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嫄

(中国传媒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024)

自2020年1月20日新冠肺炎疫情被公布后，谣言的更迭和升级如病毒一般迅速，涉及范围不断扩张，识别难度不断加大，每天都有大量疑似谣言的信息被传播，可谓防不胜防。以清博大数据开发的疫情谣言粉碎机为例，自1月28日公布第一条谣言“洗热水澡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起，至2月20日共抓取辟谣信息365条。以腾讯较真平台为例，疫情以来至2月20日共抓取345条“较真”信息，其中包括22条事实、7条分情况、31条尚无定论消息、22条失实信息、3条有争议信息以及260条谣言和伪科学信息。再如，丁香园新冠肺炎谣言排行榜至今已列出相关谣言117条，大多以新冠肺炎病毒本身、病毒如何预防以及治疗方法等信息为主。

一、疫情期间谣言的产生

《韦伯斯特英文大字典》中把谣言解释为：“是一种缺乏真实根据，或未经证实，公众一时难以辨别真伪的闲话、传闻或舆论。”“谣言”是生活用语，法律上对谣言表述为“虚假信息”。[1]谣言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互联网的普及、急剧的社会转型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技术前提与社会背景。由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指导、腾讯公司政务舆情部发布的《2019年网络谣言特征观察与趋势研判》显示，医疗健康、食品安全、社会科学是2019年我国网络谣言高发领域。这些网络谣言中，杜撰捏造的占42%，错误解读的占36%，旧谣新传的占12%，假借权威的占10%。网民造谣、信谣、传谣的三种典型心态是：“万一是真的”、迷信黑科技、满足虚荣和贩卖焦虑。

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是诱发谣言在某一时间段内密集滋生的重要原因。谣言的产生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对信息的误读导致信息变异形成谣言；二是传播者出于某种目的制造谣言或传播谣言。[2]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的社会关注与集体恐慌为谣言生存与繁衍提供了土壤。新冠肺炎疫情属于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急于知道真相，与此同时各种未经证实的信息、毫无根据的猜测，尤其是小道消息就开始蔓延。疫情期间谣言“异军突起”，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透明

群众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出于对自身安全的焦虑，存在一定程度的慌乱。在这种敏感时期，有关信息如能及时、全面地公开，自然会削减群众的疑虑。反之，信息滞后、含糊遮掩时，也就是各种谣言肆虐之时。

此次疫情相比2003年“非典”时期，经过经验教训的吸取，信息的透明化进步很多，但不得不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重蹈覆辙。疫情前期，由于官方信源的缺乏，媒体发声有限、对疫情的研判与预警滞后，错失了最佳的防控时机。武汉官方如果没有盲目乐观给出“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1)详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详见http://wjw. wuhan.gov.cn/front/web/show Detail/2020011509040.的“定心丸”，若没有等待所谓的“确切结果”，而是第一时间公布疫情，引起重视，定会多一份机会更早更快控制疫情的飞速扩张。

(二)个体认知能力的局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与切身利益，公众的焦虑和安全感的缺乏为各类虚假信息的传播与繁殖提供了便利。各种小道消息、未经证实的信息扑面而来，但是大多普通群众受专业认知能力的限制，无法清晰辨别真假时，总会抱有“宁可信其有”的心态而听信谣言成为谣言的接收者，进而极有可能成为下一轮谣言的传播者。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有这样的描述：民众们确实是一个盲目的群体，缺乏理性和冷静，容易偏听偏信。即便是把一群高学历高文化素质的精英放到一起，也会出现这种盲目和狂热。[3]抢口罩、抢酒精、抢双黄连……本来参差不齐的个体认知能力在谣言全方位冲击下，逐步就会演变成集体性的慌张与焦虑，而群体的盲目又将反作用于谣言的进一步传播与繁殖。

(三)社交媒体的开放性与交互性

“非典”时期，信息传播渠道单一、非传统的传播方式虽然存在但影响力极小，如：博客、手机短信等，都不足以成为信息传递的主要通道。现今的媒体环境与“非典”时期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2)详见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9年8月30日。社交网络四通八达伴随着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速度与数量极速丰富，个体的声音可以经由互联网变成穿透力极强的麦克风。身处在疫区的个体，可以通过语音、短视频等方式与社会公众进行更加直观、更加真切的交流，打破了官方媒体对信息传播的主导权。传播的方式呈现出全介质、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的特点，在海量的信息中，传统的信息管控措施很难再有效实施。但与此同时，这种自由和多元也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以手机媒体为载体的微媒体平台的开放性与交互性，极大加快了关于疫情信息的传播速度与广度，当然也包括其中鱼龙混杂的谣言。[4]在谣言不断扩散与裂变的过程中，伴随着谣言变异与新生，危害性也进一步加大。

二、疫情期间谣言的生成偏好

疫情期间谣言虽多，但其生成有较为明显的偏好，对清博大数据开发的疫情谣言粉碎机、腾讯“较真”平台、丁香园新冠肺炎谣言排行榜三个辟谣信息平台的谣言关键内容进行观察和梳理，利用词频软件分析可得到其中的高频词汇有：感染、武汉、口罩、预防、确诊、隔离、消毒、病毒、患者、钟南山、传播、湖北、物资、上海、疫情、院士、封城、死亡、停运等，由此不难看出疫情期间谣言的生成偏好。

(一)地域偏好。武汉市(湖北省)作为新冠病毒的爆发地始终是谣言的偏好地点，“武汉”“武汉市”“湖北”等词语的出现频次最多。如“三天后武汉所有超市、药店关门”“此人从武汉携带大量病毒回慈溪，望大家转发”“湖北省武汉市这次瘟疫已经死了10万人”“新型肺炎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被感染带出来的，非典是北京病毒研究所造成的，不要被专家等忽悠”等。同时，“武汉人”“湖北人”一直是谣言偏好的对象，如“武汉来沪旅游客人一行5人入住徐汇区漕溪北路建国宾馆，全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有7万武汉人已经到达湛江躲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此外，北京和上海两地也得到谣言的偏爱。

(二)关键词偏好。随着疫情的扩散，口罩作为有效防护措施之一，迅速断货，“一罩难求”顺理成章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词频排行榜中，“口罩”一词也居高不下，成为谣言偏爱的核心关键词，如“银离子抗菌液喷口罩能杀死新冠病毒”“用吹风机最高档吹口罩30分钟可以消毒”“在广西不戴口罩驾车会被扣6分”“口罩里垫一张纸巾就能反复使用”等。

(三)内容偏好。谣言在内容上偏好如何预防、治疗新冠肺炎的相关内容，如“乳铁蛋白能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喝酒能抵抗新型冠状病毒”“维生素C泡腾片能够有效预防新冠病毒”“草鱼做的酸菜水煮鱼会感染病毒”等。

(四)行动偏好。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此后多地陆续宣布交通管制等。封锁意味着活动范围和出行直接受到影响，各种关于交通管制的谣言四起。如“2月6日起宁波将封城”“南京1月27日0时起交通停运、全面封城”“海南快要封岛了，快点存米”“深圳主干道大面积消杀、消毒”“昆明市近期全部封路”“椒江大桥、二桥要封闭”等。接着，由于限制出行、聚集等“硬核”措施的实施在赢得网友围观赞叹之后，各地开始陆续效仿，各种“硬核”管制的谣言也接踵而至。

(五)表述偏好。谣言在表述时经常假借权威来源。借“钟南山”“李兰娟”“某某院士”“某某医生”以及各大部委、各大官媒，如“有空看看，东部战区总院呼吸科权威宋永新新冠病毒回答”“钟南山说素食者不会感染新冠病毒”“钟南山：已经挺过一个14天，7号开始第二个14天”“钟南山”的名字也被谣言推向高频词汇。

三、谣言的个体功能

为什么在技术如此发达的背景之下，在官方政策法规不断遏制谣言传播的情况之下，在公民素质不断提升的现状之下，谣言仍然生生不息呢？简单来讲，谣言的传播对于谣言传播者与接收者个体皆有一定的功能所在。

(一)缓解焦虑，发泄情绪。谣言不会自动消失，也不会因为官方辟谣或者权威信息的出现就彻底销声匿迹。谣言的传播逻辑十分复杂，有时面对真相，公众的心理反而会出现变化甚至是逆反，因此谣言平息的条件之一是公众的情绪是否得到宣泄，公众的信息需求是否得到满足。面对不确定的重大事件，在官方渠道没有及时发声、权威信息无法及时跟进的情况下，谣言就会填补空白假意消解大众疑虑，“帮助”人们建构事件的意义，缓解人们对未知的焦虑，“解救”人们的不知所措。比如视频网站流传的患者在家如何进行自我治愈，或是有人意外发现了吃鸡蛋可以预防新冠肺炎等。

(二)提升自信，增加优越感。谣言作为一种信息，使传播者获得内幕人士才具有的权威感，同时传播者也希望所有人知道他所掌握的信息来增加自己的优越感。作为接收者，实际上也可以获得优越感，得到了内幕的优越，为了显示掌握信息的优越而急于传播信息，或是转发评论来彰显自己知道的更多，再或者展示自己能够分辨别人说的是对是错。

(三)促进人际交流。谣言、流言、小道消息都是社交网络中人际关系的催化剂和润滑剂。谣言在社交网络里就像是朋友之间共享的秘密，朋友通过对权威的无风险抵抗，形成同盟。另外，谣言也为社交网络提供新的话题，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

四、疫情期间谣言传播的危害

疫情前期，由于信息不甚透明，疫情迅速蔓延，再加上有效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案还有待研发，导致不少群众感到缺乏安全感，在网络传播快速和方便的条件下，一时间，关于疫情的谣言迅速传播扩散。

疫情期间的谣言大体分为：真相公布型谣言、疫情科普型谣言和情绪宣泄型谣言。这些谣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秩序混乱。

(一)涉及疫情状况，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例如，编造或者未经查证便随意传播某地有疫情出现的信息，夸大疾病死亡人数、夸大疾病死亡率、捏造负面的所谓医生“自述”等行为，会造公众焦虑、恐慌，进而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如：“浙BL0535这个车刚从武汉回来，车上的人确诊了偷跑回来的”。

(二)涉及物资情况，造成市场秩序混乱。诸如“鼻子抹香油可以预防新型肺炎”“盐水漱口防肺炎”“吃鸡蛋可以预防新冠肺炎”等谣言，编造对预防、治疗有用的偏方或者食品药物，造成哄抢物资、哄抬物价、疯狂囤货等市场混乱现象。

(三)涉及科普预防、治疗等偏方和技能的，可能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例如，“喝高度酒、吸烟可以杀死病毒”，对听信谣言者的身体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再如，“外出后回家用挂烫机对着人体进行消毒”等，挂烫机最高温度可达200度，如此不当的行为对人的身体有可能造成伤害。

(四)涉及污蔑国家对疫情管控不力，使国家形象受损。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公民可以通过正当途径提出自己的意见，有关专业人员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为国家更好开展疫情管控工作出谋划策。但是肆意编造和传播国家对疫情管控不力等信息，主观上污蔑国家，客观上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同时在对外传播上也极有可能被利用进而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和国际声誉。

五、疫情期间谣言治理现状

疫情发生以来，谣言无孔不入，但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全力治理，社会各界积极配合，谣言已经得到控制和治理。

(一)网民自主辟谣。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谣言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有识别能力的网友会率先提出质疑，或澄清，或举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警示提醒的作用，同时也消解了谣言可信度。2020年2月，全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受理举报1051.6万件，其中，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举报17.8万件，各地网信办举报部门受理举报104.8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受理举报929.1万件。(3)来源于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二)专家自发辟谣。以医学界为主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参与到辟谣的队伍当中，通过自媒体、社交平台、学术期刊等渠道，利用专业知识、亲身经历以及科研成果为公众科普、为医院澄清。在不断讨论、质疑和转发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真相的到来贡献了力量。

(三)政府权威辟谣。各级各地政府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指导作用，尤其是以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抖音等为主的政务新媒体在疫情期间为辟谣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12月2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并于2020年3月1日开始执行。新规明确禁止流量造假、侵犯他人隐私等违法活动，要求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应健全信息发布审核和网络谣言处置等制度。网信办政务公众号网信中国开辟“不传不信‘疫’起鉴谣”辟谣板块。疫情期间，各级各地政务新媒体上下联动、多方配合、积极反应、迅速核查、公开执法使辟谣环节更加完整有力。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也积极承担起辟谣的重任，如：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求证”互动平台，架起网友和权威机构间的桥梁，传递权威信息，回应网友关切，积极科普，去伪存真，解疑释惑。

(四)企业联合辟谣。以微博、微信的社交网络是谣言散布的重灾区，当然也是辟谣的主阵地。微博和微信根据国家网信办的规定，已建立较为成熟的谣言应对机制。腾讯“较真”平台覆盖广大腾讯用户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进行实时辟谣；新浪新闻和捉妖记联合出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谣言榜”；百度联合多家权威机构进行辟谣；微博小秘强制推送微博号“微博辟谣”发布的辟谣信息汇总；丁香园推出新冠肺炎谣言排行榜等等。多企业、多平台联合辟谣，内容丰富，反应迅速、覆盖面广，这一新型辟谣形式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应急方案。

六、疫情期间谣言治理的政策建议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在1947年提出了著名的谣言传播公式，即谣言(Rumor)=事件的重要性×信息的模糊程度(Ambiguous)，即R=I×A。荷兰传播学者克洛斯将这一公式发展后提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Importance)×信息的模糊程度(Ambiguous)÷公众批判能力(Critical sense)，即R=I×A÷C，谣言的能量有多大，既取决于真实信息的透明度，也受到接收者判断水平的影响。有效地治理谣言，务必从这几个相关因素出发。[5]

(一)信息公开是治本。信息的模糊程度常常是由于缺乏正式传播的官方信息。重大突发事件多为负面信息，试图通过对负面信息的封锁来维护社会稳定，不报、瞒报、少报都势必会与初心南辕北辙。等有了“结果”再报的思想亦不可取，全媒体社会中没有不透风的墙，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增加群众对政府的质疑与不信任。2020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回应境内外关切。要加强舆论引导，加强有关政策措施宣传解读工作，增强群众自我防病意识和社会信心。”(4)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人民日报》，2020年1月26日，01版。对于谣言的治理，依法处理是治标，信息公开是治本。政府应当充分满足受众的信息诉求，秉持及时公开客观透明的原则，通过各种渠道第一时间公布实情，让真相比谣言来得更快一些使谣言无路可走。要求各级官员决不能仅把信息公开当成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目光须长远，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视角考虑问题。

(二)治标治本相结合。加大对谣言信息的清除和治理，已有谣言要正面应对，及时辟谣并普及相关知识，依法打击恶性谣言制造者与传播者。当然，试图对一切不实信息都进行法律打击，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实现的。在有关新冠肺炎的问题上，编造、散布，或组织、指使他人散布虚假信息造成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后果的，属法律严格禁止的对象，必须严厉打击，对一些确实别有用心的谣言制造者要及时依法依规处理。其次，继续加紧从谣言偏好的几个方面信息着手，有针对性地对谣言的传播渠道进行管控，加大整治社群传播谣言力度等。疫情期间，打击谣言已然成为重要的防控事项之一。目前各地公安机关都有查处制造、传播谣言的案件，但要全方位的治理谣言，仍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必须治标治本相结合。

(三)主流媒体不辱使命。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曾经通过关注谣言传播中的信息内容，提出研究谣言的线性范式。通过研究原始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如何被曲解的实验中，他们发现有些信息会失落，有些信息会突显,而有信息会被传播者根据自己的习惯和思维同化或改造。[6]“疯抢双黄连事件”恰好验证了这一现象。主流媒体在抢发新闻热点时，不加思索地照搬一些专业的信息与说法，稍有不慎很容易产生报道差错。信息经过主流媒体的发布和转载获得权威赋权，加之普通群众认知与甄别能力有限，往往负面影响被成倍放大。“疯抢双黄连事件”反映出主流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同时也警示主流媒体肩负着重大责任。主流媒体掌握核心采访资源，无所作为便会引起剧烈的舆论反弹，在战疫的舆论动员中，主流媒体更应该不辱使命，及时提供各种有效信息，坚决回击各种谣言，积极有效回应受众，全面客观讲好“抗疫”故事，全心全意维护媒体公信力。

(四)全媒体体系发挥合力。全媒体不断发展，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5)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突发公共事件中，大众媒体承担着政府与民间信息交流与沟通的桥梁作用，也要发挥议程设置与梳理真相的基本职能。社交媒体的发酵速度之快、传播路径之广、控制难度之大，都使其身处信息暴风的漩涡之中。同时，自媒体在全媒体体系当中的重要角色愈加突出，信息的多样与范围再度升级。所以强化自媒体的责任意识，加强对自媒体的管理也是必要之举。全媒体环境下，面对疫情，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都应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站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专业为信息的有效传播做出努力，为谣言的有效治理作出贡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如此一来，信息的全方位呈现也为谣言设置了重重的关卡与质检。

(五)提升公民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公众作为主体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信息的能力。疫情发生时，谣言五花八门，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和科学水平参差不齐，大量未经核实、尚无定论、富有争议的信息传播，恰好填补了官方媒体信息覆盖的盲区。公众的媒介素养绝对不是像口红这样的化妆品，而是社会发展的“刚需”。公众媒介素养的整体水平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文明程度与文化发展状况。因此提高公众的批判意识，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增加公众的知识储备与甄别信息真假的基础判断能力，才可能真正地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谣言止于智者，实践证明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谣言止于公开。正如白岩松所说，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6)详见2020年2月21日《新闻1+1》栏目。。灾疫是对国民的科学素质、文明素质、道德素质、民主素质、政治素质的考验，也是对国家治理水平、民主政治、科学执政、文明程度的考验。传染病的爆发不仅是公共卫生危机，也是信息危机。信息的丰富多元可能建立也可能破坏公众的信任，可能促进科学知识普及，也可能成为恐慌与谣言的助推器。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自媒体环境中遭遇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而这种复杂局面，只有政府、媒体、公众与社会各方共同发力，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帮助公众认识事件本身，提前建立切实有效的公共事件预防机制，才可能完成有效防控谣言这一艰巨任务，这是当今国家治理进程中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也是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