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娟

她有一个魅惑而又致命的名字，身量瘦小，却充满力量。眉眼顾盼之处英气流露，目光倔强而坚定，一望便知是个有性情的女人。我知道她生于1974年的湖北黄石，一个南方钢铁重镇，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便在此中度过。她有一个在钢铁厂做工人的父亲，母亲和她还有弟弟在农村，生活在黄石的郊区一个叫西塞的地方，那里钢铁和水稻彼此“竞赛”。童年和少年时，她有两个朋友，苦贞——父母都是西塞农村人，许晓东——父亲是电工，母亲是钢铁厂清洁工。我知道她有一个“虚弱”而善良的弟弟，一个因病痴呆的堂妹。我知道她1994年大专毕业，随后进入黄石一家国有冶钢厂，1998年离开冶钢厂，进入当地市级报纸当记者，2001年又辞职南下广州，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

此后她便开始了在南方游荡、漂泊的生活，辗转于珠江三角洲各城市，广州、东莞、深圳、中山、佛山……五年里她记不清用了多少个手机号：移动的、联通的、动感地带、神州行、全球通、大众卡……她也不断地变换着信用卡：建行、农行、工行、交行、招行、光大银行……而打开名片夹，她居然从事过七种职业——记者、编辑、业务代理、文案策划、品牌经理、区域经理、市场总监，横跨五个行业，新闻、地产、化妆品、家电、珠寶。当初她不愿为安稳而麻木的生活留在国企里，义无反顾地南下，不安的骚动驱使着她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这期间有多少无奈，又有多少理想的残存，被欺骗，被威胁，被抢劫，被这个残酷的世界甩了一个又一个耳光，清醒吧，屈服吧，但是她不愿，在一个又一个无尽黑暗的夜里，她拿起笔写下她不为人知的漂泊生活，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纾解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一开始的文字带着肉连着血，饱含着生活的辛酸，拼着肉身在诉说，如她所说：“塞壬啊，完全靠着生理的驱使，写得那样没有章法，野性，那样没遮没拦，用肉身和魂灵正面去写，不躲，不避，写得痛彻心扉，拙劣的手法，任凭那些破碎的继续破碎下去。”（《下落不明的生活》）月末广深线的疲惫，被黑夜的病所缠身的孤独，无法躲避的声嚣，无时不在提醒她作为一个异乡人的漂泊、寂寞生活。这时的塞壬被生活追赶得那么匆忙，在失败与寂寞中疲于应付，几乎把破碎的生活都呐喊了出来。后来这些写给自己的惊慌失措的文字终于获了奖，出了书，在2008年以《下落不明的生活》与读者见面。而后经过时间的淘洗与历练，她的文字也慢慢地从容起来，不再只是动荡不安的生活与无处安放的情感，散文中有了更多的人与事，她不再那么声嘶力竭，而能更加从容地讲故事，她的生命和文字也更加地宽阔、明亮，这些散文结集出版成《匿名者》。

一个在广东的异乡人怀念自己的故乡，湖北故乡的种种都生出美好，家族、风物、习俗、器具还有记忆中的人，发着光一样走入她的笔下，那么鲜活，又那么悲伤，那么真实，又那么无奈。无论是少年的伙伴还是家族的亲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消失，和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传统、理想和生命中的美好。如果说记忆是另一种亲历，那么这样全身心投入的写作就是一种迟到的告别，和那些已经消失了的人与事告别，也是与过去的自己告别。这种穿越时空的“亲历”，使她慢慢由黑暗抵达澄明，由狭小走向开阔。再走来时路，反省少年时自己对堂妹的嫉妒与残忍，感叹农村弱势女性群体所遭受的磨难与不公，无奈美好而鲜亮的生命在可预见到的未来中逐渐枯萎、凋零，而人只能如羊般默默承受（《羊》）;年少时的伙伴也在各自不同的命运中逐渐走散，那些幻想的爱情也被现实一一击碎，面对着生活的重担和命运的诡谲，稚嫩的肩膀也只能被一餐一食所压弯，从此没有理想，爱情更是被现实扼住了喉咙，不发一语，奄奄一息，无疾而终的友情或是未曾言明的爱情，少年的欲望与孤独也在懵懂中被误解（《消失》）;故乡近几千年的习俗与审美也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走向消亡，在商业主义的洪流中，连追寻与叹息都是多余的（《悲迓》）。贴着皮肤的书写是含泪的痛，塞壬曾说“当我说爱，我会流泪，那是一种郑重的惜别，这个字只要一说出口，意味着终结”。（《匿名者》自序）她在记忆中回溯，她在心灵上告别，她在现实中继续书写。她说广东是她的另一个故乡，在这南国里，她摸爬滚打多年，这个地方早已刻入皮肤，印入心灵，撕扯不开，挥之不去。在广东，她遇到很多像她一样的打工者，她说“‘匿名者是你，是我，是他。”（《匿名者》自序）在这里他们都是背井离乡的异乡人，远离他们的过往，掩藏着他们的悲欢，为着生活，为着家庭，过着不为他人所了解的艰辛、孤独与寂寞的生活。

他们，有的是在工厂打工的保安，却因为没有地方让他和老婆过夫妻生活，被治安队抓于仓库之中，被说是嫖娼，罚了一千五百块才脱身，“贫穷”的欲望与生活有口莫辩;聪明而又具有正义感的年轻电工，不谙世事与人情，有心做事，却无法保护自己;公司的清洁工阿姨，家里丈夫生病、孩子上学，打公司的长途电话被行政经理公开质问与指责，为了补贴家用，甚至晚上出去站街，生活中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哪里还有尊严;孤单而寂寞的仓管，被人骂着“挺色的”“老不死的，不是个东西”（《匿名者》），终是再无用，也有自我尊重与实现的需要，“我好歹是个人吧，我总得要让人家知道还有我这个人吧。我还能做点事，起到一点作用吧？我这无用的一生啊！”（《匿名者》）……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容易”二字可言，有人日夜不休只为养活家庭孩子，有人空有才智想法却不见容于公司社会，有人看似庸碌无为却也想实现人生价值;人生如寄，飘零之感如影随形，生活已如此不堪，精神却不能就此萎靡，他们就是我们，在狼狈不堪的生活中，还有着向上挣扎的愿望，而塞壬在自己的文字中抓住了生命中卑微的渴望，文学的悲悯不过如此，是对他们的，也是照见我们自己的，虽然微小，终不能忘。在多年的“匿名”生活之后，塞壬终于在文学的天地中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生活终于好像定了下来，不用漂泊，不再流浪。

但塞壬，从来不是一个安分的女人。倔强、野性、不甘、自恋、孤独与她形影不离。纵使经过多年的漂泊，她终于在东莞安下身来，这好似是对她“流浪生活”的一种馈赠，有了自己的房子，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不用担惊受怕，也不用再拖着行李四处游荡，但不安分的才是塞壬，她是看不起这种“混吃等死”的日子的。她曾深刻地自我反省：“时光不仅改变了人的皮囊，它还磨钝了人的心智。现在，我看着满身肥肉塞满藤椅的这个人，这个整天算计蝇头小利，身陷于各种世俗人事纠纷的人，这个早已没有了疼痛与激情、没有了理想与飞翔的人，这个废物，此刻它就这么刺痛着我。”（《奔跑者》自序）不肯向庸碌低头，她始终是一个倔强的奔跑者，她在《奔跑者》中写道：“当我回望少女时代、青年时代的每一次奔跑，我看到的是，在与孤独的博弈中，我一次次尝试对迷茫人生的突围，自我警醒、激励，以及重申对未来的希望。”青年时期的她毅然从体制内辞职，告别安稳的生活，中年的塞壬依然在奔跑，如果年轻时期的她是对安逸生活的逃脱，那么这时的她就是从麻木的精神世界里突围，她要突破自己，而这无疑比她写《下落不明的生活》更加艰难。她在《奔跑者》自序中说：“从来没有哪一次像这本书一样让我如此艰难而又痛彻。这本命名为《奔跑者》的集子，每一篇都是一个不甘的我向那个沉沦而麻木的我的警醒与痛击。”有人曾担心，当她把自己的记忆与生活全都搜干刮净时，她是否还能创作出好的散文，她用实际作品向我们证明，在与自身拉开距离之后的书写，更加从容，也更加富于想象与艺术。可能用“想象”来赞美散文不太合适，因为人们向来赋予散文一种“真”的品质，“想象”这种品质可能与小说更具亲缘关系。而她在《散文漫谈》中说道：“真并不仅存于现实的真，对于写作者来说，真有可能存在于某种合情合理的虚构之中。没有虚构，一切写作都将失去想象的魅力，没有虚构，文字只是现实的尸体，没有虚构，任何写作将难以为继。”想象力是她散文的魅力之一，读她的散文越来越像在读小说，被她的“情节”“故事”所吸引。吸引的真正魔力来自于散文的内容，她的散文不避当下的现实，面对中国复杂的现实经验，书写那些硌着我们的肉身和灵魂的巨大痛楚，书写个人精神如何由现实绝望的地狱抵达澄明，书写那些真实的他人的或者自己的难以启齿的人性卑劣的部分。这些大概都是小说的主题和容量，但塞壬却能在她的散文中容纳这些。她写祖母平凡而又自我的一生，在民智未开的时代，祖母能够凭着自己的坚韧、温柔、开阔，不畏世俗的道德和传统，在战争中救下被父母抛弃的重病垂危的堂伯父，要求大儿子把未过门却被人玷污的大婶娘娶进门来，祖父死后，祖母又和小祖父生活。坚强不畏世俗传统，自我勇于承担苦难，祖母活得那么随性自在，令家族里的很多男性自愧不如。（《祖母即将死去》）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现代女性的“耻”，社会对女性所遭受的暴力无所作为、无动于衷，精英女性宁愿维持表面的光鲜亮丽也不愿揭开自己的伤疤。这种耻辱是个人无法正视自己的内心需求却依赖世俗的矫饰，是社会无法保护女性的权益只能视而不见，是即使受了侵害也无法言说，无从讨论，更难以解决（《耻》）。社会无法关怀到的地方，文学以自己的力量关照，沉溺的孤独、话到嘴边却又难表的亲情、贫穷乡村女孩寂寞的理想、被观赏与赋予荣誉的穷困、苦难中的弟弟、大凉山来的农民工……塞壬的文字从来不会帮助个人快乐、祥和地混入生命的集体性生活中，读她的散文也只会让人不断逼近生活本身，探求存在的真实。

塞壬，始终坦诚直露，暴露自己的内心，沉溺于自己的过往，直视复杂的现实，敢爱敢恨，奋不顾身。她有温度，有态度，毫无遮拦地爱着她笔下的人物：祖母、父亲、母亲、弟弟、堂妹、苦贞、许晓东，甚至是萍水相逢的服务员、电工、仓管……她爱得那么深广，乡村和料场，楚地与岭南，一个也不遗漏，不得不让你卸下所有的伪装，走进她的世界，也逼得你不得不在其中辨认出自己。谁的乡村没有一个疯傻女人，谁的成长不曾险象迭生，谁的亲人没有逝去，谁的爱情不曾孤独，谁的生活没有困苦，谁的未来没有挣扎，谁的尊严不需维护，谁的生命不需在此世漂泊……如果有人没有过，那么塞壬便不曾写过。她写的是你，是我，是他，是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挣扎着向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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