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李 亮，杨 萍，袁志鹰，吴华英，朱建平，钟森杰，黄惠勇*

(1.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2.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7；3.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诊断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208)

2019年12月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暴发，简称新冠肺炎[1]。2020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肺炎正式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2]。该疾病主要的传播途径是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和密切接触传播，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是主要的传染源，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具有人群普遍易感性，临床表现以发热、干咳、无力为主要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咽痛、肌痛和腹痛等症状[3]。截至2020年3月18日24时，我国累计报告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80 928例，累计死亡病例3 245例，出院病例70 420例，疑似病例105例[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急性传染病，归属中医“疫病”“瘟疫”范畴，病因是感受“湿毒”所致[5]。疫病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人类在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无时不在与疫病斗争，因此，古代医家积累的丰富的防疫思想与措施，对新冠肺炎的防疫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

1 古代医家对疫病的认识

疫病，是由于感受疫戾邪气，具有强烈传染性，易于广泛流行，且症状相似的一类急性发热疾病的统称[6]。中医学对疫病的认识较早，古代医家多有记载，截至1949年，记录于史书的疫病大流行就有300余次[7]。溯源至商朝的甲骨文，其中有“疾年”一词出现，是指大规模的疾疫流行之年。在周代的典籍中，出现“疫”这一词，《礼记》曰：“民必大疫，又随以丧。”《黄帝内经》提出了“瘟疫”“疫”“五疫”等病名，指出这类疾病发生后病情严重，符合疫病发病的特点。如《素问·刺法论》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内经·六元正记大论》曰：“气乃大温，草木乃荣，民乃疫，温病乃作”，“其病瘟疫大行，远近咸若”，“疫大至，民善暴死”。《黄帝内经》也描述了疫病发病的病情症状，《素问遗篇·本病论》曰：“民病瘟疫早发，咽嗌乃干，四肢满，肢节皆痛，金胜木衰之也。”

《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道：“疫，病流行性也。”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曰：“人感乖戾而发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以上皆都说明疫病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汉代以后，历代医家均沿用“瘟疫”“疫疠”这一概念。对于“疠”字，《说文解字》云：“疠，恶疾也”，指出疫病的致病力强、病情严重。《盐铁论》曰：“饥馑之年，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门灭。”明代吴又可著作《瘟疫论》，是我国第一部疫病学专著，认为“瘟疫”是中医学对疫病的统称。吴又可提出疫病由戾气引起，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人体，直达膜原。《瘟疫论》所注：“夫瘟疫之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物所感，‘此气之病，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夹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综上，我国历代医家对疫病的记载丰富，为后世认识疫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因病机2.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自然环境

中医学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必然受到自然各种变化的影响[8]。《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变也”，说明百病的发生皆源于自然界气候的变化。而疫病的发生与季节气候的反常有关，《礼记》曰：“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果实早成，民殃于疫”，《素问遗篇·本病论》曰：“四时不节，即生大疫。”晋代医家王叔和在《伤寒论序例》提出：“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所谓时行之气，是指反常于时令的气候，人们若感受了时行邪气，不论男女老幼，都会患相似的病症，即时行病。此次新型冠状肺炎发病于冬至季节前后，湖北位于中国中部地区，水系发达，江河纵横，季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多雨，冬季天气寒冷，伴随阴雨，气候潮湿，易湿气重着。受自然环境影响，湖北人民饮食上偏好油腻辛辣，体质多偏湿热，更易感受湿毒湿邪侵犯人体，从而发为疫病。

2.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五运六气

《内经》强调人的疾病与气候密切相关，但气候的变化产生于天体的运动变化，如《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五运六气是中医学中主要以天人合一的观念推测每年的气候变化及其对人体影响，从而预测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并提出相应的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措施等[9]。运气学说中影响气象及疫病发生是岁运、主运、客运、司天之气等多因素相关[10]。2019年属于己亥之年，岁运为土运不及，司天之气为厥阴风木，在泉之气为少阳相火，己亥年受少阳相火在泉影响，其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己亥岁“终之气”(小雪-大寒)相符合，提出“凡此厥阴司天之政，……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现，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己亥之年小雪至大寒节气呈现冬季偏暖的趋势，则水不能结冰，蜇虫不能冬藏，地气变暖，局部有绿草生长，人不用穿很厚的衣服，有瘟疫的发生。2020属于庚子年，司天之气是少阴君火，《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云：“凡此少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地气肃，天气明，寒交暑，热加燥，云驰雨府，湿化乃行，时雨乃降。……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为病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初之气、地气迁、燥将去、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阳气郁。”因庚子之年春天偏于寒冷，湖北的天气以阴雨潮湿为主，寒湿、寒热之气交杂，加以湿浊之气，相互侵扰而化为湿毒，导致新冠肺炎的发生。

2.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体质因素

体质因素主要指人体正气的情况，古代医家认为体质因素在抵御疫病入侵中占有重要地位[11]。体质强壮则不易感受邪气，体质虚弱则易受邪气感染，如《灵枢·百病始生篇》云：“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内经》还提出，身体虚弱，易受到贼风邪气的侵袭，两虚相合，乃发生疾病。《灵枢·百病始生篇》曰：“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则疫病的发生，亦是如此。若体质虚弱，加上外部疫邪侵袭，乃发疫病。吴有性在《瘟疫论》中提出：“本气充实，邪不能入，《经》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因本气亏虚，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着，又何异耶”，表明疫病的发生，除了疫邪入侵，还有人体体质的强弱，若人体正气强盛，则可以抵御疫邪入侵。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发病具有人群普遍易感性。若疫邪太甚，致病力强，人体正气不足，易导致新冠肺炎的发生。因此，正确认识新冠肺炎与自身体质的关系，培固正气，即是从根源上保护自身。

3 新冠肺炎防疫的措施

3.1 培固正气

增强人体正气可以提高机体抵御疫邪入侵的能力。培固正气与现代医学的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的观点不谋而合[12]。关于防疫的有效措施，《素问遗篇·刺法论》提出：“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此，《内经》认为正气充足，则不易感染疫病。培固正气的有效方法，则从顺应自然、节制饮食、精神调摄、藏本固精等方面着手。顺应四时阴阳的变化是《内经》的重要思想，并指出不同季节的养生原则不同，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若不顺从四时规律的变化，则“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强调了如果不顺应自然界气候的变化而影响人体正气的危害性。《素问·玉机真藏论》曰：“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素问·厥论》曰：“胃不和则精气竭”。若饥饱无常，饮食不节，易损伤脾胃功能，降低抗病能力。因此，要节制饮食，勿暴饮暴食，避免饥饿，少食寒冷湿腻的食物，要按时进食，否则如《灵枢·五味》曰：“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易。”情志的失调导致气机的紊乱，引起气血不畅，脏腑失调，从而损伤人体正气。如《灵枢·口味》曰：“大惊卒恐，则气血分离，阴阳破散，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经脉空虚，血气不调，乃失其常。”对于情志的调节，要摒弃杂念，静养为主，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云：“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人体内的精气对抵御外来疫邪的侵袭具有重要的作用，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不藏精者，则耗损人体正气，降低身体免疫能力，易发为疫病。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不藏精三字须活看，不专主房老说，一切人事能摇动其精者皆是。”强调了保护精气对固守正气的重要性，做到“起居有常，不妄劳作”。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期间，从顺应自然、节制饮食、精神调摄、藏本固精等方面培固正气，则能抵御疫病的侵袭。

3.2 隔离措施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古代医家在注重躲避外邪、隔离患者，有效防止疫病的传染和流行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汉书·平帝纪》记录：“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则西汉时期开始通过隔离制度以防治疫病。若与疫病患者密切接触者，也采取了隔离与防护措施。如《晋书·王彪之传》曰：“永和末多疾疫，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明代《夷俗记》曰：“凡患痘疮，无论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见。”医者与疫病患者接触者，也有相应的防护措施，如《瘟疫萃言》提出：“其相对坐立之间，必须识其向背”，《疫莎草》认为：“宜远座不宜近对，即诊病看喉，亦不宜与病者正对，宜存气少言，夜勿宿于病者之家。”明代的李时珍提出了消毒患者衣物的方法来避免传染，《本草纲目》记载：“天行瘟疫，取出病人衣服，于甄上蒸过，则一家不染。”清代时期熊立品提出了隔离的具体措施：“当合境延门，时气大发，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因此，隔离措施的实施对新冠肺炎的传染以及防治具有重要的作用。

3.3 注重卫生

疫病的防治与注重卫生是密不可分的[13]，良好的卫生习惯，有助于减少疫病的发生。在注重卫生方面，不仅是注重环境卫生，还涉及个人卫生、饮食卫生等。古代医家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有效方法，在环境卫生方面，周代《礼记·内则》记载：“鸡鸣初……洒扫室堂及庭”，古人注重清晨打扫室内室外卫生。在个人卫生方面，唐代《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常习不唾地”，要求人们不随地吐痰。《马克·波罗行记》记载：元制规定，向大汗献食，皆用绢布蒙口鼻，以防唾沫污染食品。在饮食卫生方面，则注重防止“病从口入”。王孟英《霍乱论》指出：“人烟稠密之处，疫疠时行……故为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使积污；或广凿井泉，毋使饮浊。”《吕氏春秋·本味篇》指出：饮水必须“九沸九度”，说明古代医家已经注意到保持水源干净对于疫病的重要性。古代医家强调饮食污染易导致疫病流行，勿进食已污染的食物，如汉代王充《论衡》云：“饮食不洁净，天之大恶也”，《金匮要略》提出：“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同时，古代医家还强调不可食用腐败变质的食品，《诸病源候论》中提出：“勿食鼠残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注重卫生不仅能有效减少新冠肺炎的传播，而且也可以从根源上减少疾病的发生。

3.4 药物预防

《诸病源候论》曰：“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疫病流行期间，通过药物预防，以防止疫病的发生与传播。孙思邀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防备之”，则认为疫病是可以通过药物进行防治的。古代医家对于疫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避瘟丹、普济解疫丹、蕾香正气散、苏合香丸等，均是防治疫病的名方。孙思邀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收录了避瘟方36首，使用一些芳香化浊类药物进行避瘟，如雄黄丸、杀鬼丸等。制作中药香囊，也有助于避秽邪气。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中记载了疫情期间，如太乙流金方、虎头杀鬼方等多个中药香囊辟瘟方。艾灸可预防以呼吸道为传播途径的疫病，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提出：“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岭南卫生方》云：“瘴病既久，气血虚，服药必不作效，宜灸膏肓并大椎骨下及足三里。”在全国各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较多省份采用中药治疗，如使用清肺排毒汤[14-15]。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情况表明，参与尤其是中药汤剂使用对患者病情改善作用明显[16]。

3.5 接种免疫

我国是最早采用接种人痘的方法来预防天花的国家，也是首创疫病预防接种的国家。接种免疫不仅可以增强人体正气，还是有效预防传染疾病的措施[17]。我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某些传染疾病发病以后，很少再患该疾病。《诸病源候论》中记载预防射工病可“得其病毒，仍以为屑，渐服之”，来预防射工病的发作。《肘后备急方》中提出：“疗犬咬人方，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即用狂犬的脑敷在伤口上，能够预防狂犬病。明代王充《痘疹世医心得》记载：“至于疹子则与痘疹相似，彼此传染，但发过不再作耳。”即接种人痘方法预防天花，便不再发作。《医宗金鉴》对种痘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当时使用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等法，通过人为的感染，使体内产生抵御天花的能力。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苗，中国科研工作者已展开疫苗研发[18]。

4 结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起病急骤，传播迅速，病情凶险，极大威胁人类健康。目前，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人数不断增长。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中，中医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数千年来与疫病斗争的中坚力量就是中医药，中医学防疫思想的精华，值得传承和创新。通过对中医学防疫思想的梳理，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自然环境、五运六气、体质因素等方面探讨病因病机。基于中医学防疫思想，提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期间，通过培固正气、隔离措施、注重卫生、药物预防、接种免疫等措施进行防护，以此祛除病邪，扶助正气，减轻病损。中医药在发挥治疗疫病独特优势的同时，也要抓住现代技术飞速发展的步伐，实现中西医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