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琮聪

（1.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2.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东 淄博 255100）

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落后俄国这一低起点上，成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向现实的转变。而且在帝国主义环伺、俄国无产阶级孤立无援的危境中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突破和超越了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为后来者的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距离列宁的时代虽已百年，但回溯其革命历程，尤其是建国方略的历史演变，对于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一、跨越资本主义的 “卡夫丁峡谷”：从“世界革命”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成功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人类社会进阶社会主义社会的开端。接下来，如何在现实与理论严重不对等的条件下，带领物质文化基础全面落后的俄国，成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在资本主义丛林中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成为列宁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根本问题。对于这一根本性问题，列宁从整体上进行了回答：从扩张性的“世界革命”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战略性收缩。正是在从“世界革命”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转向中，列宁建国方略才逐步出场。

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的理论预设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充分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直接进入，对于像俄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国家，提出了相应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但“跨越”理论的实现，是以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予援助支持为前提的。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阶段的发展，已经明显不具备《共产党宣言》发表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条件：西欧工人政党在资产阶级政府“普选权”的陷阱中，逐步开始与各国资产阶级联合进行社会改良，实际放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不渝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垄断资本殖民掠夺的东方，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被殖民、被压迫的落后国家的反殖民、反侵略的民族解放的需要却成为点燃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之火的关键。面对现实革命条件与经典理论的巨大差异，列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突破了马、恩“共同胜利论”，提出了“一国胜利”的可能。在列宁的领导下，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苏俄政权。但列宁并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还特别指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1］（P14），是社会主义革命“一个时代”的“一次行动”［2］（P365）。列宁认为俄国革命这一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有唤起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世界革命的“总决战”，才能迎来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3］（P91）列宁在“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4］（P66），积极推动帝国主义战争向国内战争的转变，由此迎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逻辑判断下，以及消灭帝国主义从根本上巩固政权的现实考虑，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采取了对资本主义直接进攻、激发欧洲革命的策略以实现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目标。

由此可以看到，列宁尽管以十月革命的“一国胜利”成功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落后民族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但在苏俄政权建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列宁仍束缚于马克思经典理论以西欧为中心的“多国胜利”论的认知限制，激发西欧以掀起“世界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生产力落后的苏俄政权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选择。这个时期，列宁将苏俄明确定位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指出苏俄肩负着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使命。世界革命“先锋队”的自我定位，使列宁领导的苏俄迅速地投入到了激发世界革命的热潮中去：在与波兰冲突中放弃本可以签订和约获利的有利形势，继续向波兰进军，占领华沙，目的是激起欧洲革命，形成世界革命的高潮。

但“世界革命”在现实实践中却屡屡触礁：其一，欧洲并没有如列宁预期的那样——帝国主义战争一结束就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走上了一条缓慢发展的道路；苏俄没有等到欧洲革命的援助，而是受到与之相比经济、军事实力强大得多的帝国主义与国内资产阶级的联合打压。其二，新生的苏俄政权作为国家政权实体在艰难形势下生存、发展和壮大的需求日益凸显，“生存发展”“维护安全”成为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主题任务。“生存发展”与“维护安全”的价值目标驱动着列宁在推动“世界革命”与“生存发展”两难之中，逐步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重心，从推动“世界革命”的向外发力转移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内在力量积聚。经济上，变革所有制关系，积极探索多种形式与手段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政治上，积极推动无产阶级政权的完善和建设；文化上，从扫盲和普及国民教育入手，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革新，创建社会主义文明，以破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的“最大障碍”，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列宁最终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发展布局回答了不发达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

二、经济建设：从“进攻”到“退却”

苏俄作为一个具体的国家权力实体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此，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理论作家并没有为其进行俄国特色建设道路的设计，只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给出了宏观的理论架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的结合是基本逻辑，先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后变革生产关系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现实路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野中，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质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所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从苏俄政权建立最初过渡期到战时共产主义再到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列宁在苏俄经济的恢复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上进行了艰辛复杂的探索，整体呈现出从“强攻”式直接过渡到“退却”式迂回过渡的演变态势。

所谓“强攻”指的是从十月革命后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俄政权持续“向资本进攻”的政策实践，即依靠国家权力消灭资本主义和商业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计算和监督，试图建立产品经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

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到1918年春，苏俄在经济领域直接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大银行、大工业的资本为国有，初建了社会主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主导力量。列宁考虑到改造旧生产关系的困难，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关节点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一，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职能，“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实现社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聘请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以更好地实现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这一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尽管包含着某些间接过渡的因素，但消灭商品经济、建立产品经济的基本动机与现实前提，将自身限制于“向资本进攻”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框架之中。而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国家资本主义很快销声匿迹，“向资本进攻”呈加速之势。

从1918年5月到1921年的国内战争时期，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为了集中力量支援前线、保障新生政权的安全，苏俄采取了以余粮收集制、贸易国有化、产品分配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虽然有消除战争、保障政权安全直接且客观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受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主观意图所推动，这主要体现在：列宁将余粮收集制视作取消粮食贸易，“踏上了真正社会主义的收购粮食的道路”［5］（P113）； 实行贸易国有化和产品分配制主要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生产消费公社中”，在消费公社与合作社的产品交换中进行产品的分配，从而 “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6］（P90）。 这与十月革命前列宁对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的认知是一致的，而且在后来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列宁也直抒：“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这种设想也许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来，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 ”［7］（P596）

从十月革命后到战时共产主义结束，列宁的向资本强攻、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办法严重超越了苏俄农民占多数、小农经济为主体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所以收效相当有限。即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效保障了苏俄军事斗争的胜利、保卫了新生政权的安全，但也难以克服其超越发展阶段的根本缺陷，从而在根本上注定了“强攻”办法的失败。1921年10月，列宁在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承认“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 ”［8］（P225）

与“强攻”相对应的是“退却”。所谓“退却”指的是苏俄在“向资本进攻”过度的背景下对经济政策的战略调整，变“革命”为“改良”、变“强攻”式的直接过渡为“围攻”式的迂回过渡，即抛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利用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

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延时过度运行所引起的苏俄政权的经济和政治危机，1921年春，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国家资本主义；废除国家配给制和国家贸易垄断制，实行自由贸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旨在以苏俄政权领导下的充分发展的多形式、多层次国家资本主义为桥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租让制和以私人资本主义的租借制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渡；以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合作社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渡。旨在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恢复国民经济、活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由此可以看到，列宁的“退却”并非是放弃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而是纯社会主义形式直接过渡的力不能及向现实社会主义力所能及的间接过渡的战略迂回罢了。

从“强攻”式的直接过渡向“退却”式的间接过渡的战略迂回，是列宁在艰辛而伟大的探索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资本和社会主义认知的艰难却又正确的回归。

第一，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关系认知的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若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会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就面临着新旧的更替。但如果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超越的生产关系就必须进行回调。苏俄在建立政权后对资本的进攻，尤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加码强攻，消灭贸易，消灭商品经济，严重超越了苏俄小农经济、小商业生产为主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故使本就破窘的经济雪上加霜，经济危机又引起政治危机，增加了苏俄政权安全风险。列宁在承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时，深刻的分析了这一点：“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7］（P11）生产关系超越俄国现实生产力水平的跨越式发展所引起的系列不良后果，致使列宁必须从现实出发，当等不来“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就必须“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7］（P445），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探索适合苏俄多层次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发展形式，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列宁“退却”的战略迂回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是卓有成效的：小农经济迅速发展，工农联盟得以巩固；国营企业焕发生机，工业危机得以缓解，国营大工业得以成长。

第二，对资本和社会主义辩证关系认知艰难却又正确的回归。在马克思经典理论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中，社会主义的实现以资本的充分发展为经济前提，“‘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9］（P99）。 显然，列宁在将社会主义从理论逻辑向现实实体实践转换的最初期，将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实现却背离了这一基本前提，尤其忽视了“一个落后的、被反动和不幸的战争严重破坏、又远远早于先进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必然要经历的特殊的和特别 ‘不愉快的’状态”［4］（P507），希冀以反资本、反商品、反贸易的社会主义运动跳过以资本为核心的商品经济阶段，直接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超越现实的直接跨越式发展对新生政权的反噬，使列宁对资本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认知从理想的抽象进入到现实的进步，“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什么也办不成”［10］（P317）。反映在具体实践上，便是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领导下的，对资本主义的一退再退。列宁指出，“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并最终彻底打破对资本与社会主义关系认知上的机械唯物主义，将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作社与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自身的力量去培植，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三、政治建设：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到“一切权力归党中央”再到“党同苏维埃合理分工”

十月革命爆发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系统阐述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同时，阐发了自己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最初设想：在政治权力的形成上，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通过人民直接选举这一真正的民主，组建无产阶级的政权；在政治权力的结构上，立法权与行政权相统一；在国家管理体制上，实行人民管理制。这一设想是列宁基于马克思经典理论以及巴黎公社有限的历史实践，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一种先验式的预设，充溢着激进的革命理想。但十月革命胜利后，当理想照进现实，列宁的国家政权建设方略经历了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到“一切权力归党中央”再到“党同苏维埃合理分工”的演变。

从苏俄政权建立到国内战争爆发，在这政权初创时期，列宁基本上将革命前的政权设想付诸实践，形成了新型的权力制度体系。面对一个政权两套权力机构——苏维埃与立宪会议并存的格局，以及其他党派利用立宪会议对苏维埃的掣肘，列宁对立宪会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以立宪会议被最终强行解散的事实，宣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强调“苏维埃的权力高于政党”，即政权高于党权。此时的苏维埃包含了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多个党派，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多党派联合执政。在苏维埃的政权结构上，尽管列宁试图实现苏维埃的议行合一，但最终受条件的限制，苏维埃仍是立法与行政二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是最高行政机关。苏维埃的政权运作，则以人民管理制为基础全面展开，由人民普选产生苏维埃代表和各级领导机关，“真正的监督权”切实监督苏维埃工作以保障人民的权益，吸收劳动者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成为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具体体现。在这一时期，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政权建设方略，明显带有革命前理想化设计的特征，即马克思所推崇的巴黎公社一般的直接民主的特点。当丰满的理想遭遇苏俄恶劣的政治生态，注定了理想化的制度在建设过程中的变化与调整。

1918年苏俄国内战争爆发，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所赢得的喘息时间瞬间结束。从1918年1月立宪会议解散到国内战争爆发，只有短短的4个多月的时间，列宁的政治方略刚进入运作，就遭遇了战争的挑战。如何抵御战争、赢得战争的胜利，化战争为和平，实现政权的发展壮大，成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所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而发展目标理想化、难于操作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却难以满足苏维埃的战时需求：党派之间无休止的分歧与斗争、素质落后的民众广泛参与民主所形成的原始民主、拖沓冗长的民主程序，都与苏维埃必须能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力量，形成与国内外相抗衡的强大战斗力，把握宝贵战斗时机，赢得战争胜利严重不匹配。恶劣的斗争环境，使列宁迅速做出集中权力的战略调整——“一切权力归党中央”，集中体现在：第一，镇压、取缔一切反对党，实现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战争结束后，俄共（布）明确表示，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第二，苏维埃权力党中央化，苏维埃机关布尔什维克化，各级党组领导各级苏维埃，而各级党组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形成权力向党中央的高度集中。第三，管理体制从理想化的人民管理制转变为现实的政党代表制。苏俄国内形势的不断恶化，使列宁对人民管理制越来越丧失信心，“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我们甚至连文盲都还没有扫除”，“如果我们说，不是党而是工会自己来提人选和进行管理，这听起来很民主，可能也会争取到一些选票，但是不会长久。 这只会葬送无产阶级专政”［11］（P252-253）。 由此，苏维埃的劳动者来实行管理，事实成为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即党中央的集中管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向“一切权力归党中央”转变的结果便是形成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国家逐步进入和平建设期，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全面铺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建设要求严重不符，官僚主义滋生、泛滥，严重损害公平，危害社会，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列宁开始试图通过“党同苏维埃合理分工”，即党政适度分离，来矫正畸形，实现政治制度的变革与完善。面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列宁强调要正确处理党和苏维埃的关系，要党政分离，各司其职，党主要负责“一切负责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讨论和解决属于经济性质的问题”则归还苏维埃。面对行政权泛滥、立法权凋零以及国家权力专制化、官僚化的危险走向，列宁重新强化立法权力建设，试图增强对行政权的限制。列宁还试图通过完善人民监督机制和推动国家法制建设，来净化政治环境，消除官僚主义。然而，一方面由于列宁病情的不断恶化，不得已离开实际工作岗位，列宁这一时期以“党政分离”还权于苏维埃的一系列政治探索大多都未来得及进入实际运作，就进入了理论典籍的封印状态；另一方面由于高度集权的沃土已经养成，在建设成就上高度集权的立竿见影，能增强其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信心和能力，更使苏联在集权专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从苏维埃政权初创到1924年初列宁去世，在不到七年的时间内，列宁的政治建设方略从相对抽象的理想设计到付诸实践，实现了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到“一切权力归党中央”再到“党同苏维埃合理分工”的三连调。这三连调都是围绕着苏维埃与党的关系展开的：政权初建时，苏维埃高于党；战时特殊时期，苏维埃从属于党；战后经济恢复建设期，推动党政分离。列宁为何会在短时间内连续调整其建设方略？难道是每个版本的制度设计都存在重大缺陷？当然不排除这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主客观一致的要求，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客观一致，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用真理指导实践。残酷战争的爆发使得“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理想制度设计的弊端集中暴露，自然会使列宁做出集中权力、修正弊端的调整。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新的官僚主义滋生等严重问题的出现，尤其不能服务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建设要求，列宁自然又会再次做出“党政分离”的调整。

四、文化建设：从“破”到“立”再到“建”的文化革命

一个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的变革，还包括精神文化的变革。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旧式俄国基础上，使文化主体实现落后到先进的提升，在社会主义空地上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以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成功登陆社会主义，成为苏维埃政权建设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从对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潮的坚决理论斗争到正本清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广泛宣传，从“学习共产主义”到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灌输教育，从非做不可的扫除文盲到不同社会群体的精神养成，列宁在推动落后俄国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从“破”到“立”再到“建”不断地推动着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的发生，以 “思想掌握群众”，谋求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革命的实现——“旧事物无比复杂而痛苦的死亡”，“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新生活方式的诞生。 ”［12］（P312）基于此，列宁的文化革命图景就决然不是狭义理解的列宁晚期探索所明确提出的“文化革命”，而是建国以来破中立新、立中建设的文化变革工程。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除了要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包抄夹击的安全威胁，还要时刻面临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势力，以及各种派别各种色调涂抹社会主义，进而消解社会主义文化认同，阻碍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文化威胁。对此，列宁一方面从对各种错误文化思潮进行批判清算入手，另一方面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广泛宣传入手，破除苏俄政权初创时期的思想文化乱局，正本清源，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对于身处旧文化乱局、新文化空地中的列宁来说，“破”并非是不分青红皂白、否定一切，也非无中生有、从零开始，而是在以往优秀文明成果积淀基础上的科学辩证、批判继承、发展创新；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学校、机关、报刊杂志等为依托，面向人民群众，深入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体系的构建。

当列宁对在十月革命中俄国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寄予厚望的时候，人民群众根深蒂固的“陈规陋习、守旧心理、奴才习气”［13］（P205）却因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建设得以充分暴露。列宁对文化基础与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严重不支持，开出了依托学校、机关、报刊杂志所组成的庞大文化教育系统广泛开展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药方：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提高道德素质，培养无产阶级道德。当“无产阶级文化派”以所谓的只有在“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艺术的实验室”里才能创造出真正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奇思怪谈来诠释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时，列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仅提出“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而且明确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内涵：“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7］（P285）的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创造的文化。 由此可见，列宁不仅在“破”中“立”起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而且“立”起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第一，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绝对领导权。第二，苏俄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必须立足苏俄的具体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第三，苏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要建立在人类社会先进文明成果基础之上。

随着苏俄“战时”的退潮，“和平”的到来，苏俄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集中体现在以多形式、多层次的国家资本主义为桥梁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全面展开。但列宁很快发现，文化的缺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障碍。因为缺少文化，做经济管理的共产党员制定出来的经济计划和政策空话连篇、超出实际。因为缺少文化，党内官僚主义盛行、贪污腐败严重。因为缺少文化，工人阶级“没有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14］（P438），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被严重掣肘。对此，列宁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里，提出了文化——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政治遗嘱”。其中，旷日持久的文化革命是发动三者协调发展的引擎。文化革命首先从非做不可的扫除文盲到提高文化教育水平，这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从根本上开路。列宁的文化革命不仅仅停留于扫盲、提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层面，更重要的落脚于精神的养成。共产党员与党员干部通过文化革命能克服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提高精神文化水平。广大人民群众，尤其工人农民，通过文化革命能走出旧世界的污泥，“建立起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最严格的革命秩序”［13］（P4）。 新旧知识分子通过文化革命不仅能提升自我修养，且能为后世社会主义做表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绝不是一时之功，列宁特别强调从扫盲识字到提高文化水平再到养成共产主义精神的文化革命“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15］（P364）

五、当代启示

列宁的时代距今已过百年，列宁到底为我们留下了什么？百年前帝国主义时代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开端的探索，之于百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到底有何意义？时空的差异与国情的不同，注定列宁对我们的馈赠绝不是来自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直接的经验，而是这些经验中所蕴含的真理。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是工人阶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只有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正如马克思所言的“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列宁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范式实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向现实转化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和社会主义实践者。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停留于“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字面教条，而是在以辩证唯物、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帝国主义时代下的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全面实践出来。即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总的指导原理，从俄国发展变化的具体实际出发，在反复探索实践中，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而指导“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通过从超越现实“多国胜利”的追求到苏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从“向资本进攻”社会运动式的直接过渡到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间接过渡的战略调整，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实现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分离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飞跃，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完成了从理论普适性到现实多样性的转化。正是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真正的开始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中华民族自强史更说明：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即基于各国国情以回答时代问题的被群众所掌握的具体实践。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程度远超出列宁时代，我们正处在从国际社会的边缘进入中心地带、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力量发起总攻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期。新时代、新问题、新挑战，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新条件下的实践中做出新的回应，即以时代为前提，以问题为导向，创新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更好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所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不囿于经典理论和既有经验的限制，善于从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出发，不断革新观念、创新理论、完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上，既守正又创新，既大胆实践又实事求是、善作善成，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社会主义全面协调发展。虽然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道路上历经曲折、不断调整，但在艰辛复杂的探索中，初步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有机发展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其中，经济是主线，政治是保障，文化是智力支持，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尽管列宁并未做过如此表述，但列宁对三者协调发展的认识却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始终。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推进中，逐步意识到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仅使官僚主义严重泛滥，还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不符，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于是在不断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推进政治改革，以确保经济改革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下顺利进行。列宁在经济调整、政治改革的进程中日益发现，文化的缺失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最主要的障碍。列宁曾明确地表示，我们“有足够的、绰绰有余的政治权力，我们还拥有足够的经济手段”，但却没有管理的本领，而之所以缺少管理的本领，关键在于“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16］（P5）。 于是，列宁希冀进行一场持久的文化革命，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尽管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建设布局，由于列宁的去世，在苏联并没有被继承贯彻，但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仍有重要启示：社会主义以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为价值旨归。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增强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就必须统筹推进新时代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政治上，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建设上，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生态上，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只有坚持“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才能不断开辟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推动人类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制度优势。自列宁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生态。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都要始终面对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 “卡夫丁峡谷”而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在政治先进、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政治落后但经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斗争中，突破其围追堵截、文攻武伐，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双重困难。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世界革命”让位于“社会主义建设”，“一步到位”的直接过渡让步于“以改促建”，即基于俄国的具体实际，希冀通过不断的推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以此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吸引其他国家主动进入社会主义的轨道，以此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这是列宁对低起点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二重困难的战略回答。虽然现在距离列宁时代已经久远，但这对于当下已经富起来、正在强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仍具启示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中，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同时也是矛盾集中爆发的发展瓶颈期。外部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打压遏制，内部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诸多问题。对此，我们要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