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森

内容摘要：《沈清传》是具有代表性的朝鲜古典小说，其故事情节较为简单易懂，对于作品的分析也常常至于对沈清这一孝女的形象分析或孝文化的时代意义;但在它看似浅易的叙事方式的背后是作者精巧的构思。基于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研究《沈清传》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作品中各个角色设置的意义、使得人物关系更加明晰、挖掘作者的隐藏意图。

关键词：沈清传 格雷马斯 叙事学 符号

一.格雷马斯叙事学与《沈清传》的适用性

在文学理论中，叙事学指的是对叙事结构的研究。[1]叙事学着眼于叙事的共同点，是什么让一个故事与众不同。本文主要通过格雷马斯叙事学中的三个主要思想分析《沈清传》的表层和深层结构，研究其叙事序列的具体表现形式、带入叙事的行动元模式以及进行符号矩阵下的文本分析。由此可以验证格雷马斯叙事学观点的普遍性和科学性，同时对《沈清传》加以更全面和深入的探讨。

《沈清传》在民间流传，经过一代代的口耳相传、改编或再加工，其故事情节和艺术形式不断变化和多样化，这些使得《沈清传》具备了民间童话的一般特征;而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民间童话，比如格雷马斯在后期开始研究和重建立陶宛神话，普罗普和格马雷斯等人的理论正是在对童话、神话、民间故事等叙事作品的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所以利用格马雷斯的研究结论来验证和应用于与其理论依据和来源相同题材的作品，是合理和科学的。

二.《沈清传》的叙事序列

格雷马斯在总结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洛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31种“功能”的基础上，把行动模态划分为四个，即产生欲望、具备能力、实现目标和得到奖赏，从而建立了叙事语法。这四个阶段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具有逻辑关系的，其中作为整个叙事结构的核心，“实现目标”贯穿所有的行为模态。[2]

“产生欲望”阶段在于沈清从僧人那里得知治疗父亲眼睛的方法，即筹集三百石大米用于供奉佛祖。该事件导致沈清心生实现目标的想法;在“具备能力”阶段，沈清想要通过从商人初获得的报酬实现帮助父亲恢复视力的目标，却从客观上并没有实现，反而是最终依靠皇帝的力量见到父亲，父亲喜极而泣，意外地达成了目标。;沈清实现的目标是使父亲重见光明，是父亲视力从无到有，同时也是沈清自身“极致”孝道的不在场到在场的状态转变;在故事的结局部分对应的是“得到奖赏”阶段，即沈清一家的大团圆。

三.《沈清传》叙事的行动元模式

行为（行动元）模式，又称为“神话行为模式”，是在普罗普的七种人物角色和E.苏里约的六种戏剧角色的基础上制定的;格马雷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提到，这种行为模式是依照行为者的聚合结构建立起来的。[3]引入行动元模式可以为行为图式提供更广阔的发挥，而且能够提供表层叙述句法建构中新的组合的可能性。

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中最核心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欲望关系，[4]在《沈清传》中主体由故事的主人公沈清承担，客体则为主体想要实现的愿望：帮助父亲恢复光明，无论是她投入仁堂水换取供奉菩萨的财物，还是后来设宴招待天下所有的盲人，这对欲望关系始终存在并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发送者是使主体产生对客体欲望的信号，并存在该信号的接收者。在沈清投海前，她接受到的是来自僧人的信号，但僧人发出的错误信号并没有使沈清完成心愿，真正的发送者应是沈清强烈的意志和孝心，在她重返人间当上皇后时最大的牵挂还是父亲的安危，正是沈清矢志不渝的孝心和信念支撑了主体（沈清）追求客体（帮助父亲恢复光明）的整个情节脉络。

辅助者和反对者分别是帮助和阻碍主体接近客体的一对概念，《沈清传》的前半部分中辅助者由船商扮演，但真正的辅助者是龙王和皇帝，龙王使得沈清重新获得生命，并把她托付给皇帝，按照沈清的意愿在天下设宴寻找没有音讯的父亲，这也是客体被实现的直接诱因。而虚假信号发送者僧人实际上是充当反对者的角色，从结果上看阻碍了沈清帮助父亲恢复光明的目标的实现。

从以上的对《沈清传》中两个行动元模式的分析可以发现：一、主客体的稳定不变彰显了故事的主题：沈清对父亲极致的孝心;同时辅助者与反对者的变动和复杂性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突出了沈清的坚强意志和非凡的孝心。二、龙王和皇帝是实际上的辅助者，是沈清实现孝道的关键。小说的这一艺术构思，表达的是民间百姓的愿望，人们不能接受让心地善良、孝道至上的沈清死于大海，小说只有借助道教文化和浪漫主义手法实现这一艺术构思。[5]

四.《沈清传》二元对立关系与符号矩阵

格雷马斯理论的核心是二元对立的符号矩阵。通过概念的对立，以及扩展相关本体论，来对符号符号之间的关系进行结构分析。

1.沈清的“道德抉择”

沈清的“极致”孝道常常被看作是同时代价值取向熏陶下的产物，同时我们无法否认她无私的奉献和纯粹的自我牺牲精神。沈清在实现孝道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个“生”与“死”，放弃帮助父亲与奉献自己生命、投入仁堂水的对立关系，如表格2。

同时《沈清传》中还存在着一对辅助对立关系：道德损害与受益：沈清自身的价值观中“孝”是有至高的地位的，因此在投身大海前她面临着来自自身的道德窘境：她认为父亲的利益的优先级高于自己的生命。自身高尚的品德与同时代同环境普遍价值观的组合构成了沈清道德抉择矩阵的背景和基础。

2.惩恶扬善的韩国文学传统

在《沈清传》中也有很明显的体现。《沈清传》虽然没有传统民间故事中正邪双方的绝对对立，但通过符号矩阵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价值取向和隐藏的对立关系。将《沈清传》中主要人物特征与结局对应罗列：

我们可以发现《沈清传》中存在着一个“价值天平”，如表格3。天平的两端是社会所提倡、人人向往的道德正義，认真践行的人能够收到褒奖;同时天平的对立面是非正义的行为，就如故事结尾皇上下令将病德娘与奸夫黄瞎子捉拿归案、进行惩罚。这种有着惩恶扬善的命运配置的文学作品成为了潜在的社会化手段，给读者传输了“做善事必有回报“的信号。用符号矩阵表示为图3，其中核心对立关系是作者或者说作品中的社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与越轨的非理性行为。

作者在作品中加入惩恶扬善的思想也与《沈清传》的创作背景有关，李氏朝鲜的末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不稳定”的结构下，向往的道德正义与善行就成为了促进结构性“稳定”的微觀变量，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沈清传》中惩恶扬善具有自洽性。这种完美的结局反映出下层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也折射出当时人们对佛教盲目迷信的失落感，同时对更灵验的神灵的期盼和期待被救赎及美好生活的愿望。[6]

参考文献

[1]格雷马斯，王国卿译.行动元、角色和形象[M].叙事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郑夏摄，李华，李华敏译.沈清传[M].叙事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刘小妍.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简介及应用[J].法国研究，2003（01）：198-203

[4]A.J.格雷马斯，蒋梓骅译.结构语义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5]胡炜翌.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理论研究[D].渤海大学，2013.

[6]舒畅.韩国古典小说《沈清传》中儒释道思想探析[J].中华文化论坛，2017（03）：94-99.

[7]唐洁.格雷马斯叙事语法行动模式与文学作品情节构思[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4（03）：81-82.

[8]李雪东.简述韩国人对《沈清传》“孝”文化的认识冲突[J].广东蚕业，2018，52（01）：96.

注 释

[1]格雷马斯，王国卿译.行动元、角色和形象[M].叙事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刘小妍.格雷马斯的叙事语法简介及应用[J].法国研究，2003（01）：198-203.

[3]A.J.格雷马斯，蒋梓骅译.结构语义学[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4]唐洁.格雷马斯叙事语法行动模式与文学作品情节构思[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4（03）：81-82.

[5]舒畅.韩国古典小说《沈清传》中儒释道思想探析[J].中华文化论坛，2017（03）：94-99.

[6]李雪东.简述韩国人对《沈清传》“孝”文化的认识冲突[J].广东蚕业，2018，52（01）：96.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