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华

《水浒传》是一部充满阳刚之气的英雄传奇小说，热爱《水浒传》的读者，兴趣点主要是其中的战争和武打情节。读者对于梁山好汉的评价，除了出身、个性、品行，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谁的武艺更胜一筹，几乎不大有人关心他们的文化水平问题。

但是，不关心也罢，不感兴趣也罢，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因为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个人能力、个性修养和理想信念，一个群体的整体文化水平（尤其是核心层的文化水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这个群体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

当然，《水浒传》囿于其话本小说的特点，对于每个梁山好汉的武艺水平、特点乃至所使用的兵器都描述颇细，水浒英雄也基本是按武艺的高低排定座次的，谁的武艺更高强可谓一目了然。但是，对于各位好汉的文化水平却着墨不多，只能从书中的只言片语和字里行间进行探究和揣摩。

梁山好汉号称一百单八将，但是，精英领导层集中在三十六个“天罡星”里。三十六人里，其文化水平大致可分为五个等级：

一是文盲。

三十六人中可以确定为文盲的有八人：鲁智深、李逵、张横、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解珍、解宝。他们没受到过任何程度上的文化教育，基本一字不识，必需的阅读和写作都要求助他人。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之前为宋军下级军官，一直在边境效力，虽武艺高强，却一字不识，以致因读不懂通缉自己的告示而险些被擒，因此属文盲无疑。李逵贫寒农家出身，也不通文墨，同鲁智深一样，读不懂通缉自己的告示。张横本是水手，上山前在浔阳江上做些杀人越货的勾当，连寄给兄弟的书信也是请人代写的。阮氏兄弟本梁山泊渔夫，家境贫寒，从吴用口中可知其“不通文墨”。解珍、解宝兄弟是登州猎户，打猎为生，应当也是属于既没钱也没闲工夫读书的。

二是略识字的（相当于小学）。

三十六人中略识字但显然文化水平有限的也有八人，分别是：武松、刘唐、李俊、张顺、戴宗、雷横、杨雄、石秀。他们的文化水平足以应对日常生活所需，至少能读懂书信、告示，也能够从事简单的应用文写作。武松是识字的，景阳冈打虎前能读懂官方张贴的文告，而且，血溅鸳鸯楼时还在墙上写下过八字“作品”：“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刘唐是否识字，书中无明确交代，但其投靠晁盖之后，与晁盖的一番客套话极有条理分寸，也还略有文采，如“若得义士救护，深感厚恩，义士提携则个”。可见，他与武松一样是个略有文化的人。李俊虽也是水手出身，却能识字。书中第三十六回里，宋江在揭阳岭被蒙汗药麻翻，险些被做成人肉包子，是李俊打开宋江行李找到其被发配江州的公文，认出宋江，才使其躲过一劫。能读懂公文，足以证明李俊是识字的。如前所述，张横是文盲，与张横一母所生的兄弟张顺却能识字，理由之一是其能读懂哥哥张横托宋江捎带的书信;理由之二是书中第六十五回张顺“礼请”神医安道全上山不得，杀人后嫁祸后者，连写数十处“杀人者安道全也”。戴宗、雷横和杨雄都是官府衙门的低级公务员，能在衙门混事，必要的文化是少不了的，但是，戴宗是长跑健将，杨雄是刽子手，雷横铁匠出身，虽各怀绝技，读书识字还是非其所长。石秀是个屠户出身的樵夫，照理应当没喝过什么墨水。但书中四十四回中，石秀投靠杨雄开屠宰作坊，杨雄让石秀管账，后者居然“细细写了一本清账”。可见，这个“拼命三郎”不仅识字，还能算账，一介樵夫实属难得。

三是常规文化程度的（相当于中学）。

三十六人中，具备常规文化水平的人最多，有十四人：秦明、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董平、张清、杨志、徐宁、索超、史进、穆弘、燕青。他们均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文化水平足以应对日常事务，具备相当的阅读写作能力。他们中，秦明、呼延灼、花荣、董平、张清、杨志、徐宁、索超等人落草之前为宋军中高级军官，没有足够的阅读写作能力肯定胜任不了。而柴进、李应、朱仝、史进、穆弘等人则出身富户，即使不爱读书，接受过相当的文化教育却是大概率事件。燕青的身份比较独特，本来是卢俊义收养的奴仆，却风流机巧，吹拉弹唱无所不会，读书写字虽非其所长，但其文化水平也一定是三十六人中的上中流水平，否则也不可能把皇帝的情人李师师迷得神魂颠倒。

四是较高文化程度的（相当于大专）。

这个层次在“天罡星”三十六人中有五人：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关胜、林冲。这其中，卢俊义为北京财主，文武双全，“通今博古”。吴用落草前就是职业教书匠，还考取过秀才，读过万卷兵书。公孙胜为道门高徒，学习道术需要相当文化基础，读书写字的本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他“家中自有田产山庄”，绝对不缺教育经费。关胜武功高强，却也“幼读兵书”，“有定国安邦之才”;更为难得的是，在征讨梁山的军务闲暇里还在中军大帐抽空读书。林冲同样是文武双全，还留下两篇完整作品：一篇是刺配沧州时写给妻子的休书，另一篇是投奔梁山时的一首诗：“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江湖驰誉望，京国显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这首五言律诗格律谨严，且声情并茂，直抒胸臆，金圣叹读后也感叹“何必是歌，何必是诗，悲从中来，写下一片……”

五是顶级文化程度的（大学以上）。

水泊梁山达到这个程度的仅宋江一人。宋江也是出身富户，家中广有田产，受到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在到梁山落草以前，他长时间担任郓城县押司。押司虽不过一低级吏员，但却需要足够的文字功底。《水浒传》中交代，宋江吏道纯熟，刀笔精通，甚至称他“刀笔敢欺萧相国”。作为押司，主要从事的是文秘工作，较高的文化水平是毋庸置疑的。当然，押司仅为吏员，不是官僚。在宋代，不经过科考是难以进入即使是低等级官僚行列的。宋江应当没有参加过科考，或虽参加过，却早早就名落孙山。否则，宋江才华过人且自视甚高，断不至于甘心在县级衙门混事且日夜与群盗为伍的。

但是，本文之所以把宋江的文化水平置于另外三十五人之上，固然主要因为其余三十五人文化水平不高，更因为宋江其人“自幼曾攻经史”，受到过严格的儒家教育。同时，他能文会诗，颇具诗才，多次即兴赋诗填词，往往出口成章，一挥而就却才气不凡。例如这首向李师师倾诉心迹的《念奴娇》：“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绛绡笼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词作文字纯熟，意境优美，寥寥数语尽诉胸中郁结，不看思想内容的话，列于宋词名家中也毫无愧色。

以上是对三十六“天罡星”文化水平的基本结论。至于七十二“地煞星”，虽然其中也不乏具备较高文化素质者，有落科举子（蒋敬），也有“圣手书生”（萧让），但其中像燕顺、王矮虎这样啸聚山林、杀人放火的魔头占了半数之上，这些人肯定大字不识一斗的，因此地煞星们在文化水平上比天罡星“稍逊风骚”。

当然，身处生存环境险恶的乱世，学一门自卫防身的武艺也许算是更明智的选择，文化是一个易被忽视的奢侈品。但是，易被忽视并不意味着可有可无。梁山整体文化水平其实也大大影响了梁山好汉的命运和梁山事业的走向。

首先，梁山好汉的精英领导层过半数的人都具备一定文化水平，而且越往上层越高，尤其是排名前十的好汉，虽未必都是武功高手，却都具备较高文化水平。水泊梁山能从一个数百人的打家劫舍的强盗团伙发展成连朝廷都忌惮三分的强大武装，头领们的素质是重要因素。如果只是百十人的打家劫舍的强盗团伙，即使当头领也是不需要多少文化的，坐在交椅上发号施令就够了。但对于有心做大做强的梁山泊，就远不是坐在交椅上发号施令那么简单了。管理百十号人与管理数万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中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如果一个团体不超过一百五十人，那么不需要规定出正式的阶层、职称、规范，只要靠着大家互相认识和互通消息就能顺畅运行。但一旦团体规模跨越这个门槛，就需要更为复杂精密的管理方式才能保证团体工作的正常运行。而像水泊梁山这样的达到数万人规模的军事集团，如果不建立一定的组织纪律和共同的行为规范，势必带来极大的混乱。而建立起精密的管理方式和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肯定离不开精英层一定的文化水平。

其次，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整体不高。虽然顶层精英均有一定文化水平，但一百单八将中文盲和半文盲仍然占了绝对多数。当然这种情况也是时代决定的。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社会，一个人如果不能科场成名，仅凭身手好、武艺高是难得出人头地的。武将地位低下，造成了他们比起文官来更容易滋生反心从而落草为寇，“免受大头巾（文官）的气”，这也是梁山中朝廷降将众多的原因之一。以关胜为例，他本是关公后裔，其武艺即使在好汉众多的梁山也是可以排进前二三名的，而且他还精通兵法，擅长指挥。但是，他却只能长期屈居一个蒲东巡检的小官之位，直到梁山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才被朝廷选中担任征讨梁山的统帅。而一旦战败被俘，宋江只用三言两语就说服了他，立马由朝廷命官变成梁山草寇。更大部分的下级头领原本就出身贫寒，受教育不多，越穷就越没文化，从而越有造反的动力。

当然整体文化水平的低下对于梁山领导层未必全是坏事，因为中下级头领的文化水平越低，越容易受到少数精英集团的左右。即使较上层的头领如李逵，由于功劳大，看似十分强势，动辄惹是生非，砍倒杏黄旗，甚至对宋江都敢拔出板斧，但因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最终仍不过是宋江最卖命的卒子和最顺手的工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的确是话粗理不糙，在水泊梁山同样适用。

对于随时面临生存威胁的梁山英雄们，最重要的本领固然是弄枪使棒而不是舞文弄墨，但文化程度的不同还是深刻影响了每个好汉的个性、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整体而言，文化水平越高的好汉上山落草越是被动。如朱武等人劝史进落草时，史进的回答便是：“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相比之下，李逵和阮氏兄弟的上山落草就容易多了，几乎不需要任何动员。

较有文化的人通常也较有道德底线。虽然多数梁山好汉上山后都难免干过杀人放火的事，但是，像随意屠戮无辜、开人肉包子店甚至用活人心肝做醒酒汤之类的事，也只有文盲半文盲如李逵、燕顺、王矮虎、张青、孙二娘之流才干得出，像卢俊义、吴用、关胜、林冲之辈是不会做的。同时，文化不仅关系智商也关系情商，还以李逵为例，他刚上梁山就嚷嚷要让“晁盖哥哥当大皇帝，宋江哥哥当小皇帝”，全然不知道“天无二日”的道理。如果不是晁盖早早就在曾头市阵亡，真不知童言无忌、一片天真烂漫的李铁牛会有什么下场。

再次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梁山虽然人才济济，三教九流的人都有，却缺少有战略眼光和卓越见识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为辅佐。宋江的确算得上求贤若渴，为笼络人才无所不用其极，但其笼络到的人才却几乎全为武将，延揽文人上山显然不在宋江谋划之中。水泊梁山寥寥三五个职业文人，除吴用以外，都不过倡优蓄之，聊为点缀。梁山好汉中，过半数都是文盲半文盲，最高“学历”也仅为秀才（吴用、萧让等）。吴用谋略过人，但也只是精通兵法，以其乡间私塾先生的阅历和眼光，是难以为梁山的整体事业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萧让更是仅充门面而已，连天罡星的行列都进不去。就算具备梁山顶级文化程度的宋江，也仍然脱不了“郓城县押司”的器局，除了“替天行道”，根本提不出什么有发展眼光的战略思想，至于“替天行道”，其实不过是“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饰词而已，谈不上新鲜，也没有创见。总之，整个梁山泊虽猛将众多，谋臣却寥寥无几，有远大战略思想的文人一个也没有，想凭此草台班子成就霸业、“夺了鸟位”，肯定门都没有。借一句王安石形容孟尝君的话，宋江也不过“鸡鸣狗盗之雄耳”。留给梁山好汉的，也就剩“杀人放火受招安”一条道了。

等到一百单八好汉排定座次之后，整个水泊梁山更是成为一个排他性的僵化和封闭的圈子，当然不会再招揽有见识的文人，甚至连武将也不再补充了。这样一个自我封闭、僵化保守的集团，别说“杀到东京，夺了鸟位”，再不受招安的话，不出三五年，水泊梁山这个小小安乐窝能否守住都会是大大的问号。

讲了这么多梁山英雄的文化问题，最后还要说一点题外话，那就是《水浒传》中最为梁山英雄所不屑的两个人都是有文化的：一是奸臣高俅，他能以一街头帮闲最后高居太尉之职，光靠踢毬是不够的。他不仅识字，还曾“胡乱学诗、书、词、赋”，否则，即使徽宗皇帝再昏庸，也不会叫他当太尉。太尉主管军事，权高位重，军务繁忙，没文化万万干不了。另一个是成了宋江刀下鬼的烟花女子阎婆惜，她不仅长得花容月貌，能歌善舞，还时常“看些曲本，颇识几字”，女子中实为难得。也正因为她识字，看得懂晁盖写给宋江的書信，硬要敲诈宋江不曾收取的一百两金子才终至殒命，正孟子所言“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两个“文化人”一男一女，因为没有善用文化，一个祸及国家，一个殃及自身。呜呼！文化诚为人生之利器也，用之得当，则利天下荣子孙;用之不当，则祸国家殃自身，正挑灯苦读的学子不可以不慎。