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返乡笔记中的乡村形象研究

2020-02-14杨顺

文学教育 2020年1期

关键词：黄灯

内容摘要：所谓的“返乡书写”是一批具有乡土生活经验的文学知识分子自发的写作行为，以各自视角展现乡村的一隅。对于他们来说，“故乡”意味着一个初始的情感召唤，而他们对故乡的书写本身就是一种对于乡村的自觉关怀举动。本文试图以两位学者的返乡笔记为中心，以此来探究学者返乡笔记中的乡村形象。

关键词：黄灯王磊光返乡笔记乡村形象

2015年春节，湖北罗田籍博士王磊光的一篇网文《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因对家乡现状的真实描写以及个人对乡村社会的自我思考而走红网络，长期以来被社会忽视的乡村突然引发社会的强烈关注。2016年春节期间，黄灯博士的新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下简称《乡村图景》），以一位嫁入湖北孝感农村儿媳的视角，对夫家乡村图景的种种描绘，以家族人物关系为中心，跨越几十年的时间维度，串联起乡村家族变迁史的宏大叙述再次引起社会对农村话题的热议。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不断把我国向前推进，中小城市相继崛起，农村社会因其先天劣势而逐渐被边缘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乡村教育缺失、传统伦理丧失、社会风气败坏、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等社会问题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由此引发社会对乡村图景的思考。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所谓的‘返乡书写显然是文学知识分子的特殊行动。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书写自己的故乡，分别展现乡村的一隅。当然，这个文学事件的策划并非行政指令乃至强制性遣送，而是一批文学知识分子对于乡村的自觉关怀。对于他们来说，“故乡”意味了一个初始的情感召唤，‘返乡书写的乡村故事无不包含了写作主体与乡村之间内在的相互权衡。”[1]王磊光和黄灯均为出身于农村，通过高等教育走向城市的学者，两位知识分子以“返乡笔记”式的书写方式对湖北乡村深入肌理的描写，使得返乡书写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本文试图以王磊光和黄灯两位学者的返乡笔记为蓝本，来探索湖北乡村在新时代变迁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给予自我思考。

一.学者返乡笔记中的乡村现状

1.乡村经济呈现衰落趋势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指出：“所有农业文明都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从不把土地视为一种类似其他物品的财产。”[2]（59）对于农民而言，“在土地里刨食吃”是他们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生存方式，土地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为珍贵的财富，所以，土地对他们来说不仅意味着是他们赖以为生的根基，更是他们对美好生活远景的一种精神寄托。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壮年离开乡村外出务工。作为乡村生产种植的主要劳动力和农产品市场的重要消费人群，大量青壮年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业经济呈现衰落的趋势。一方面，由于大片农田处于无人种植和管理的状态，农作物产量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农产品销售渠道狭窄和消费市场狭小，致使资本难以有效转换。王磊光细哥承包紫檀冲水库养鱼，捕鱼季节大量的鲜鱼因天气和技术等原因无法外运售卖，本地村民又无法全部消化，使得水产养殖利润空间少。微薄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乡村生态环境恶化明显

为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民创业增收的惠民政策，农民在创业增收的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王磊光笔下的L县呈现出的真实景象：为开辟养猪场和养鸡场用地，山林被过度开发，山体水土流失严重，垮塌现象频发。养殖场肆意排放的排泄物严重污染了空气和破坏了植被，凡是有动物粪堆积的地方，臭气熏天，寸草不生。一部分山头在被改造为种植经济作物或经济林时，原始的山林被破坏得满目疮痍。继生叔自主创业的过程中，对山林的无意识破坏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3.乡村伦理观念流失严重

农村青年因务工和升学等原因离开长久以来生活的乡村，基于血缘关系的天然纽带对亲人之间的联系作用已愈发显得脆弱不堪。传统伦理观念的肢解体现了乡村传统文化出现断裂，比如兄弟姐妹间的相互帮扶已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家庭成员而言，帮多少是能力问题，取决于各自的经济实力，但帮不帮则是态度问题，可以看出家庭成员对家族共同体的认同程度”[3]（114）。很多乡村大家族，其后代因地缘分裂导致的感情淡化现象随处可见。

如果家中老人尚在，子女间的关系一般会表现得较为“融洽”。家中长者由于德高望重，常常作为家族和事佬的角色而存在。“调解人不能只以好坏善恶的简单标准批判人的行为，必须从人性的高度，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4]。由于阅历丰富和虑事周全，长者往往能够为化解成员矛盾做出理性的判断。倘若家中老人已离世，子女间的关系则多表现为较为疏远。

此外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农村老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每年都有不少老人离世。无论子女的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都必须大操大办，“当事人完全受制于村里的舆论控制，稍有不同的想法，即被扣上不孝的帽子”[3]（120），这种传统生老病死的人生程序已不再具备文化传承的内在精神精髓，使得摇摇欲坠的传统乡俗在现代人虚荣与喧嚣中现得愈发岌岌可危。

4.乡村养老制度不够健全

乡村依靠传统“孝心”维系的养老制度，日益暴露其不健全的一面。乡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亟需解决。虽然目前不少乡镇逐渐开设养老院，但由于“村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对彼此的情况相当了解。”[5]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一部分人不愿意离开有亲人居住的乡村。如果没有亲人的接济和帮扶，这一群体的生活将陷入艰难境地。王磊光的独人二爷生病住院期间，因为村里财政支出有限，村干部不愿出面担保，加之保险公司互相推诿，如果没有两个侄子从中交涉，二爷的医疗费用很难落实。王磊光二爷是幸运的，因为有心存良知的亲人。但更多的孤寡老人是在无亲无靠，或者亲人不管不问的荒凉境遇中度过晚年，直至生命的终结。

5.鄉村教育资源落后

早先一部分外出务工的青壮年通过努力奋斗在城市扎根后，纷纷将子女带到自己工作的城市生活，农村生源由此进一步萎缩，招生人数呈几何式递减，乡村教育现状不容乐观。因为教学条件较为艰苦和教学资源相对缺乏，乡村学校难以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入学儿童急剧减少，撤并学校的风气在农村大地上迅速蔓延。”[6]（65）这种处于“濒危”状态下的学校很难受到教务主管部门的重视，只能“自身自灭”。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读书改变命运的效果愈发不明显，“读书无用论”开始在农村社会甚嚣尘上。早年辍学外出打工的农二代，因为学识少，在城市只能做低廉的工作，农二代代际贫困轮回。“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机构导致农民家庭如此迅速的断裂和人的碎片化，从而也就颠覆了农村社会的根底”[7]。

二.学者基于自身与乡村关系的思考

作为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迈入城市阶层，成为远离乡村社会的一类群体。但因其亲人和成长记忆仍停留于农村，他们与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个人的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直观差距让人不得不关注农村现状，作为一个心存良知的人，不可能忽视亲人的生存场域。“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3]（4）;另一方面，当下乡村社会的相对衰落与成长时期美好的乡村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与造成的强大对比冲击让具备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勇敢地拿起“武器”，将自己在乡村的直观现象向外界展现，使得乡村这一聚落得以引起社会的关注。

“如果我的写作仅仅停留于个人经验之上的情绪宣泄，仅仅停留于对个体生存困境的展示，不能将公众经验和个体经验之间的深刻关联揭示出来，其意义就及其有限。”[8]以王磊光和黄灯为代表的返乡者对乡村现状的书写，不仅仅是为了呈现当前乡村社会的现实，更有对造成这种现实背后原因的思考。

乡村作为曾经生长生活的场域，象征着家族成员关系亲密融洽、亲朋好友互帮互助的淳朴善良的人际关系，以及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随着时代的发展，记忆中乡村的种种美好消失殆尽。伴随家族长者作为族群成员情感纽带的逝世，家族成员间的关系变得十分脆弱，传统伦理秩序逐渐走向瓦解。由于环保意识薄弱，广阔的农村地区成为环保政策落实的盲点区域，乱砍滥伐、围湖造田的现象时有发生。乡村经济日渐衰落，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田园荒芜。乡村社会在物质精神文化层面并没有与国家总体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同步，反而呈现出相对衰落的趋势。“写作《乡村图景》一文的动机来自最直接、最原始的感情冲撞，来自丈夫家庭在乡村相当典型的生存境遇对我的震动。”[9]目前乡村社会出现的种种艰难生存处境，不得不让人有所触动。

王磊光的家乡在湖北大别山区L县，作为上海高校的博士生，春节返乡所见到的村庄衰败的景象状况和乡村文化的没落，他从学者视角对比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逐渐对自身与乡村的关系产生疑问，“长久以来，对自己的身份，我充满了迷惑。”[6]（3）正是基于自身与乡村的血缘联系让王磊光从失落的人际关系、恶化的生活环境、艰难的生存现状等角度表现出个人对亲人生存环境的担忧。常年外出务工导致亲子间陌生化，空巢老人的养老缺失，亲戚间情感淡漠化，过度开发的山林水库，高消费低收入的处境，村庄的落后破败与城市的现代繁华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历经乡村文化滋养与城市文明熏陶的特殊人群，相比较三农专家宏观角度的思考与分析，王磊光对两种文化的内在差别有着独特的洞察能力，能够从细微层面，结合长久的生活经验，得出更为深入肌理的见解。“对于返乡者来说，他们的乡愁叙事已不再是对于田园诗情的怀旧，而更多呈现为对云故乡亲人生存困境的切身体会。”[10]

三.关于乡村现状的思考

1.乡村与城市存在结构性问题

在乡村和城市共同发展的几十年中，乡村的发展相比较城市的现代繁荣却显得落后凋敝，究其原因，是乡村和城市的发展动力不同，这是由城乡二元制结构导致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在消耗自身分田到户的政策红利后，并无可持续的后续发展动力。而20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经济的转型，城市凭借政策和市场优势，其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乡村成为城市发展的附属品，成为向其输送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基地。农民不再紧紧依附于土地，而是主动融入城市的发展，乡村与城市的发展差异显著扩大。虽然早期进城工作的农民获得了一定的收入，但他们却也遭遇了许多心酸和无奈。因为文化水平较低，农民工不得不从事脏乱差等类型的工作，微薄的收入、恶劣的生活条件、不受尊重，甚至是在遭遇欠薪、因工受伤和重病等问题时，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来源，他们往往忍气吞声，默默承受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伤痛。黄灯姑姑的黄瑛国，为了供儿子冯超读书，租来房东大概两平方米做裁缝生意，晚上则睡在逼仄的空间里，好不容易等到儿子上大学毕业，却因为肺癌离世，家庭经济由此受到创伤。乡村对城市经济的依赖，使得乡村对经济风险的抵抗能力较为脆弱，农民最终是风险后果的承受者。归根到底，乡村的脆弱不是自身的原因，而是由城市造成的。

2.乡村与社会具有内在性问题

乡村社会当前所展现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乡村本身所特有的，而是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问题以乡村为载体展现出来。首先是价值观念的缺失。功利化的金钱观念渗透到生活的诸多方面，以老人的赡养问题为例，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儿女对年迈父母的赡养受到道德的约束，如若对父母不管不问，则会面临众多的社会舆论压力。所以子女的日子再艰难，也会竭尽所能赡养父母。随着乡村养老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子女赡养义务观念的改变，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很大的冲击，很多老人一旦身体衰弱就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近些年乡村自杀的现象逐渐增多。

与此同时，城乡人口的流动和信息的交流，城市的消费主义无形中被年轻的务工者带回乡村，并逐渐发展为具有引导潮流的作用，并最终在年轻人的婚恋过程中得到体现——彩礼钱数额增长明显。造成这种原因的，除了男女比例的失衡，更多是消费主义观念对鄉村的渗透。很明显乡村社会已近接受并默许了这种观念，当男方提出结婚时，女方对男方的最低要求是达到彩礼钱的平均水平，否则会受到周围异样的眼光而觉得掉底子。总体说来，社会上出现的问题最终会在乡村这个终端长于展现出来。“社会本身是个实体，生物人不能认为是社会的实体，而只是社会的载体。”[11]（253）由此推之，每个乡村小家庭都是社会的载体，任何一个家庭发生的事情，都能与社会产生关联，都能窥探到社会存在的问题。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对乡村的发展愈来愈重视，但长期以来积聚的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是我国乡村自身复杂的状况所决定的。近这些年来国家对乡村的投入在不断地增长，“中国乡村从外在的人文地理景观到内在的文化心理的急遽变化还在进行之中，乡村变革的历史远没有所谓的‘终结”[12]，中国知识分子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中国的审视与书写，当然更不会终结。

参考文献

[1]南帆.文学的双村：双重主题、知识分子及其叙事焦虑（下）[M].扬子江评论，2018，（5）.

[2][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黄灯.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

[4]宫本常一.田野调查：被遗忘的村落[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5]张畅.返乡，回到失语的村庄.[N].新京报.2017-02-11-B01.

[6]王磊光.呼喊在风雨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7]张玉林.“离土”时代的农村家庭——“民工潮”如何結构乡土中国[A].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人类学与乡土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2005卷[C].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05.

[8]黄灯.经验、理论与立场[J].写作，2018，（3）

[9]黄灯.一个返乡书写者的自我追问[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1）

[10]龚道臻.“返乡体”非虚构写作的乡愁书写[J].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17，（4）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