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卓 欢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睡》是村上春树1990年发表的《电视人》小说集中的一篇，是村上春树少有的以家庭主妇作为第一叙述者和视点人物进行写作的作品。文中讲述了“我”失眠的十七天期间的经历和感悟，它既有卡夫卡的荒诞，又有爱伦·坡的惊悚，写出了人无眠的极端状态下关于人生价值、生活意义的极端发现。小说虽以《睡》为题，却是在强调“我”作为家庭主妇的自我觉醒过程，以不睡觉对抗被倾向性消费、追寻自我和探索生而为人的价值。虽然最后以开放式的荒诞摇撼为结局，但正表现了个人于社会的关联性、孤独感与挣扎感，这恰恰反映了个体，尤其是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无奈。

一、梦魇：灵与肉的分离

梦境的象征与梦者的生活经验是理解梦的意义的两个关键元素。弗洛伊德认为，梦是“完全有效的精神现象——是欲求的满足。”[1]王键在《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一文中表示，弗洛伊德关注的梦的隐义(内容)大多是本能欲望，但由于意识或内心中道德观念的检查作用，梦中欲望的满足方式以象征性的方式表达出来。要理解梦的意义，就要分析梦境象征什么；而要弄清梦的象征意义，就要把梦与梦者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2]开始失眠的第一夜，“我”做了个噩梦，被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瘦老人面无表情地瞪着眼睛望，然后老人拿出一个水壶不停地往“我”脚上浇水，而且壶里的水似乎永远倒不完，“我”动弹不得，恐惧之下，内心惨叫声的震颤把自己惊醒了。关于“水”，荣格认为“水是无意识的最为司空见惯的象征”[3]，最常见的意象如生命之母、永恒或再生等等，再结合主妇的生活经历，梦中之“水”应为“再生”之意，黑衣老人给“我”浇的水是涤荡过去之水、净化心灵之水，这水以失眠的荒诞形式实现了“我”的再生。

噩梦惊醒，毫无睡意的“我”拿出《安娜·卡列尼娜》读了起来。“我”已然想不起自己究竟多久没有坐下来好好看书了，结婚后即使有时间翻书也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孩子、购物等琐事，根本无法专心，可是从小到大，对“我”来说，读书一直是生活的重心。“我”不禁问自己：“我最后一次好好看完一本书，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人生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变化呢，我思索着。过去那个像是着了魔般拼命看书的我，究竟到哪里去了？那些岁月，以及可说是异常的热情，对我来说到底又算什么呢？”[4]136不过这一夜，“我”心无旁骛地看了下去，直到旭日东升还意犹未尽，“我”第二次问自己：“在那个时代，我消耗在阅读上的大把时间，到底算什么呢？”[4]140无眠进入第二周之后，“我”渐渐感到不安，这无论如何都是异常的荒诞现象，人类一般三四天不睡觉就会进入癫狂，可是“我”的清醒是毫无间断的，而且“我”的身体曲线似乎充满了生命力，也更漂亮了。由于无法忍受医院，“我”来到图书馆查找相关书籍，其中一本很有意思：“人，不管在思想或肉体行动上，都无法逃脱一定的个人倾向。人这种动物，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形成个人的行动与思考倾向，而这种倾向一旦形成之后，除非发生重大变故，否则便不会消失。换句话说，人会被囚禁在那种倾向的牢笼中过日子。而睡眠的作用正是将那倾向的偏差——作者认为就如同鞋跟偏一边磨损一样——中和。换言之，睡眠可以调整、治疗那种偏差。人在睡眠中，让未均衡使用的肌肉自然放松，让未均衡使用的思考回路镇静下来，并且放电。如此一来，人变得已冷却下来。这是人这种系统被命定的程式化行为，谁也没办法摆脱。作者表示，如果从中跳脱开来，存在本身便会丧失其存在的基础。”[4]151“倾向”一词使“我”想到的是家事，不带感情、机械化地面对做饭、购物、洗衣、育儿等家务，这些事“我”闭着眼睛就可以应付，按按钮、拉拉操纵杆。“我”第三次问自己：“我的人生究竟是什么呢？我在倾向下耗损，又为了治疗而睡觉，我的人生难道只是不断重复这些而已吗？哪里也去不了了吗？”[4]152

噩梦失眠之前，“我”对一成不变的“损耗”并不自知，如同机器般做家务、照顾小孩、与丈夫行房事等等，完全遗忘了过去那个喜欢读书、拥有理想的自己，“我”没有一丝怨言，甚至觉得理所应当，对这一切从没产生过怀疑。在“水”的洗涤之下，“我”对这种倾向性的损耗产生了抗拒，所以在像往常一样游泳时，“我”感觉到：“虽然无法解释，但我觉得好像是想借着好好活动筋骨，以便将体内的什么东西赶出去。”[4]144而正是失眠后三次递进式的反思使“我”看清了自身现状，查询到“倾向性”这一观点时，“我”才如大梦初醒般意识到自己需要将之驱逐的其实是作为一个失去主体性的家庭主妇的倾向，以避免被损耗、消费，并开始滋生重建遗失的主体性的觉醒意识：“就算我的肉体不得不在倾向性下损耗，我的精神仍旧属于我自己。我要好好为自己保留下来。不交给任何人。我才不要治疗。我不要睡觉。”[4]152被倾向性消费的处境造成了“我”主体性的失落，就像一个处于休眠状态的任人摆布的玩偶一般。“我”试图在肉体与精神、责任与主体之间找到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就是“不睡觉”，由此扩大了每日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损耗肉体的方式抵抗精神的被损耗，以期在不耽误家务事、不被家人察觉的情况下做回过去的自己、找回生活的意义。

二、无眠：自我空间的建立

科技日新月异的年代，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距离，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纽带得到强化的同时也压缩了个体的私人空间。只有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个人才能暂时隔断社会对自己的束缚，通过内省而认知真实的自我。虽然经济上“我”仍然依赖着丈夫，但“我”逐渐在那扩大了的三分之一的时间维度之下建构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这成了“我”实现自我觉醒的重要载体，“我”可以在这个时空当中不知疲倦地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想要的那个自己。正如伍尔芙所言，只有在拥有经济收入的前提下，女性才可以不依附于任何人，独立地生活，有自己的思想；一个自己的空间才能更好地让女性规避他人的目光，自由行事，活出自我。[5]

时间与空间上都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由之前，“我”的一切皆与丈夫、儿子、家务等琐事关联，即使已经意识到自己那辆老旧的车子“不管怎么说，那都是我自己的车”[4]124，但这车子也只是方便“我”处理家务的工具而已。而不需要睡眠后，多出了夜晚的时间，“我可以随心所欲去使用那段时间。不受任何人干扰、也不会被任何人要求。”[4]153这就是伍尔芙所说的“自己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我”体会到了“一种自己存在于此的真实感。我并没有耗损。……我因此才得以真实地感到自己活着。我觉得，人生若是缺少了活着的真实感，持续得再久都没有任何意义。”[4]154“我”觉醒到过去不自知地被不断耗损的自己如同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活着也毫无意义，所以宁愿承担着不睡觉可能会死亡的风险追寻自己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找回原来的自我，宁愿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也不愿在没有意义的时间里沉睡着任人消费。无人的家和自己的车是“我”通过不睡觉的方式在夜晚的时间为自己建造的两个自由空间。

首先是家。白天，丈夫和儿子去上班、上学之后，家就属于“我”一个人了；而且，他俩都入睡很快，除非发生天大的事情否则不会醒来，所以，夜晚类似于无人状态的家对于“我”来说，也是安全而又自由的。坐在沙发上，“我”和婚前一样边吃巧克力边读自己最爱的书籍，一遍一遍，不知厌倦，能专注地、不被打扰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是“我”认为的活着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为了捍卫自己的空间，为了能更多地给读书腾出时间，“我”必须让自己受到尽可能少的损耗，甚至不受到损耗。“我”对家务事越来越敷衍，只是义务性地、不带任何感情地处理现实的事物，甚至与家人相处也是如此，“身体在自行活动的时候，我的头脑却飘浮在我自己的空间里”[4]147，这成了“我”拒绝倾向性消费的主要行为之一。另一方面，无眠之前，如果丈夫下午上班第一时段没人预约，他们经常会在午饭后行房事，而且“我”也曾认为那是非常美妙的。而无眠后，当丈夫向“我”提出邀请，“我”完全没有心情，甚至完全不理解“为什么非做那件事不可呢？”[4]143“我”一心只想回到书上去。“性”作为男女之间最私密的事件，成了一个可以间接反映社会中、家庭中的男女关系的符号。激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男主女从的相处模式之所以能在一切活动中成为标准、常态，是因为其在“性”这样基本的活动中属标准、常态之故。他们认为正是性的不平等造成了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弱势地位，所以他们反对任何具有不平等关系的异性恋，激进的女同性恋者甚至主张不与男人发生关系。在没有了正常睡眠对于日常损耗的调和之后，“我”开始拒绝丈夫的求欢，甚至觉得反感，认为这是没必要的，只希望他能快点离开家上班去，这样整个家又会是自己的空间了，就能接着读书了。对丈夫的不服从不仅是“我”在无眠之后拒绝被消费的抵抗行为，更是“我”对家作为个人空间的保护和隔离，为了维持个人空间的纯洁性，试图切断一切与他人情感和肉体的关联。

“我”早已拥有了自己的车，也意识到了这是属于“我”个人的物品，但直到无眠之夜开着它出去，车才真正成为“我”的个人空间。夜晚心血来潮的时候“我”会开着车到附近逛逛，也曾去通宵的连锁咖啡厅喝咖啡，但为了避免遇到熟人，大都留在车上。车对于“我”来说，成了第二个避免被人打扰的安全空间，“我”会去兜风、在港口停下来沉思、听喜欢的音乐，度过一个宁静美好的夜晚。空间的独特性使车子俨然已成为了“我”主体性的象征，它和无人的家一起共同构筑“我”自我觉醒的意识和做自己的勇气。然而家里始终存在着某种血缘与亲情纽带，也是“我”被倾向性消费的场所，丈夫、儿子和亲人终将归来，占有“我”的空间和时间，反而车子倒成了“我”逃离家庭纽带和损耗的工具，甚至是隔绝熟人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文本结局几个男人对车的侵略、摇撼，并不仅仅是恶意的骚扰，更深层次地，它是某种力量对“我”自由空间的进攻，是对“我”追寻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行为的压迫，他们企图破坏“我”自己建立的空间，将“我”拉回无眠前那没有自我的、被消费的状态。

三、摇撼：荒诞觉醒的无助

不合乎常理的无眠状态注定了结局的悲剧性。历经17个无眠之夜，17个扩大了的三分之一时间，它们无形中肯定了“我”探索生命价值的意义，但这一违背生物规律的状况却是荒诞的。郭晓丽在《村上春树〈眠〉的时间叙事和现实关照》中认为，“我”把肉体和精神完全二元化，以违反生理规律的“不睡觉”来对抗日常化的倾向。殊不知，无眠之后的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倾向的牢笼”，难以摆脱。“我”以否定“倾向”来否定被消耗的生活方式，但却无法脱离“倾向”性的生存逻辑本身。这一根本性的矛盾，注定了“我”在新的日常中主张自我唯有失败。[6]“我”也曾预言：“我这种持续不正常的行为，或许将来就必须付出代价。”[4]153那个夜晚，“我”把车停在公园，静静坐在车上听音乐，突然出现的两个黑影想要打开车门，“我”试图逃走，却始终无法发动车子，当这两个黑影用力摇晃车身想要把车掀翻时，“我”感到无比绝望，掩面哭了起来。

这不仅是个人悲剧，也是一个社会悲剧。一方面，从开始认清自身被消费的处境、开始觉醒之时，“我”就自动切割了自己与外界的情感联系；人事关联上，“我”不仅任务式地完成繁琐的家务，甚至将与家人之间的交流沟通都当成一种没有感情的机械行为，受到朋友的邀约也认为那是多余的，甚至觉得不爱自己的儿子了，一心只想要囚困在自己的空间之中。在寻回过去的自己的同时切断与个人与世界的关联，将自己置于一种近似与世隔绝的无常状态，这种过于极端的方式把“我”自己推到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我”所谓的自由空间是在逃避人群、社交，害怕被发现的心境下建立的。然而在经济上“我”仍然依赖着丈夫和家庭，这又与家务上抵抗被消费的做法从根本上构成了悖论，肉体的依赖消解了“我”时间与空间的独立自我，失眠的荒诞觉醒并不能使“我”找回自我，自我也不可能是隔绝的自我，作为一位家庭主妇的倾向性最终也无法摆脱生存本能的倾向性，所以在无眠状态结束之后“我”仍只能是继续服务于丈夫、服务于家庭。另一方面，两个黑影的出现使“我”忽然意识到“有哪里出错了”[4]166，“我”一直在用觉醒、抵抗挣脱自己所处的环境，现在才发现所有的努力都只是徒劳，无论在自我的世界如何癫狂地努力，现实依旧屹然不动，甚至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无情地摇撼你的信仰。那两个可怕的男人对“我”的侵扰和压迫是不是也可看作是对这个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的一种影射？这始终是女性逃脱不掉的牢笼。“我”也许能从精神上逃避家庭主妇的“倾向”，却无法改变社会对女性固有定义的“倾向”。在现实面前，人显得那么渺小，越是挣扎努力，越是苍白无措；女主人公想要建构纯粹的自我世界，却透露出理想的梦幻和命运的无奈苍凉。

四、结 语

本文结合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的观点，从噩梦出发，分析了村上春树小说《睡》中主人公——一位家庭主妇，从主体性失落到建立自由空间寻找自我的过程，强调她自我觉醒的同时，还注意到悲剧性结局所引申出的女性与社会、个人与世界的关联。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村上春树对女性在家庭环境中的地位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以及对他们无奈处境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