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佳 俊，李 志 峰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卡夫卡是20世纪欧洲文坛的奇才，他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开创者，是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也是一个典型的跨文化作家。德国文艺批评家龚特尔·安德斯曾评价过卡夫卡的成长经历：“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也不完全是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常常花在家庭方面；但是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陌生。”[1]可以说正是卡夫卡心灵漂泊的无归属感才成就了他的世界性。他的创作天马行空、梦幻而怪诞、亦真亦假，刺痛人的心。他预见了人生的孤独和痛苦，因此其笔下才有“甲虫”“豺狗”“耗子”“鼹鼠”“兀鹰”等诸多异化形象，若对黑暗残酷现实选择反抗，会发现所得皆空。因此他选择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漠然审视人处于被奴役的生存境况。

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他是社会的受难者，一生饱尝艰辛与炎凉世态，作为有抱负的“士”，他梦想通过科举考试夺取功名，施展抱负，但现实泼来的凉水却让他终生未能如愿，最终只得到一个“岁员”的虚名。浮沉人世七十五载，空余恨，空余“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2]的《聊斋志异》。蒲松龄通过谈狐说鬼抒发其人生的失意感与孤愤感，寄托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也构建了他的和谐与爱的理想世界。鲁迅先生说：“《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媚，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3]这是对现实的背离与逃避，乌托邦的理想愈是美好，现实便愈是悲怆凄苦，这一点也体现出蒲松龄的无奈与痛苦“自欺”。生生死死，虚实转换，晨钟暮鼓，愿望筑成的美梦又何尝不令人悲泣？

卡夫卡与蒲松龄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接受着奥匈帝国和中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他们的思想、小说创作、人性困境，对孤独的独特体验向我们打开了一扇现代性的窗，从中可窥见其孤独的痛苦，其殉难的悲壮，其超脱的尝试。通过对卡夫卡和蒲松龄的比较，或许我们将不再害怕并接受心中的“铁栅栏”，能从中汲取一些人生中十分有意义的东西。

一、“从黑暗中来”的孤独者

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提及：“有一天你的孤独终于会使你疲倦的；你的高傲会驼曲起来；你的勇敢会咬得牙齿作响。有一天，你将喊着：‘我是孤独的！’”[4]72这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多么适合卡夫卡与蒲松龄这两个独行者！卡夫卡俨然是孤独的化身，是一只自闭的有着可怜红脚的“小鼹鼠”，他不希望别人理解，他人的尝试走近令他恐惧、害怕甚至是痛苦，他只想一个人守卫他的“城堡”和“地洞”。蒲松龄因苦难而孤独，因无法施展才华而愤懑，故字字泣血而成《聊斋志异》，描写光怪陆离的人鬼狐妖世界而略表安慰。

卡夫卡认为自己在人群中是会被抛弃的那一个。回顾卡夫卡的生活与他笔下人物的生活，一切都是陌生的，虽然有可交流的人，也有熟人，虽然他们都是在努力地生活，但望向远方，漫漫前路，从来就没有同行者。这时候，孤独感就渗入人的全身各处。我们不禁寒噤，这种孤独会不会将人压垮？《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丧失了人的语言，与世隔绝，他无法与父母妹妹交流，而家里人也没人能听懂他的话。在这种异化的孤独中，家里人丧失了对格里高尔的爱，格里高尔也没能在孤独中找到自由，虫形的他被父亲扔掷苹果，那只苹果深深嵌入他的后背，血流不止的他只能独自品尝孤独，忍受孤独。卡夫卡是孤独的，他借笔下人物想确认：我是谁？我在哪里？我生活的理由在哪里？为什么？但他在致布罗德的信中援引过克尔凯郭尔的话，从而表达自己从未妥协过生活：“世界是什么样随他的便，我要保持我的独特性，不想为迎合人意而放弃它”[5]389，既然孤独，那就义无反顾地孤独生活！

生活中的卡夫卡可以说是个脆弱、敏感而孤独的弱者。在夜里，他总是感觉自己的处境是被监禁的，并且只有他独自一人。他说“我是灰色的，像灰烬。一只渴望在石头之间藏身的寒鸦”[6]10他一生几乎都围绕着布拉格那个圆心打转，他害怕旅游和变动，变动越大，给他造成的心理压迫便越强，他选择将自己限制在极小的变动之中，“而最终——，我房内一张桌子挪动所引起的恐惧的程度，也不亚于去盖奥尔根塔尔旅行。”[7]18“实际上，寂寞是我唯一的目标，是我最大的放松，我的可能性。如果可以说我是在‘设置’我的生活，那么我始终考虑着如何在生活中把寂寞设置得舒适些。尽管我如此爱它，但同时又非常怕它。”[7]52他的选择就是孤独，他孤独生活，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他孤独写作，茕茕孑立，欲将自己的大部分文稿付之一炬；他孤独思考，直至生命濒危时还泪流不止地校注他的文稿《饥饿艺术家》。这位饥饿艺术家消瘦、脸色苍白、全身瘦骨嶙峋，完全陷入自己的沉思中，谁也不理会。“因为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8]192“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8]40饥饿艺术家为热爱的艺术忍受日复一日的孤独、误解直至最终献出生命，卡夫卡又何尝不是“饥饿艺术家”？他们都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卡夫卡说“艺术家对艺术家是一种痛苦，通过这个痛苦，他使自己得到解放，去忍受新的痛苦。他不是巨人，而只是生活这个牢笼里一只或多或少色彩斑斓的鸟”[6]9。他毕生都在拷问着“一个百分之百的陌生人的问题”(《城堡》)：我们自由而孤独的自我，怎样才能找到“真实的母土”[9]33？孤独的K没能找到，总是误入歧途，卡夫卡也没有找到，他成了世界上孤零零的一个人。但卡夫卡深感自己担负着一种使命，认定自己需要去求证存在的真实状况，寻求生命的真正形式和意义。但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他看到的不过是彻头彻尾的绝望：灵魂空虚者遍体鳞伤，神情焦虑、烦闷，他们仰天长叹，悲伤叹息；精神孤独者四处徘徊，身背十字架，绝望，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或许他悲戚于结局的绝望，在喧闹的人群中感受到更刺骨的孤独和被遗弃感，在一次又一次无力的反抗中，四十一岁便英年早逝。

蒲松龄出生于明朝崇祯十三年的四月十六，据说那年山东大旱，平民百姓以树皮充饥却仍旧饿殍遍地，蒲松龄也在《聊斋自志》中提及体弱多病，似乎预见到自己一生的凄苦。到蒲松龄十九岁时，他以县、府、道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山东省志》《淄川县志·文学传》皆记载蒲松龄“受知于学使施润章，文名籍甚”，康熙九年至十年，他去同邑江苏宝应县知县孙蕙处做幕宾，体察了南国的风土人情与景色风光，也品尝了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看到了淮扬的灾情、百姓的啼饥号寒和达官贵人红灯绿酒的糜烂生活，感愤写下“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碧血青燐恨不休”等诗句。康熙十一年，三十三岁的蒲松龄到同邑名人西铺毕季有家设馆，一待就是三十年，也是在这里开始创作他的《聊斋志异》；步入中老年后，他在《哭赵晋石》诗中抒怀“人生在世上，聚散如灯光；灯明满座温，灯灭一室凉。贤者忽凋谢，此道暗不彰！”失意惆怅的孤独情绪，伴随着他度过一年又一年的平淡生涯。

蒲松龄怀才不遇，性格耿直，不愿在“花面逢迎，世情如鬼”的污浊社会中随波逐流。他的《拙叟行》一诗痛切表达了其志向：“生无逢世才，一拙心所安。我自有故步，无须羡邯郸。世好新奇矜聚鹬，我惟古钝仍峨冠。古道不应遂泯灭，自有知己与我同咸酸。何况世态原无定，安能頫仰随人为悲欢！君不见，衣服妍媸随时眼，我欲学长世已短。”蒲松龄是想证明自己的，他在作品中寄寓自己的家国情怀，抨击讽刺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的罪行。如《聂政》篇指责“怀庆潞王”抢夺民女的荒淫行径；《续黄粱》篇讲述一个人在梦境里经历了宦海沉浮的荣辱悲欢的生活，即贪官曾孝廉在阳世利用官职权力奢侈荒淫，残害良民无所不用其极，在阴间受刑，鬼使熔化他霸占的金钱，灌入其口中，活着时嫌钱少，死时又嫌受罪多。曾孝廉醒来时发觉不过是一场梦。浮华人世，是非成败转头空，多么可怕的孤独体验，何其可悲的孤独体验。对于蒲松龄来说，幻想破灭，荒漠人世，他满怀孤苦悲愤之情，所以借笔写下鬼怪，写尽人情曲尽世态，寓讽刺如针似剑，他无奈选择孤独，呕心沥血著成“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磊块愁”的《聊斋志异》。

蒲松龄和卡夫卡正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推巨石上山又眼睁睁看其滚落，一切皆是虚悬，谁能忍受这样的孤寂和落寞？蒲松龄是孤独的，他说：“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10]1卡夫卡也是孤独的，“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11]5他们直面孤独，经历着凡人难以想象的极度苦闷和孤寂，又何尝不是一件至难至险的事情，现代人又有谁会孤独到绝望，绝望到孤独，如此循环往复陷入这样的“孤独牢笼”呢！

二、在黑暗中消失的殉难者

克尔凯郭尔说：“我仿佛是一名苦工，铁链把我与残废连在了一起；每次当生命沸腾时，铁链就发出恐惧的碰撞声，而且死亡使得一切东西腐烂——那种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12]95多么触目惊心的生存困境，多么无力的反抗，多么强烈的恐惧感，人世的罪孽与痛苦，简直是一幅世界末日的人类受难图。卡夫卡在书信中曾提及“作家，一个这样的作家的定义及其作用(如果有那么一种作用的话)的解释是：他是人类的替罪羊，他允许人享受罪愆而不负罪，几乎不负罪。”[7]487因孤独而受难，因受难而愈加孤独，可以说，在卡夫卡与蒲松龄的笔下，受难的形象屡见不鲜。

卡夫卡最珍爱的短篇小说《判决》，孝子格奥尔格向“一直暗中监视自己”的父亲宣告订婚，结果被判投河自尽，而他二话不说真的去投河了，临终低声喊道：“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8]40。格奥尔格是一个典型的受难者形象，他对父命的遵从，意味着世俗之我被彻底抛弃，格奥尔格在执行父亲命令时是痛苦的，可他还是纵身一跃体验着父亲给他的痛苦；《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K没有老老实实接受抛掷给他的命运，偏偏要挣脱命运束缚，脱离他的既定轨道去窥探不属于他的神秘，一生都致力于寻找最高法官——正义和秩序的代表，临死时发出绝望的呼喊，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何处？他从来没能进入的最高法庭又在哪里？K无法进入城堡的悲剧实质就是现代人无法实现自己理想的悲剧，留给现代人的只是永远无法实现的黑洞；《在流刑营》中的军官利用机器快乐地对牺牲者施行六小时的折磨，看看这样的刑讯场景：“靶子并没有在写字，而是在乱戳乱刺，床也没有翻动军官的身体，而是颤巍巍地把他的身体举起来送进针里”[8]86，施难者俨然又变成了受难者，军官集罪犯与殉道者角色于一身的两重性正是人心灵病态的一种别样展示，这不仅是个体的切肤之痛，也是人类集体未来作茧自缚的必然状态。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是孤独、焦虑、恐惧又带罪感的，他直击受难的灵魂和生命的痛苦，他要揭开人类其悲剧性的受难伤口。在卡夫卡看来，人在本质上就如同他笔下的鼹鼠一样软弱无力、微不足道，出路从来就不存在，人永远处在被枷锁限制住的痛苦中，如果你想像K一样去“法”的门前寻求解脱，结果只不过是加剧人的痛苦。在这般痛苦的受难世界中，人没有自我的支配权，他们被各种异己的力量追逐控制而到绝望压抑，他们生活在孤独和无名的恐惧之中，试图去达到自己并不清晰明确的目标。这个时代显现出罪恶的一面，人在长途跋涉过后，只能发现，自己无家可归，只能如夸父逐日般继续跋涉，直至死亡。

蒲松龄的生活经历曲折而丰富，苦难使他认识到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残忍暴虐，他用一颗热诚的心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入作品中，对不公的社会无情揭露，对生活在底层、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报以深深同情。我们可以看到，在蒲松龄的作品中也有许多受难的场面。《促织》篇写成名一步步为觅得蛐蛐而呕心沥血——早出晚归，提着竹筒、丝笼，在墙角、黄草丛、石头堆、洞穴细心寻找，不合县官规格被惩罚打了上百板子，腿脓血淋漓，“转侧床头，惟思自尽”[12]212，最后儿子也因蛐蛐横尸井里，受尽折磨和痛苦的成名悲痛欲绝；《席方平》中的主人公席方平不忍父亲惨死后还要遭受恶鬼的欺凌，于是他到各级衙门告状要为父伸冤，结果却遭受耸人听闻的火刑，鬼役将他摁在烧得红通通的铁床上翻来覆去地揉搓，席方平“痛极，骨肉焦黑，苦不得死”[12]566；《博兴女》篇：“博兴民王某，有女及笄，势豪某窥其姿，伺女出，掠去，无知者。至家逼淫，女号嘶撑拒，某缢杀之。门外故有深渊，遂以石系尸，沉其中，王觅女不得，计无所施。”[12]714一个善良纯洁的女子竟被富豪残忍杀害抛尸；最为惨烈的《叶生》篇写“文章辞赋，冠绝一时”的叶生困于名场，竟至“行销骨立，痴若木偶”，虽“服药百裹，殊罔所效”，最终病死，难怪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评述：“同心倩女，至离枕上之魂；千里良朋，犹识梦中之路。而况茧丝蝇迹，呕学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嗟乎！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傲骨嶙嶙，搔头自爱。叹面目之酸涩，来鬼物之揶揄。”[12]38叶生科举不仕的悲剧正是脱胎于蒲松龄屡战屡败的现实悲剧，现实生活中受难的痛苦使得蒲松龄心灵不安，对于理想的追求不得使他对创作爆发出极大的热情。他只能以著书的方式宣泄心中极大的苦闷，这种苦闷便成为了创作《聊斋志异》的动力源泉。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可谓蒲松龄创作心态的最好注释：“岂不是正因为有现实的苦恼，所以我们做快乐的梦，而一起也做苦的梦么？岂不是正因为有不满足于现在的那不断的欲求，所以既能为梦见天国那样具足圆满的境地的理想家，也能梦想地狱那样大苦患大懊恼的世界的吗？”[13]37-38不达时务，仕途黑暗，才有蒲松龄数以百计的短篇小说，才有蒲松龄对那些人物的思想、性格、行为的或赞赏或鞭挞，才有读者走进《聊斋》的大千世界，对人物遭遇的或同情或艳羡或讽刺揶揄，蒲松龄浪漫主义风格的狐鬼小说，其根深深延伸在他自己所生活的真实苦难的现实生活中，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把辛酸泪”。“他想象的高度正是他痛苦的深度，他精神上的逍遥是其处境困顿的反面。正是同样原因，其后虽有不少仿作，而终不逮《聊斋》的水平，就是因为它们缺少蒲松龄那样深广的苦痛作为创作的动源。聊斋之体易学，而其心难学;蒲公之文易仿，而其神难仿。”[14]杨广敏先生的这段评述同样适用于孤独而处于痛苦泥潭里的卡夫卡。

很多西方批评家将宗教的原罪作为卡夫卡思想与艺术的渊源：“从卡夫卡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中，人们能看到耶和华的身影，他恪守法律，惩罚叛逆行为……最后一一惩治了那些主人公。”[15]卡夫卡是个不幸的犹太人，他由于自己的血统而深深感觉着是被排斥的；蒲松龄是个不幸的落榜者，“年年文战垂翅归”(《聊斋诗集》)，终其一生也没能步入理想仕途，他们都是人类世界之外的流浪者，是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们几乎都是以世界之外的眼光来观察人类社会，他们惊讶，他们陌生，发现这个亲亲热热、熙来攘往的社会表面掩盖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一种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利己的东西，“普通人的世界是地狱，臭气熏天的粪坑，臭虫窝”[6]25，人人参与其中而又人人受其控制。于是他们满怀恐惧，发出惊叫，一种凄厉的、大难临头似的绝望的喊叫。《聊斋志异》中的林四娘歌唱“亡国之音”，谈往事“哽咽不能语”，夜诵经咒，评骘诗词，其悲痛亦见蒲松龄下笔之痛切也未尝不可。卡夫卡的生活是沉重的，承担命运的责任在他笔下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生的不堪承受，在《变形记》中人甚至异化成丑陋的甲虫，受难似乎成为了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唯一联系，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丧失了人的形态，逐渐为家人所厌恶抛弃。他在寻求，在申诉，但却置于疲惫、自责和痛苦中难以自拔。“人在遭遇厄运时就会跌入绝望的底层，自戳而亡”[16]6，“我们仿佛四处流浪的孩童，一到这个世界就肩负着原罪的重压，并且正是由于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地救赎我们的罪过，才使得我们的生存是如此悲惨，唯有死亡才是我们苦难的终结。”[16]12比较卡夫卡与蒲松龄，我们都能在他们的小说中嗅到一股悲凉的气息，苦难的当局者痛哭欲死，而旁观者却冷眼视之。

三、“超越极限”的艺术家

卡夫卡和蒲松龄虽“一生遭尽揶揄笑”，不为时人理解，但他们却大胆想象了一个风谲云诡、“伸手还生五色烟”的文学世界，他们都是字字珠玑，声声铿锵的艺术大师。

卡夫卡在其有限的文学创作中，以象征、怪诞、佯谬的独特艺术手法构建了一个异化世界：人可以变成甲虫，艺术家苦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拒绝饮食，杀人机器无处不在，鼹鼠紧张焦虑守卫自己筑好的地洞。写作就是卡夫卡的生命，只有写作，卡夫卡的生命才能维持下去，他说：“上帝不让我去写，但是我偏写，我必写。”[11]10“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饭放在离我这间地窖很远的第一道门口。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从什么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5]213

写作之于卡夫卡或许就如地洞之于那只小鼹鼠，小鼹鼠造好了“似乎还不错”的地洞，好像处于人生巅峰，但也得不到安宁，“盖着苔藓的那个幽暗的地方，正是我的致命之所在。”明明地洞完好无损，内心几乎要“引吭高歌”了，可它还是觉得“我的敌人多得不可胜数”，惶惶不可终日。创作也永远不能使卡夫卡完全满意，他将创作看得高于一切，永远不能满意，临死前嘱咐遗嘱执行人毫无保留地销毁他的书信、日记和大部分小说，只有执着于艺术才能不断寻求超越，现实对他永远是困境，他是真正“生活在别处”的艺术家。地洞是为怪可怜的小鼹鼠自己挖筑的，创作也是为卡夫卡这位超脱的作家自己而写的，他们都不希望被打扰，“我就是这样又干又玩，自得其乐，独自发笑。”[8]421

蒲松龄是有追求的文人，是痴的，终其一生都在自我超越。在蒲松龄笔下，我们可以见到许多痴情的人物。如《阿宝》篇中的孙子楚对书和阿宝的痴情，其灵魂竟然随着阿宝飘去了，《阿宝》结尾提及：“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且如粉花荡产，卢雉倾家，顾痴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过，乃是真痴”[10]105；豫让是春秋四大刺客之一，为报答其遇害恩主智伯瑶，吞炭漆身多次行刺赵襄子，最后自刎而死，最终“士为知己者死”，荡气回肠，死得其所。蒲松龄《石清虚》篇的邢云飞虽不是满腔热血的义士，但也是为石如痴如醉到自愿折寿三年，尚书想购买他的宝石，邢云飞万金不易，后竟愿“以死殉石”，他是超越死亡的痴，难怪乎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说出“古语云：‘士为知己者死’非过也！石犹如此，何况于人！”[10]663可以说邢云飞的追求就是蒲松龄的热情和理想，他们都将人生的烛光燃至最亮，纵使飞蛾扑火也无怨无悔。

孤僻冷静的卡夫卡并不是人类的救赎者，而是一个绝望的悲观者，如果让他选择，他只想是弱者，也只能是弱者。他讲述了可怕的世界，各种徒劳、变形和毁灭自我的故事，他沉浸在这种创伤性的体验中难以自拔，这是他的灾难，也是上天赋予他的礼物，他的内心体验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是有共通之处的，克尔凯郭尔认为去彼岸世界寻求救赎必须忍受危险、内心的痛苦，必须要放弃理性，放弃世俗的一切，这些卡夫卡全都做到了，所以他是挣扎的，也是痛苦的，他就如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但他是想为自己的心寻求自我救赎之路，他毅然决然选择了写作，作为反抗这荒诞世界的一种方式。卡夫卡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焦虑寻求救赎；《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K执着一生只想进入城堡，他接近城堡长官的情妇弗丽达，希图拿到城堡的入场券，努力却一次次落空，而K进入城堡的初心却始终不改；《乡村医生》的医生治病救人，不惜以牺牲女仆为代价，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可他说自己的伤口是美丽的；《一条狗的研究》中的那只狗成功地拒绝了世俗生活，不再是庸俗狗类社会的成员，尽管新世界荒凉落寞，但它已经具有和平达观的超脱视野。卡夫卡的生活在父亲的重压下抑郁、苦闷而几至窒息，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也反映出他的全部内心斗争，最猛烈的重压、最坚决的反抗和最悲壮的失败。主人公的挣扎虽是无效的，但这些挣扎无一例外指向的是卡夫卡的天堂。卡夫卡是以绝望的方式走向自我超越的旅途的，他认清了现实的残酷，知晓反抗的可笑，可不管怎么样，他在彷徨的绝望旅途中始终坚持自己的拯救与超越，饥饿艺术家也从未想过要进食，卡夫卡笔下的人物从未想过向这荒诞人世妥协，在反抗中走向死亡才是死得“伟大”。卡夫卡个性虽懦弱，但他的一生是勇敢的，是在血泪中顽强走过的，是完全超越极限的，之后掀起的“卡夫卡热”显示他超越自我的艺术选择是正确的。

或许只有著书立说才能抚慰蒲松龄这位困顿失意的老者，他的文章不再是为做文章而作，而是为自己而作，他的艺术追求与美学追求都超出了同时代人。他自觉继承了古代小说基础，在传统文学基础上独树一帜，将神鬼当成有人格的人来写，透过想象的虚幻世界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借笔下主人公的遭遇抒发自己的情怀，用凝练的语言为我们创造一个亦真亦假的人生幻境。古往今来，对《聊斋志异》的阐释各有不同，有“孤愤”之说，有“自娱”之说，阐释的空白才显示出蒲松龄的伟大之处。每个人似乎都能在这人鬼狐妖之中找到自己的幻象，蒲松龄的伟大在于孤介的他能创作出芸芸众生的面相，在这人生世相中，渗透出他强烈的爱憎。他一面以强烈的厌恶、愤懑之情展示黑暗社会的种种噩梦，另一面又用热情、神往的姿态唱出美好人性之歌，实现自己的艺术涅槃。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一针见血地说：“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互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的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透视美好灵魂，对于蒲松龄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对自己的超越？蒲松龄著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他的著作除《聊斋志异》外，还有一些诗、词、曲、赋、文、引、序等，这些著作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志怪小说的走向，流传广泛，还出现了《萤窗异草》《阅微草堂笔记》等模仿之作，甚至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语言，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卡夫卡就是通过德译本的《聊斋志异》和蒲松龄产生共鸣，惺惺相惜，因此人们将蒲松龄和莫泊桑等作家排列在一起，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卡夫卡和蒲松龄一样，都是那个时代默默无名的小人物，他们忍受着艺术的孤独和痛苦，却又自愿选择艺术的孤独与痛苦，他们如蚕蛹，抽丝剥茧，超越极限，是厌弃世界也好，是消闲独坐也罢，从他们的著作里，我们大吃一惊，见到被扼住咽喉的现代人：“请设想一下，带着锁链的一大批人，他们每个人都判处了死刑，每天，其中一些人眼看着另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人的状况看到了自己的状况，痛苦而绝望地互相对视着……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图景”[18]，从他们“妆出万重花”的文学世界，或许我们能认清生活的现实，时刻保持清醒，知晓我们只能忍受，并，始终向前!

通过写作，卡夫卡和蒲松龄虚幻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迷宫，他们自己也能从生活中孱弱感愤的小角色一跃成为大英雄，写作带给他们极大的幸福感，通过写作才能上升到艺术的天堂，写作赋予他们无上的自由，让其有能力完成对人类在世痛苦沉浮的超脱。他们的生命中隐匿着的世俗生活与精神追求总是抗争的，他们闭上眼睛，感受孤独；他们提笔吟唱殉难的人，他们深知真正的安慰是不存在的，他们自我安慰；他们期待并身体力行地超越极限。卡夫卡和蒲松龄就像“岁寒的松柏”，因为他们，我们才能见到如此深不可测的心灵“地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