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伟

(包头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内蒙古 包头 014030)

作为蒙古族诗人，白涛是一位自觉地为养育他的民族代言的歌者。他说：写诗，“写的不是你自己，是你的家族、部落、民族；那一瞬之间，你忘了自己，你要呼喊而出的是历史与现实的混合之声，绝对具有普世的意味。”可见，他不仅投入了饱满的感情，而且是一种理性的认知，他清醒地认识到，诗的大格局，既有时间的维度——“历史与现实的混合之声”，又有空间的维度，这空间之寥廓、浩大，沿着家族、部落、民族循序渐进，终而至于“普世”。当然，他首先稳稳地站立于内蒙古草原这片坚实的大地上，他的写作，是有根性的写作。请听他的夫子自道：“我的诗大多是草原民族题材，它是一个草原人的后代，在现代城市中生存挣扎的心灵记录。”蒙古族历史文化之深厚博大，足以令他敬畏、仰视，因而，狂放的诗人变得温顺、谦虚、虔诚，“我知道我的这些诗才仅仅是个开始，在通向故乡的漫漫诗歌之路上，我刚刚跨上马背。”

是的，无论是诗人，还是别的什么人，在单薄的个体的背后，都有一道宽厚的背景墙，那就是他的族属所积淀的文化。文化对人的个性人格形成的影响，是深层次的、重大的，是无法抹去的。普希金研究者从他的家族谱系中发现他有北非血统，认为是血统赋予他热情奔放的激情，由之而诠释其创作个性。同理，毕加索研究者试图寻找、推测其吉卜赛血统，用以解释他的超然独立的精神，涌流状的创作灵感，敏锐的艺术眼力。因为这一切，都与吉卜赛人独立自主的生活习性、奔放自由的个性、深刻的洞察力有亲缘关系。这方面的思想资源，人们喜欢援引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其实，孟子早就讲过“知人论世”[1]的批评原则，知其人，包括知其文化归属。理解白涛的诗，必须找到这样的坐标和定位。

白涛的诗，颇具朴野之气。在求新求变成为几乎所有领域的圭臬从而使“创新”一词异变为哗众取宠的时代，保持着原始的淳朴何尝不是一种定力，一种浮躁、喧嚣之气中难得的淡定，一种可爱而可贵的品质？周国平说：“质朴是写作上的大家风度，表现为心态上的平淡，内容上的真实，文字上的朴素。相反，浮夸是小家子气，表现为心态上的卖弄，内容上的虚假，文字上的雕琢。”“这是一种丰富的简洁，深刻的平淡，自信的谦虚，知道自己无须矫饰。那些贫乏浅薄之辈却总是在言谈和作品中露出浮夸高深狂妄之态，因为不如此他们就无法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也是所谓艺术家。”白涛的诗只见莽苍，不见色彩，有一组却被命名为《东蒙，五彩山河》[2]133，展读全诗，依然是“雪白”“紫铜”“深黑”的冷色调，依然可以辨识出白涛的徽章。每读白涛的诗，我总想起余秋雨的几句话：“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了。”[3]白涛不是随随便便、轻轻松松地游山玩水，在他的背后，站立着一个强悍的民族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在他的笔下，涵容着“高度、宽度和远度”的“系列维度”。从安达、忽必烈到“铁木真/冰臼旁边我此刻的脚印/与先人重叠在一起”，他放低身段，居于子孙的位置，献上一份祭拜和崇敬。在寻根问祖中，他获得了归属、认同，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找寻回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精神的原乡。他是科尔沁蒙古人，大半生在西部区度过，读他的诗，看不到东蒙、西蒙的狭隘的地域区隔，无问西东，皆为故乡，无疑，这是精神意义上的。

于是我们读到这样的句子：“这是呼伦贝尔/辽远的胸怀展开的中国正北方/草原人自己的家乡”[2]143。“我们自己的江山/跃动的江山/马背上的江山/我们的江山/比别处的江山更高更远更开阔”[2]145-146。进入他视野中的，既是自然山水，也是人文山水。他抒写山河的起伏，更写出了心灵的激荡。有时，他也为一种文明的终结而叹惋、伤怀。(“桦皮船的故事/失去了尾声”)[2]135他不屑于精雕细镂，而总是粗线条，大轮廓，写意笔法，绝不谨毛失貌。但看似随意挥洒，实则匠心独运。比如，庸常的写法是：“嘎仙洞有多大/鲜卑人的胸襟有多大”[2]144-145，他却颠倒过来，制造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他钟情的意象又在这一组诗里频频闪回：马群、雁阵、雄鹰、草原、森林、荒漠、云海、激流。谢冕针对柔靡的诗风曾批评说：“失去了灵魂和血脉的诗，充斥着私人性的吟咏，充其量只是个人的小小悲欢的玩味；驱逐了崇高感之后，诗也最后丧失了大胸襟和大抱负。”追求“大胸襟和大抱负”，当从白涛的诗里得到启示。“向北，可以吐纳连绵云海/向南，可以抚揽一抹江流/山是大兴安岭/河是西拉木伦”[2]142，吞吐之气概，延宕而寥廓，唯唐代边塞诗才有这等阔大的境界。

《从一只鹰开始》[4]145，是白涛200余行的长诗，也是他荣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诗集的书名，堪称代表作。鹰是崇尚英雄的马背民族的象征。像鲁迅散文诗《秋夜》里的意象“枣树”一样，诗作开篇就将主体形象“鹰”凸显出来，两句一节，大特写镜头。第二节仍然只有四句，推拉摇移，镜头在运动，“起伏辽远的怀抱，经掠山川与河流的气概”，壮丽的河山相衬，雄鹰更见英武。穿越广袤的大地，面对辽阔的内蒙古版图，诗人激情澎湃，思如潮涌，他反复吟哦，如数家珍地盘点着一条条河流，一串串地名。像雄鹰搏击长空一样，蒙古人的后裔眷恋着草原。诗人以一颗多情而敏感的心，伤悼着无根漂萍般的隐痛，“远离了草原我的心便迫近于死亡”。他也为“失去了语言的权力”而深感悲戚。当然，令诗人无比自豪的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一只鹰，两只不灭的眼睛”“鹰，从不熄灭自己的神情，它间歇的时候，正飞翔在自己的梦中”，蒙古民族像“凌风”的鹰一样，顽强进取，开疆拓土，所向披靡。“马的奔腾与鹰的翻卷，都是我百听不厌的歌音”，在表达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的同时，他放开歌喉热烈地唱赞，“可以钦佩的先人我的祖宗，只骑着马儿便走遍了世界”。在天人合一、亲近自然的理念观照下，“我躬身与一片草叶上的露水亲吻，死去的人们，在每一丛芨芨草上复活，在每一枝马兰花上复活，在每一匹马的身上复活，在每一朵游弋的白云上复活”。这首作品大气磅礴，荡气回肠，颇具史诗的品格。

海德格尔说，归乡是诗人的天职。他强调，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询河流的源头，但是，一个合格的、尤其是优异的诗人，应该能够通过诗歌话语的方式反观、回溯甚至命名、发现、挽留和“虚构”一个不断远去的“故乡”与“出生地”。一位诗人也说过，回得去的叫老家，回不去的才叫故乡。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各地的生活经验渐渐趋同，文学更应该有一种自觉，越是全球一体化，我们越要有民族化、本土化的意识，强力抵制同质化。

当然，新旧交替、转型发展的时代，各种矛盾复杂地胶着在一起。面对民族文化的断裂，汉族诗人同样会产生文化认同的焦虑。作为蒙古族诗人，白涛的文化焦虑自是显在的。仅仅从诗歌写作策略上说，也会有纠结、犹疑。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刘小新认为，“强大的地域影响有可能对文学的个性和创作力构成限制和压抑，作家因而成为长不大的地域之子或地域性的囚徒，被地域性所奴役。”[5]诗人沈苇也在得益于地域经验后作出反省，“当一个人置身于地域色彩很强——譬如像新疆——这样的地方时，这是他的有幸，也是他的尴尬。在铺天盖地的地域的赏赐中，人的个性被淹没了……地域性曾经是“启示录的风景”，对他有抚育、教导之恩，但此时，地域性更像一个迷人的陷阱。”[6]这些省思，都值得记取。适度的文化焦虑，并非坏事，来自不同方向的力，相排斥、相抗拒，化而为诗，会形成作品内在的思想张力。白涛对此也是有所警觉、有所思考并有所行动的。他对另一片草原——新疆的一往情深，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突围的努力。扩展写作视野，不断建构新的文化维度，找寻更多的参照系，诗思必将向辽远的、不可知的疆域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