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阿俏

内容摘要：以凤凰诗人田星六为代表的湘西民族文学家的个人经历和文学实践活动为中心，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探析汉语言文学对湘西民族文学的渗透和影响：以教育为主要手段的奠基作用;以价值观认同为辅助手段的导向作用;以经典文学为借鉴范本的实体创作。湘西民族文学家田星六的成长历程表明：民族文学的发展成熟乃至蔚为壮观离不开该地区社会文化进步，离不开民族地区精英们的努力奋斗，同时离不开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及影响，尤其是汉语言的渗透和影响，也正是这种影响，湘西民族文学的快速发展拥有了肥沃的艺术土壤和巨大助力。

关键词：湘西民族文学 汉语言文学 田星六

自东汉以来，湘西就渐与外界疏离，虽然历朝历代都曾在湘西设立行政区域，但湘西地区山大林深，交通不便，另加常住居民是以苗族、土家族等“不通声教”的少数民族（一些典籍中被称作蛮族）为主，湘西地区受汉文化影响时间迟缓，一度处于文化的蛮荒状态，湘西文人文学基本上算是空白。直到清改土归流以后，随着汉语言的渗透，汉文化的影响，湘西文人文学才正真兴起。湘西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自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后较为显著，近代以前，除了为数不多的歌谣、传说等民间文学外，湘西流传后世的作家书面文学寥寥无几。近代后則出现了诸如田星六、田名瑜、熊希龄等在内的优秀民族文学家，他们的文学作品以汉文呈现于世，既是民族文学家们受汉文化熏陶的成果，又是湘西文化熔铸于汉文化大系的产物，它为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例证。本文以田星六为代表的湘西文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实践为中心探析汉语言文学对湘西民族文学的渗和透影响，以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做一定的补充。

一.以教育作为主要手段的奠基作用

同湘西其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民族知识分子相类似，湘西凤凰诗人田星六也是受惠于这种系统而严格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他少时家贫，常借书抄阅，学问颇深，且“嗜为韵语”，因童子试中赋诗“晚凉卷尽洞庭秋”深得学台江标器重。后来田星六一路入太学，补岁进士。1903年，田星六就读于西路优级师范学堂，熊希龄曾赞其文：“华章可读，胸有良谋，腹有珠玑”。作为现代诗社南社的重要成员，田星六以他的人品和才气得到了同行的赞许，有“湘中第一诗人”之称，柳亚子曾赞誉他与侄子田名瑜为骚坛上空熠熠生辉的“火星”和“金星”，还称赞他们“磊落有双田”。此外，苏州《文艺捃华》“诗坛点将录”上称他为“霹雳火秦明”，岳阳李洞庭也有“以先生之才，视天下事，皆藉手可为”的称赞，可见其田星六在当时备受推崇。田星六一生著述颇丰，共20余种，但目前常见的是《晚秋堂诗词选》和《西湖杂笺录残本》，其学术思想影响了田名瑜、沈从文、黄永玉等在内的湘西文人，黄永玉就曾说田名瑜是“受业于凤凰洞庭坎上著名南社诗人田星六”[1]，同行的赞誉和田星六个人的创作成果表明，田星六作为湘西文人，其能力和水平的确出类拔萃。

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汉语言文学教育成就了田星六这一类民族文学家，而这类民族文学家的出现也需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到湘西的文化教育上来。由于地理、历史等种种原因，湘西苗区的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中原汉民族地区。自清改土归流以来，清廷逐渐意识到武力镇压不能解决苗区问题，需加强教化，促进儒家文化在该地的传播，使苗人“知礼仪”，才能真正保证苗区长治久安。于是清廷一方面镇压清剿苗民起义，另一方面重视文教“以资化导”，在湘西苗疆大力推行学校教育以维护和巩固统治，这为苗疆培养了不少本土知识分子精英群体，改变了湘西苗疆“文风弇陋”这一现状，苗疆文人渐能“观感兴起，颇知刻劢，渐能文循法派，辞选华膄”[2]。并且，清廷为加大对湘西苗区的治理，采取另编为边字号、另编田字号取中等科举优惠政策，诞生了如龙纳言、石廷深、石廷珪等举人。教育及优惠政策的实行，使得受过系统教育、熟习儒家文化的苗区知识分子打开了通向上流社会的通道，一些转变为社会知识精英的湘西苗疆仕子，成为管理苗疆事务不可或缺的力量。

随着汉语言文学教育在湘西地区的发展壮大，地处内陆腹地逐渐被汉文化团团包围渗透的湘西，培养了一大批使用汉文字进行文学创作的优秀民族知识分子，为湘西民族文学作家队伍的创建准备了条件。但一个事实不容忽略，湘西苗区有语言却无文字，这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先天性不足，受过系统汉语言教育的湘西文人便很自然的采用了汉语进行写作，为湘西民族文学的发展找到了恰当的表达方式。不难发现，湘西民族文学家走上创作之路的必经历程都是打小受汉语言教育。如湘西名人熊希龄及诗人田名瑜。被喻为“湖南神童”的熊希龄，出生于军人世家，其父熊兆祥注重对长子熊希龄的培养，他自幼便得以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加上天资和勤奋，他一路顺畅地从秀才、举人、进士到入翰林院，不难得出他是受过系统而严格的汉语言教育，并且他的文学修养水准一定不低。田名瑜也是苗区汉语言教育培养出来的佼佼者，他毕业于凤乾永晃四厅中学堂，在湖南高等学堂求过学，又受过新式教育，沈从文说他“书学黑女志，诗文习唐宋”[3]，他的《杜诗选抄注解》《苦学斋诗稿》《早红词》《残杂诗稿》等成为当时及后人研读的对象，可知他接受的汉语言教育是系统而高水平的，他个人文学修养也是出类拔萃的。此外，田星六还注重湘西教育的发展，并且为湘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见，汉语言教育为湘西民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湘西民族文学的创作准备了文学素养颇高的作家队伍，从而成就了田星六一类的民族文学家。

二.以价值观认同为辅助手段的导向作用

“文化传播是互动的，互动的文化是具有倾向性的，这种使文化发生倾向的动力是其先进性，即先进文化总是比落后文化更具有吸引力。”[4]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相比有语言而无文字这一先天性障碍的湘西苗区颇具优势，汉语言文学凭借教育的推广在湘西苗区站稳了脚跟，紧随而来的汉文化价值观也在苗区找到了生机，进而给湘西民族文学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痕。

由于汉文化搭建了各民族文化沟通的桥梁，认同汉文化价值观，一方面，不少湘西民族文学家萌生出反省和批判意识。湘西由于长期深处深山，交通不便，文化蛮荒，生活在这里人们行动上难免鲁莽，思想上难免狭隘，因此很难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从而进行自我反省和批判。随者汉文化的不断渗透，汉文化价值观渐被湘西文人所接受。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游学归来后认识到湘西苗区落后的理念及生产技术，致力于推动苗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通过实践调查，他提出了一整套改造湘西苗区的计划，这便是受汉文化价值观影响对民族生活进行反观的成果[5]。另一方面，对汉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使湘西民族文学的内容得到了丰富。因为湘西文化的特殊性，湘西人眼中的出路不外乎从军与从文。汉文化在湘西地区广泛传播，一些想从文化途径寻找出路的湘西学子便皈依了儒学。他们自然而言地接受了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主流价值观，有些甚至以此打开了通向上流社会的通道，一些转变为社会知识精英的湘西苗疆士子还成为管理苗疆事务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查阅发现，湘西有成就的民族文学家都是走出大山，投身时代洪流，融入汉文化主流价值，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如熊希龄，虽为封建王朝臣子，却是那个时代主流价值的代表者，他不但具有变法意识还把这种意识付诸实践，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推行“维新”，与此相应，他作品视野不断开阔，内容也不断丰富，他的经历证明了湘西民族文学家们因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汉文化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下，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变得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