗在宣扬先进文化的最前沿，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充当着先进文化传播者的重要角色，背负着革新老旧文化的神圣使命。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体现在党一贯坚持学习科学知识、先进文化和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上。虽然在苏区文化运动时曾犯过一些轻视知识分子的错误，但也很快就得到了纠正。毛泽东曾毫不掩饰地说：“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绝不应重复。”[3]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之中，毛泽东也十分肯定地提出“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运动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4]共产党人张闻天也曾说过“知识分子是精神劳动者、灵魂匠人、精神生产品的生产者。”[5]肯定了知识分子劳动者的社会角色。他还指出“要注意收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6]由此不难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知识分子能够发挥出的强大力量有着清晰的认识，主张要积极吸收大量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将其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此后中国共产党曾建立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大力推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指导方针，都极大程度地调动起爱国知识分子的创作热忱，更好更快地传播和创造出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为第一标准的先进文化。

其次，对老旧文化和落后习俗的铲除，也是传播先进文化的一种形式。故而，中国共产党被称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还体现在铲除老旧文化和落后的社会风俗上。例如，在男女婚姻问题上，当时中国普遍流行“男女婚嫁，一遵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普通人情，总以门第财产，资格相当，始能议婚。”[7]的落后风俗。欲结秦晋之好，必先在财产、门第上进行匹配，如若身资相当，方可谈论婚嫁。中国社会更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奸下的混血儿，因为这样，所以买卖婚姻的所谓聘礼，便贵的非凡。”[8]这些传统意义上具有象征性质的聘礼，也被时人戏称为“变相卖身钱”。针对于这种买卖婚姻的落后文化，中国共产党人积极鼓励和宣传自由结婚的进步风气。建党之前，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先生就曾宣扬自由婚姻之风。他说如果男女双方的恋爱与婚姻“或为门第所限，或为金钱所动，或误信于媒妁，或听命与父母，则其婚姻之关系，不成于人而成于物，不因于感情而因于势力，……，其间不生虚伪之罪恶，必兴悲怆之怨垢，将缘而适以为孽，爱而反以成仇矣。”[9]建党之际，优秀的共产党人蔡和森、向警予在法国举行婚礼，并将他们恋爱时期往来的诗词编为诗集在巴黎出版发行。这是一次建立在自由恋爱基础之上的进步婚姻。他们的结合不仅是男女双方爱情的结晶，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打破落后文化与旧有习俗，以身作则，传播先进文化的行为典范。建党之后，在党的领导下，自由结婚逐渐代替了买卖婚姻。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年代，解放战争期间还是在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中，都从未将聘礼视为婚姻达成的必要条件，甚至一度还曾制定和出台过废止聘礼的法令法规。

最后，所谓先进文化绝非永久恒定，它在历史范畴内是作为一个流质多变的动态概念而被定义的。上古有上古的先进文化，近世有近世的先进文化，现代有现代的先进文化。虽然它们之间的历史继承性不容割裂，但就具体内容上来讲，不同时期的先进文化都还具有各自鲜明的时代色彩，不能一概而论、一言蔽之。为此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曾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文化角度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不懈，不断进步，努力创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引领旗帜。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断寻求进步的党，可以并一直在为传播先进文化而不懈奋斗。将中国共产党称为先进文化传播者是符合客观现实的。

二、优秀文化的继承者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延绵至今未曾断绝。它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曾创造出无法磨灭的文化成果，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宝珠。然而，近代以降，西学东渐乃至全盘西化都给中华文化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所以如何延续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更新落后习俗，就成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大重要课题。作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共产党人不仅要从未知中求索中国的前进道路，还应承担起继承和淬厉本国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

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情况相结合，取得革命胜利的奋斗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涌现出了许多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例如，党的早期领导人，有着“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先生和李大钊先生。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学问上，他二人都有着极其深厚的功底和造诣。其中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认知，李大钊先生主张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的否定和批判的继承。既要剔除其中的糟粕，也应吸取其中的精华。他充分肯定中华优秀的文化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指出早在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萌兴之前，“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甚大。”[10]在李大钊看来，一个社会的进步和转型并非是一瞬间就可以完成的，也绝不是与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相割裂，完全为外力所冲击、同化而来的。一个社会对先进新文化的接纳与创造，是无法离开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的。他曾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1]

毛泽东对中华传统文化也甚是喜爱，除熟悉经史子集等主流的学术作品外，还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非主流的民间文学也广有涉猎。博观通览，厚积薄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是他能够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本土实际文化情况良好结合的重要原因。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去解读和重构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使其重新焕发生机，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关键一环。他曾观点鲜明地表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2]由此可知，党的领袖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一直都是以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和使命的。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十分尊重本民族的优良传统，爱护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发生于1840 年的鸦片战争， 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开启了中国近代艰难奋争的历史， 也推动着中国一步步地走进了现代世界。在这一历程中， 我们的文化家园饱受戕害，花果飘零，家园荒芜，满目疮痍。”[13]从器物上向西方学习，到制度上向西方学习，再到思想上向西方学习，这一过程逐步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在西学冲击下的种种疲态。但也正是近代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冲击和回应，促使传统文化之中的糟粕部分逐渐为人们所厌弃和剔除，其中真正优秀的部分得以作为民族精神的载体而更好地被继承和弘扬。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和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基础，不但催生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且也是一种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继承方式。

三、自信文化的树立者

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获得进步的永恒动力，是一个民族长久延续的精神载体。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能够充分认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历史文化的功用与价值，就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充满信心，曾言“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14]还主张要并驾欧美，乃至于最终达到驾乎各国之上的目标。这是对中华文化何等的自信。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15]，也必然是文化自信的树立者。

从历史的角度论证，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当之无愧的自信文化树立者。众所周知，近代史上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受列强的刁难与欺辱，其中荼毒最深、危害最广的要数为期十四年的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在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对日的总目的，就是要驱逐日寇，复我山河，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崭新国家。中国人民除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抵御侵略外，文化斗争也是对日抗争的有力武器。针对于日寇强迫占领区中国公民学习日语、实行奴化教育的文化入侵政策，中国共产党人依托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呼吁国民对中华文化充满自信，建立起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上的防御阵地。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张闻天曾提出要宣扬中华民族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以对本民族文化充满信心为思想内核的，它“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16]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更是有着高度的文化自信心。早在1955 年，他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理想和奋斗目标，就是“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17]。虽然由于毛泽东本人晚年的失误，发动了忽视客观发展规律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以至于并未达到这一伟大目标。但不容置疑也无可否认的是，这是以毛泽东为重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群体对本民族文化怀有高度信心的明显表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在同全球各个国家、地区以及民族的交流合作中，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始终对中华文化极其自信。在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他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8]的主张。他坚信我们国家能够创造出世界一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极具优势的先进文化。薪火相传，至今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也是充满自信，这种自信渗透于他们的种种言论和实际行动之上，表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美好愿景之中。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对本民族文化重拾信心，努力奋斗，淬厉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品格，构建起亿万华夏儿女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文明家园。

结 语

自近代起，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中华文化也因外力冲击和自身缺点而陷入困境。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急需一个视民族利益为自身利益、以国家至上为追求目标的先进组织，来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进行系统性的传承与再造。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各种党派林立、各种政治势力相互博弈的复杂环境中，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使命，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自孕育之际，就有着传播先进文化的情怀，自诞生之初，就有着要使中华民族彻底解放的觉悟。然而要使中华民族真正强大起来，不仅在物质和科技层面上要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更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建设，尤其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套愉悦身心、丰富灵魂的精神文化价值体系。这也正是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直面中华文化时代危机所自觉承担起的文化使命。以史为镜，继往开来，不忘初心，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担负着传播先进文化、继承优秀传统、树立文化自信的重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