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晓萍 宋旭红 李丽萍 蔡磊 王珊

(1山西医科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1；2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高血压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慢性疾病，其并发症较多，已严重影响个体的生活质量。据调查，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明显上升，目前，约有2亿例患者，约占全球高血压总人数的1/5。根据调查研究显示，高血压还是影响全球死亡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的主要原因〔1，2〕。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的评估，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一个基线指标。研究表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指数越高，其免疫功能更强大，且更为长寿〔3〕。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对于提升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4〕，并进一步改善其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抑郁是一种持续性心境低落、兴趣缺乏及意志活动减弱的心理状态。Kronish等〔5〕研究发现，抑郁症与多种降低健康行为的依从性较差有关。Scuteri等〔6〕研究表明，抑郁症可能通过减少夜间血压下降而增加心血管风险。有研究〔7〕显示，高血压共病抑郁的发生率为23.4%。应对方式是个体面对压力时的自我调节，包括情绪和行为调节及由情绪驱动的行为调节，对于个体维持心理平衡具有重要作用。不同的个体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对其情绪状态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胡靖等〔8〕研究发现，个体越是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其抑郁的发生率越低；而消极应对方式则相反。总之，个体的应对方式与其抑郁等情绪状态之间关系密切。曲海英等〔9〕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对于高血压患者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应对方式、抑郁状态与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确诊为高血压的住院患者206例。纳入标准：具备理解问卷的能力，能够自行填写问卷；无精神疾病、认知障碍者；自愿参与调查研究者；年龄≥60 岁。排除标准：正在服用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副作用的药物；合并其他严重躯体疾病；病危或不愿意参与调查研究者。患者均签订知情同意书。总共发放22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06份(93.6%)，其中男95例，女111例。

1.2调查工具 ①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10〕由24 个题目构成，10 个题目测量正性情感(PA)和负性情感(NA)，PA和NA各5 项；14个题目测量正性体验(PE)和负性体验(NE)，PE和NE各7 项。该量表有较高的信效度。②抑郁自评量表 (SDS)〔10〕。测量抑郁状况的程度及抑郁状况在治疗中的变化。该量表包含20个条目，按症状出现的频次评定，分为4个等级：从无或偶而、有时、经常、总是如此。抑郁指数=量表总分/80，抑郁指数<0.50为无抑郁，0.50～0.59为轻度抑郁，0.60～0.69为中度抑郁，≥0.70为重度抑郁。③医学应对问卷(MCMQ-中文版)〔10〕。共包含三类应对策略，分别为面对、回避和屈服。由20 个条目构成，各项目按1～4 四级计分。该量表是为数有限的专用于病人的应对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1.3统计分析 应用SPSS22.0软件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Amos20.0及Bootstrap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索高血压患者的应对方式在抑郁情绪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

2 结 果

2.1应对方式、抑郁、主观幸福感得分情况 高血压患者的抑郁得分为(40.40±5.67)分，面对得分(20.06±3.07)分，屈服得分(14.00±2.68)分，回避得分(15.31±1.74)分，主观幸福感得分(24.83±5.47)分。抑郁指数≥0.05 112例，抑郁检出率为54.37%；其中轻度抑郁84例(40.78%)；中度抑郁24例(11.65%)，重度抑郁4例(1.94%)。

2.2应对方式、抑郁及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抑郁得分与面对、主观幸福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P<0.01)；抑郁得分与屈服和回避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主观幸福感得分与面对分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屈服和回避得分呈显著负相关(P<0.01)。相关分析发现，面对与主观幸福感和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屈服与主观幸福感和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回避与主观幸福感和抑郁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满足中介效应分析的条件。见表1。

2.3抑郁与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以主观幸福感的得分作为因变量，以抑郁和应对方式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显著(F=99.16，P<0.001)，表示影响高血压患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有抑郁和屈服应对方式两种因素。抑郁和应对方式可以解释47.9%的变异量，且屈服应对方式和抑郁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见表2。

表1 主观幸福感、抑郁与应对方式间的相关分析(r值)

1)P<0.01；下表同

表2 抑郁与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2.4应对方式在抑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 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利用AMOS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采用Bootstrap法对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根据本研究建构潜变量主观幸福感(包含PA、NA、PE及NE 4个观察变量)、抑郁(20个条目)及屈服(5个条目)三者关系的中介模型(图1)。该模型拟合适配度较好，其中χ2值/自由度(df)=2.280，P=0.033，拟合优度指数(AGFI)=0.926，调整AGFI(GFI)=0.979，规范拟合指数(NFI)=0.977，比较拟合指标(CFI)=0.987，增量拟合指数(IFI)=0.987，Tucker-Lewis指数(TLI)=0.967，近似误差的均方根(RMSEA)=0.079，该结构模型可以接受。

图1 应对方式在抑郁及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

抑郁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屈服应对方式这一中介的作用。抑郁对于主观幸福感直接效应为-0.648，而通过屈服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124，总效应值为-0.772，屈服应对方式产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6.06%(0.124/0.772)。高血压患者的抑郁程度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水平，高血压患者的抑郁程度还通过影响其屈服的应对方式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即屈服的应对方式在高血压患者抑郁程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表3。

表3 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及其效应量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血压患者的抑郁水平偏高，主观幸福感程度偏中下等水平。高血压患者由于其病程长，并发症较多，抑郁程度偏高，主观幸福感程度偏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生活质量水平低，不利于血压的控制和管理〔11〕。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说明了高血压患者主观幸福感与其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丰富了高血压患者主观幸福感、应对方式及抑郁的相关研究，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这方面的研究。高血压患者的主观幸福感与其抑郁程度及采用何种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有研究显示，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显著相关，且二者相关方向与采取应对策略的性质相一致〔12〕，而患慢性疾病患者更容易表现出消极的应对方式，降低了患者的主观幸福感〔13〕。多项研究结果均显示，应对方式与抑郁情绪之间关系非常紧密，二者显著相关〔14～16〕。本研究结果也显示，抑郁程度愈高的患者，更易采取屈服应对的消极应对方式，从而使其主观幸福感更低。中介模型中，屈服应对方式在抑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作用。一方面，抑郁情绪直接影响高血压患者的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抑郁程度愈高的患者，更易采取屈服应对的消极应对方式，从而使其主观幸福感更低。

综上，应对方式和抑郁程度对高血压患者主观幸福感的体验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在高血压患者的心理和护理中，从其应对方式和抑郁情绪等负面情绪调节着手，帮助患者调整其应对方式和抑郁情绪，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的体验，并进一步改善和提升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