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祥

就现当代文学史而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学交流，其实从“五四”新文学发生以来就存在，这构成了中国“五四”文学到当下文学发展中的一条暗线。在“一带一路”视野下讨论中国文学的发展，能够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困惑提供参照，有助于重建中国文学的批评标准，寻找中国文学发展的动力。我们既要从“一带一路”的整体视野中重新思考当代文学的发展道路问题，还需要积极融入、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学发展。在创作中需要做好跨文化交流，从本土资源出发展开深度地发掘，树立宽广的视野和共通的价值观念。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正式提出。在历史上，“一带一路”是沟通几大洲的重要贸易和交流通道，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两条主要渠道，很多国家正是经此了解中国。当下众多研究者也在热议“一带一路”对世界交流的作用，它不仅仅是资本、贸易、产业往来共生的领地，更是思想、文化、传媒交际碰撞的舞台。遗憾的是，今天很多研究者还未就“一带一路”与中国文学的发展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一带一路”不仅蕴含未来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如何实现跨文明传播的可能途径，更可以为中国当下的文学转型和发展提供借鉴。

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学交流史

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等人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中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命题便是“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之中，从跌宕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状况来看，走向世界的历程并没有得到过多的承认，甚至也没有得到我们自己的承认：“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统，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1］优秀作品和作家的匮乏使得中国文学一直缺乏影响力，在20世纪，无论是欧洲和美国，还是东亚的日本，都让中国作家产生了极大的文化自卑感，过高的西化标准让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处于追赶西方的慌张和压抑中。中国自晚清以来一直在大规模地输入西方文化，却很少能够把自己的东西输出到西方——相信这样的论断并不会引起太多争议，人们默认了中国文学弱势的现实。但正是在这种处境下，国家越是贫弱，就越需要被承认，也就越加重作家的文化焦虑感。也即是说，整个新文学一百年，我们的视点从来没有下移，我们习惯了在西方现代性之下推理演绎，在一种话语囚笼中进行自我压制或者反压制。而今天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从“一带一路”视野重新检视中国文学，我们或许会对中国文学作出新的评价。

就现当代文学史而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学的交融互助，其实从“五四”新文学发生以来就在进行，这构成了中国“五四”新文学到新时代文学发展的一条暗线。这条暗线是自古有之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很早的时候就有文学交流，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以前。秦汉的灿烂文明使得《诗经》《尚书》《楚辞》等典籍早早流传于周边的国家，如越南、朝鲜等；此后《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更是大行其道。新文学发生以来，中国与日本文学交流是最多的，在晚清时期，日本成为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派遣了大量留学生赴日学习，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均留学于日本，接受日本现代教育和文学理念。又如日本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周作人的新文学观念很多都是从日本文学中汲取的，日本新感觉派促进了中国新感觉派的诞生，郁达夫创作中就借鉴日本私小说模式，等等。日本文学之所以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强烈的共振关系，也在于两国都面临着如何将西方文化东方化的命题。

相比于其他地区，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交流和接受程度是非常高的，“五四”以前，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在东南亚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要晚一些，但是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一样是不可小觑的。近代以来大量的华人和知识分子移居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现代文学的兴起都依赖于中国南来作家、华人的支持，抗战爆发之后，中国文学对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顶峰。茅盾、老舍、周立波等人的作品在越南、泰国非常流行，甚至还有很多进入了他们的教科书。中国也有大量的作品甚至直接书写了东南亚的人情世态，展示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比如许地山的《命命鸟》、艾芜的《南行记》、许杰的《椰子与榴莲》、洪灵菲的《流亡》等，很多都揭露了东南亚人民的悲惨命运，以及当地文化的尴尬处境。东南亚国家的现代文学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在观念上经常是一致的，既有对道德观念的强调，还有对民族气节的张扬，不仅涉及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还涉及鲁迅等经典作家。此外，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家对鲁迅的接受程度都是非常高的，张政的译本《鲁迅短篇小说选》、潘逵翻译的《鲁迅小说选》等都是代表；1936年泰国还举行了盛大的鲁迅纪念活动。

从东欧、阿拉伯国家等方面来说，中国对其关注也是比较早的。晚清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动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很多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关心东欧国家的时局变化，译介东欧文学。早在20世纪初，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便非常重视东欧国家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从红色作品的大量翻译，到当下《东欧文学大花园》、“蓝色东欧”译丛等作品的出现，都为两地文学交流提供了载体。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交流也是比较多的，在阿拉伯世界里，纪伯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茅盾、冰心、赵景深等人从20世纪20年代就大力推荐纪伯伦；在“十七年文学”中介绍纪伯伦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宣传任务。新时期以来，埃及的陶菲格·哈基姆、黎巴嫩的乔治·宰丹、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等作品都被大量翻译进来，一些作品如《阿拉伯现代诗集》《非洲的声音》《明天的世界——伊拉克诗人诗集》《祖国颂》等也被人们称道。

中国与印度等南亚国家的现代文学交流中曾经掀起过“泰戈尔热”，泰戈尔因为获得诺贝尔奖而让“五四”作家备受鼓舞，也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借鉴，并引起了中国文学界关于如何看待本土文化、如何对待落后国家新文学等问题的争论。新中国成立以后，研究者对印度文学也很关注，先后翻译了很多作品，如《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和《罗摩衍那的故事》两大史诗。20世纪80年代之后，季羡林先生开始引领印度文学翻译工作，全本诗体《罗摩衍那》诞生。印度方面，也诞生了马尼克、墨普德、狄伯杰等中国文学关注者。近年来印度文学借着自身特色频频在国际上获奖，这也成为中国学者和作家关注所在。

检视这些零零碎碎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学交流史料，我们能够发现，中国新文学并不是一直处于模仿西方的处境中，也一直在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引入和输出的交流空间。一直以来，我们从未认为能够世界化，但如果放到“一带一路”视野下便会发现：我们本身一直都在“世界化”。我们一边在大声宣告，一边又在不均衡的力量关系中隐匿自我——一种特殊的共谋关系被建立，即使二者的目的并不一致。

时至今日，研究者也一直难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和发展道路做出清晰的定位，一方面是国外学者如顾彬等对当代文学的否定以及中国自身创作的乏力；另一方面，海外华文文学一直热度不减，西部文学也在崛起，莫言也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奖……在肯定与否定之间，这些现象似乎都很难让人们进行归纳，难以掰扯清楚其中的复杂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总是习惯从地区性角度看问题。因为在地区性的视野下，我们一方面会自相矛盾地把一些主动性的文学行为遮蔽；另一方面，面对新变化的时候又会产生诸多熟视无睹和茫然无知，在评价中便让人感觉缺乏自我授权、自我肯定，以及解释潜力的贬值。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一带一路”视野中进行考察就会明朗起来，因为我们往往需要看到他者，才会转而反观自我；拓展视野，才能够对全局有更深的把握。

二、“一带一路”视野下讨论中国文学发展的必要性

前文我们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文学交流，但这只是从“一带一路”视野来讨论中国文学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一带一路”视野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启发也是全方位的。

（一）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困惑提供参照

今天的中国文学在发展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何处所困惑，学者们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讨论，既没有缓解这种焦虑和困惑，也没有提供可能的解决途径，一种“审美无能的瘫痪姿态”［2］(P8)似乎已成必然。其实当下中国文学的问题，在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都遭遇过，多数国家的现代文学都是外发型的，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西方“影响的焦虑”。西方话语体系的强势性在于：无论是话语主体还是传播渠道都具有无可撼动的地位，而且其文学发展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任何国家的本土文化都难与之抗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土耳其、波兰、朝鲜、越南、菲律宾、印度、埃及等在历史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殖民，这使其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按照霍米·巴巴的观点，在后殖民语境下会存在“第三空间”，殖民地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对峙关系，而是会呈现更为微妙的变化，也即两种文化之外存在“混杂地带”，在形态上呈现为非此非彼的状态，既不会完全复制宗主国文化，也不会完全拥有自己的本土空间。这样，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身文化的表述、正名遇到障碍，处于进退失据的尴尬之中，就产生了这样的连带处境：我们试图去参考这种结构，不料却成为邯郸学步；我们试图去解放自己，却又发现着实无处可去。这似乎也印证了马克思·舍勒的一个重要论断：人心的秩序或者其心态气质是世界价值秩序的主体思维，它的转型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也更为艰难。

当我们把这些国家放在一起的时候，它既可以被视为一个问题的集合，又可以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在我们梳理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学交流史的时候，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二战”后关系空前密切。这是否意味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某种属于彼此的文化共通性？考察这个问题也需要从文化地理学上展开，分析由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所带来的思维相近性。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农业文明非常发达的地区，水稻、棉花、小麦等作物的种植非常普遍，这种生产方式常常需要更多的协作，在种植和灌溉之中，不断协作会促使集体主义价值的增长，恰亚诺夫、舒尔茨等学者都曾对小农经营之下的民族文化进行过反思。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确实也非常善于用整体性思维、道德倾向来分析事物、进行交流，这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式思维。斯科特曾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指出东南亚国家的生产都是“非追求最大利润”；郑和七下西洋，不考虑盈亏，只为让“四海宾服”；唐朝的船队与阿拉伯的贸易交往也是空前的，但是贸易的背后并没有转化商业资本累积，而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上的丰盈。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而言，资本的发展和欲望的释放往往都伴随着强烈的道德束缚，在贸易和交流中收获的更多是信任、和平等价值观。这是不同于西方国家价值观的。他们在与中国的丝绸之路贸易中收获的只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他者”形象，作为主体的西方与作为对象的中国之间的深度关联并没有发生，这充分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资本的生成方式上与西方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在思维相近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道德律令，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为彼此交融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而在当下文学发展中，共同的疑难和困境逼迫我们进行这样的思考：是不是西方话语体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适用？中国是否需要与地缘、价值观念相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起寻找自己的标准？

（二）重建中国文学的批评标准

在现代化起步、最初接触西方文明的时候，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多是被一种新奇或者“震惊”的感觉所裹挟，因为它们在自身传统的经验中是没有的，这使得西方话语能够在一种权力关系中展现自身，不是压制却制造着压制，不是制度却胜似制度，而我们早已经被嵌入到了这种构造之中。但是今天，当我们能够把他们同化为自己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的时候，当这种“话语的原体”开始在本土被耗尽、再也无法产生解释力之时，便产生一种普遍的迷茫情绪。西方话语毕竟产生于它自身的文化肌体之中，它对于西方文学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跟进和支援，对于中国和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它只能解释部分社会现实情况，并不能够解释自我和周边的全部知识。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迫切需要在西方话语之外实现另一种突破，重新找回自己的评价标准，这是一种障碍的解除，秘密的隐退，更是一种认识编码的再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标准的单一化既折射了文化想象、询问的紧急状态，又提出了一种无法调和的要求：既要追赶西方，又要依赖于西方；既要批判地去认识中国文学，又要对中国文学怀有特殊的感情。这样处境下的评价标准既是模糊的，又是游移的。人类学家格尔兹曾说过：“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3］(P8)“一带一路”视野提示我们要从文明史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学的评价标准：走向世界并不必然要获得西方认可，更应该关注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对自我的解释和发掘。

曹顺庆认为：“世界文学从欧洲中心主义向跨越东西方文明的转变，使它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热潮。”［4］也即，目前西方和欧洲历史视野下的世界文学正在被重新定义，未来东方文明必然会有一席之地。其实西方文化也不是一开始就具备普遍性的，在最初的时候，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的文化都是并列为地方知识存在的，地方知识通过祛地方性才开始成为普遍性知识，并开始同化其他地区文化的地方性、民族性，并将其贴上了“非正规性”“非科学性”的标签。比如我们最熟悉的“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今天无论是评论者还是一般阅读者潜意识里，“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指称西方文学。笔者更赞同这样的观点：“所谓的世界文学更多的是指一种跨国界或跨文明的全球交流意识，是一个带有理想化色彩的世界各民族文学彼此融合的‘历史过程性描述’。”［5］也即“世界文学”本身是没有标准的，我们更应该把视野放宽，用发展的眼光来寻找未来的文学评价标准。在学术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西方的“地方知识”、地方文化等开始受到重视，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地方知识，地方性知识紧密地联系着当地的地域，但是地方知识又具备上升为普遍性知识的可能性。尤其是当代表当下世界发展方向的科学、真理和理性的西方文明日渐凸显出弊端的时候，代表道德、信仰和心灵的东方文明崛起的时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知识体系终究会从地方性知识转移为普遍性知识。

（三）寻找中国文学的后发力

从“一带一路”视野看待中国文学也就是要实现视点的下移和转换，用一种更细致的目光，一种更贴近事实的表达来发现更多的可能。一直以来，人们将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发展和大师的出现当作个案进行解读，比如泰戈尔、纪伯伦等。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到“一带一路”之下便会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纵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不在少数，如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印度诗人泰戈尔、以色列作家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中国作家莫言等，这些作家无一不是凭借着民族风格、民族叙事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川端康成等人笔下的西方色彩都是非常有限的，或者现代西方的笔法、叙事能够巧妙地与东方人的经验相融合。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一直为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心急，但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部分缓解了中国文学世界化的焦虑，是中国文学获得世界承认的重要标志。莫言和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家的获奖充分说明，中国和周边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学上并非不能取得成就，而是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价值观上相对保守，观念更迭慢，在思维上倾向于集体主义，这些使得其发展效率可能并不如西方国家，但是其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却是极强的。西方文学擅长形而上的追思，总是将人放置在抽象层面加以书写，这种书写模式更习惯于对人类的未来进行预言，追求文学和人的超越维度，这是西方文学自身的历史性所决定的。不断追求先锋性是现代性的根本要求，也是西方文学前进的动力，但这样却很容易忽视作为实体的人。时至今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学之所以很难被承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喜欢回溯，无论是伊斯兰人对《古兰经》的痴迷，还是中国人对《诗经》《论语》的不断阐释，作为历史的“人”是东方人的一贯兴趣点所在。文学不仅仅要预言人类文明的走向，不仅仅要对人的心灵展开深度地发掘，更要对我们的过去和现实进行反思。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本土文明的坚守，对西方现代性的抗拒延宕，越来越被视为一种珍贵的姿态，正是那些曾经被看作落后、保守的生活，逐渐产生出一种清晰的反面结构和超历史的意义。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保留着比较丰富的古代甚至是原始社会的文化生活景观，这些文化标本在当下写作中被视为极其重要的，也被视为人类走出各种中心主义窠臼的出路。寻找未被殖民化、西化所摧毁的本土文化资源并作出新的阐释，是未来“一带一路”国家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书写中应该做的。在中国当下的很多作品中，我们也能够发现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有了这种超越空间、国家的视野，能够以文学人类学的眼光重新审视文学与人的关系，“文学人类学具有强化创作主体意识的功能和提升精神意蕴的功能，它不是题材的制约和创作的要求，而是一种具有人类主体性的创作意识，一种追求世界文学高标的创作指向”［6］。这能够在今天中国的西部文学中得到印证，中国西部地区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桥头堡。近年来在中国东部文学疲软的情况下，西部文学却意外成为动人的高地。比如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阿来的《空山》、刘亮程的《凿空》、李娟的《羊道》、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红柯的《少女萨吾尔登》《西去的骑手》《黄金草原》以及雪漠的“灵魂三部曲”“大漠三部曲”等，这些作品都是从中国西部最朴素的生态自然、人情世态出发，没有那些眼花缭乱的主义，没有纷芜复杂的思潮。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精神的魅力从来没有因为物质的贫乏而萎缩，赞美生命的力量、呼唤本性的自由、重拾人类的初心都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些从来不会因为文明的迟滞、文化的落伍而缺席。中国的西部作家如雪漠、刘亮程、李娟、红柯等以自身的写作充分证明，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在于学习西方的观念和技巧，而是需要充分立足于我们生活的土地，这也从侧面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学上的后发力是可期待的，它的经验、范式迟早会被认可。

三、“一带一路”与中国文学的发展前景

当然，从目前来看，整个“一带一路”文学还没有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如何读懂这种新的表达还需要时间。从“一带一路”视角下讨论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一种情感的假想，也不是一种图解政治的策略。它既可以被视为一种祛魅，解除西方文学那漫天蛊惑的塞壬之歌；它又是一种建构和唤醒，重新认识我们不可被化约和忽视的自身。这既是一种基于中国现代文学交流史的考虑，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有效方式。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为时尚短，还需要时间的考验，尤其是需要考验中国等核心国家的发展能力，目前看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担负这个核心，中国经过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国力的提升并不必然导致文学影响力的提升，经济的发展未必与文学的发展保持一致，但却是重要的助推条件。如美国文学的崛起和繁荣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的崛起，其文学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权力话语确实有助于为文学的影响力打开空间，文学毕竟是社会现象的载体，社会的变化必然要体现在一个时代的想象之上，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发展必然会影响一个作家对时代的想象。唐代诗歌的繁荣，以及近代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的成就，也与领土的扩展、文明进程的积累密不可分，领土的扩大和影响力的提升都容易提升作家的自信心、安全感和书写范围，并时刻刺激着他们的感知、情感，更容易让作家对文明、人性作出深刻的反思，这些都是文学获得久远魅力的重要手段。

当下中国也确实开始在“一带一路”文化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正因国力的增强而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中国的文化开始逐渐走向世界，并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囊括进自己的艺术表现领域。从反映时代最为敏锐的艺术——电影来看，都已经得到了证实。近年来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如《湄公河行动》《战狼II》《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频频出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缘符号，开始逐渐打破中国以往封闭的本土性元素，世界性元素开始逐渐增多。而且从艺术上看，这些作品之所以获得认可，不仅仅在于其异域情调，更在于因为异域呈现而获得的视野、价值的提升。这些电影的成功充分说明，中国因为实力的增强而有了突破自己文化的渴望，而这种突破最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获得了认可，依靠“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输出是有其可行性的。

可以预见的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会让中国文学更加多元开放，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共同性，由于儒家文化的兼容并蓄，使得其不会采取一种排斥或者打压的方式进行交融，不需要一种身份征服另一种身份，一种经验强迫另一种经验，这点在历史上已经得到证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交流中，争执和冲突会更少，因为这是不同于西方欧美国家的那种高速度、宽领域的交流。史蒂夫·列文森也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指出中国人拥有自我包容的宇宙，中国文化对竞争天性的自我限制，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似，交往也会更加便利。因为交流很多时候依靠的是各自的内生性传统，这些内生性结构都是依靠土地、宗族、血缘、信仰、等级等得以维持，这使得彼此很容易理解对方的观念。

未来中国文学影响力的显现不会以狂飙突进的方式进行，中国现代文学成熟还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中国作家也不应该像其他领域一样抱着急躁的心态来面对文学。未来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文学引领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做的是跨文化交际和跨语际传播，中国的经济、政治举措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而文化上迫切需要跟进。目前我们除了要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多的相关会议、会展和交流活动外，还要在更大范围上做好翻译工作，实现更多作品的推介。在研究视角上也迫切需要从“文学史上的‘一带一路’”向“‘一带一路’文学史”转变，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一带一路文学史”，文学史旨在客观地记录文学活动，是实现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强化此方面的课题研究、加快“一带一路文学史”的编撰也十分迫切。

其次，中国作家要想真正确立“一带一路”的影响力，还需要从本土资源出发，展开深度地发掘，否则只会流于主义和实验，要么在他者的焦虑之下充满着痛苦，要么盲目跟风，唯恐模仿得不像。西方文学传播的历史证明，他们的文学活动只能够影响“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学表层，无法触及民族意识的深核。中国需要走民族化的道路，用自身探索和成功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多借鉴。中国文学从“五四”到当下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现代性探索，具备引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基础，中国经验也非常适用于这些国家。时至今日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学仍然停留在反对愚昧、彰显启蒙等价值层次上，如何处理与传统的关系，框正自己的文化价值理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能是这些国家写作需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发展要树立宽广的视野和共通的价值观念，不应该故步自封，更要接受来自西方和自身的批评，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去发现自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有自己的认识盲区，很多国家的文学创作中注重权威感，很容易陷入“工具论”的书写模式中，所以未来的中国文学发展中也要虚心接受各种批评，唯其如此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