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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企业文化与世界社会责任运动的中国源渊

2020-02-11荣跃明

关键词:企业家责任民族

荣跃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 200020)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企业家爱国有多种实现形式,但首先是办好一流企业,带领企业奋力拼搏、力争一流,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发展”,习总书记强调“企业家要带领企业战胜当前的困难,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就要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1]。2020年,恰巧是近代民族工商业企业家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创业120周年。回顾近代以来民族工商业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中所做的贡献,总结百年荣氏企业在三代荣氏掌门人手中长盛不衰背后所凝结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对深刻理解习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启迪和激励当代中国企业家在新时代传承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奋力拼搏,实现更大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民族工商业企业:近代以来促进中国社会转型的进步力量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迫使腐朽无能的清朝统治者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此获得在华设立租界、开放通商口岸,开设银行商行、筑路开矿开厂等各项特权,中国社会坠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危机,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随着西方商品和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因此破产;同时也给资本主义生产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进入20世纪,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统治专制压迫的斗争中,一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发起了救亡图存的启蒙运动,由民族工商业者构成的民族资产阶级走上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兴起,担负起了发展先进生产力、以“实业救国”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是促进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进步力量。

在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近代一批民族工商企业家纷纷“设厂自救”,兴办中国人自己的工厂企业,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近代早期民族工商业企业,首先是在棉纺织、面粉等关系民生的大宗商品生产上组织生产,并逐步向机器制造、化工、电工、交通、航运等工商各行业领域拓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下,近代民族工商业企业的经营活动始终面临在华享有特权的外商垄断资本和国内官僚买办集团的欺压。一大批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民族工商业企业家以开拓创新精神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残酷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中,他们通过组织商会、行业工会和国货团体等形式广泛联合起来,推进国货生产和销售,以“杜侵略”“抵外货”。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近代中国的工农劳苦大众团结奋起,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专制势力的剥削和压迫进行了不屈斗争。以民族工商业企业家为主体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在爱国主义情怀的激励下,加入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来,并在抗日战争、反内战和迎接新中国的建立等重大历史关口站在了人民一边。

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不仅阻止了西方列强将中国彻底殖民化的企图,也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现代转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民族工商业企业是推进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力量,在中国东南沿海主要城市的集聚发展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尤其是民族工商业企业所形成的企业文化是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创了现代中国企业文化的新传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党的领导下,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汇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社会各进步阶级的智慧,制定并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宣告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确认“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为新中国彻底扫除旧中国封建反动势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全面推进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确立了法律原则。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一大批爱国民族工商业企业家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建国初期,在稳定物价、恢复生产、保障供应等方面,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工商业企业家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中,进步的民族工商业者积极组织生产和捐款捐物,为新中国以弱胜强、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至1956年,新中国全面开启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荣毅仁等为代表的爱国民族工商业企业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通过公私合营等形式,将民族工商业的资本和生产资料全部融入到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为新中国在西方敌对势力封锁下,以较短时间迅速建立起以实现国家工业化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挥了独特作用。爱国民族工商业企业家不仅为新中国经济建设贡献了长期经营积累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完成了人生蜕变,成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民族工商业企业家群体,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重新走上历史舞台,站到了时代发展的前列,他们继承前辈爱国敬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家国情怀,以敢为人先的实干创业精神,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开放至今,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民营经济奇迹;涌现出华为、腾讯、阿里等一批世界级优秀企业;民营经济已经是我国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经济保持高速稳定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1)新华网: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为国家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荣氏企业:中国民族工商业企业的杰出代表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狼狈出逃,侵略军大肆烧杀抢掠,北京城遭受空前洗劫。战后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西方列强势力进一步巩固了在华特权利益,并展开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西方商品在华大肆倾销,外国资本逐渐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也是在这一年,无锡梁溪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看到“生齿日繁一日,舶来品日盛一日,不禁兴起创办实业思想”[2],便携手投身于实业,先后开设面粉厂和棉纺厂,是近代中国最早投身兴办民族工商企业的企业家。

荣氏兄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将儒家思想所主张的“仁爱”价值转化为创业实践。认为经商办企业并非为个人发家致富,而是承担一份社会责任。特别是在国运衰败、民生艰难的时代,实业救国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最佳践行方式。荣德生先生忆及父亲教诲时记述到:“治家立身,有余顾族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以一身之余,即顾一家;一家之余,顾一族一乡,推而一县一府,皆所应为”[3]。

在兴办企业过程中,荣氏兄弟既坚守家训,又思想开明,善于学习、运用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方式开展经营,发展壮大企业;荣氏企业在外商和官僚资本夹击的残酷竞争环境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虽历经起伏,但企业不断壮大成长,为承担社会责任和开展社会公益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国运艰难的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企业之所以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于民族工商业企业家将企业的发展命运与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以荣氏兄弟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企业家联合起来,组织商会、行业协会等商会自治组织,协调生产,抵御外商竞争,不仅为国货运动提供供给支撑,还积极参与反抗外国侵略和反抗专制统治的社会进步运动[4]。

荣氏兄弟将捐资兴办社会公益事业视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荣氏企业先从提高企业劳工福利开始,兴办面向企业工人的学校,后又捐资兴办包括在中小学及专科学校在内的各类公益教育机构。除兴办公益教育外,荣德生作为成功企业家,还捐资修筑公路桥梁、创建著名公园梅园、兴建大公图书馆和助建交通大学图书馆、维修古迹、捐资赈灾,等等[5]。荣氏兄弟的社会公益思想传承了中华文化传统美德的优秀精华。荣氏企业集团不仅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民族工商业企业,在企业发展壮大中所形成的荣氏企业文化,彰显了荣氏兄弟的道德情怀和思想品质,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企业家群体共同拥有优秀品质的一个缩影。

1949年,在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历史转折点,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秉承家训和爱国情怀,毅然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一正确选择使荣氏企业的发展目标与理想融入了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时代洪流。上海解放后,作为荣氏企业第二代掌门人和民族工商业企业家的杰出代表,荣毅仁积极响应新政府号召,克服重重困难,率先组织荣氏企业恢复生产,影响和带领了一批在沪民族工商业企业迅速加入到恢复生产和稳定经济的行列中来,为上海在政权易手后重现生机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这座远东最大的繁华城市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恢复生产和重建经济中继续发挥经济中心作用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公私合营中,荣毅仁毅然将荣氏家族企业全部资产交给国家,为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顺利过渡做出了表率;改革开放后,荣毅仁奉邓小平之命创办中信公司,为探索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做出了独特贡献。晚年的荣毅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国家副主席,从一个追求历史进步、顺乎时代潮流的民族资本家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卓越的国家领导人[6],他已被永远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荣毅仁创办的中信公司并非家族企业,而是一家国有央企。改革开放后,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远赴香港创业,凭借过人商业天赋,创业一举成功。作为荣氏家族第三代传人的荣智健是一位现代企业家,他并没有从父亲手中继承家族财产作为创业之本,却传承了荣氏家族企业的创业精神,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中出手不凡,堪称商业奇才;作为成功企业家,他像前辈一样,心系国家发展大局,通过投资兴业,为回归前后的香港经济稳定、家乡的经济繁荣和国家特钢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6]。

从荣德生、荣宗敬,到荣毅仁,再到荣智健,祖孙三代生活的时代经历了沧桑巨变,但作为企业家,在企业经营中所展现的精神气质代代相传、始终如一,即将个人志向、企业经营目标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爱国是他们共同的品格。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1]习总书记在点赞近代以来爱国企业家群体的同时,还指出:“企业既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任何企业存在于社会之中,都是社会的企业。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1]自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创业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年,荣氏三代企业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这是他们爱国情深的具体实践,也正是荣氏企业虽历经时代和环境巨变,却能保持长盛不衰的奥秘,恰好可以作为实例,为深刻理解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提供一个生动的注脚。

三、社会责任运动的全球兴起及其中国渊源

事实上,企业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通过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来回报社会,逐步形成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思想意识,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并融入到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之中。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全面进入垄断竞争阶段。欧美不少大企业通过生产集中和经营管理的集约化,追求规模效应以获取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追求利润是企业唯一目的”的观念在欧美主要大国不断遭到质疑,不少有识之士先后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并围绕这一观念的具体内涵展开了长期争论。1953年,美国学者霍华德·鲍恩出版《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阐述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内涵[7]。20世纪60年代,伴随“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广泛争论,针对欧美国家不少大企业在经营中无视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公平竞争、掠夺自然资源、猎食竞争对手、侵害利益相关者权益等突出现象,发达国家社会大众兴起了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吸收了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和劳工权益保护等社会运动提出的思想和理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极大地促进了企业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张,跨国大企业的经济力量及社会影响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日益成为主宰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力量,直接决定了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和质量;控制着成千上万劳动者的就业命运;甚至直接左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此同时,“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作为对大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的社会压力,一方面催生了不少专门从事“企业社会责任”事业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也促使各国政府和公共部门采取行动,通过制定法律和政策,迫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1997年,美国“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AI)制订“社会责任8000”标准(SA8000);1999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号召全球企业领导者加入《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该契约涵盖了企业跨国经营活动在人权、劳工及等环境领域应当遵守的9项基本原则;200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缩写ISO)着手开展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可行性研究和论证。2004年6月,ISO决定开发适用于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化组织指南标准,2010年11月1日,ISO正式发布了《社会责任指南标准(ISO26000)》。

作为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漫长历史的总结,ISO26000具有鲜明特点:一是统一了概念,用社会责任(SR)代替企业社会责任(CSR);二是强调社会责任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包括公有、私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各种组织,但不包含履行国家职能、行使立法、执行和司法权力,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制定公共政策,或代表国家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组织;三是ISO26000不是管理标准,不用于第三方认证,只是社会责任“指南”,提供了社会责任融入组织的可操作性建议和工具;四是社会责任指南制定中,来自99个国家的400多位专家以及和市场有关的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确保了指南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五是ISO26000制定过程与多个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UNGCO)、经合组织(OECD)、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和社会责任国际(SAI)等,这些组织参与到指南开发过程中,确保了指南不是替换,而是补充和发展了国际上已经存在的原则和先例,对社会责任相关实践的推广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六是指南强调在应用中要坚持差异性原则。ISO26000总则指出,应用指南时,应考虑社会、环境、法律、文化、政治及组织的多样性,同时在和国际规范保持一致的前提下,考虑不同经济环境的差异性。ISO26000强调了以下五条原则:(1)强调遵守法律法规,尊重国际公认的法律文件;(2)强调对利益相关方的关注;(3)高度关注透明度;(4)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5)强调对人权和多样性的关注。

在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由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企业在实业救国的同时,积极捐资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所开启的。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企业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实践,是对传统中华文化优秀美德的传承和弘扬,也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条件下中华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形式,并形成了与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演进路径。目前,尚无文献资料显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企业是否直接参与了已有百年历史的世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但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优秀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社会公益实践,与世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所倡导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是世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中国渊源,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全球范围广泛传播和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荣氏企业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企业的杰出代表,对此所作的贡献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并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家坚守中华文化本位,传承和弘扬近代民族工商业企业发展中形成的优秀企业家精神,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重要物质基础的组成部分。而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各类社会公益事业,不仅彰显了民营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还将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企业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传统发扬光大,带进了新时代。

中国是社会责任ISO26000指南开发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推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倡导者。自2006年起,中国证监会、沪深交易所等上市公司监管机构陆续发布社会责任相关指引;2009年,商务部颁布《外资投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性意见》,同年,中国证监会发文要求沪深交易所四类上市公司必须在年报中披露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即上市企业在维护职工、客户、社会权益必须承担的义务及开展的社会公益活动等信息;2010年,工信部把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正式列入其工作职能;2011年,国家标准委宣布制定社会责任国家标准。

正在全球广泛深入展开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既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对资本贪婪的有效遏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进步事业。以荣氏企业为代表的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企业在这项事业中有独特贡献,占有特殊地位。进入新时代,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应当继承和弘扬近代以来民族工商业企业开创的情系天下、实业兴邦、公益报国的企业家精神,为推动世界社会责任运动不断走向深入做出新的贡献。

四、世界社会责任运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全球范围疫情大流行还远未结束,但其造成的影响,正在加速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和全球竞争格局趋势性变化,是“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极致呈现。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格局正朝着全球多极化方向加速发展。

首先,各国为防疫采取停工停产、社会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对生产生活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尤其对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破坏性中断,并造成全球经济严重衰退。中国作为世界上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大国,虽也遭受了冲击,但随着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胜利,全面复工复产,今年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RCEP签署后,东亚经济圈将在后疫情时代加速发展,在全球格局中比重进一步增加。而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也将重塑全球力量格局,形成更多区域中心,进一步改变世界地缘经济格局。二是新冠疫情进一步激化了西方社会深层矛盾,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种族歧视、阶层对立成为西方国家普遍现象。疫情不分国界和种族,需要各国合作应对,但美国不仅放弃全球领导地位,且自身应对不力,无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都独冠全球。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竞争,而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主要对手,频频出手打压和挑衅中国,使中美关系进入到了危险期。特朗普政府将防控疫情政治化,“甩锅”中国,甚至上演“追责”“索赔”丑剧,国家信誉和声望大幅受损。三是由新科技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因疫情而加速发展。而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加速与中国科技“脱钩”,编制中国企业“黑名单”,企图通过切断产业链和供应链,打压华为等中国高技术公司以遏制中国发展。实际上,在高新技术领域,中国与美国虽仍有差距,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差距较大,但中国凭借完整产业体系、强大配套能力和超大国内市场规模,在新科技产业化和应用方面已进入全球先进国家行列。而疫情爆发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领先优势,如疫苗研制、疫情数字追踪系统、生产生活的在线化,等等。四是疫情加剧了东西方文化冲突。伴随疫情全球大流行,还有谣言和阴谋论的全球大流行,特别是在防控疫情方面,美国不仅放弃全球领导地位,还带头攻击中国和世卫组织,以推卸自身防疫不力的责任。在疫情面前,东西方文化间的深层差异进一步显现,力量对比变化进一步加速。

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和呼吁世界各国人民面对各种挑战,要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国际社会应对新挑战、推动新发展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挑战了西方文明中“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等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的传统思维,同时也被现存国际秩序下既得利益者视为是对全球霸权秩序的威胁。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当前全球经济分配严重失衡的不合理格局下世界各国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诉求,得到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同和高度赞扬,联合国大会在正式文件中已多次确认这一理念,并在涉及各国利益如全球气候治理、国际互联网治理和反恐国际合作等领域部分得到应用并广受欢迎。

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正在呈现新趋势,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展开的同时将伴随区域化的新发展;企业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关键主体同样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和新机遇,尤其是中国企业在构建双循环经济新格局中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面临诸多新的困难和压力。一方面,中国企业不仅要经受美国的打压:从科技“脱钩”到以国家安全、自由、民主价值等为由的所谓市场禁令,还要面对站队美国即所谓西方盟友一众国家的种种限制;但另一方面,新疫情大流行也进一步加速了网络信息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线经济已经全面启动并将重塑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而中国成功控制疫情,经济增长已全面恢复,不仅为世界各国提供防疫物资,还郑重承诺将中国研制生产的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分发。这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新实践,也为中国企业在构建双循环经济新格局中积极走向世界、开拓国际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当前,在纷繁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风险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中应当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觉将世界社会责任运动倡导的公益精神融入和贯彻到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开拓中去。同时,中国企业要针对数字化、新科技深入发展应用和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重塑中出现的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垄断新形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食品安全、隐私保护等一系列新挑战,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创新世界社会责任运动全球实践的新形式和新路径。

后疫情时代,中国企业应当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履行社会责任的公益实践,为切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开辟新的领域。在全球高度互联互通的当下,中国企业不仅有着传承弘扬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工商企业开启的社会公益精神的长期实践,可以彰显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中与世界各国人民合作共赢、分享发展成果的真诚意愿;也将是后疫情时代反对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思潮、坚定支持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全面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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