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中国古代所流传的爱情故事中，梁祝故事家喻户晓，所描述之情感亦被视为中国古代爱情的经典之作。本文回顾研究《英台》这梁祝故事最早版本的意义，并注意到《英台》原型在叙事上的简明与纯粹，减少因戏剧张力及情节考虑的桥段增补所附加形成的干扰，让人更容易把握《英台》原本主诉的主题──情感──其特殊性之所在，与我们今日对爱情的看法有本质性的差别。由《英台》所反映的中国式的爱情观法与思维，值得我们重新重视并予讨论。

关键词：中国式爱情观 梁祝 故事改写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张读《英台》

在中国古代所流传的爱情故事中，梁祝的故事乃家喻户晓，所描述之情感亦被视为中国古代爱情的经典之作。其中，唐代张读《宣室志·英台》（以下简称《英台》），为世传梁祝故事的原型，反映了梁祝故事情节的基本架构，[1]如：英台易装游学、两人同窗共学、山伯求聘而不得、山伯病殁、英台哭墓、同冢并埋、梁祝墓褒封为义妇冢等。不过，若拿《英台》这有关梁祝故事最早的版本与后世版本相较，仍可清楚看到《英台》在故事情节张力上的欠缺与不足。当然，这早已成为后世在进行梁祝故事改编时（尤其改编为戏剧时）所必然列入考虑而力图解决突破的部分。梁祝故事，也因此在情节的细节交代上更为细腻丰富、引人入胜。若是这样，那么再次回顾研究《英台》这梁祝故事最早版本的意义何在？对此，我们其实更应注意到，正因《英台》这篇短文在叙事上的简明与纯粹，减少了因戏剧张力及情节考虑的桥段增补所附加形成的干擾，才使我们更容易把握住《英台》原本主诉的主题──情感──其特殊性之所在。这特殊性在于：《英台》中所描述的梁祝情感，实与我们时代今日对爱情的看法（受西方式爱情观所影响），有很大、甚至本质性的差别。由《英台》所反映的中国式的爱情观与思维，故而值得我们重新重视并予讨论。以下，本文便顺着前述的思想脉络，从后世版本与《英台》的差异比较，先行厘清后来版本因情节增补所可能对《英台》这原始版本形成的干扰。而后回归《英台》文本，探讨其中所显示的男女情谊之实质内涵，同时进行与西方式爱情观法的对照，阐述中国古代爱情观法在时代今日的价值意义与启示作用。

一.情节的增补所产生的问题

若我们以后世梁祝作品与张读《英台》进行对照，如本文暂以清·邵金彪《祝英台小传》作为对照，[2]兹引原文于下：

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无兄弟，才貌双绝。父母欲为择偶，英台曰：「儿当出外游学，得贤士事之耳。」因易男装，改称九官。遇会稽梁山伯亦游学，遂与偕至宜兴善权山之碧鲜岩，筑庵读书。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为女子。临别梁，约曰：「某月日可相访，将告父母，以妹妻君。」实则以身许之也。梁自以家贫，羞涩畏行，遂至衍期。父母以英台字马氏子。后梁为鄞令，过祝家询九官，家僮曰，「吾家但有九娘，无九官也。」梁惊悟，以同学之谊乞一见。英台罗扇遮面出，侧身一揖而已。梁悔念成疾卒，遗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台将归马氏，命舟子迂道过其处。至则风涛大作，舟遂停泊。英台乃造梁墓前，失声恸哭。地忽裂开，坠入茔中。绣裙绮襦，化蝶飞去。丞相谢安闻其事于朝，请封为「义妇」。此东晋永和时事也。齐和帝时，梁复显灵异，助战有功，有司为立庙于鄞，合祀梁祝。[3]

不难看到，除了增加了著名的「化蝶」情节，以作为梁祝二人悲剧命运的反转之外，最主要的，是在于对人物性格形象的细节刻划，以及梁、祝二人因身分阶级差异所造成的问题，前者如英台的机伶聪慧自主独立与山伯质朴木讷至近乎呆板的形象，后者如强调英台为「富家女」而山伯「家贫」二人在社会阶级上的不相称。这些都是张读《英台》所没有的（至低限度，未多加渲染着墨的）。人物性格实戏剧之主要成分，而由社会阶级地位差异所衍生的种种问题及对故事情节发展的影响，则更是引发人心产生不平及回馈共鸣的重要因素。至于由增补化蝶情节所带来的对世俗大众心理的慰藉作用，同样是使得梁祝故事能通行、流传至今的原因。因梁祝故事在后世逐渐流传，改编成小说戏曲者不计其数，为增益戏剧或说书桥段的张力，故增加了许多在张读《英台》这原初版本中所没有的剧情及细节。这些做法，确实成功营造出梁祝故事更形丰富的内容，人物刻划也更为生动鲜明，但同时也衍生了一些问题，甚至可能模糊了故事原本的焦点。举例来说，在后世版本的改动中，说山伯因家贫而感自卑（「羞涩畏行」），故未敢赴约遂致衍期。直到后来当了县令有了社会地位才造访祝氏。山伯之所以错过了结亲英台的机会，以致懊悔抑郁而终，即导因于此。诚然，梁祝二人身世背景这不由自主的差距、以及各自在生长背景下所形塑的人格差异，都是使得人物形象更为鲜明、故事情节更富张力，且既更为接近世俗一般人日常生存之样态、同时也因这些遭遇都有其无可自主的原因而使人感其命运的捉弄而为之怜惜。但是，也正是在如此塑造山伯人物性格（受其家世背景所影响）鲜明形象的同时，山伯人格的高度却也同时降低了：如是刻划山伯形象，则山伯人格与世俗价值以富贵利达立自己生命之人，实无差异，与中国传统的「君子」人格形象，距离甚远。山伯形象既已刻画为如此，那么更矛盾的是：作为对自己生命有其独立价值向往、非随波逐流的英台：「儿当出外游学，得贤士事之耳」，心目中的贤士实则不过世俗之流，根本并非什么真贤德的君子。如是，连文本本来所欲赋予英台的人格独立形象，也同时被瓦解了。而梁祝故事原本所主诉的对于世俗礼教与价值观念的突破（如英台的自主及不拘繁文缛节），也同样在这种阶级差异与人物性格刻画的同时（山伯英台都只是依循世俗价值之生命型态而已），再次地被曲解。这些都是版本在情节上的增补更动过程中，不可不注意到的问题。

二.由《英台》所传达的中国爱情观

反观，张读《英台》这梁祝故事的原型，反而在少了因增补情节所导致的问题上，变得存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使我们更容易将目光焦点单纯放在整个故事颇耐人寻味与存疑的一点，此即「帐然若有所失」的问题。

事实上，单纯就张读《英台》文本而观，则应有两大重点：一是对传统礼教束缚的突破;二是中国特有的爱情观法的问题。前者我们前段提到过了，少了后世版本对情节的增补改动所可能衍生的矛盾，反观张读《英台》在突破传统礼教上的叙述上，则显得单纯统一。从文本末句「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可知梁祝故事虽于后世盛行，然其于东晋即已流传，故其起源理应更早。而魏晋时期，正是中国政治历史上昏暗之时代，对人文礼乐真实意义的扭曲（礼教杀人），正是造成这个时代晦暗的根本原因，此即梁祝故事之于当时时代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故不应只将作品意义局限于谈论两性之爱而已。至于第二点，即由《英台》所传达的中国古代特殊的爱情观法，则明显是由「怅然如有所失」在文本叙述中所安排的位置而展现出来。依常理，「怅然如有所失」似应置于「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一句之后始合理，即因求婚不得而感心情失落，如是解释两人之间的爱情关系将更形适切。为什么作者将「怅然如有所失」放在「方知其为女子」之后？是一时不察、失误？还是有其他意义？纵使山伯在得知英台实为女子后可能备感讶异，并责怪自己之不察，但这种心情始终与「怅然如有所失」有很大的距离，甚至这种惊讶的心情理应更可以是带着爱慕的喜悦在背后的。山伯在得知英台为女子后何以「怅然如有所失」，以及由「怅然如有所失」在文本句中的位置所凸显的问题──究竟两人之情感是何种情感──因而反而成为本文最重要的关键所在。而在后世对梁祝故事的情节改动中，这个重要的问题反而被隐没了。

其实，山伯得知英台为女儿身而感到「怅然」，此恐为失去适道共勉之朋侣而感「如有所失」：在传统礼教体制中，要维持未婚男女情谊，确是困难重重，故即便英台得以出游与山伯同窗共学，如此突破礼教藩篱，也仍然只能是透过「易装」（伪装）来间接达成的，故于山伯访英台而当英台以真面目示人时，始终也只能是「罗扇遮面出，侧身一揖而已」。其中唯一解决之道，就是将朋友之义转为鹣鲽之情，使这份情感得以延续，故山伯必然告其父母求聘。至于两人间之情谊究竟单纯是朋友之义，抑或参杂男女之情，实难论定、亦不必论定。《英台》中「义妇」一词不正兼含此二者，使得这两种情感仍可并行而不相悖。

从这里已可清楚看到，中国式的爱情观，实与西方以异性欲望之相互吸引结合之观点不同。若男女之情感亦属人伦情感关系的一种，于此我们可问：人伦存在其一切情感关系之链接，其最终之价值意义究竟何在？于中国古代思想中，人伦一切之关系交往，不论情感交集如何紧密，始终都是以相互致力并藉以完成自身真实生命为其终极意义，在成就人我相互之致力而一体、与其间各自生命之努力而成就自身主体之真实，而非在种种自我的显示（不论这自我型态以多高、多超越的方式与价值呈现）。如山伯之为求结亲英台，实为求延续两人适道共勉相互为他并同时完成自己之可能性而已，故非单纯只出于一种对异性（超越者）之热爱所驱使。在本质上，中国古代所言人伦情感，就其人格生命的相互致力与真实成就这点而言，实可相通而不必局限于男女之情。且言男女之情，亦非只有恋爱之关系，只以婚前恋爱之关系为情感最高价值型态，如西方文学始终所崇尚歌颂的那样。若能明白人类情感存在的真实意义，其实不外根本于此，亦不应根本偏离了人作为人其人性地真实这一意义，至此我们可以了解、并肯定中国特殊爱情观法本身的意义与价值。这其实更会是阅读张读《英台》至为深刻的意义之所在。

三.结语

若我们比较中国古代夫妇之道与西方爱情观的差异，自表面即明显看到，西方视婚姻为恋爱之坟墓，似只有婚前之恋爱更为人类情感其价值所主;而中国则相反，着重在情定及婚后日常生活中的相互扶持、患难真情。故在西方文学中，在人与人的关系及情感连结中，最易入文人之笔的为男女之关系，而表现男女之情感，则似只有婚前之恋爱，乃为恋爱与人类情感价值高度之所在。其实，中西方文明这两种面对情感的解释差异，是根源于双方文明对价值截然相反之看法的。西方人之所以特重婚前之恋爱，因唯有在婚前，对方对我而言为一超越境中之对象。视对方处一超越价值地位，于是吾人可寄托无尽之理想与美好于对象身上，并加以神圣化。由此可引出吾人无尽的追求意愿与愿力，从而表现其生命精神之向上与对完美价值之向往。此价值型态，充其极，甚至可至于以殉情（全然解消自我于对象上）作为情感最高层次之显示。故早在古希腊潘多拉神话中，潘多拉（作为人类中第一位女性）便是以神性超越的姿态出现而为人类所期盼欲求者。本质上，这种欲望追求，直是人类对其自身平凡人性之一种异化及否定，而趋向神性。而古希腊神话，正是针对人类超越性价值向往及欲望之一种反省与抵制。至于在中国，则不尚追求婚前之恋爱，不将所爱者过度理想化、神圣化，而推至超越（推崇得越高，便越背离人性平凡之道）。中国人言男女之情，尤重婚后之爱，与其天长地久历经生活磨难而相互扶持不离不弃之情真。这种情感之真实，在本质上所实现的，实乃人性之「恩义」而非神灵神性超越绝对之欲望。同时也因本于人性之正，故使得中国古代论述男女之情，亦可同时通向其他人伦情感，在情感本质上无所隔阂限制及冲突矛盾，正如《英台》中山伯欲转朋友之义转为鹣鲽之情那样。故在中国古代爱情文学所好者，非必主于描述男女相求之情，反而更着墨于婚后或情定后的患难扶持之情。西方文人重爱情不重结婚，中国儒者则以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燕尔新婚，如兄如弟。」其意即在于此。

参考文献

[1]清·吴景墙：《宜兴荆溪县志》，收入《中国地方志丛书》第9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

[2]黄浩瀚〈信不信由你：梁祝化蝶与传说信念〉，《中外文学》第16卷（第11期），1988年，p90-107。

[3]刘斐玟〈情义、性别与阶级的再现与超越：梁祝叙说与文体之音〉，《戏剧研究》第5期2010年1月，p27-68。

注 释

[1]有关梁祝的记录，最早见于初唐·梁载言所撰《十道四藩志》，不过该书对梁祝记述十分简略，只提及：「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对梁祝记载较为完整的，首推晚唐张读的《宣室志·英台》。张读的《英台》，故可算是当前可考的梁祝文献中年代最为久远的文本，广泛流传，影响极深，同时因反映了梁祝故事情节的基础架构，故可视之为梁祝故事的原型。

[2]之所以引此段文献作为参照，是因为邵金彪《祝英台小传》文字简洁地呈現出后世对于梁祝故事在情节内容上所增加的几个主要部分。

[3]载于清·吴景墙：《宜兴荆豁县新志》，收入《中国地方志丛书》卷9，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

（作者介绍：吴元嘉，文学博士，吴凤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