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情感维度上主要讲求“愤”，“愤”的表达或疏导方式为“著书”，其创作动力主要为“发愤”。钟嵘在《诗品》中品评作家及诗歌时，继承了“发愤著书”说，在情感维度上十分推重怨情，在表达方式则为“陈诗”，在创作动力上重视“发愤”与“著书”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此外，钟嵘在《诗品》中还拓展了“愤”所蕴含的内容，从理论角度阐述了“愤”情对人类的共情性作用，并论及自然外物对作者创作的情境性、当下化的激发作用，扩大了创作动力的来源范围及感发机制。

关键词：《诗品》 “发愤著书” 情感维度 表达方式 创作动力

钟嵘《诗品》的相关研究向来是古典文学批评的热点，目前对于钟嵘《诗品》的研究多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对《诗品》中具体的观点详加论述;其二是对《诗品》入品作者地位的论争;其三是对《诗品》的作者渊源、诗歌发生论、诗歌审美标准等进行研究。而对钟嵘《诗品》“定品第”“溯源流”的思想来源及理论依据的探究，尤其是《诗品》与“发愤著书”说二者的关系方面的探究，目前研究尚不充足，据此以下笔者将就钟嵘《诗品》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发展及突破方面加以阐述。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自问世之后，后世诸多学说受此影响，除了有我们较为熟知的刘勰的“蚌病成珠”[1]说、唐代韩愈所提出的“不平则鸣”[2]说、宋代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3]说，钟嵘的《诗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一.钟嵘《诗品》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

1.《诗品》对“发愤著书”说情感维度的继承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情感维度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愤”情。所谓“愤”，据《说文解字》对“愤”的解释，“懑也，从心贲声。”[4]可理解为内心的愤懑之情，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列举的一系列与之有相似遭遇且内心有所郁结愤懑的例子，都充分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懑之情。

钟嵘《诗品》将入品诗人分三品以辨优劣，上品诗人是钟嵘相对较为推崇的，而在上品12家中就有8家具有“愤”情，如他评李陵为“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班婕妤诗“怨深文琦”;评左思“文典以怨”等等，在中、下品中，钟嵘也常用“愤”情来衡量诗人及其作品，如他评秦嘉、徐淑“文亦凄怨”;评刘琨“善为凄戾之词”;评郭泰机“孤怨宜恨”;评毛伯成“亦多惆怅”等。其次，钟嵘在《诗品》序中也有推崇怨愤之情的相关表述，如他说“陈思赠弟……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6]459从钟嵘所列举的被他视为“警策”“珠泽”“邓林”的诗歌篇目来看，其大多也是抒发内心怨愤之情的作品。

从上述钟嵘对于入品诗人的评价可以看出，钟嵘在《诗品》中所推崇的情感维度与“发愤著书”说相同，大多是从诗歌所抒发的怨愤之情出发来概括其创作特色。

2.《诗品》对“发愤著书”说表达方式的继承

“发愤著书”说中，司马迁疏导“愤”情的表达方式为“著书”。司马迁自身是在替李陵的反叛辩护中，致使皇帝愤怒，被处以宫刑的。遭受了宫刑的司马迁，身体已经残缺不全了，他不仅要承受世人对他不能行使男人权利的嘲笑，还要背上不孝的骂名，同时也杜绝了他进入仕途，为江山社稷做贡献的愿望，只能以前贤的事例安慰自己，遂得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5]的论断，认为能够疏导内心“愤”情的主要方式就是“著书”了。

钟嵘在《诗品》序中也有与司马迁相似的表述，他说“嘉会寄诗以亲……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6]56钟嵘认为无论是表达离家去国、闺阁思妇的哀怨之情，还是抒发离群索居、辞官遭谗的愤怒之情，这种种忧嗟愤懑的感情都需要通过“陈诗”与“长歌”来表达。钟嵘的“陈诗”与司马迁的“著书”虽然在形式上有书与诗的区别，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通過文艺创作来疏导内心的情感。

3.《诗品》对“发愤著书”说创作动力的继承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认为艺术创作的动力来源于内心的“愤”，因为“愤”才产生了创作的需求，才会“著书”，这一点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以及《报任安书》中都有相关论述，且十分详细，在此笔者不多做赘述。

钟嵘《诗品》中也继承了这一点，除了推崇怨情之外，他也注重由于身世遭际而产生的怨愤之情对于作者创作的激发作用，如他评价李陵“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6]106他就认为李陵能创作诗歌，并且诗歌“凄怆”的原因是由于李陵所遭遇的“生命不谐”而致于“声颓身丧”，同样内心郁郁不得志，情感郁结于心的还有左思、曹植、刘琨等人，钟嵘都对此做了评价。钟嵘除了评价那些因为自身怀才不遇所遭致的磨难之外，还注意到由于生离死别所造成的“愤”情，如他评价秦嘉、徐淑为“士会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6]249他认为他们夫妻二人的诗歌创作是源于夫妻之间的生离死别所产生的哀怨愤懑之情。

钟嵘在评价那些有怨情的诗人时，大多是从他们的身世上进行分析，这些诗人往往也都遭受了重重磨难，他们的创作动力来源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如出一辙，都是将内心郁结的愤懑之情通过创作诗歌来借以阐释、抒发。

二.《诗品》对“发愤著书”说的发展及突破

1.由个体情感上升到人类的普遍情感：“愤”情内涵的拓展

司马迁在论述“发愤著书”说时，首先是以自己个人经历为基础的;其次，他所列举的事例都是是站在个体的角度上为了安抚他自身遭遇服务的，并未对“愤”情进行拓展或概述;再者，司马迁在写作《史记》之前，他的父亲已经完成了相当一部分的搜集、整理工作，他在接替他父亲继续进行编纂写作时就必然会受到史官文化的影响，在抒发“愤”情时，也会带有史官阶层的观点及特征。

钟嵘的“愤”情则与司马迁有了不同，他在《诗品》中列举了不同的“愤”情，既有生离死别、离家去国、离群索居、感时伤世的悲苦，也有命途多舛、身世卑微、怀才不遇、天才遭妒的愤懑，凡此种种“愤”情，钟嵘都客观的进行了品评分析，不只局限于个体内心或某一特定阶层所产生的某一类情感，他是站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从理论的角度去陈述人们所共有的能“感荡心灵”的感情，对人类的“愤”情具有一种概括性质。如他评价阮籍“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6]151也并非仅仅只是阮籍个人情感，而是带有时代性，阮籍所处时代，政治动乱频繁，士人心态具有极大程度上的相通性，像竹林七贤这样的一批士人，都志在改变当时社会状况，但又迫于自身能力达不到，只能放浪形骸，“怯言其志”。

钟嵘在“发愤著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愤”的内涵，将之从单一阶层的个体情感上升到特定时代的不同阶层人们的集体情感，从理论上充实了“发愤著书”说中的“愤”情。

2.由人世遭际到自然外物：创作动力来源范围的扩大及感发机制的转变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创作动力的探讨上仅仅只局限于作者的人世遭际，将之统一归结于“愤”，然钟嵘却注意到了自然外物对作者创作的激发作用。

钟嵘所处的时代，魏晋玄学的影响尚未完全消失，他一方面深受儒、道两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他除了认为“愤”情是创作的动力外，还看到了自然万物在创作中的作用。《詩品》序的一开篇就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这就与司马迁所认为的只有自身遭际才能激发作者创作的欲望不太相同了，此后钟嵘又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6]56实际上就是认为四季景物的变化能够感荡心灵，进而影响了作者的创作，把自然外物作为作者进行创作的动力之一，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作者人世遭际这一狭窄的天地之中了。

此外，相比于司马迁将“愤”情作为一种持续写作的动力来说，钟嵘在《诗品》中则更为强调的是自然外物对作者的一种情境性、当下性的感发激荡。钟嵘在《诗品》中强调自然外物对作者的激发感荡作用，强调由于意象及环境的改变，使得作者处于某种自然情景中而引起内心“愤”情的抒发，虽在创作中有较强的目的性和指向性，但却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当下性写作。他所提出的“自然英旨”、“直寻”等观点，就是在本质上强调自然外物对于诗歌的创作所产生的情境性的激发作用。

综上，钟嵘的《诗品》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及突破，在情感维度、表达方式及创作动力方面继承了“发愤著书”说，但在阐释不同内涵的“愤”情方面，钟嵘给出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体现出作者通过创作所形成的一种普遍性的共情，为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及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都提供了理论借鉴意义，并在创作动力方面兼顾了司马迁所说的“愤”情，重视自然外物对于人情感的感荡激发作用，阐述了由于自然外物而对作者造成的情境性、当下性的感发性创作动力，为后世像《诗式》这样的诗歌批评提供了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梁]刘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99.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125.

[3]杜维沫，陈新选注.欧阳修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59.

[4][汉]许慎，[清]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912.

[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87.

[6][梁]钟嵘，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作者介绍：祝文蕊，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