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豫云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洛阳 471934)

北宋时的泗州故城(州治)在今江苏盱眙东北，州境辖今盱眙县以及周边的天长、泗洪、明光(原嘉山县)等地的一部分。(1)北宋泗州不包括楚州(今淮安)的洪泽湖。查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可知，泗州和楚州的分界即为洪泽湖。北宋时的洪泽湖面积约为今天的二分之一，洪泽湖在泗州城东北，距泗州城不远。洪泽湖南岸的龟山则在泗州境内。苏轼一生，宦游四海，其在江苏的行迹几乎都与当时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有关。[1]而其运河行程，经行或逗留泗州的就多达十余次。他或在泗州淮上会友，或游览泗州名胜，或抒发一己、一时之感怀、感悟，创作了二十余首诗、词，其中不乏一些脍炙人口并令人深思的优秀作品。已往的苏轼诗词研究少有从运河交通、泗州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进行的。基于此，笔者拟从以下几方面展开探讨。

一、苏轼泗州诗词与运河淮上风物

古泗州在商周时为徐国，春秋时属吴、越，战国时属楚，秦属泗水郡，西汉先属楚后属沛国，东汉为临淮郡。三国时亦为临淮，后周时改称泗州。北宋泗州辖临淮、招信、盱眙三县，属淮南东路，盱眙为其州治、州城。清康熙十九年(1680)由于黄河夺淮，洪泽湖扩张，使其沉沦泽国，成为“中国的庞贝古城”。

由于宋代运河各段水文情况和所处地势的不同，导致运载量和运输期的显著差异，宋代漕运采用“转般之法”(2)见《宋史·食货志》。，泗州为四大“转般仓”州治(另为真州、扬州、楚州)之一。皇家漕粮皆在此中转，成群结队的船只在此停泊。

泗州地处汴河和淮河的连接点，是运河的漕运重地，它处在南北交通要冲，扼守淮河两岸及南北大运河由汴入淮的南端口岸，其战略、交通和经济地位突出，是北宋淮河下游一座繁华的港口城市、通都大邑。泗州城当时不但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更兼有秀丽的山水风光。《凤阳府志》云：“泗州南瞰淮水，北控汴流，地虽平旷，而冈垄盘结，山水朝拱，风气凝翠，形胜之区也。”[2]

宋代泗州至楚州的一段淮河属于汴河和江淮运河(邗沟)的连接段，既是淮河又是运河。苏轼在泗州行程中多次会友，也用他饱含文采的笔墨描绘泗州的运河淮上风光。

(一)淮山楼

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经安徽、江苏入洪泽湖，复经淮阴、涟山入海。运河泗州一段依山俯淮、风光旖旎，唐宋以来包括苏轼等大诗人皆曾流连于此，多有诗词吟颂。

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3)一说作于元丰七年初四启程北上时，亦通，参见莫云《东坡泗州行》，载于《江苏地方志》2003年第2期。，苏轼从黄州东下，在江南游历之后北归，滞留泗州，作《如梦令·题淮山楼》词：

城上层楼叠巘，城下清淮古汴。举手揖吴云，人与暮天俱远。魂断，魂断。后夜松江月满。[3]544

“举手揖吴云”是言苏轼即将拜别吴地回北方。苏轼一生共十余次途经泗州，词中所表为他由黄州团练副使移汝州团练副使过泗州，四月离开黄州，十二月一日才抵泗州，因为之前他曾长期停留于真州、润州、常州，“日以求田为事”(《与王荆公二首》之二)[4]，还在宜兴买有庄田，并不想去汝州。此时经历“乌台诗案”、人生低潮之后的苏轼对漂泊的厌倦形诸于文。他立志归隐宜兴，故一直迟缓北上。抵泗州又遇淮水浅冻，居留长达一月有余，得以于泗州游览名胜，写有大量诗词。此词即为十二月中旬题在淮山楼上的，言辞充溢眷恋吴地之情，表达了他身在泗州却心念吴地的心态。

词题中的“淮山楼”，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四十四”《淮南东路·盱眙军·景物下》载：“淮山楼，在郡治，其治即旧都梁台也。”(4)见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44，清影宋钞本。“城下清淮古汴”“举手揖吴云”句也可推断出宋代“淮山楼”这一人工阁楼应在州城、淮河北岸与汴河的连接处即“汴口”一带，今已随泗州城沉陷于洪泽湖。登淮山楼，映入眼帘的是美不胜收的淮河山色，这让诗人情不自禁地思念起他依依不舍的、吴淞江畔的满月之夜。

(二)南山(又名都梁山、第一山)与泗州长桥

如前述，苏轼自黄州移汝州、中道起守文登途中，有短暂居留泗州(从元丰七年岁末至正月初四)，在泗州亦作有《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词：

北望平川，野水荒湾，共寻春、飞步孱颜。和风弄袖，香雾萦鬟。正酒酣时，人语笑，白云间。飞鸿落照，相将归去，澹娟娟、玉宇清闲。何人无事，宴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3]552

该词用欢快的基调写他同泗州太守刘士彦携歌妓同游秀美的南山，晚归过十里滩(在南山与泗州州城之间)时的情形。南山即泗州城南、临水耸峙的都梁山。“北望平川”是说从“南山”上往北望去一片平坦，满眼的美景和野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五有载：“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师至汴口，并无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为第一山，有诗云：‘京洛风尘千里还，船头出没翠屏间。莫能衡霍撞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5)见宋代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5，清乾隆刻本。“汴口”在汴河入淮之处的泗州南山(第一山)附近(对面)。词作于腊月二十四日，写腊尽春回，“寻春”、宴饮之乐。

《行香子》词中“长桥”并非是明清两代方志所载的跨汴河、通泗州城的“汴泗桥”。原因有二，其一，清人穆彰阿《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四“津梁”载：“汴泗桥在旧州城西，跨汴河，一名通会桥，古泗州临淮二城分晛处，宋时漕舟由此入淮。”(6)见清代穆彰阿的《大清一统志》(嘉庆)卷134“津梁”，四部丛刊续编影旧钞本。其二，明人柳瑛《中都志》卷三载：“泗州州城依淮河北岸，古有东西二土城，国初始以砖石修砌为一，汴河径其中。”(7)见明代柳瑛的《中都志》(成化)卷3“泗州”，明弘治刻本。汴水穿城而入淮，河西为唐时建的临淮县城，河东为宋时建的土城，二城由一座汴泗桥相连。明初二城合而为一，砌以砖石。可见，上述两处，记载的都是汴河上东西向的长桥。

而苏东坡所称“望长桥，灯火乱”不是明清方志所载的汴泗桥，而是从城南即淮河南岸都梁山到淮河北岸泗州城的、架在淮河上、南北向的浮桥，即苏轼泗州诗词中多次出现的“长桥”“桥”等。

苏轼在元丰八年(1085)所作《正月一日，雪中过淮谒客回，作二首》(其二)诗曰：

攒眉有底恨，得句不妨清。霁雾开寒谷，饥鸦舞雪城。桥声春市散，塔影暮淮平。不用残灯火，船窗夜自明。[5]2751

苏轼在泗州度过了除夕，宋代泗州一带，在“元旦”(8)“元旦”一词在我国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于《晋书》。中国历史上的“元旦”指的是农历正月初一，一般在立春后。这天人们有拜访好友的习俗，生意人开年为了图个彩头，还要“开春市”。苏东坡过泗州长桥到对面去拜访客人，傍晚才回，见到长桥上一片熙熙攘攘，“桥声春市散”应是赶春市的人们散场的情形。诗中“桥声”所指桥应同《行香子·北望平川》所指“长桥”，皆为当时泗州跨淮河的“泗州长桥”，亦可知宋人于桥上设集市已属常见。

(三)其他运河淮上风光

苏轼行旅诗中对风、霜、雨、雪时的泗上淮河风光多有描摹。如元丰八年新年，苏轼《正月一日，雪中过淮谒客回，作二首》(其一)诗云：

十里清淮上，长堤转雪龙。冰崖落屐齿，风叶乱裘茸。万顷穿银海，千寻度玉峰。从来修月手，合在广寒宫。[5]2749

这是对泗州淮河奇异、壮观的雪后景色的一段白描，用屐齿以状冰崖上之窠，风吹叶动，纷乱如裘毛，比喻形象。特别是“从来修月手，合在广寒宫”句赞赏雪后淮河一带的冰雪世界，莹洁如月中仙宫，可谓鬼斧神工。

苏轼过泗州偶遇老友，亦有《过泗上喜见张嘉父二首》(其一)诗言“眉间冰雪照淮明”[5]1962，写的也是雪景。纪晓岚评论此诗“眉间”句写出“喜见之神”(9)见清代纪昀的《纪评苏诗》卷26，清道光刻本。。另有《再过泗上二首》(其二)诗云：“客行有期日月疾，岁事欲晚霜雪骄。山根浪头作雷吼，缩手敢试舟师篙。”[5]5711是对泗上运河行程中所遇霜、雪等极端天气的描绘。“眼明初见淮南树，十客相逢九吴语。旅程已付夜帆风，客睡不妨背船雨”(《再过泗上二首》其一)[5]5710，则是写的舟行遇雨的情况。“一切景语，皆情语也”[6]，苏轼泗州运河行旅诗中所状之风、霜、雨、雪大多色调明快，也反映出苏轼虽处挫折而不消沉的心理状态。

唐宋时期，文人诗歌中不乏对水上行旅中的“早发”现象展开书写。苏轼元祐七年(1092)三月作于自汴京赴扬州知州途中的《淮上早发》诗曰：“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5]3942应作于泗州，整首诗语言平淡，意味深远。此时为元祐年间高太后执政时期，苏轼较为得意，由颍州任被改知扬州太守。整首诗看似有些悲凉，但总体来看他对宦途的奔波怨而不怒，可能相对颍州而言他还更喜欢扬州。“默数”二字，传达一种无奈的气息。“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写早发时的淮河天际和水面秀美景色。但早发毕竟通常是一种较违反常规的行旅和生活状态，唐宋人的诗歌中诗题“早发”“晚发”的“早”“晚”除有清晨、凌晨和夜晚、傍晚之意外，还“暗含了一层‘太早’‘太晚’的强调意味”[7]。“晓角哀”是一种无奈、消极情绪的流露，但又有“澹月倾云”“小风吹水碧鳞开”，整体来看其基调仍似乎是积极的，至少也是中性的，这符合此诗的创作年代和创作背景。

自隋唐大运河开通以来，泗州就成为行人南北往来的重要中转站。苏轼宦游、访友、谪居多次途经泗州，其运河风物诗词多数作于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至元丰八年(1085)元月的居留泗州期间。苏轼所写的泗州运河山水景物诗中，不论水光还是山色，不少是经过诗人知性介入的景物，所状景物有一种疏阔的意境，也是苏轼旷达心境和人格的某种投射。

苏轼陶情于泗州的美景，颂美山水之色，也能看出其追求自适随缘、超然物外的心理趋向，而此种思想往往又以对现实功名的否定作为相辅相成之思想构成，亦可谓佛禅思想之体现或映射。

二、苏轼泗州运河诗词与佛蕴禅思

苏轼虽不是真正的佛教受戒教徒，但他自称“居士”，其诗词也受到佛学的巨大影响。泗州普光王寺(僧伽大圣圣地)是唐宋时期与凤翔法门寺(佛骨圣地)、终南山(三阶教圣地)、五台山(文殊菩萨圣地)齐名的全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普光王寺的“僧伽塔”建在泗州城的运河河畔。苏轼那些渗透着佛蕴禅思的泗州诗词大多与僧伽塔有关。

(一)从《泗州僧伽塔》等诗可见苏轼学佛理但并不执迷于神佛的态度

苏轼在熙宁四年(1071)十月自请外任赴杭州通判，由汴涉淮途中作有《泗州僧伽塔》诗云：

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5]587

写他沿汴河南下至泗州汴口、龟山的一些经历，诗中泗州僧伽塔位于交通要冲“汴口”(即泗州城一带)附近，“长桥”即上文有论的泗州城南的都梁山至泗州城之间的淮河上的长桥。“龟山”在泗州城东北的洪泽湖南岸，即今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的道教名山老子山，为淮河入洪泽湖的湖口处，北宋时属泗州。泗州普照王寺有座高“三百尺”(见下文论及的韩愈《送僧澄观》诗)的僧伽塔，耸立城边，影投淮水，蔚为壮观。苏轼一行在汴河尾遭遇逆风而不能进，舟人认为祷告灵塔可以平顺风浪，故往来舟楫广有拜祭、敬香、祷求平安的，相沿成俗。阻风滞行期间，苏轼还饶有兴致地登上僧伽塔，回望淮山景色。

“灵塔”即泗州僧伽塔，始建于唐中宗时，是为纪念僧伽大师而筑。“僧伽”其人，唐李邕的《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和宋代的《太平广记》《传灯录》《宋高僧传·唐泗州普光王寺僧伽传》等均有录，说明其本为历史实有人物，后被神化。如《景德传灯录》载：

泗州僧伽大师，世谓观音大士应化也，但此土有缘之众乃谓大师自西国来，唐高宗时至长安、洛阳行化，历吴、楚间，身执杨枝，混于淄流。或问：“师何姓？”答曰：“我姓何。”又问：“师是何国人？”师曰：“我何国人。”寻于泗上欲构伽蓝，因宿州民贺跋氏所居，师曰：“此本为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香积寺，即齐李龙建所创。又获金像，众谓然灯如来，师曰：“普光王佛也。”因以为寺额。景龙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师至辇毂，深加礼异，命住大荐福寺。三年三月三日，大师示灭。(10)见宋代释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卷27，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

僧伽(624—710年)为唐西域高僧，和李白同时代人，李白有《僧伽歌》：“真僧法号号僧伽，有时与我论三车。”[8]353僧伽俗姓何，曾在泗州建造寺院。唐中宗时迎入长安、尊为国师，后归葬临淮(泗州)、起塔供养，即僧伽塔。从《景德传灯录》“身执杨枝，混于淄流”等细节来看，僧伽俨然是唐宋时期男版观音菩萨的化身。

在唐代，僧伽就已被神化，“泗州僧伽大师者，世谓观音大士应化也”。中国的“观音菩萨像”早期就是仿照僧伽像造的，为男性特征，后来慢慢演化为女性。如淮安地区保存至今的一尊唐朝观音像就有胡子，是男身，原型为僧伽大师。韩愈《送僧澄观》诗言唐洛阳名僧澄观所重建之僧伽塔：“僧伽后出淮泗上，势到众佛尤恢奇。……清淮无波平如席，栏柱倾扶半天赤。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9]即苏轼所言“退之旧云三百尺”，或有夸张，但亦可想象其雄伟。

北宋时，由于统治者的重视，泗州僧伽塔得以重建。《释氏稽古录》卷四载宋太宗雍熙元年(984)“诏修泗州僧伽塔，加谥‘大圣’二字，寺曰‘普照’”(11)见元代觉岸禅师编《释氏稽古录》卷四，清光绪十二年(1886)刻本。，故宋时泗州僧伽塔亦称“雍熙塔”。僧伽塔的祭拜活动亦非常盛大，如熙宁五年(1072)，日僧成寻北上开封途中，亲眼看到祭拜泗州大圣塔的盛况，有“途中十万人满路无隙，买卖食物如杭州市”[10]的描述。也因为僧伽是观音化身，僧伽信仰是庶民佛教，黄庭坚说：“僧伽本起于盱眙，于今宝祠遍天下。”[11]泗州大圣的信徒遍及四海，至今在福建等地，仍有信仰和影响。

元、明两代屡有重建、重修泗州僧伽塔。赵孟頫《重建大圣寺灵瑞塔碑记》载:“寺(笔者注：泗州普照寺)旧有塔，唐国师僧伽之所作也。肇建于唐龙朔年间，重建于宋雍熙八年，凡十有三级。”[12]清康熙十九年(1680)，塔与古泗州城同没于水。

苏轼《泗州僧伽塔》就祷风于神灵的事，阐发诗人对神佛原属虚妄的议论，并写出自己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诗中先追忆当年即治平三年(1066)护送父亲苏洵灵柩舟行返蜀，自汴入淮，经过泗州适遇逆风，为风沙所困的艰难情形，以及“舟人共劝祷灵塔”之后，风头转顺、舟行如飞的状况。但诗人并未因此便迷信神佛的灵验，而提出了“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的较为唯物的观点。而今又为逆风所阻，舟不得行而求神无验，但苏轼对此已看得很淡然。“得行固愿留不恶”，明为指行路而言，实则表达他对进退出处的超脱态度，“无心”于仕途得失；更登塔眺望，一览淮上云山的开阔景象，愈突显其品格之清高、襟怀之豁达，也很好地体现了“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13]的特色。

由《泗州僧伽塔》诗可见苏轼虽受佛教文化影响但其内心并不真正信佛，至少可以说并不迷信虚妄之神力。苏轼不信“怪力乱神”是有思想基础的，其早年就作有《夜行观星》，认为“天人不相干”[5]142，他对佛教只取其“参悟”“智慧”之道。

虽然苏轼不执迷于神佛，不相信祷告神佛之效，但他于绍圣元年(1094)，仍写《僧伽赞》(一作《泗州大圣像赞》)，劝人知佛、敬佛乃至成佛。苏轼家人也笃信僧伽，“吾妻沈素事僧伽谨甚”[14]，元祐七年(1092)他到扬州经泗州时又作有《祈雨僧伽塔祝文》等。从苏轼的另一些泗州运河诗词中也能看到他对神佛的敬畏和尊重，这些矛盾表现其实体现了一种慈悲或民本情怀，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一个特征。

《书泗州孙景山西轩》是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四月由徐州赴任湖州途中作于泗州的，他于诗中写道：“落日明孤塔，青山绕病身。知君向西望，不愧塔中人。”[5]1961“孤塔”指泗州僧伽塔，“塔中人”是唐代名僧、观音的化身僧伽。刘攽《中山诗话》言：“泗州塔，人传下藏真身，后阁上碑道兴国中塑僧伽像事甚详。退之(韩愈)诗曰：‘火烧水转扫地空’。”(12)见北宋刘攽撰写的《中山诗话》，《四库全书》集部。其认为真身焚矣，但当时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僧伽真身仍在雍熙塔内。孙景山为皇祐元年(1049)进士，是苏轼好友、同道。因论新法不便，为邓绾所劾，这时在泗州作官。苏轼运河行旅中拜会友人，作有此诗加以勉励，“知君向西望，无愧塔中人”应是对孙景山为民谏言之磊落胸怀的同情和赞许。僧伽、观音是关心民生、救民疾苦的榜样和代表，与将天下视为己任的宋代士人可以类比。

元祐三年(1088)九月，苏轼在汴京有《送程七表弟知泗州》诗云：

江湖不在眼，尘土坐满颜。系舟清洛尾，初见淮南山。淮山相媚好，晓镜开烟鬟。持此娱使君，一笑簿领间。使君如天马，朝燕暮荆蛮。时无王良手，空老十二闲。聊当出毫末，化服狡与顽。勿谓无人知，古佛临清湾。赤子视万类，流萍阅人寰。但使可此人，馀事真茅菅。[5]3331

“清洛尾”指汴河将入淮河的部分。汴河旧引黄河水，元丰二年(1087)六月导洛水通汴，故汴水此时亦有清汴、清洛之称。“淮南山”指都梁山、第一山，其山在淮河南，山生兰草(又名都梁)，故名。“淮山”是淮河、都梁山的合称。前半部分言山水相映之美，后半部分言表弟的文德。传闻泗州僧伽塔顶多现佛像，故云“古佛临清湾”。“勿谓无人知，古佛临清湾”言善政自有神知，有“举头三尺有神明”之意，这些又可看出苏轼对神佛的敬畏和重视。显然，总体来说，神佛在苏轼眼中只是类似儒家推崇的高尚人格的代表，而不是幻想世界里的主宰人们命运的神祗。

(二)《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中对禅理的参悟

宋代是禅宗发展中的成熟、定型期。禅宗是宋代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佛教宗派。禅宗的繁荣也深刻影响了宋代诗歌的风貌，其一是禅宗越来越文人化，禅门中“公案”“禅偈”等形式的创作层出不穷，禅僧与士大夫借诗谈法等交往增多。其二是宋人中有不少士大夫信仰禅宗，禅宗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文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极为深刻，同时，他们有意识地将禅宗作为一种重要文化资源吸收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15]。宋人诗词中禅宗的印记鲜明是宋代诗词的重要特征之一。

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十八日苏轼在泗州作《如梦令》：

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浴泗州雍熙塔下，戏作《如梦令》两阕。此曲本唐庄宗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3]547

南宋人傅藻所著《东坡纪年录》认为此词作于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本皆言作于十二月十八日。笔者认为当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因为这时接近除夕，在热水洗浴条件较为匮乏的古代中国，人们一般在农历新年前洗澡较合情理。而此时泗州雍熙塔(即僧伽塔)下“有一所寺院经营的澡堂”[16]，逗留泗州期间，苏轼也有去光顾，洗热水澡。

“水垢何曾相受”，语义双关，明说“垢”为身上之“污垢”，暗喻释氏所谓的“垢染”，即烦恼之意。“垢”为佛家、禅宗的一个常见术语，词中所表是清净而无垢染之意。如《大无量寿经》(卷上)云：“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大无量寿经》(卷下)亦云：“犹如净水，洗除尘劳诸垢染。”《维摩诘经》偈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布以七净华，浴于无垢人。”《大乘义章》(卷五)曰：“染污净心，说以为垢。”即以染身之垢喻烦恼之心，故需以净水洗之。李白《僧伽歌》亦言：“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忏尽波罗夷，再礼浑除犯轻垢。”[8]353

苏轼词中言“居士本来无垢”，故无需大洗，这是“水垢何曾相受”和劝“揩背人”“轻手”的原因。虽浸润着佛法的气息，但实际上是借佛教词汇来谈禅理的一种戏谑之语。腊月里在佛寺的一次沐浴，引发了苏轼对禅理的参悟，“诗中借垢寓托尘世之烦恼，通过佛浴来摆脱尘垢，即通过参禅来修心定性，忘却世俗之烦恼，摆脱肉身之桎梏，从而达到精神的绝对超脱……”“借禅语以表明自我已经身心两忘，达到一种至纯的禅境”。[17]这是苏轼对身心关系的探讨，苏轼《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词作于乌台诗案、黄州四年之后不久，即元丰七年(1084)的调任途中，这一年是其人生走向高峰的转折年，他已意识到将被皇帝重新启用，亦在心理层面或潜意识层面借无“垢”以进行自我表白，是对自己清白无罪而因言获罪的一种辩白。

(三)《龟山辨才师》中对清净僧侣生活的向往

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在泗州还作有《龟山辨才师》诗曰：

此生念念浮云改，寄语长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巧出龟山背。木鱼呼客振林莽，铁凤横空飞綵绘。忽惊堂宇变雄深，坐觉风雷生謦欬。羡师游戏浮沤间，笑我荣枯弹指内。尝茶看画亦不恶，问法求诗了无碍。千里孤帆又独来，五年一梦谁相对。何当来世结香火，永与名山躬井硙。[5]2723

苏轼一生与佛有缘，有很多僧人朋友，如佛印、道潜等，此诗中提到的是龟山辩才和尚，是泗州名僧，郭祥正亦有《赠辩才棕衍大师》。“此生念念浮云改，寄语长淮今好在”，“念念”词出《维摩诘经》，形容极短时间。梦想随着现实的打压瞬息有变，而滚滚淮河水还依然奔腾不息。淮水的不变反衬出人生的变故，大有悲凉之感。“宴坐”一词亦出《维摩诘经》卷上《弟子品》：“心不住内，亦不在外，是为宴坐。”“虹梁”指泗州长桥。“新河”是指元丰年间发运史蒋之奇为避淮流之险所开龟山运河。“羡师游戏浮沤间，笑我荣枯弹指间”，言空幻之人世往往为偶然的变故所决定，荒谬、迅忽、不可测，就像急湍的泡沫浮沤一般，旋生旋灭。面对命运的叵测、宦海的浮沉，人们能控制的实在太少。俗世生活如此悲凉无奈、飘零不定，诗人也越来越羡慕僧人的生活，“尝茶看画亦不恶，问法求诗了无碍”。况且自己独来独行、无人理解，“千里孤帆又独来，五年一梦谁相对”。苏轼元丰二年(1079)自徐州赴湖州过龟山，已逾五年。此时的苏轼刚刚离开贬谪四年的黄州，生活又将居无定所，处在人生的低潮期，他被这种清净的僧侣生活所吸引，“何当来世结香火，永与名山躬井硙”，表达了希望与辩才一同奉佛的愿望，这一愿望显然只是一时心态之反映。

三、苏轼泗州运河行程中的羁旅遗韵

苏轼一生奔波，宦游四海。泗州是宋代的运河枢纽，是运河南北运输中的一个必经要站和水陆交通咽喉。宋代的运河行程，动辄数日、数十日，乃至数月，漫长的行旅容易触发各种思绪。苏轼运河行旅中过泗州者多达十余次，他在泗州运河诗词中凝注了各种复杂情感。

(一)仕与隐的冲突

李泽厚认为苏轼“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14]。苏轼一生都未真正退隐、归田，但其诗文所抒发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往往比旁人更加沉重、深刻，这在他的运河泗州诗中也不难发现。

1.《龟山》

熙宁四年(1071)十月，苏轼乞外任，在由汴京赴杭途中、逗留泗州时(13)此诗的准确写作年代，尚有争议，如清代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07页)认为此诗写成于元丰二年(1079)赴湖州任途中、路过泗州龟山时。作有《龟山》诗云：

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5]592

《方舆胜览》卷四十七载：“龟山在(泗州)盱眙县北三十里，其西南上有绝壁，下有重渊。”(14)见宋代祝穆的《方舆胜览》卷4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龟山在今淮安老子山境内，地处泗州和楚州的交界，宋时属泗州。龟山交通便捷，且地势显要，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宋代的佛教圣地。治平三年(1066)秋苏轼曾走运河、护苏洵灵柩归乡过龟山，至作此诗时已整五年，这让诗人顿起今昔之感。五年中苏轼已身行万里，而庵中一旧相识僧人仍然高卧，只是发已初白。对光阴之疾、动静之殊深为感叹，又潜蕴厌倦仕途之情，也可说是在平凡之事中见禅意。“我生飘荡去何求”暗含对自己漂泊宿命的无可奈何。事隔多年，重见龟山，本应有物是人非之感，然而“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以僧人静卧庵中、闲散无事、只是“初”见白发来映衬自己的万里漂泊而身亦见老，暗含对僧人清静无为生活的羡慕。“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苏轼产生了归隐、遁世之念。最后两句借古今兴亡之事，感慨一切都在变化，又何况自己呢！语调感伤，表达了诗人的反思和体悟。

2.《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

苏轼在元丰二年(1079)四月作于自徐州赴湖州途中的《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诗曰：

其 一

好在长淮水，十年三往来。功名真已矣，归计亦悠哉。今日风怜客，平时浪作堆。晚来洪泽口，捍索响如雷。[5]1965

其 二

过淮山渐好，松桧亦苍然。霭霭藏孤寺，泠泠出细泉。故人真吏隐，小槛带岩偏。却望临淮市，东风语笑传。[5]1965

第一首由“长淮水”“洪泽口”(即龟山一带)可知尚在泗州境内，为从西至东的过淮行程。从熙宁四年(1071)至当时共九年，近十年中三过淮河(15)苏轼于熙宁四年自京赴杭州，曾过淮；熙宁七年由杭州赴密州，又过淮；当时由徐州赴湖州，再过淮。故云“三过淮”。，仍是不停奔波，“功名真已矣”抒发了看淡功名的喟叹以及对归隐生活的向往，然而离致仕尚远，故云：“归计亦悠哉。”第二首是赠孙景山，泗州又称临淮郡。《元丰九域志》卷五有载“泗州，临淮郡，……治盱眙县。”(16)见宋代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卷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吏隐乃隐于吏之意，意指地位不重要的小官，公务不多，较为轻松，这让苏轼十分羡慕。

由于泗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其多为苏轼宦海奔波中停靠的一个港湾。苏轼泗州运河诗中多有融注“仕”与“隐”的矛盾冲突，但苏轼的人格底色毕竟为进取的儒家而非归隐的道家、佛家，因此短暂的停留、歇息之后，苏轼依然选择风雨兼程。

(二)思乡、话别与自我宽慰

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晦日，苏轼在泗州作有《满庭芳》词：

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流年尽，穷途坐守，船尾冻相衔。巉巉。淮浦外，层楼翠壁，古寺空岩。步携手林间，笑挽攕攕。莫上孤峰尽处，萦望眼、云海相搀。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3]563

“三十三年”言他与眉山老友刘仲达认识至今的年头，词题中有注：“余年十七，始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今年四十九。相逢于泗上。淮水浅冻，久留郡中，晦日同游南山，话旧感叹，因作此词。”[3]563刘仲达是苏轼少年时的同乡好友，此次，偶然相逢于泗州淮上，三十余年未见面，因此感慨万分：“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四处飘零，光阴悠悠，人生坎坷。岁月使苏轼憔悴渐老，引得故人惊怪，两人叙旧有说不尽的话题，遂相约同游泗州南的都梁山(即南山、第一山)。“家何在？”大约是刘仲达问其在何处安家等话语，苏轼回之“归梦绕松杉”。虽无直白表达思乡之心切，但思乡情之深、之悠意在言外。

之前，同年十一月，秦观在高邮与苏轼会面，更远送至淮上，在泗州汴口与苏轼作别，苏轼作《虞美人》词感伤这场离别：

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3]541

词应作于淮上舟中，秦观为扬州高邮人，“西州”代称扬州，上阕以“长淮”起兴，是东坡想象秦观舟中返扬情景，下阕“风鉴在尘埃”，是惜少游卓识非凡而遭遇不幸，叙与秦观之情分。作为一首离别词，饱含深情，又独具特色。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以祠部员外郎自徐州移知湖州，舟行过泗州运河遇刘景文，有《泗州过仓中刘景文老兄戏赠一绝》诗云：

既聚伏波米，还数魏舒筹。应笑苏夫子，侥倖得湖州。[5]1964

苏轼好友刘景文“工诗能文”“练达武经”，(17)见苏轼《乞擢用刘季孙状》。擅诗曾为王安石所赏，使其兼饶州教授，又懂军事，曾任两浙西路兵马都监兼东南第三将，苏轼了解刘的诗文和军事才能。“既聚伏波米，还数魏舒筹”两句用对方熟知的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擅谋典和《晋书·魏舒传》中魏舒擅算典，后两句戏说他们(也戏指刘景文)谋来算去，尚不如我，侥幸得到湖州这个好地方。此五言诗，基调欢快，诗人虽外任，却安闲自得，有如此豁达的心境。

(三)面对奔波人生的喟叹和“禅悟”

苏轼的部分泗州运河行旅诗词，在质朴、平淡的语言中，在一些“以才学为诗”的“学问诗”里，彰显出他对其人生历程的深沉思考。

元祐七年(1092)九月初，苏轼离扬州赴汴京途中有《行宿、泗间，见徐州张天骥，次旧韵》诗曰：

二年三蹑过淮舟，款段还逢马少游。无事不妨长好饮，著书自要见穷愁。孤松早偃原非病，倦鸟虽还岂是休?更欲河边几来往，只今霜雪已蒙头。[5]4051

诗中所用典故颇多，“款段还逢马少游”用《后汉书·马援列传》中马援言论：“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19]“款段马”指行动迟缓之马，非良马。这里以马援比好友张天骥，暗劝好友要乐于清苦生活。“无事不妨长好饮”典出《史记·张仪列传》中陈轸之论，进一步强调应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寻生活情趣。“著书自要见穷愁”出自《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太史公的议论，又劝张天骥要在逆境中发奋图强、著书立说。“孤松早偃原非病，倦鸟虽还岂是休？”典出刘禹锡《庙庭偃松诗·序》的“孤松早偃”，以及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鸟倦飞而知还”，意在让友人相信暂时的人生低潮、落魄不是自己的问题所致，要等待时机。这些都是在劝友人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旷达、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纪昀有评此诗：“东坡七律，骏快者多，难得如此沉着。”(18)见清代纪昀的《纪评苏诗》卷35，清道光刻本。其实这首诗除尾句有些叹老之外，整体来看仍属“骏快”之作。

苏轼泗州诗词中写对人生的感悟(也可认为是其受佛教影响的“禅悟”)之作最为脍炙人口的当属他的《浣溪沙》词：

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3]550

词题中有说明：“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南山即“第一山”(19)“第一山”得名于绍圣四年(1097)的米芾诗《题泗滨南山石壁曰第一山》。，背倚群峰面临淮河，是泗州最高处，因盛产都梁香草，故又名都梁山。《太平寰宇记》卷十六《河南道·泗州》载：“都梁山在(盱眙)县南一十六里。”《太平寰宇记》卷十六亦引《广志》云：“都梁山生淮兰草，一名都梁香草，故以为名。”(20)见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16，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古逸书丛书影宋本。泗州刘倩叔应是泗州名流，但其生平不详。(21)苏轼逗留泗州期间，与之交往且人又在泗州者有三刘：一为泗州刘士彦，一为眉山刘仲达，一为泗州刘倩叔。《宋史》卷九四《河渠志四》载：“元丰二年四月，命宋用臣导洛通汴，以代漕渠，六月清汴成。”[20]汴水旧引黄河，元丰中始以洛水易之，故称之“清汴”或“清洛”。

词的上片写登南山所见，下片写从泗守刘倩叔游南山之后，午间歇息时共进清茶、野餐的欢乐。古俗在立春日，取生菜﹑果品﹑春饼置盘中为食，称春盘。写作此词时，虽然仍“细雨斜风作小寒”，但“元旦”已经临近，天色晴好，人们的心情也变得愉快。整首词充满春天的气息，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寄寓着作者清旷、闲雅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态度。特别值得玩味的是最后一句“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欢，即远离尘嚣，远离官场的争斗，忘却名利，走向山林，过一种平淡、质朴、宁静的生活。体现了苏轼在经历了乌台诗案后，心态上的变化——由一种积极入仕的态度，转向佛老思想的清静无为，进入一种隐退的、旷达的人生境界。

四、结 语

苏轼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身行万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其宦游(包括外任、贬谪、回乡、回京等)中的长途奔走大都走水路特别是运河。宋代的运河行程一般较为漫长，碰到逆风和风浪、阻冻等复杂情况，甚至需要下船等候，因舟行速度有时很慢，还有可能在途中偶遇多年未见的好友。文人们有感于眼前景物时，也顺手形诸与诗。在众多宋人的泗州诗词中，苏轼凭借他广博的学识和旷达的心胸，其泗州运河诗词中的写景诗和感怀诗尤为引人瞩目。

苏轼是宋型文化最高水平的代表之一，在泗州运河旅程中留下了许多谈佛参禅的优秀作品。他游心佛老，驰于方外，具有一代文学大家、思想大师的超迈情怀，而他之于泗州，最能体现这一特点。僧伽、泗州大圣的佛教信仰是深入宋代民间的一种“庶民信仰”，也得到了皇帝、学士文人的推动，苏轼和家人与之也有许多交集。苏轼对佛教的态度较为复杂，对佛教的信仰谈不上虔诚，但总体来看他又深受佛教文化、禅宗思想之影响。

总之，由于苏轼运河行旅中十余次途径泗州，最长的一次居留一月有余，独特的运河风物及运河航行推动了苏轼写景和感怀诗词的创作，泗州运河沿途的佛教名胜，如僧伽塔、龟山等也加深了苏轼从佛禅的角度对人生的感悟。苏轼泗州运河诗词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诗词名篇，这是泗州独特的地域文化使然。泗州运河羁旅也对苏轼一生的思想发展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的心态更为达观、诗风更加清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