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哲超

内容摘要：陶行知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的质疑精神与行动能力，这两者是陶行知一生成就的根本来源。陶行知带给当下教育者最深刻的启示是，要做清醒的质疑者与积极的行动者。

关键词：陶行知 质疑精神 行动能力

今天，当我们在谈论陶行知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我们是否触及了陶行知留给我们的真正价值？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陶行知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的质疑精神与行动能力，这两者是陶行知一生成就的根本来源，也是陶行知对当下教育者最深刻的启示。

一.质疑精神：陶行知理论的科学性的来源

所谓质疑精神，就是指面对权威能够提出不同见解，不迷信，不盲从，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批判思考的精神。质疑精神是陶行知的精神底色，是其理论的科学性的来源。在陶行知身上，质疑精神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他者的质疑和对自己的质疑。

陶行知对他者的质疑按对象分，主要分为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质疑与对外来教育的质疑。

“我们对于中国固有之美德是竭诚的拥护。但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升官教育，以及‘为教书而教书，为读书而读书的超然教育，我们都是反对的。置于一般老百姓‘出钱给人读死书，自己一个大字也不识的现象尤其不能缄默。”①陶行知对中国传统的“升官教育”“超然教育”以及不进行自我教育现象提出质疑，这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深刻发现。对于当时学校里教员只管教学生书本知识，出现教学分离的现象，陶行知也敢于质疑，提出“教学合一”观点，他认为：“这都是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将它与学分离了。然而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②另外，针对当时乡村流行着的不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死教育，陶行知认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③这是陶行知在对中国乡村教育进行深入考察基础上提出的质疑，是对陶行知对乡村教育实际的发现，进而他提倡“活的”教育。

陶行知不仅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提出质疑，对外来的“洋化教育”同样保有着质疑态度：“我们对于外洋输入的真知识是竭诚的欢迎。但是办学校一定要盖洋楼、说洋话、用洋书才算是真正的学校，那可不敢赞同。有些洋化教育家没有抽水的洋马桶是几乎拉不出屎。尤其是没有工业的生产而他们要工业的享受和花费，中国是个穷国，哪能禁得起这样的浪费。在这一方面浪费，在另一方面的教育便没有钱办了，结果是成了少数人的教育。”④即使是看似“高级”的外来的“洋化教育”，陶行知依旧保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始终能够根据中国的现实作出清晰的判断，而不被轻易裹挟，这是陶行知质疑精神的鲜明体现。

在质疑他者的同时，陶行知也在不断地质疑着自身。“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⑤早年的陶行知信奉王阳明的学说，强调先知后行，但是在经历过丰富的实践之后，他在题为《行是知之始》的演讲中认为：“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⑥正是在这样的质疑中，陶行知完成了对王阳明思想的反思，并彻底认识到“行”是第一位的，“行”是先于知而存在的，因此改名“行知”。从表面上看，这是对王阳明学说的质疑，但其根本却是对已经将王阳明学说内化的自身的质疑。名字的更改是轻而易举的，但是背后却是对过往的自己的深刻质疑与否定，这种质疑与否定必然是痛苦的。如果说对他者的质疑是相对容易的，那么对自身的质疑则是更为深刻地体现了他的质疑精神。

二.行动能力：陶行知理论的现实意义的来源

所谓行动能力，指的是将理念付诸实践的能力，是面对阻碍毅然行动的能力。行动能力是陶行知理论的现实意义的来源。

在理论上，陶行知十分清楚行动的意义，他将“行”置于“知”之前，认识到“行”是“知”的来源，这样的认识在他的《行是知之始》《行知行》等文章中已有详尽阐释。但光有理论上的对行动的强调，价值是有限的，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陶行知最可贵的品质就在于他能够将他的理念付诸实践，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去果断行动。

面对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的威胁，陶行知始终是一名行动者。1918年，陶行知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中首次提到“生活主义”，生活教育理论因而成立。此后，陶行知在《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生活即教育》《什么是生活教育》等文中，不断修正着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虽然生活教育在理论上不断完善，但真正地将生活教育变为实体的则是1927年陶行知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是一段艰辛的过程：“开学半月，陶在炮火中去上海、北京、杭州等地为学校筹募经费。由于军阀混战以及突如其来的清党运动，晓庄师生群龙无首，在炮火密集中三易住地，以致所筹募的慰问物资及学校用品丢失殆尽。6月陶返校后师生哭诉，埋怨燕子矶小学校长丁超，陶以‘捧着一颗心來，不带半根草去相慰，并立即与师生一起投入建校劳动。”⑦面对创校早期的艰难困苦，陶行知并没有退缩，而是毅然行动，寻找方法去解决。这正是陶行知行动能力的展现，面对阻碍他毅然行动，他敢于将理念付诸实践，他勇于将理想落到现实。1928年，在国民党的威胁下，陶行知依然不改行动者的本色。为将教育引入生活，为普及教育，他创办名震一时的山海工学团，并积极开展小先生运动，为他的教育理想的实现而不断地积极地行动着。

面对日本侵华的艰难时局，陶行知始终是一名积极的行动者。“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即使时局混乱，陶行知依旧心系教育，主张以教育为武器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因而发起国难教育社，积极开办大众学校、读书会、新文字讲习班、国难教育讲习班等。国难教育社以“谋推进大众文化，实施国难教育，以启发中国大众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为宗旨，积极开展战时教育，为解放民族而努力。国难教育是陶行知为让“生活教育”理论适应时代需求而做出的调整，他始终都在以行动实践着自己的理论主张。陶行知是一名积极的行动者，他的行动能力也正是他最可贵之处。

三.启示：做清醒的质疑者与积极的行动者

质疑精神与行动能力是陶行知一生成就的根本来源，也是陶行知对当下教育者最深刻的启示。

陶行知对当下教育者的第一点启示是，我们要做清醒的质疑者。陶行知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表达了他对教育者的看法，认为教育者要有两种素质，即“感探未发现的真理”和“敢入未开化的边疆”，这两种素质其实就是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的实质则是质疑精神，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质疑就是创新的底色。今天，我们大力地鼓励和倡导创新，要真正地实现创新，最需要做的就是培养质疑精神，只有将质疑的基底打好，创新才能有所依托。陶行知质疑他者，质疑自己，它的所有的理论和实践都建筑在质疑精神的基础之上，而我们想要成为陶行知口中的“第一流的教育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去学习陶行知的质疑精神，去做一名坚决的质疑者。

陶行知对当下教育者的第二点启示是，我们要做积极的行动者。当下的中国教育界，理论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但我们现在最缺乏其实并不是理论。理论，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国外的，还是今天的我们所创造的，都已经十分丰富。我们最缺乏的是行动能力，是敢于将理论实践到中国大地上的力量。我们被环境所围困，我们充满了惰性，我们明知应该如此，却依然畏手畏脚，怯于行动。我们经常会将自身不能行动的原因归咎于环境，环境的确具有着强大的阻碍力量，但很多时候这就是一句托词，根源其实就是我们缺乏行动能力。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其实就是指那些行动者，那些不问结果，敢于行动的人，也正是他们推动了我们民族的发展。陶行知就是这样一名积极的行动者，他一生都在努力实践他的理想，一生都在行动，他身上所体现的行动能力正是当下的我们最缺乏、最需要的。

今天，我们要去了解、掌握陶行知的理论，但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他的理论背后的内核，即质疑精神与行动能力。质疑能力与行动精神是陶行知理论主张的源泉。因为质疑能力，陶行知的理论才能具备科学性;因为行动能力，陶行知的理论才能真正具备现实意义。只有真正认识到陶行知的质疑精神与行动能力，他的成就才能真正大放光彩，而我们也才能沿着光芒所指之路前行。

注 释

①胡晓风等编.《陶行知教育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7：438.

②胡晓风等编.《陶行知教育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7：42.

③胡晓风等编.《陶行知教育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7：157.

④胡晓风等编.《陶行知教育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7：437.

⑤胡晓风等编.《陶行知教育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7：345.

⑥胡晓风等编.《陶行知教育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7：167.

⑦胡晓风等编.《陶行知教育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7：584.

（作者單位：浙江省桐乡市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