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高排

腼腆，不引导很少主动讲话;脸黑，一见就知道长期户外工作。

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科员闫永杰的工作，是和烈士打“交道”。从入职的第一天起至今，他走遍了延庆的大山小川，曾经半个月跑了8个乡镇，调查了72座烈士墓。5年间，他先后奔波3000多公里，只为寻找散落在各地的烈士遗骨。

“少了一位烈士的名字，就是我们的失职！”

闫永杰与记者约定在烈士陵园见面。“这里安葬的是2016年我们在山里找到的几位烈士的遗骸。陵园里一共有500多位烈士，有名字的是少数，大部分是无名烈士……”闫永杰说，“他们都是英雄，无一例外。”

顺着小道前行，迎面是一面黑色的烈士纪念墙。长6米、高3米，2165名烈士的名字整齐有序地镌刻在上面。在延庆区记载的1618名烈士中，有的长眠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有的牺牲后没有留下安葬的线索。建一面烈士墙，镌刻上延庆籍和在延庆牺牲的烈士英名，让他们魂归故里，成了社会各界和烈士家属最牵挂的事。2017年3月，延庆区烈士纪念墙工程启动。闫永杰想，关于烈士的记载有两处来源：一是延庆区烈士英名录，二是全区22处烈士纪念设施，但这两个来源可能會有交叉，必须逐一对照。

“最难办的就是八达岭烈士陵园里的这两块老纪念碑。由于年代久远，碑身风化严重，好多名字难以辨认。我和同事一连来了好几次。我们拓印、手抄、利用光线变化进行辨认……想了很多点子，最终准确无误地辨别出碑上的名字。”闫永杰把记者带到老纪念碑前，趴下身子，将最后一行碑文擦拭干净。

最终，闫永杰在这里整理出970位烈士英名，将22处烈士纪念设施上的英名和延庆区烈士英名录比对后，核准的2165位烈士英名被镌刻在纪念墙上。

“一条线索都不能放过！”

永宁镇营城村东沟的山上，根本没有路，连前人踩下的脚印也找不到。

这里是烈士刘文付安葬之处。前几次到这里，闫永杰都是请一位知情的老人做向导，现在他自己已经成了向导。

“一条线索都不能放过！”2016年，延庆区启动对全区零散烈士墓抢救性保护工作，这句话成了闫永杰的口头禅。面对社会各界提供的172条零散烈士墓线索，他和工作人员逐一核实情况。只要上报信息中有烈士安葬地点，闫永杰就一定去实地考察。这是一场大海捞针一般的寻找。“以前很多烈士没有墓碑，只有一个坟头儿。尤其是战争年代，当地村民怕英雄的尸骨被敌人发现，不敢立碑。时间长了，大家也就知道这里安葬的是烈士，但烈士叫什么名字，很少有人说得出来。”闫永杰和同事采取的办法是，查找档案、走访调查、查看地方记载……

一天，有条线索指向烈士刘文付。抗战期间，刘文付在营城村工作，大家都叫他“刘科员”。大约在1945年至1946年间，刘文付被敌人残忍杀害，头颅悬挂在永宁城门上。村里的老人说，村民们在安葬刘文付时，还将面捏的“头颅”一起下葬，以告慰烈士英灵。闫永杰向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求教，但由于年代久远，老人们只依稀记得坟冢的大致方位。“我们翻了几座山，地形变化太大，村里老人也找不到之前的位置了。”这时，一位老人忽然发现，他们休息的大土坡，平平整整，很像坟墓，只是因为时间久了，被雨水冲成平台。后来的迁葬过程中，打开坟冢一看，果然没有看到头骨，进一步证实就是刘文付烈士的陵墓。

“哪怕什么也不做，只是来看看他们也好！”

大榆树镇小张家口村位于延庆区东南方向，烈士纪念碑矗立在村南半山坡上。沿着土路蜿蜒上山，穿过一片布满荆棘的林子，再跋涉一个小时，6座半山腰里的烈士墓出现在记者眼前——这里安葬着6位烈士。现在，烈士已经安家，除了公祭，闫永杰每年都要独自来这里祭奠。他说：“哪怕什么也不做，只是来看看他们也好！”

纪念碑前，闫永杰掏出毛巾，在纪念碑上仔细擦拭。“迁墓时，从遗骨可以看出来，不少烈士都是十七八岁，有的遗骨上还能看到子弹。他们牺牲的时候大多数没有后人，我们就是他们的亲人。每年以不同的方式纪念烈士，就是为他们尽孝，告慰壮志未酬的英雄。”

闫永杰介绍说，每年的清明祭奠仪式非常隆重。他和同事凌晨5点前就出发，分为4组，奔赴延庆区22处烈士纪念设施，为烈士敬献花篮、扫墓、培土。1.8米的花篮，扛在1.65米高的闫永杰肩上，鲜花上还携带着吸水海绵，负重走上一个小时的山路，并非易事，但是闫永杰和同事们已经做了整整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