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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荣氏企业成功之内核与当代价值

2020-02-11刘大禹

关键词:实业无锡民族

刘大禹, 张 珂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在近代中国工商业史中,无锡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文化传承和优越的交通条件,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摇篮,孕育了一批杰出的民族实业家和民族工商业,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一颗经济明珠,素有“小上海”之称。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面粉业”“棉纱业”,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典型代表。长期以来,荣氏企业为诸多研究者所关注,有关其创办企业的历程[1-2]、经营管理[3]、企业文化[4]、社会事业[5]等方面涌现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今天,在长三角地区上升为国家优先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探讨荣氏企业成功的内核,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荣氏企业创办发展之概况

明朝中后期,无锡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背靠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交通十分便利,清朝中期与长沙、九江、芜湖并称为中国四大米市,是中国著名的“布码头”“丝码头”“钱码头”。无锡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工商业地区之一,洋务运动的官办资本和官督商办逐渐走向穷途末路时,民营资本便开始崛起。甲午战争后,伴随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工厂,无锡杨家的业勤纱厂(1895年)是中国民族资本家最先创办的三大纱厂之一。很快,无锡形成了棉纺织业、缫丝业、粮食加工业等三大支柱产业,相继崛起了以杨、周、薛、荣、唐蔡、唐程等六大家族集团为龙头的民族工商业群体。据统计,1936年无锡拥有315家工厂,总产值位列全国城市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广州)。其中,荣家兄弟及其所创办的企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荣氏因其创办工商业的巨大成功,成为中国近百年来具有传奇色彩的家族,在国内外久负盛名。荣氏家族史,不仅是一部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变迁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近代工商业的缩影。受清末张謇等人所倡导的实业救国思潮、江南文脉的长期浸润以及无锡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等影响,荣氏在无锡生根发芽,再加上其坚持以民生为本,具有高度的爱国情怀,采用独特的经营管理理念,很快成长为近代中国工商界的翘楚。如荣宗敬所言:“工商业为立国要素,是故世界列强无不注重工商业之发展”。[6]38

在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中,衣食是最受瞩目的行业,也是最先发展起来的产业。1900年荣氏兄弟在无锡开办第一家面粉厂保兴面粉厂(后改为茂新第一面粉厂),经过短暂波折后,很快扩大生产规模。特别是辛亥革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民族工商业发展迎来了良好的机遇。荣氏兄弟根据时局变化,将创业基地由无锡延伸至上海,并扩展至全国诸多地区。从1914年至1922年八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且拓展到纺织行业,逐步形成了茂新面粉公司(4个工厂)、福新面粉公司(8个工厂)、申新纺织公司(9个工厂)为代表的荣氏工业体系。此外,还有荣家的相关旁系企业。抗战前,荣氏兄弟成为真正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之首户。

无锡是荣氏企业的发端地,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以无锡人为主,尽可能选择荣氏子女、亲戚、同族或同乡担任,或尽可能与有才干的管理人才联姻,亦聘请其他省份的部分专家或工程师参与。从企业规模而言,荣氏的面粉、纺织业占领上海市场后,在无锡又增添相关企业。尤其是申新三厂,是当时无锡地区乃至江苏省规模最大、设备最新的棉纺织厂,效益为申新纺织系统之冠。荣氏在无锡的扩资增量,奠定了在无锡民族工商业的龙头地位。

抗战爆发后,荣氏遭遇重大浩劫,所创企业大多毁于一旦。荣宗敬于1938年2月撒手离世。面临危局,荣氏审时度势,将位于汉口的申新四厂、福新五厂内迁至成都、宝鸡等地,推动了西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战后,荣氏企业抓紧复工复产,开启了战后的新局面。

1949年上海解放后,留在大陆的荣氏企业面临资金紧张,原料供应不足等困难。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家企业予以大力扶持。1952年,荣德生去世,其子荣毅仁于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其产业实行公私合营,为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起了积极带头作用,荣氏企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而迁居海外的荣氏企业,继承荣氏家族的创业精神,发挥荣氏企业的优良传统,一步步走向壮大,并于改革开放后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

二、荣氏家族企业成功的内核

荣氏企业从白手起家以来,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历经数年发展,整体规模硕大无朋,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遇到诸如1934年申新搁浅、申七拍卖、战时被毁、动迁西北等诸多波折,但始终围绕人民所需的衣、食,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大力谋求发展,获得了不朽的功绩。如荣宗敬说:“就今日而言,建设工业实为要图”,[6]49谱写了一部无锡民族工商业者实业救国、实业兴国、实业荣国的光辉历程,展现出了荣氏企业的独特内核。

一是荣氏基于浓厚乡土情结,具有走向全国与放眼世界的宽广视野。

荣氏兄弟从创办企业开始,就立足于乡土无锡。无锡为荣氏企业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无锡深厚的江南文化底蕴造就了荣氏的成功,荣氏企业的发展与无锡城市发展融为一体。荣氏兄弟取得一定成功后,倾注了大量精力改造无锡,包括修路架桥、创办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改善了无锡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使之进一步适应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推动无锡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荣氏对无锡具有强烈的乡土情结。譬如,茂新系列粉厂共4个厂,有3个在无锡,1902年茂新粉厂正式生产,1916年租办和收买无锡惠元粉厂,改为茂新二厂,1919年在无锡增建茂新三厂,1921年在济南建茂新四厂。对于纺织业,1921年在无锡创办的申新三厂是申新系列规模最大、设备最新的纺织厂。抗战胜利后,荣德生将战时设想的荣家企业发展大计划重点放在无锡,并创办天元实业公司、无锡天元麻棉纺织厂、开源机器工程公司、无锡制造厂,在无锡创办了江南大学。

荣氏企业起于无锡,又不限于无锡,而是走向全国,着眼世界。荣宗敬少年时代在上海谋生,认识到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与国际都市的重要地位,故此后以上海为主阵地从事生产与经营。事实上,荣氏兄弟注意分工合作,同舟共济。弟弟荣德生精于计算,严谨稳重,坐镇无锡,坚守大本营,使企业发展进可攻,退可守;兄长荣宗敬具有大局意识,敢于冒险,勇于拼搏,主营上海,站稳脚跟后,将产业不断向汉口、济南等地扩展。在无锡的茂新系统扩大时,荣氏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福新系统迅速增至8个厂,除福新五厂在汉口(1916年)外,其余7个在上海。从1915年在上海成立申新一厂,此后申新系统的9个厂除申新三厂(1921年创办于无锡)、申新四厂(1920年创办于汉口)外,其余均在上海。1922年在上海成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以统筹面粉、纺织系列所有21个厂。

从经营管理人员而言,协助荣氏创办及经营茂新、福新、申新各企业的主要人员基本是无锡人。距陈文源统计的34人中,无锡人有30人,另有苏州1人(朱仲甫),江西1人(纺织专家朱仙舫),湖南1人(纺织专家汪孚礼),浙江1人(纺织专家沈泮元)。[6]216-217即使在上海等地开办企业,各厂职员也以无锡人为主。如总公司60人,无锡占41人;茂新系统职员82人,无锡占65人;福新系统214人,无锡人占166人,申新系统502人,无锡人占255人。[6]232-234此外,各交易所等地,也均以无锡人为主。工人因人数过多,则无法统计其籍贯。

荣氏企业在生产与经营过程中,无论从机器设备的采用,还是经营管理方面,尽量与世界接轨,所需专门人才尤其是荣二代子侄或女婿不少具有海外留学背景。荣氏企业的产品竞争着眼于世界,生产机器的采购来自多个国家,所产的面粉、纱、布,讲究质量优先,信誉第一,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并未处于劣势,如茂新的“绿兵船”,福新的“兵船”面粉及申新“人钟”纱、布等远销国外。故而,荣氏企业以无锡为根,以上海为茎,以中国乃至世界为叶,以其宽广视野与远见卓识,谱写了一部勇于接受挑战且迅速崛起的民族工商业的光辉篇章。

二是荣氏基于关注民生问题,具有坚持实业救国与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情怀。

所谓民族工商业,就是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工商业。晚清以来,国家日渐衰落,人民生活苦痛,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民族工商业的重要性。以荣氏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家,他们肩负“实业救国”的使命,凭借超人的智慧和出色的能力,为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打下了一片天地。荣氏创办企业并非以追求金钱与利益为重,而是努力为中国人民谋衣食,展现民族工商业者“关注民生”的远大情怀。荣宗敬在经营钱庄时就认为,虽然经营钱庄能获小利,但不如举办实业,以利民生。如薛明剑所言,荣氏兄弟“常以衣食救国之旨,昭示同仁”。[6]93荣德生强调,“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荣氏将个人命运、企业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们深知企业兴,则国强;反之,国家强,企业兴。荣氏顺应时代要求,心怀国家和民族,在面对日货倾销与恶性竞争时,发出抵制日货的最强音,是最坚定的践行实业救国的民族工商业者。

一战结束后,外资与外商纷纷涌入,中国的民族资本遭遇较大困难。1922年,为和日商竞争,荣宗敬带头联合民族工业,发起成立上海同业组织,并向北洋政府呼吁禁止国棉出口及豁免花纱厘税等,以使本国民族工商业具有平等的竞争机会。此后,面对五卅运动、九一八事变等重大事件,荣氏号召全国人民抵制外货,提倡国货,以振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如1925年6月1日,荣宗敬发表提倡国货宣言,“自6月1日起,一律不购买舶来品”。[6]309月8日,荣宗敬向同业建议,对北洋政府提出要求,国粉出口、外粉进口应实行平等税则,如此“国家既裕收入,粉业得以维持”。[6]31荣宗敬希望华商相互团结,共谋发展,“我们都是棉业界,应站在一条战线上。全国纱厂,日商几占半数,华商之痛苦乃益深,希望互团结,共谋中国棉业之发展。”[6]47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时,中国民族工业举步维艰,日商大肆收购中国小型纱厂,在中国大举设厂,华商纱厂面临崩溃边缘。荣氏兄弟心急如焚,苦苦维持,或收购,或重建,不断扩大规模,占领市场,力保民族工业规模,同时也遇到了不少危机,出现资金严重困难、货物销路不畅等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荣宗敬希望尽快加速工业建设,增强抵抗日本经济侵略的能力。就纺织业而言,“以他国在吾国设施,以遂其经济侵略之野心,而使我纺织业受重大之打击。纱布为人生必需之品,乃至仰给他人,痛心之事,无过于此”。[6]50荣宗敬提出抵制日货发展工商业计划书,并分送各政府大员,此计划书得到国民党政府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嘉许。同时,荣氏要求所办企业抓紧生产,满足中国人民的需求,9月25日,荣宗敬致申新各厂,“现在全国人民一致抵制日货,如能坚持到底,则实业有振兴之望,而国家亦可转弱为强”。[7]136

荣氏为抵制日货,践行“实业救国”理念,可谓煞费苦心。荣氏加强与政府各要员联系,多方寻求外围支持,以此求得社会各阶级与各阶层的同情、理解与支持,实现团结御侮的目的。荣宗敬在10月15日写给张静江的信中说:“窃谓二十年来振兴国货,提倡实业,已成口头禅。外侮之来,正予吾国以提倡实业,振兴国货之机会”“先生负党国重任,登高一呼,众山皆应”。[7]136-13710月20日,荣宗敬致函李济深,表示“就商民立场言,惟有团结一气,永久抵制,誓为政府之后盾。”[7]13711月14日,荣宗敬致函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指出“长江、黄河流域,日纱势力逐渐扩展。我政府虽具有保护实业之决心,犹未能慰商民喁望;商民自身则以借款利率过高,致难维持现状。若利率不减,工商业万难图存。为今之计,一方努力生产,一方减轻利率,庶整个农商得有转机。”荣宗敬请彭学沛转言于李烈钧、张静江、吴稚晖等国民党诸老,并希望他们能于国民党五全大会提出讨论,并企盼代达冯玉祥、阎锡山。[7]137-138

荣氏不但倡导抵制日货,激发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也敢于同危及实业救国的各种行为作斗争。1934年申新搁浅,国民政府实业部陈公博部长以整理为名,欲将申新收归国有。荣宗敬多方争取,在给吴稚晖的函中说:“宗敬是纯粹商人,绝无政治意味,然爱国之心未敢后人”。[7]150对于国民政府认为申新无组织、无管理而欲收归国有之意,荣宗敬相当气愤,在1934年8月6日致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函件中说:“宗敬经营纱、粉三十余年,实业救国之宗旨,历尽艰辛,未尝稍变,爱国之心,亦未敢后人。平时宗敬仰望于政府者至深,是以一再呼吁,冀其援手”“岂有无组织、无管理,而可创办二十一厂,奋斗三十年者”。[7]151荣宗敬期待行政院长汪精卫,本救实业之目的,或由政府名义担保,从银行、钱庄借贷,使申新不致停顿。甚至,荣宗敬多次致函获由吴稚晖代函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请求维护实业,获得蒋的认同。

而对于处理1934年申七拍卖事件,荣宗敬与各政府要员反复交涉,力求取消,以保实业。通过争取,行政院于1934年7月议决“由司法行政部密饬各地方法院,如遇诉讼事件,设法缓和,勿使为债主所逼至于宣告破产”,荣宗敬恳请彭学沛婉陈院长,请对于此项议决迅予实施。[7]160-161对于汇丰坚持拍卖之事,荣宗敬与中央社记者谈到:“汇丰不顾一切拍卖申新七厂,实属居心摧残我国实业,本人誓必反抗到底,惟望政府当局,以及关心及爱护我国实业界人士,共同予以实力之援助及公平之舆论,以免被汇丰一手抹杀。”[7]239荣宗敬希望全国同胞努力使用国货,绝对不用洋货,以此表达对帝国主义国家商业不公的抗争。经中国银行张公权、上海银行陈光甫以及吴稚晖、薛明剑等人的多方斡旋,最终度过难关,中国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得以幸存。

荣氏还积极投身于救国事业,展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救亡运动席卷全国。申新系统在上海的七个厂被迫停产,荣宗敬除积极呼吁抵制日货,还向前线抗日将士捐赠慰劳品,解聘在申新工作的日籍技师,招收被日商纱厂解雇的职工到申新工作,与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史量才、沈钧儒等联名发表“国是主张”,要求当局将抗日进行到底,对内结束党治,实行民治;并共同发起募集救国捐,以支援中国军队对日抗战。[6]363

抗战时,除在租界内的申二、申九及福新二、四、七、八外,无锡和上海的其他荣氏企业或被炸毁,或被日军军管。无锡的申新三厂,为支援中国军队抗战,制就大批军服,捐赠国军。在国军撤退时,未能搬迁,荣氏将公益机器厂工作母机迁出一部分至重庆复工。迄至无锡沦陷,厂中尚有军衣,为敌军所悉,恨之切骨,乃浇柴油焚烧。[6]147对于位于上海的荣氏企业的毁损,荣宗敬饱受刺激,于1938年2月病逝于香港。1938年2月1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决议,基于荣宗敬对实业救国的贡献,提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其中谈到“荣宗敬兴办实业,历数十年,功效昭彰,民生利赖”。[6]12

兄长荣宗敬去世后,弟弟荣德生继续坚持“实业救国”的理念。荣氏女婿李国伟主管的位于汉口的“申新四厂”“福新五厂”内迁,并先后在重庆、成都、宝鸡等地兴建11家新厂,解决空袭和电力不足问题,既创造了巨额利润,又最大限度服务于抗战。整个抗战期间,荣氏企业没有一个和日伪合作,亲属子侄没有一个向日伪屈服。

解放前夕,荣氏家族的人十有八九都去了海外,资金也大多转向了海外,在海外建厂的有纬伦纱厂、南洋纱厂、九龙纱厂。[6]388如荣宗敬的儿子荣鸿庆等战后在香港创办南洋纱厂,1970年代在香港的纺织实业达到顶峰,香港的大部分纱厂都和荣家有关。而荣德生反对企业迁厂外逃,决心留在祖国继续经营企业,和工人们一起护厂,迎接解放。不久,留在大陆的荣家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标志着中国民族工商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是荣氏基于市场优先策略,具有独特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

企业能否发展壮大,与占领市场的份额密不可分。荣氏兄弟并无特殊的官方背景,所办企业完全属于民营性质,在强大的竞争与压力面前,唯有迅速做大做强,占领市场,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故此,他们不计一时盈亏,遵循“非扩大不能立足”理念,即荣宗敬所言“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的生产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12年底,荣氏兄弟与王尧臣、王禹卿等合资4万元,用租地租屋欠机的方法,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1913年5月投入生产,荣宗敬提议,“各股东分得的红利三年内均不提取,用于扩充企业,各股东的股利也存厂生息,以厚资力”。[6]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荣氏企业获得迅速发展。一战结束后,荣氏企业遇到空前的竞争压力,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工业纷纷倒闭。荣氏依然秉承扩大再生产以占领市场的策略,采取举债经营、借鸡生蛋、“粉纱互补互济”的经营模式,迅速壮大企业规模,通过银行贷款或向钱庄举债收买旧厂。如1925年4月购买德大纱厂,改为申新五厂;1931年购买上海厚生纱厂,改名申新六厂;1929年收购英商东方纱厂改名为申新七厂,1930年,在申新一厂旁建申新八厂;1931年收购原李鸿章创办由盛宣怀经营的我国第一家纺织厂三新纱厂改名为申新九厂。由此,申新系统九个厂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厂纱、布总产量的18.4%和29.3%。[6]9

通过努力扩大再生产,迅速占领市场,是企业壮大的不二法则。当然,荣氏深知,企业的发展壮大不能只关注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在发展路径上不能墨守成规,既要注重夯实基础,又要勇于开拓创新。荣氏就是那种要不不做,要做就必须全国第一的心性。这倒不是荣宗敬一下子手里有多少钱,而主要是经营方式、经营理念的超前,与当时国际上的大公司的做法力求接轨,建成一个厂子就抵押出去,取得抵押贷款后,再办第二家厂……如此滚雪球,队伍和企业就不算地壮大。[6]382

扩大再生产靠的是现代化的企业管理。荣宗敬非常重视管理,正如他在《人钟月刊》创刊时写道:“欲制造进步,必先留意管理,成本减轻,货品精美”。[6]48荣氏具有良好的经营理念与用人育人方略,使荣氏集团内部及经营管理人才济济,视野开阔,由此造就了一个从生产、经营、管理、技术、人才五个要素相统一的荣氏家族企业集团,以保证企业的现代化与领先水平。

荣氏企业所有分厂的管理与经营模式采取无限公司形式,结合家族式管理体制,并根据实际情形各厂又有所不同,且在各企业内部适时进行改革,改变以前工头和领班的陈旧制度,仿照国外纱厂的办法,采用科学管理方法,以符合国际潮流和近代企业发展要求。同时不断进行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添置新式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譬如,有关面粉制造的设备更新,在无锡的梅园中,至今存有荣氏企业初创时期使用的四副简陋石磨。而1909年和1912年先后两次购买美国制钢磨代替传统石磨,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此后,各厂相继更新和扩充生产设备,极大提高了生产能力。

荣氏特别重视管理人才的培养,如荣宗敬所言,“创办实业之要素,曰人才,曰经济,人才之于纺织业,尤为重要”。“鄙人创办纺织业垂30余年,经济之未能余裕固无待言,人才缺乏,尤时时引以为虑。”[6]68通过创办培训班、“养成所”,着眼行业需求,举办学校,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荣家也随时聘请纺织专家主持现有各厂的工务,加强子侄辈的培养,或留学,或考察,或实地见习。凡亲戚或厂方职员中的优秀青年,也分别资送欧美、日本,专修纺织学科,或迳入有名纺织厂实习。[6]207

占领市场靠的是品质和品牌。荣德生谈到创业时说,要从基础做起,注重产品质量,追求产品精细,满足用户需求。1902年2月初荣氏的保兴面粉厂刚开张时,拱北楼老吃客,皆绅士,云“机器面粉不如土粉,不可用”。[8]荣氏兄弟并不气馁,1903年重新改组,努力提高面粉质量,并更名为“茂新”,荣德生为经理,荣宗敬为批发经理。荣氏注重以质取胜,诚信经营。1911年水灾时,茂新各机房间的积麦,有为水浸而起霉味的,荣家决定弃用,因而茂新出品的色味,比其他各厂为优,从而信用大著,销路大增。荣氏实施品牌战略,如精心培育的“兵船”牌面粉,从1924年开始,就占到了全国面粉厂的30%以上;“人钟”牌棉纱也是销路最广、口碑最好的商标,并作为全国唯一的标准交易商品。荣氏还创办《人钟月刊》,扩大“人钟”牌产品知名度。

当然,由于荣氏企业众多,难以统一产品标准,所属各厂质量亦有所参差。如申新各厂,“人钟”纱布不能统一,因为“厂不相联,各有各的办理方法”。[6]211荣家企业各厂各样,几乎没有统一标准,即使同一职务,称呼也不尽相同。甚至经理之外,同时设个厂长。更有设两个厂长而不设经理,组织纷歧。各种机器或老或新,或者不旧不新,或者新旧参半,有英式,有美式,有瑞士式,德国式,日本式。[6]210这些问题对于近代的民族工商业而言,乃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但荣氏始终把高标准与严要求放在首位,始终讲究质量取胜与品牌培育,不断探索新方法,寻求新出路,进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终使企业保持持久生命力。

三、荣氏企业成功内核的当代价值

由上所述可知,在近代中国不良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荣氏坚持“非力办实业,不足以立身救世,实业之中,尤以衣、食两项为民生所必需”的理念,努力践行“实业救国”,取得了很大成功。时有论者认为,荣宗敬先生的成功,是“完全建筑在雄健的魄力和百折不回的精神上”。[6]282探究荣氏企业成功的内核,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一是有助于弘扬荣氏自强不息的企业家品格,弘扬工匠精神。

在旧中国面临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民族工商业虽时局而风雨飘摇。荣氏企业的发展也未一帆风顺,而是历经磨难,几度遭遇困局,甚至陷入绝境,凭借荣氏企业创立者的自强不息,最终化险为夷。企业家不仅需要强大的毅力从事个人事业,也需要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荣宗敬、荣德生坚守“民生以衣食为本”等理念,面对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与凋敝不堪的经济状况,为解决国人衣食问题,以民为本,创办实业,从面粉着手,继而至纺织业,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倡导国货,历经艰辛,始终如一,方获成功。正如荣宗敬所言,“创办实业为第二生命,非奋斗到底,三十余年之苦辛将付诸流水”。[7]239荣氏本着实业救国、实业兴国的理念,1931年大水灾时,荣宗敬向政府提出“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以惠民生计划书”,呼吁政府救济灾民,扩充粮棉种植,发展纺织工业,以应民生需要,实行关税自主,稳定国家金融,改进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能。[6]363

无论是荣氏展现出来的实业救国思想与实践,还是独特的经营管理理念,能使后来者准确理解中国早期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艰辛历程,领会他们在西方资本侵袭与不利的市场竞争中自力更生,振兴民族工业,顽强拼搏,免受外国势力要挟的爱国精神,彰显了优秀的企业家品格。这种品格是我们当代企业在世界丛林竞争中所亟需的精神财富。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古代不缺能工巧匠,更不缺工匠精神,但近代以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工匠精神却在不断弱化。近代无锡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基于大规模生产下,不断锤炼和发展的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为民族振兴牺牲个人利益与企业利润,荣氏是其中光彩夺目的一员。荣氏以实业救国、实业兴国、实业荣国为核心的企业家品格以及开拓、冒险、求精、务实的工匠精神,对于新时代发掘民族企业发展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传承荣氏家族不断开拓创新与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荣氏企业的成功,对当代工商业者如何切实做到惠民利民,不与民争利,不以利润为重,而是坚守品牌战略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二是有助于弘扬无锡的优秀传统文化,接续江南文脉。

无锡是江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典型的城市。荣氏具有强烈的乡土情结,其企业发展以无锡为基础,乃向上海及周边各地拓展;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教育、重视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体现出了无锡人勇于开拓、富有创新、始终如一的优秀传统。近代以无锡荣氏家族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企业家,既是中国百余年屈辱历史的见证者,是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崛起的缔造者,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亲历者。这是江南文脉在近现代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有产物。

当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已上升为国家优先发展战略,正在寻求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的新动力。如何使基于优秀传统而谋创新发展,荣氏企业成为了一个光辉典范。荣氏几代人创造和发展的家族、民族工商业、企业文化中展现出来的优秀文化底蕴,对于推进近代民族工商文化及江南文化的研究,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接续江南文脉,具有重要价值。

三是有助于探索当今中国特色的民企发展道路,弘扬工商文化。

荣氏企业的成功,是近代中国民营企业在多重压迫下不断寻求突围的成功,深刻体现荣氏善于经营与坚忍不拔为特征的近代中国工商文化。荣氏家族及无锡民族工商业,依赖对中国乡土社会中本土资源和本地市场的优化配置,实现企业与本地社区的良性互动发展,并适时向外扩展、壮大,发展为企业集团,依靠市场占有,讲究品牌致胜。这种经营理念是未来无锡乃至江南地区中国特色民营企业发展的精神食粮。

有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群体的崛起,无锡真正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反之,无锡优良的传统与深厚的工商业底蕴也造就了荣氏的成功。在这种重工务实传统和敢创人先的精神熏陶下,无锡成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祥地,不断书写着民企发展史的光辉篇章,为未来无锡发展植入了优质基因,留下了宝贵财富。这种独特的工商文化,值得大力弘扬,深刻铭记。

总之,经济是政治的继续,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荣氏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一种复杂多变的近代中国政商关系,体现了近代民族工商企业与政府、社会的互动关系。荣氏家族及其所创办的企业,无论是抵制日货,还是抗战时期组织工厂内迁并适时开办新的企业,都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己任,展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新中国成立后,荣家带头实行公私合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夯实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荣氏企业的成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加强荣氏企业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深入挖掘江南文化、无锡及其周边地区的家族文化、工商文化乃至工匠精神等,为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为未来江南地区工商业发展、社会进步的决策方面提供良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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