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高秦 谢 瑜

2019年12月3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曝光贺建奎关于基因编辑婴儿研究的部分手稿表明他“严重违反道德基本准则甚至是犯罪”，两位基因编辑婴儿“不免疫HIV，反造成不可控突变”[1]。2019年12月30日，新华社报道“基因编辑婴儿”案件的一审宣判。“贺建奎等人因共同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贺建奎等人罔顾法律与道德，不惜一切代价在人类胚胎中使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

对贺建奎“故意造假”，忽视人的价值，为达试验目的在不确定基因编辑技术的风险之下仍进行人体试验的批判未终止。该事件引发的讨论不断，如关于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前景的探讨，基因编辑技术法律规制的研究，基因编辑技术伦理界限的问题等，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从技术本身而言，马克思认为技术是人的本质属性，“技术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基础和灵魂，人的进化发展就是在不断创造和吸纳新技术的过程中展开的”[3]。技术需要不断进步，人类才会继续前进，但技术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试错”，如何让某些“试错”具备与时俱进的合理性需要引起重视和持续探索。美国蒂洛[4]从狭义技术概念出发，认为技术属于超道德领域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但由于人的介入也会产生道德问题。事实上随着现时代技术跨越式的发展，技术和人类社会的互动已经水乳交融，如何剖析技术在人类社会的运转，如何去分析技术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已成为技术时代的首要任务。基因编辑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形态活跃于现代生活中，人们对它基于工具理性的盘算和建构导致其产生的负效应迅速凸显引发思考。基因编辑技术的价值理性式微，社会中膨胀的技术文化所彰显的工具理性排挤、替代甚至吞噬人类应用新兴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追求。

1 工具理性的逻辑及现代性后果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非法人体试验[5]的发生展现出对技术目的的过度追求，对技术手段的过分崇拜，工具理性的张扬使基因编辑技术的使用过程背离价值理性，突破伦理底线。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背后首先剖析和反思工具理性的在场。

工具理性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预设之中就有涉及。他着重强调观念体系上的认知，将“理性”的范畴划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即遵从实践理性从感性材料中获得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受理论理性引导，通过认识的原则范畴使事物符合自己生存的目的。韦伯在对康德理性观解读的基础之上更加关切实际生活，首先着眼于充斥着各种复杂矛盾的现实世界，并在具有普遍联系的社会活动的事实中提出生活的合理性概念。工具理性作为合理性的一方面，“在那些可以达到同样目的的场合，美德的替代物——即，仅仅美德的外表——也完全足够了”[6]，表现为追求效率，利用环境、采取各种方式一定要达到某种目的。

1.1 工具理性的逻辑

工具理性以其精确、清晰的数学计算方式为标准，对外部世界进行简单化约，忽视人类伦理原则的界限，淡漠价值观念的指导作用，企图利用可行性手段和可控的行动成本实现操控外部世界的目的。基因编辑的婴儿是用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在作为主体的人类胚胎细胞中进行基因编辑和剪裁出生的，呈现出工具理性的强大控制力。新出生的婴儿具有不可控的影响，也就意味着具有人权的婴儿成为试验品，成为基因编辑技术的创造物，更深层次的思考是基因编辑技术一类的更加先进的技术是否会在新技术的爆炸式增长中超越人类智能甚至未来控制人类，人被物化甚至人利用技术创造更加“完美”的人。因为在工具理性中更多地会主张人类生存活动中物质的优先性，确保技术目的的达成，精确的计量将忽视人的一切情感和信仰。

1.1.1 标准的量化

韦伯以现代雇主从“他的”工人中获取最大的生产率而出现的“计件”制为例，将整个工作过程的实施简单总结为人们所相信的“低工资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率”，不关注工作中劳动者的劳动因素和个人因素，完全以工作时间和工作数量即“流水线式工作”为中心。“劳动本来是自由自在的生命活动”[7]，但以工作量为“事务的‘客观’完结主要意味着事务根据计算法则并且‘无视人的因素’所获得的完结”[8]20。人们长期在标准的计量环境下，日渐依赖并在内心根深蒂固着工具理性指引下精密而准确的劳动法分工技巧与习惯，按照技术规范和技术运行的模式行事。在社会交往中人被纳入技术的量化体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都将建立一种新型的“技术单元”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导致使用技术时习惯性地进行简单化约，追求可量化指标，崇尚“冰冷的”技术。

工具理性的内在逻辑往往是严谨、准确无误的计量方式，这种程式化的计算方式使在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过程、交往过程等丝毫不会涉及到关乎人文情怀的价值判断。引导工具理性发挥最大效用，也是工具理性的内在目标即是以追求最大的物质财富和在有限的条件里最高效率地完成预期成果。因此，工具理性以是否有利于实现既定目标为行动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工具理性数学公式似的严密控制之下将使人丧失对人自身意义的反思，抹去人的最高价值的存在。

1.1.2 膨胀的欲求

社会发展进程中理性从近代以来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科学技术也朝着多样化发展，这使得人们充分利用技术世界逐渐丰富和拓展的契机主动建构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而按照技术规范和模式的活动让人们在享受新技术的成果中获取了极为丰硕的物质财富。疯狂的物欲横流之下，工具理性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物化技术趋于复杂化、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人们对技术的操控欲望也倾向于创新和自我设计方面。人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实现之中，通过对技术更加熟练的驾驭实现所追求的物质利益，这也使得理性中的工具理性居于主导地位驱使人们“唯利”的实践行为。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沦为“工具”，人被严重异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

没有价值理性的引导和平衡，现代性的环境之下社会道德领域问题层出不穷，“人们在面对来自自然环境的恶化、社会与个人各种关系的紧张以及人自身物质与精神的严重失衡即物欲永不满足但精神追求极度萎缩的生存困境时”[9]，更加无止境地寻求外界物质财富或外部资源等以满足内心的贫瘠。客体化的“主体”在主观能动性的驱动下，欲求膨胀。这也是韦伯提出“以更少的代价换取更大的收益的理性化”[8]17观点。

1.1.3 有效的手段

工具理性因其追求高效率地达成目的，所采用的措施都是在衡量各类条件下不计代价择优选择。“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0]。韦伯以官僚制为有效手段的案例，官僚制“是国家达到其目的的有效工具，是国家管理的一种形式化的手段”[11]，工具理性的本质特性在官僚制所体现的严密性、精确性、注重专业化和权责分明的明显特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按照韦伯以其惯有的清晰思路所说的那样，目标一定要实现。至于如何实现，则取决于环境，如书中所阐释的，而这又“通常由‘专家’根据可行性观点和根据行动的其他选择的成本作出判断”[8]22。针对预期的目标，衡量现实条件，采取成本低廉且高效率的手段，不计一切达到目的是工具理性的典型逻辑。

1.1.4 注重物质成果

工具理性的实践旨归是物质成果的获取。有学者指出，当工具理性最初渗入经济生活的时候就已经会在发生经济行为时自觉牵涉“货币核算用于经济目的的程度”，也就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使用用于经济交易的货币来计算活动所需的成本和预期能够获得收益的最大机会，以此企图追求活动中货币收益的理想最大化。在衡量成本收益比的这个过程中，为保证最大的物质成就而“采取市场契约和贸易自由，生产资源的私人所有，成本核算，企业经营与家政分离，以及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可能还包括合理配置资源的组织管理——即大企业的科层化和流水生产线等”[11]。每个过程要求必须以最高效率的工作和最低廉的成本代价，谋求扩大财富的生成和积累，遵循物质获得的第一性、优先性，利用技术手段追求物质成果的最多获取。

在工具理性的强烈驱使和支配下，生活的最高追求和所有目的改变为对物质利益的最大追逐。甚至变成人们生活的唯一目标，淡漠一切与人生的情感和价值相关的内容，使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类的全部意义通通改变。积极向上的生活演变成对世俗物质的无限欲望以及对所有利益的贪婪获取。

1.2 工具理性的现代性后果

这个时代赋予工具理性在经济、大众文化、社会等领域更广泛的内涵。在现代性的背景之下需要工具理性的合理发展，但是工具理性内生的逻辑标准及其强大的控制力量也使现代生活陷入了如“人为物役”、信仰丧失、道德滑坡等困境，引发了社会的危机。

韦伯指出，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被科学所支撑，是科学构成了其实现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误用与工具理性的扩张紧密相连。科学主张且常常强调客观事实，注重数理逻辑，对于所要达到的目标缺少价值判断也无法反省和批判所指向的路径是否只是片面地考虑物质需求，只能够从科学的方法和意义上保证实施手段的正确。工具理性对所追求目的的合理性与有益性无法进行判断和反思，而全部过程都指向于实行手段的高效和低廉的成本以便收取利益的最大化。有学者阐释道，工具理性因其内在逻辑和本质特性，于是在现代技术丰富发展的进程中更加强调以最理想的支出收益比率来作为判定工具理性成功运作的尺度。工具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完全磨灭了存在的意义，也不能提供给人们以生活的意义，更有甚者会从根本上消解人们对意义的疑惑、反思和追问。工具理性的范畴里所存在的唯有“物”、“事实”和“工具”，消解人的价值使人的存在变得毫无意义，而作为本应该思考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这种问题，由于它们不具有工具性的意义，也根据最佳支出收获比率，使人们应该重视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无法在社会实践生活中具备被人们投入成本去说明与证明，甚至并不以此作为探究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对“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解构之下，工具理性导致了现代人对于道德、情感、社会关系的考量逐渐褪去，且以工具理性的“科学”取而代之。工具理性渗透在现代人的生存环境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人对生活的态度和对物质的追求。现代生活中充斥着精于算计的工具理性，现代精神中越来越少了情怀和价值。工具理性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冰凉的数学问题，只需要按照现成的数学公式进行计算得出结果，这套算术题将多元化的世界精简化约全都安置了进去。工具理性直接导致了人的行为没有了内在的道德价值。使本该由道德情感、现实环境或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一切都按照最佳的效益分析来作决定。人们对自己想要获得多少金钱或者多少其他层面的现实利益关心备至，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却视而不见，对各种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本身具有的价值毫不在乎，“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物质利益的不断追逐与获得。人的生活始终都在追求物质，生活的计划、手段、目的都只有“物”的参与，人的生活过程围绕着“物”被简化为物质的开发、物质的占有。渐渐地，人只能成为物质的工具，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等的宰制，被物质所奴役，沦为自己所发明和创造出来的物质的奴隶。人作为主体发挥出来的力量越是有力和巨大，这种被物质客体所驾驭的力量就越强烈，逐渐主体的地位被客体压制，人就越会觉得自己对成为“真正的人”无能为力。在现代文明演进的过程中，“现代人没有操纵金钱，反而被金钱所操纵，变成了抢钱的粪土”[12]。

过度重视工具化，在被工具理性主宰的生活世界中，人类劳动和社会关系变得畸形，每个人的生活演变成去情感化的固定活动，成为一种为了生存而生活的工具性的生存方式，人成为机械性的原子化个体，把工具性的态度运用在与他人相处以及社会中。工具理性在全社会的蔓延，从个体到由个体组成的整个社会都被置于去人文化之中，这是工具理性逻辑的现代性的后果。

2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的工具理性主义

基因编辑技术使用在修饰人类胚胎基因的过程中，是以有自觉意识的人作为试验对象的工具理性控制的操作性试验，体现了工具理性宰制的严重后果。

2.1 唯技术论的崇拜

近年来生物技术的发展日趋迅猛且复杂化，“基因编辑技术作为一种最新涌现的基因组编辑工具，可在基因组水平上进行精确的基因编辑”[13]。基因编辑技术由于能够以更加快速、准确地对基因组实现改变并且成本低廉的优势，得到来自各个国家众多科学家对未来其发展前景的看好。从第一代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到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并且还在不断创新，技术的发展刺激着人类对技术的控制欲。但在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价值理性缺位的情况下，对技术趋之若鹜，却对价值和意义问题置之不理。工具理性以其强烈的对目标的追求导致社会生活中技术占主导作用，甚至在技术的强大控制下，使人不再处于主体地位而成为达到目的的工具。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渴望成为“在中国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的‘首例’”。但这“渴望”背后蕴藏着的却是基因编辑技术运用的多重问题。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试验者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我不仅想要创造第一例，更要使之成为范例”。对基因编辑技术的领先使用为唯一目标的追求，使工具理性的影响在基因编辑技术的作用过程中对作为主体的人伸出了魔爪，使人成为试验对象，改造人的生理结构，渗入到人自然存在的本身。技术的控制欲近乎疯狂，而对人身体的技术试验表现出工具理性不仅在文化与观念层面上产生影响，对自身生理结构也产生作用。人的生命的自然属性在工具理性的更为深层的渗透和约束之下完全丧失意义，“自然性”变为技术干预的“人为决定”。而基因编辑技术的使用者即主体有着唯技术论的崇拜，这种对技术的崇尚使结果愈加陷入技术的束缚之中。

2.2 机械思维的主导

当使用者在对技术的重复使用和掌握下，容易机械性地服从。长期以来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使用已经对该技术形成机械程序地适应与运用，必然产生固化的机械思维，从而只关心基因编辑技术本身，按照“技术思维”做事，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运作程序和模式的适应屏蔽了技术之外的人文关怀缺失等问题。关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所使用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有学者解释到“是一种使科学家能够通过消除、代替或添加部分DNA序列来编辑基因组的新技术”[14]。对基于CRISPR/Cas9基因组工程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使得能够系统探讨哺乳动物基因组的功能。在这一目的的驱动下，使用这个技术的主体会在程式化的指导下对这个程序无条件服从和一味顺应，会使得在研究利用“这种系统基因组内的DNA序列及其功能输出编辑和调控选择的任何机体内”的原初创造性和自由性消解。简言之，就是在机械思维的主导下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运用会产生除技术之外的风险，如会削弱在使用过程中对适用领域的伦理学的考量等。并且这样通过程序化和机械性的思维和操作，会逐渐在这个过程中对基因改变的特征以及建立基因变异与生物学表现型之间的联系时创造力退化，变成既定的、固定的、僵死的、机械的工具性行为，且对自己的行为缺少反省和思考。被基因编辑的个体，在试验中只是编辑基因序列的客观试验对象，被机械地执行“观察-试验-再观察-再试验”的过程。

2.3 道德情感的缺场

在工具理性的控制下，导致试验中完全不考虑涉及的“情感”因素，使原本应“在场”的情感在工具理性的压制下遗憾“缺场”。忽视人之存在的意义和立场，工具理性从产生开始，在根本上就是去情感化的，它与情感和道德相对立，与价值和意义有明显的界限。整个基因编辑婴儿的试验将被试者的家庭环境、个人发展抛之脑后，以完全客观、绝对冷静、极度精准，这些排斥情感的要素来进行人体胚胎的基因修改试验。在整个基因编辑过程中不考虑人类情感，包括与婴儿家庭、婴儿未来自身以及遗传因素等，不具备情感因素。

2.4 社会责任的虚化

工具理性下将人作为对象，无意义无价值，而主体人不再是终极目的后，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消解。早在2015年，国际研究共同体就曾发布声明：在全社会未达到统一共识之前，推进任何有关生殖性的基因编辑都是“不负责任”的。贺建奎不考虑改变正常基因结构的生物学风险，也漠视试验后的社会伦理风险，将社会责任置于工具理性的压抑之下，虚化社会责任。在社会责任方面，对于技术发展的认知，汉斯·约纳斯曾就责任问题进行讨论。汉斯·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原理要求我们在关注现在的责任的同时，也需要对人类的未来承担责任，并且这是一种不可推却的“绝对责任”[15]。基因编辑技术的使用需要考虑到未来的影响。有学者明确指出，担忧对于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是因为它事关“现实的人的‘自然体’”，关系到后代、整个人类基因池的纯洁性问题，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涉及人为干预的“权力范围”，都对现在和未来产生着莫大的联系。面对如此需要慎重的事件，家庭和社会都负有责任，父母是最主要的责任主体，父母对于孩子的出生、成长及教育直至成人整个过程负有责任。但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被试者因为经济利益接受被试验，弱化了责任意识。“政府、科学家及非政府组织也是相关联的责任主体，应该注重道德的主体和自律”[16]。由于各部分责任的意识的缺乏和整体价值理念被工具理性的打压，各自的责任缺位情形下试验中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了。

2.5 导致信任危机的显现

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制度相关联[8]223。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遭到如潮水般涌来的批判的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后果不可小觑，例如破坏社会信任机制。就现代制度上的信任而言，其性质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人们对“知识基础”的了解和掌握模糊不清以及完全片面理解的情形之上的。现代性的崛起之下信任的机制变得如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态度那样脆弱且悲观。马克斯·韦伯把现代世界看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这些矛盾来源于付出和获取、现存和外来刺激的冲突，他认为人们“要在现代世界中取得任何物质性的进步，都必须以摧残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扩张为代价”[17]。对个体创造性的抹杀和制度的质疑是韦伯对现代性的信任体系中悲观因素的体现。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描述信任是面对面互动，而现代化条件下专家系统直接成为信任来源。“专家系统”是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我们信赖他们所使用的专门知识的可靠性。但是实施基因编辑技术的主体具备专家系统的特征，但其做法制造了风险，使大众对信任的社会关系产生疑惑，而这也表现了信任的风险存在，影响了群众对这个生物技术领域的专业性的信任，以及扩大到对整个社会体系中某些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的信任危机。从怀有作为外行人的信任到发生如“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此类情况的失望，再到整个社会信任体系出现危机，社会普遍信任感降低的状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全方位的规避方法，避免信任风险。

3 结语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表现出强工具理性，在事件公之于众后，整个科学界都发出了不约而同的反对之声，反倒凸显出价值理性的“在场”。该事件本身以及引发的一系列后果都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对于工具理性的凶猛扩张，当代人类必须要保持绝对的警惕之心。对基因编辑技术本身，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从技术可行性方面来看，第一，基因编辑技术对胚胎的编辑目前采用的是体外受精的途径，据统计体外受精的成功率(以生命出生率衡量)每个周期仅20%。第二，该技术对排除非预期序列的修饰还不够精确，因此可能会带有副作用。第三，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基因的诊断和筛选是一个成本极高的过程。从基因编辑技术的“初衷”——治疗遗传性疾病来看，对每个待治疗的遗传性疾病产生的确切原因的把握都是复杂的，技术操作更改基因组就具有更大的挑战。更有甚者背离“初衷”，一旦工具理性主义宰制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的人，那么利用其进行人类功能增强、制造生物安全威胁等行为就更加不利。针对基因编辑新技术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应忽视。对基因编辑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应坚持安全性评估和风险—收益分析。如果基因编辑技术是在实际的医疗保健系统中实施，则无论风险和不确定性如何，都应对收益进行衡量并出于社会经济原因将其与现有治疗及其成本进行比较，考量是否有替代方案的选取。而对基因编辑技术不可遏制的发展既需要衡量对社会和个人的益处与威胁，也应关注该技术是否能够迎合大众的需求，且做到使用新技术需具备的道德义务，如尊重人的权利、注重公平正义等。既要关心基因编辑技术的使用所达到的目的和结果，也要考虑到使用基因编辑技术这个过程的价值。工具理性需要适当使用，在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时也应该考虑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