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晓萌

内容摘要：奥地利女作家英格伯格·巴赫曼被奉为当代最优秀的德语作家之一，享誉世界。究其一生经历过走红的辉煌也遭遇过背运的低谷，褒奖与怀疑始终追随着她。作为战后女性作家，巴赫曼不仅被看做是文学精英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女性主义的崛起。巴赫曼的作品中多关注现实，批判社会，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掘社会中阴暗面，又以其犀利的文笔针砭时弊。本文以巴赫曼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中的同名小说《同声》及《三条通向湖滨的路》为例，简要解析了巴赫曼这两部作品中所体现的女性形象，以及这两位所谓的“职业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受到了排挤之后是如何面对，以及如何寻求社会认同。文末还对巴赫曼的个人文学观进行了简单介绍，以期通過其文学观找出作者真正的写作意图。

关键词：巴赫曼 《同声》 《三条通向湖滨的路》 职业女性形象 男权社会 生存危机

1.引言

英格伯格·巴赫曼被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自巴赫曼走上文坛，她始终是德语文学圈不可忽视的一处焦点。像许多著名作家一样，巴赫曼一生跌宕起伏，颠沛流离，既经历过辉煌也遭遇过低谷。既有过无尽的赞扬也受到数不清的怀疑。她年少得志，初踏上文坛便受到“四七社”的青睐，一生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四七社”文学奖（1953）、不来梅文学奖（1957）、战争盲人广播剧奖（1959）、文学批评奖（1960/61）、毕希纳奖（1964）、奥地利国家大奖（1968）等[1]。毋庸置疑，巴赫曼是德语战后文学的代表精英。

她的作品中饱含了对战争的恐惧，对人性的思考，而社会批判则是她作品中一个永恒的命题。英格伯格·巴赫曼关于社会批判这一题材的作品中，受人关注的往往都是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中的同名小说《第三十年》。但巴赫曼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其实倾注了大量心力在其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同声传译》中，这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以女性视角写就，反映社会压迫下的女性生存危机并对社会进行辛辣的批判、为了女性而呐喊的作品。20世纪的欧洲，女性主义觉醒，妇女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作为生存于这个时代的女性，巴赫曼也受其影响。《同》中描写了五个形形色色的维也纳女人，其中从娜嘉和伊丽莎白这两位职业女性身上可以看到在现代社会中职业女性所受到的生存危机和社会压迫。

2.小说集《同声》

小说集《同声》是巴赫曼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收集在其中的五篇小说描写的都是“维也纳女人”。在这部小说集中巴赫曼把女性人物作为小说表现的主要对象，描写女性在社会中求取地位，反映了当代女性生存现状。

不同于“死亡形式三步曲”，《同声》中的女性都没有走向死亡。同名短篇小说《同声》和《三条通向湖滨的路》中的女主人公娜嘉和伊丽莎白都选择了逃避到职业生活中。这两位女主人公都在职业生涯中获得了相对意义的成功，但是内心的焦虑，各方的压力，始终让她们活在阴影中。

2.1.小说集《同声》在中国

由于国内对巴赫曼的知之甚少，对其研究和译介也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参考了以下两篇论文《说多种语言与无话可说——英·巴赫曼短篇小说〈同步传送〉评析》和《同声世界异化人生——解读巴赫曼小说集〈同声〉女权意识下的社会评判》中的观点。

本文选取的译本是由西安外国语学院张世胜教授翻译的《同声》，和广外的张佳珏教授翻译的《三条通向湖滨的路》。均选自由韩瑞祥主编的《巴赫曼作品集》。

2.2.《同声》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生存危机

《同声》中两个主要人物娜嘉和弗兰克尔先生，一个是同声传译一个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两人相识于一场会议，之后一同到意大利南部海边作短暂休假。在短暂的相处后离别。作为同声传译的娜嘉会多种语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西班牙语，还有母语德语。弗兰克尔先生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也会好几种语言。因此她们在交流中，总是好几种语言夹杂在一起。虽然她们都来自维也纳，母语都是德语，但是“十九岁我就离开了，再也没有说过德语，在工作中需要用到德语的时候还会说，但那不一样，是工作来着。[2]”有些事甚至用母语以外的语言还表达得更快一点。由于职业的缘故，生存的压力，导致她连对母语——德语都失去了驾驭能力。巴赫曼本人曾自愿流亡意大利，生活在与母语相隔绝的环境里，因而她从切身的体验认识到，母语或者一个人最初说的那种语言，它们都以其所具有的不可被转译的微妙之处、特有的表达方式而成为每个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3]

而虽然娜嘉可以“出入于会议大厦的大厅、酒店大厅、酒吧、男人们之间，还形成了跟男人打交道的固定模式[4]”，虽然事业的成功让她周旋于社交圈子之中，但实际上“在受过一次惊吓后，她再也不能跟男人在同一个房间睡觉，更不能在同一张床上了，都这样已经很久了[5]”。对于“那些都很装腔作势、并在装腔作势中开着玩笑的男人”，娜嘉只能选择逃避。不仅失去了对母语的掌控，甚至也失去了正常生活正常恋爱的权力。

而同声传译的职业让娜嘉衣食无忧，但高度紧张、极端投入的工作令她几乎崩溃，“它在毁掉我，我走进酒店，喝上一杯威士忌，什么都不能听、不能看了，像拧干的衣服一样瘫坐在那里，身边就是文件夹和报纸”。人在工作的高压下丧失了自己，变成了一脑子里什么念头也没有的机械，工作没有快乐而是压迫。娜嘉从渴望爱情、婚姻到逃避恋爱、无法恋爱。这可以说是在男性社会压抑下的不安的体现，对男性社会的愤怒和无奈。“要是一个女人不能好好听男人说话，这对男人就是难以忍受的事情”，可见在男权社会里，男人是主导者，统治者，把女人束缚在身边成为附属品。社会地位的差异导致男女之间很难有真正的爱情。

2.3.《三条通向湖滨的路》中的女性形象及其生存危机

而《三条通向湖滨的路》主要讲述的是名摄影师伊丽莎白回到老家拜访老父亲期间相处和自己在通向湖滨的三条小路上独处时发生的故事。伊丽莎白在维也纳结识了“数十年来唯一具有世界声望的卓越摄影家”，在他是带领下她“也结识了所有那些马特莱先生称之为“上帝和世界”的人，毕加索、夏加儿、斯特拉文斯基和赫胥黎，还有海明威和丘吉尔，她原来只听过这些名字，现在成了她的熟人。[6]”事业上春风得意，但事业带来的压力与忙碌却是“这里面有的是同事们在混乱和心疲力竭的日常生活中勾心斗角的情景，有的是工作和日程安排，过量地饮用咖啡，把三明治强咽下去，反复商谈，行李箱没怎么打开就又要收拾起来，各种各样令人烦恼的事情。[7]”而在私人生活方面“她曾经无动于衷地随便跟谁上床，为的是——正如她所说的那样——讨好一个男人[8]”。而她和同事们不计代价甚至牺牲生命换来触目惊心，惨绝人寰的战争图片是为了人们“受到震撼而觉醒过来”。对此她的男友特洛塔的讽刺一针见血：“让一个人看别人怎么受苦受难，这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一种对人格的贬低，一种卑鄙无耻的行为”。社会和工作的压力让人迷失了自我。伊丽莎白在男女关系显得主动，但无论哪一段爱情都混乱不堪、充满怀疑和折磨。不论是无疾而终不被提起的“美国丈夫”，还是男友特洛塔都给她带来对爱情的绝望，冷酷地践踏女性的尊严。

2.4.总结

两位女主人公表面看来都是事业有成风光无限。她们都曾经满怀热忱竭力追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但她们的努力除了换来生活富足，却并不能帮助她们逃脱男权统治对女性的排斥和压抑。男性社会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在婚恋和家庭已经不能给娜嘉和伊丽莎白这样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并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现在女性提供庇佑，她们则转向工作，企图在繁忙的工作中忘却生活的不幸，在工作中获得些许社会认同。

表面来看，小说集《同声》的女主人公生活的现代西方社会是崇尚自由、平等的多元化社会，在种种法律条例下女性享有这个“同声”世界里和男性平等的权利，然而父权制度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以及男权社会的主体地位使女性依然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9]

3.巴赫曼的文学观

巴赫曼曾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发表过《文学是幻想》一文，阐释了她对文学的理解。她认为“写作对一个出了写作还是要写作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早就成为一切思想和希望的中心”，文学被看作是拯救人类的希望，巴赫曼的文章中，多从各个角度表现了现实社会中不公不实的部分，反映了她对现实社会深刻的解读和希冀。而文学就是她批判社会的工具，“文学就是这样，尽管甚至因为它始终是一个过去的和被发现的东西的大杂烩，始终是所希望的东西，是所期待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需要从库存中拿来包装起来的东西”。

而巴赫曼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刻画出了在男性社会压力下被精神压迫的女性形象，批判了现实社会强加给女性的种种不公平，为女性发声。着重探讨路女性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认同这一主题。也恰恰体现了巴赫曼的个人文学观。

参考文献

1.陈良梅：说多种语言与无话可说——英·巴赫曼短篇小说《同步传送》评析，当代外国文学，1996.

2.刘玲：同声世界异化人生——解读巴赫曼小说集《同声》女权意识下的社会评判，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3）.

3.韩瑞祥（选编）：巴赫曼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注 释

[1]韩瑞祥（选编）：巴赫曼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1页

[2]张世胜（譯）：同声，选自韩瑞祥（选编）：巴赫曼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153-154页

[3]陈良梅：说多种语言与无话可说——英·巴赫曼短篇小说《同步传送》评析，当代外国文学，1996

[4]同上，第164页

[5]同上，第160页

[6]张佳珏（译）：《三条通向湖滨的路》，选自韩瑞祥（选编）：巴赫曼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217页

[7]同上，第213页

[8]同上，第218页

[9]陈良梅：说多种语言与无话可说——英·巴赫曼短篇小说《同步传送》评析，当代外国文学，1996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