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梅

三、鲁迅：周树人的社会声望符号

1917年初，鲁迅向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二弟周作人，获得蔡氏应允。该年秋季学期，周作人正式入职北大，主讲欧洲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课程;次年，其在讲义基础上写的《欧洲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颇得学界好评。随着周作人在北大站稳脚跟，鲁迅随之进入江浙籍的北大教授社交网络，尤以与章门弟子交往为密。1918年北大教授、《新青年》的实际编委钱玄同频频造访绍兴会馆，为“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新青年》约稿;1918年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四卷五号发表，周树人首次使用的笔名“鲁迅”由此驶入文学之路快车道。7月20日，鲁迅交给钱氏“自所作文一篇”。数日后，署名“唐俟”的《我之节烈观》发表在《新青年》上。之后，该刊《随想录》栏目不时出现“唐俟”短评，犀利老到。“五四”之前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二十一篇，论文一篇，诗歌六首，小说除《狂人日记》外，还有《孔乙己》、《药》两篇佳作。1919年下半年，因陈独秀与胡适观点分歧导致《新青年》内部分裂，周氏兄弟成为《新青年》的强大后盾，陈独秀频频向两人约稿，对鲁迅小说大为赞赏，《风波》、《故乡》先后发表，为《新青年》增色不少。《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也开始刊登鲁迅小说，如1922年9月底《小说月报》十三卷九号刊发《端午节》、《晨报副刊》刊发《阿Q正传》等。1923年，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该集收入鲁迅1918—1922年发表的十五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悉数辑收，立即引起文坛轰动，一时间声名大噪。

同时，鲁迅保持了文学创作的高产量，如同乡兼学生孙伏园主持《晨报月刊》时，鲁迅共计发文六十余篇，后孙氏创刊《语丝》，他不仅“以泉拾元交付之，为《语丝》刊资之助”，并贡献了小说、杂文及诗歌等六十多篇;三弟周建人1921年担任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帮同编辑后，鲁迅更以实际行动支持，比如《妇女杂志》1922年1月出版的第八卷一号上刊有鲁迅译《鱼的悲哀》，还专门写了“译后附记”等。除此之外，《东方杂志》、《国民公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狂飙周刊》、《京报》副刊“文学周刊”，《妇女周刊》、《猛进周刊》、《旭光》、《世界日报》副刊等报刊上均有文章发表，甚至《北大学生会周刊》来邀稿，鲁迅也不轻易回绝。高频次、高产出的小说、杂文以及翻译，可谓如日中天。这一时期，鲁迅先后出版了《呐喊》、《彷徨》、《野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文集，除此之外，还辑录校定了《后汉书》、《云谷杂记》、《嵇康集》等古籍，翻译出版了《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查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工人绥惠略夫》、《桃色的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海外名著，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专著。1924年3月，胡适在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书中，对鲁迅的小说给予高度评价：“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后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鲁迅成为新文学领域最活跃群体中的一员。

从1920年8月开始，鲁迅频频接受各校的兼课邀请，不仅欣然赴讲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甚至世界语学校也去兼课，讲授内容均为《小说史》，官场上忙碌的周树人逐渐向新文学场上活跃人物鲁迅转变。仅以1923年12月鲁迅日记中所记载可见，鲁迅在四所学校兼课，每周一、周四、周五固定时间赴校授课，特别是后两日，周四上、下午分赴师校（即北师大，鲁迅自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在该校兼任讲师）、大学（北京大学），周五则上午赴女子师校（即女高师）讲课，午后则赴通俗图书馆借书、换书、还书。该月星期日有五天，18日还因夜晚被惊扰失眠“休息一日”，加上24日休假，有七天时间没去教育部点卯，余下的二十四天中，有十二天分赴四校上课;如果再加上鲁迅12月2日、11日、22日、26日午后为西三条胡同的房子奔走外，赴教育部工作的时间不多。

实际上，鲁迅到北京大学、北高师等地兼课，教育部并无明确反对。据其同事钱稻荪回忆，“教育部是允许兼课的，只要是兼课的人，可以晚来。有签到簿，签个名”即可。教育部的其他同事早就开始兼课，如与鲁迅私交甚笃的许季上1917年就开始在北京大学兼课，主讲印度哲学;钱稻荪也在北大、女高师兼课，还有教育部官员直接到高校兼任行政职务，如教育部参事秘书王桐龄在北高师担任一段史地部教务主任后，索性辞官受聘该校历史系教授。于各高校来讲，因有兼职者不得为教授的规定，支付有限薪水而能聘到这些颇有学术水平、社会声望的教育部官员来校兼课，何乐而不为呢？档案资料显示，1918—1923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内容有增无减，更借助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戏剧和电影等事业，擘画全国社会教育工作，事务繁忙，鲁迅逐渐疏离社会教育司，绝非如其所言“枯坐终日”、“枯坐牙門中”那样无事可干，其兴趣点转移是主因。

在北京高校任教，为鲁迅拓展社交圈的同时，也埋下了被教育部解聘风波的伏笔。1923年6月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八道湾，心情苦闷。下半年应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许寿裳之邀，10月13日“晨往女子师校讲”，本日起在该校讲授小说史课程，一直兼任课程至1926年离京止。从北大学生高长虹的回忆看，鲁迅在北大兼课时，学生们是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他的教育部的职业，我同几个青年朋友们初知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又很好笑”。女高师的学生同样了解鲁迅教育部官员身份，利用微妙感情，学生自治会干事们争取到鲁迅大力支持，成为她们与女校长杨荫榆对抗的坚实堡垒。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官司中，鲁迅作为教育部佥事的社会声望符号，毁誉参半。这一点，鲁迅亦深有体味。1925年年底，他整理当年撰写的文章，发现一年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对于这些杂感的感受，鲁迅这样评价：“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有一半之多是鲁迅为女师大风潮所写的反击文章，与北大教授陈西滢的骂战亦延续其中。

四、状告教育部

鲁迅与教育部的官司起源是涉入女师大风潮。实际上，女师大风潮最初，鲁迅应学生柬邀，虽居中调停自治会干事与校长杨荫榆之间的紧张关系，却未过多涉入，对校长杨荫榆虽有不满，但并无太深嫌隙。据鲁迅日记记载，1924年5月21日，“晚以女师校风潮学生柬邀调解，与罗膺中、潘企莘同往，而继至者仅郑介石而已”。或许因校长杨荫榆为多年挚友许寿裳推荐而来，鲁迅以为杨氏会买他几分薄面。西安讲学期间，鲁迅收到“女子师范学校所寄去年十一月份薪水十三元五角，又聘书一纸”（8月12日），次日鲁迅“寄还女师范校聘书”，后因杨氏亲自上门礼聘继续兼课，鲁迅日记中记载：9月14日“上午杨荫榆、胡人哲来”，应是收下聘书。10月份继续赴女高师上课，“往女师校讲并收去年十二月份薪水十三元五角”（10月3日）、“午后往女师校讲”（10月13日）等。从细节看，鲁迅虽对杨荫榆有所不满，曾退回聘书，但最终因杨氏上门礼聘，继续在女高師兼课。1925年年初自治会领导的“驱‘羊运动”紧锣密鼓，鲁迅的观望态度在3月11日后悄然发生变化。伴随着与许广平感情持续升温，鲁迅先后两次代学生拟定呈文，恳请教育部撤换校长杨荫榆，还发表一系列杂文，如《突然想到》系列和《“碰壁”之后》、《并非闲话》、《谎话与流言》、《“公理”的把戏》、《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向社会各界披露女师大风潮细节，争取舆论同情。5月25日鲁迅带领女高师一批学生参观正在筹建的历史博物馆，许广平在《二地书·一六》中言：“午门之游，归来总带着得胜的微笑，从车上直到校内，以致良久良久;更回想及在下楼和内操场的泼皮，真是得意极了。”在许广平多年后的《关于鲁迅的生活》回忆中，再次说起这次参观：“有一天，趁新的讲义还没有印出来，先生正预备讲书时，姑且和他闹一下罢，如果成功，就有得玩了……先生想了想，在黑板上写出‘历史博物馆几个字，又告诉我们在午门——是皇宫的一部——聚齐，各人分头去，在那里聚齐。大家都去了。原来这个博物馆是教育部直辖的，不大能够走进去，那时先生在教育部当佥事，所以那里管事人都很客气的招待我们参观各种陈列。”似有回避鲁迅社会教育司科长之嫌，只强调其教育部佥事身份，实际上，筹建历史博物馆正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本职工作，管事人之所以殷勤，似更与鲁迅任该职务相关。鲁迅亲拟《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邀集其他六位在女师大上课的教员联合署名，发表在5月27日的《京报》上。《宣言》中宣称被开除学生实则无辜，“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并在最后亮明立场，“忝为教员，因知大概，义难默尔”，呼吁“惟关心教育者察焉”。借此宣言，鲁迅亮明态度，与许广平等人共进退。8月1日薄暮时分，鲁迅赶来已被围困的女师大，当晚在教务处值夜。8月4日，兼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来校查看，四天后章氏做出“停办女师大”决定。8月10日，段祺瑞执政府秘书厅颁布女师大停办令。12日，章士钊向执政府呈请免除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次日段祺瑞明令照准，14日“免职令”正式公布。鲁迅得知被免职后反应迅速，次日《京报》即刊出《周树人将控章士钊》新闻。8月22日，鲁迅正式向北洋政府平政院递交诉状，提起行政诉讼。31日“上午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控章士钊”。9月5日再次递交补充材料，被告变成了“教育部”，诉状称“教育总长章士钊竟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属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竟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并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缄默”。12日平政院正式受理，此案审理并不需要双方对簿公堂，平政院只是互送答辩书，最后“就书状裁决”，一场别开生面的诉讼案正式拉开序幕。

据档案资料显示，1925年9月12日平政院受理此案后，将鲁迅陈诉送教育部，10月23日，将教育部答辩书转交鲁迅，鲁迅将之转交擅长文案的学生宋紫佩，三天后在宋拟答辩书提纲基础上修改后递交平政院，对章士钊所列理由一一予以驳斥;平政院再次将鲁迅答辩书转交教育部。12月底章士钊辞去总长之职，继任总长以“此案系前任章总长办理，本部无再行答辩之必要”为由，不再予以答辩。1926年3月23日，平政院按照双方答辩结果，做出“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属违法，应予取消，兹依《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给予“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的裁决结果。在这场诉讼案中，互辩交锋集中在10月份，教育部答辩书给出了开除鲁迅的缘由和法律依据：

本部停办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委部员前往接收，不意本部佥事周树人，原系社会司第一科科长，地位职责均极重要，乃于本部停办该校正属行政严重之时，竟敢勾结该校教员及少数不良学生，谬托校务委员会名义，妄有主张，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立于反抗位置。据接收委员报告，亲见该员盘踞校舍，聚众开会，确有种种不合之行为。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查《官吏服务令》第一条：“凡官吏应竭尽忠勤，服从法律命令以行职务”;第二条：“长官就其范围以内所发命令，属官有服从之义务”;第四条：“属官对于长官所发命令如有意见，得随时陈述”;第二十九条：“凡官吏有违上开各条者，该管长官依其情节，分别训告或交付惩戒”。规定至为明切，今周树人既未将意见陈述，复以本部属官不服从本部长官命令，实已违反《文官服务条令》第一、第二、第四各条之规定，本部原拟循例呈请交付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形势严重，若不即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不得已于将呈请周树人免职。

针对教育部的答辩书，鲁迅在宋紫佩的协助下，对其指陈的事实及法律适用予以逐条驳斥，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查该部称树人以部员资格，勾结该校教员及不良学生妄有主张等语，不明言勾结何事，信口虚捏，全无事实证据。树人平日品性人格，向不干预外事，社会共晓，此次女师大应否解散，尤与树人无涉，该部对于该校举动是否合宜，从不过问。观答辩内有周树人既未将意见陈述一言告知，树人在女师大担任教员，关于教课为个人应负之责，若有团体发表事件，应由团体负责，尤不能涉及个人。

二、该答辩称：据接收委员报告，入校办公时亲见该员盘踞校舍，集中开会，确有种种不合之行为云云。试问报告委员何人？报告何在？树人盘踞何状？不合何事？概未言明，即入人罪？答辩又称：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查校务委员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部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况他人公举何人，何能为树人之罪？

三、《官吏服务令》第二条：“长官就其监督范围以内发布命令，属官有服从之义务，但有左列各项情形不在此限。”树人任教育佥事，充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与女师大停办与否，职务上毫无关系，乃反以未陈述意见指为抗违命令，理由何在？且又以未陈述意见即为违反《官吏服务令》第一、第二、第四等条，其理由又安在？殊不可解。

四、该答辩书谓本部原拟循例呈请惩戒……不得已呈请免职。查以教长权利整顿一女校，何至形势严重？依法免一部员，何至用非常处分？且行政处分原以合法为范围，凡违法令之行政处分当然无效。

实际上，从该年3月份开始，鲁迅对女师大风潮的态度逐渐清晰。比如他自己代学生所拟呈文（要求教育部开除校长杨荫榆），之所以选在5月12日递交，是因为他知道5月11日章士钊向段祺瑞递交辞呈离京，杨氏已失去最坚固支持者。5月13日写就的《突然想到·八》，专门拿《京报》上老学究误认“章士钊”为“章士钉”说事，影射章氏古文功底浅薄、专制强横打击报复的行事作风。实际上，早在4月初，章氏兼任教育总长之初，鲁迅就在给许广平的信中称：“至于今之教育当局，则我不知其人。但看他挽孙中山对联中之自夸，与对于完全‘道不同之段祺瑞之密切，为人亦可想而知”，流露出他对章士钊颇有几分不屑。章氏离京避居天津后，社会上颇有更换教育总长的舆论，与鲁迅交情颇深的《京报》17日载文称“教长人选……其呼声最高者，为林长民、江庸、屈映光等”。在此舆论下，鲁迅联袂女师大六名教员，在27日亮明态度，对章氏支持的杨荫榆予以冲击。即便6月18日章士钊翩然回京继续代理教育总长，鲁迅依然不在意，7月9日与许广平的信中还谈论“报言章士钉将辞，屈映光继之”旧闻。8月1日女师大护校风波中，鲁迅更是投入更大精力，不仅当晚在教务处值夜，并对8月5日学生自治会组织的校务维持会主张大力支持，7、8、9、10日连续四日赴“女师大维持会”，与马幼渔等确定举行全校教员会议，并在8日确定校务委员会名额。作为教育部佥事，他不可能不知道总长章士钊在该日已作出“停办女师大”的决定，章氏呈报政府《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于当日全文刊登在《甲寅》周刊上。在呈文中，章士钊写道：“不知京师各校，以革除学生而谋逐校长已非一次。其后因缘事变，借口调停，大抵革生留而校长去”;长此以来，“乖风流衍，以迄于兹，纲纪荡然，泰半由此”。从章氏立场看，他兼任司法部、教育部两个政府部门的最高领导，自然不能对学潮风起云涌视而不见。8月10日，执政府秘书处正式颁布女师大停办令。在这风口浪尖上，鲁迅前往女师大维持会，会上议决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施行委员制，并规定了委员名额;次日，鲁迅再赴女师大校务委员会开会，“会上票选鲁迅等九位教员为该会委员”。12日午后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举行全体学生紧急会议，鲁迅再次应邀出席，会上由自治会职员报告与有关方面交涉经过以及各校援助情况，并决定会后的工作方针，女师大维持会俨然成了一个严密组织。

章士钊以铁腕手段平息了女师大风潮后，针对8月18日的北京大学宣告独立、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声明，8月25日发布《整顿学风令》，“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拟用司法手段来整顿学风、解决教育界的纠纷。此令一出，鲁迅、许寿裳马上联合北京大学教员共四十一人联名发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重提其武力警察强迫解散女师大之事，直指他“思想陈腐，行为卑鄙”，“藉整顿学风为名，行摧残教育的计划”，宣言“我们要出来抵抗他，反对他为教育总长”。8月至11月间，随着段祺瑞政府风雨飘摇，学潮此起彼伏，几乎每周都有游行，“罢免章士钊”几乎成了学生游行的必备口号。11月10日章士钊宣布辞职。此时自然无暇对平政院转来的“互辩书”予以答复。11月29日，游行学生捣毁章士钊等人住宅，得知章士钊避居天津，便倡议女师大复校。次日女师大学生六十余人在鲁迅等人护送下返回原校址，女师大宣布复校。年底，政府宣布免去章士钊教育总长职务，任命易培基为教育总长。1926年1月2日，鲁迅“往女师大维持会”，与会者有许寿裳、陈启修、马幼渔等十四人，会上提议由支持女师大维持会的易培基任校长，并专门递交政府阁议。10日“下午往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到会者有鲁迅、许寿裳、冯祖荀等八人。鉴于前议推举易培基兼任校长的提案已阁议通过，会议决定解散校务维持会、召开欢迎校长就职会，并通过《校务维持会交卸职务宣言》。13日，女师大举行校长易培基欢迎会，许寿裳主持，鲁迅和许广平分别代表校务维持会、学生自治会致欢迎词。1926年1月16日，教育部总长易培基签发第十六号部令，“兹派周树人暂署本部佥事，在秘书处办事”，此令于次日印发;18日鲁迅“下午往教育部”，重新上班。

从平政院档案记录看，“继据被告答辩到院，当即发交原告互辩，嗣后又将互辩咨送被告，旋准咨覆，‘此案系前任总长办理，本部无再行答辩之必要”记述中，未有记述“嗣后”的准确时间，但从“旋准咨覆”的表述以及综合1926年2月24日鲁迅“夜得洙邻信”告知“完全胜利”信息看，教育部的回复大致应是1926年年初。

3月16日，鲁迅接到平政院通知，要他“缴纳裁决书送达费一元，以便送达裁决书”，次日鲁迅即前往缴费。3月23日，平政院裁决书下达。裁决书依据原告陈诉要旨、被告答辩要旨、原告互辩要旨等“前述事实”，做出裁决：

依据前述事实，被告停办国立女师大学，原告兼任该校教员是否确有反抗部令情事，被告未能证明，纵使属实，涉及《文官惩戒条例》规定范围，自应交付惩戒，由该委员会依法议决处分，方为合法。被告遽行呈请免职，确与现行法令规定程序不符，至被告答辩内称“原拟循例交付惩戒，其时形势严重，若不采用行政处分，深恐群相效尤”等语，不知原告果有反抗部令嫌疑，先行将原告停职或依法交付惩戒已足示儆，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迫不及待，必须采用非常处分？答辩各节并无理由，据此论断，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属违法，應予取消。

裁决书上落款是第一庭厅长评事绍章，第一庭评事吴煦、贺俞、延鸿以及第一庭书记官孙祖渔的签名。这场诉讼胜利的关键点在于“遽行呈请免职，确与现行法令规定程序不符”。按照当时《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有关规定，对公职人员进行处罚，必须先向惩戒委员会呈交书面申请审理，然后方能按照委员会处理意见执行惩戒。章士钊作为司法部部长，他自然娴熟法令规定，在8月12日递交执政府的免职令呈文中，专门注明“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不想百密一疏，当时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与章氏私交甚笃，他接到呈文后，急于为焦头烂额的老友缓颊，未及细阅就将段祺瑞大印加盖了上去，疏漏了应有的法律手续。这一点，被熟知法令程序的寿洙邻敏锐意识到，成为鲁迅获胜的关键。

3月21日，国务总理贾德耀签发第13号“临时执政府训令”：“令教育总长：据平政院院长王大燮呈，审理前教育部佥事周树人陈述不服教育部呈请免职之处分，指为违法，提出行政诉讼一案，依法裁决教育部之处分应予取消等语，著交教育部查照执行”，执政府随之发令“撤销对周树人免职处分”，此时，执政府的秘书长是章士钊。

在这场纷纷攘攘的官司中，鲁迅对做官的身份的纠结亦可见一斑。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职后，鲁迅奋起反击，申明要用法律手段为自己讨公道。1925年8月22日，他赴平政院递交了行政诉状，次日却在信中向朋友台静农吐露心声：“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就免职的了。”进入9月份，他听取同乡专业建议，积极补充诉讼材料。9月21日，在女师大学生在宗帽胡同复课的开学典礼上，鲁迅在会上做讲话，并郑重声明：“我不是专门做教员，是做官的。”飞短流长中，鲁迅的公职身份常常成为被攻击对象。实际上，这次诉讼虽“完全胜利”，但鲁迅自1912年8月担任的“教育部佥事”官职却悄然更换为“暂署佥事”，工作单位从社会教育司更换为秘书处，鲁迅被免职后留下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实缺，很快被徐吉轩接任，暂署佥事实际上就是一个“食之无味”的闲职而已。1926年8月，鲁迅未辞而别，与许广平携手悄然南下，赴厦门大学任教。三个月后，教育总长任可澄签发“暂署佥事周树人毋庸在秘书处办事”、“周树人毋庸暂署佥事”部令，留日学生周树人的十五年宦游时光正式结束。

结语

从1912年5月5日抱着无比希望入京，到1926年8月26日悄然离去，鲁迅在北京度过了他三十二岁至四十六岁的青壮年时光。这十四年有余的时光，不管是“鲁迅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酝酿时期”，还是“文学创作的辉煌期”，对鲁迅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在1920年8月鲁迅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任讲师之前的八年里，他唯一的文化身份就是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1926年他离京前，在北京的主要身份也一直是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官员，忽视或避而不谈鲁迅的官员身份对其影响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正在这十五年的宦游时光，他完成了由留日学生周树人到“鲁迅”的转变。

对于“不足自养”、经济困顿而入教育部工作的鲁迅来讲，“弄几文俸钱”是他始终承认的。鲁迅1912年3月进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8月22日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28日被兼委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该月薪俸增至二百五十元，据时人回忆：“当时生活程度比现在低得吓人的北京，十个八个铜元，即能吃饱一顿饭，而两菜一汤颇为丰美的包饭，才出两三元一个月。”以1915年为例，鲁迅月薪是二百八十元，此时物价如何？一块银元就能请客下馆子吃涮羊肉，两元的“便席”包括四冷四热四大碗荤菜外加一大件（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四冷荤，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和炒牛肉丝等四热炒，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和扣肉四大碗，一大件或是红烧肘子或白煮整鸡），还送一大海碗肉汤。1918年周作人在北大任三级教授，月薪是二百四十元;陈独秀作为文科学长、正教授的最高级别，月薪为三百元;毛泽东在北大做图书馆助理员为月薪八元，自认“工资不低”，由此可见二百八十元的月薪是怎样的额度，而鲁迅早在1916年3月月薪就为三百元，1921年更增至三百六十元。1923年，发表小说、写文章和教课成了“主业”的鲁迅，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依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因各高校均有兼职者不得为教授的规定，兼课仅以讲师资格充任，其薪水区区十多元而已;至于稿费及版税，据日记记载，引起文坛轰动的《呐喊》实际上是鲁迅自己出资印刷的，“附以小说集《呐喊》稿一卷，并印资二百”（1923年5月20日），该书8月出版后加印多次，新潮出版社才得以于次年3月14日、4月4日分两次将印资两百元还清，更遑论稿酬、版税。由此可见，卖文是不可以维持生计的。再如上文显示，1923年12月鲁迅收入共计一百八十元，其中一百三十二元为教育部薪俸，三十三元为北师大和北大课酬，十五元为晨报稿费，教育部收入是大头。1923年以来，教育部薪俸不足额发放且拖欠严重，12月份领到三月余俸和四月的二成;实际上，兼课的北大、北师大亦同样拖延，报酬不仅菲薄，且拖欠严重，已是12月份，北师大付给的是四五月份的薪水十五元（4月份薪水三成五，5月份薪水分在7、21日两次付清），北大付给的是6月份薪金十八元。鲁迅之所以能如此气定神闲地作文兼课，并代出版社垫资出书，教育部薪俸是坚固保障。

有研究者依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任职教育部期间共得薪俸三万八千七百二十六点七元，月平均收入约为二百二十八元[车娇娇：《鲁迅前期公务员生活（1912—1922）与《呐喊》创作研究》]，因1922年日记残缺，实际收入应高于此额度。有人统计鲁迅在北京期间总收入为四点一万元，教育部薪俸占了他在北京收入的绝大部分。对于这一点，鲁迅也从不讳言，坦陈做教育部佥事“目的是在于弄几文俸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鲁迅：《不是信》）。正是有了教育部的稳定薪俸，鲁迅才得以每年有不菲的购书支出、购买古籍拓本、金石佛经等;正是有了教育部丰厚薪俸，才得以购买八道湾住宅，从绍兴举家迁往繁华京师;正是有了教育部有保障的薪俸，鲁迅才可以气定神闲地作文兼课，不以报酬多少定去留。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教育部较为宽松的上班制度为鲁迅提供了充裕的闲暇，而公务员省亲制度为鲁迅创作提供了特殊的情感基础。鲁迅在北京和绍兴之间的地域转换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而近距离体会北京政局的剧烈变化，身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耳闻目睹以及社会教育司的独特设置，更加深了他对国民品性的思考，促进他将丰富的创作素材转换为小说、杂文。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谈起创作小说的起因：“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种观点，鲁迅早在日本时就曾萌发，“我们在日本留学的社会，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鲁迅1915年兼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股长后，不仅将这一理念付诸工作实践中，以此作为审查小说的标准，并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去，刻画国民灵魂。作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周树人，他的官场生活是其成为“鲁迅”的必需，正是这样的平台，使得故园绍兴的素材，一点点演变成鲁迅对整个社会现状的理解和期待，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之所以能走出绍兴，成为中国民众的缩影、符号或表征，正是鲁迅十余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做官”生活的篩选和锤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